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18岁一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听大人们说，18岁是人生的十字路口，稍有不慎就会在这样的年龄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最终误入歧途。于是我就痴心妄想着如果能永远地活在18岁以前的日子，或者直接长到19岁，该有多好啊。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间的脚步，令我担忧的18岁就像脸上的青春痘，最终还是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过后想想，其实那种恐惧完全是多余的。1996年，我18岁那年，正在读高三，而高中生活的全部内容，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里，根本没有机会去误入歧途。更何况我的学习成绩正在每况愈下，形势不容乐观。虽然我每天花了大量时间学习数理化，但每次考试，数理化几乎从没有及格过。至于偏好文科的我当初为何鬼使神差地报了理科，早已无从追悔。那个年纪还不懂得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反正那时的我已不再是老师的宠儿。
　　1996年的自己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眼前一片光明，然而，只有光明，却没有前途。这种感觉并不是自己给自己的，其实那时候的自己，已经麻木到不知痛的地步，这种感觉是老妈给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老爸老妈和朋友在客厅打麻将，老爸忽然恍然大悟似的冒出了句，“哎呀，儿子在那屋学习呢。”老妈停了一下，说，“嗨，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了……”于是在隔壁的我，继续听到了“哗哗”的麻将声。很可惜，当时我没有把老妈的叹息变成动力。那天晚上，我心里的天渐渐暗下来。
　　期末考试前一个月，班主任开始分批召开家长会。她把全班61名同学分成四等：学习特好的；学习中等的——努把力可以上本科线的那种；学习中等的；然后是我们这十几个下等生。本来对家长会并没有什么期待，无非鼓励鼓励罢了，不过一直等到期末考试结束，我们这个等级的学生也没有等到开家长会的通知。我们知道，班主任是很忙的，忘掉某些人，某些事，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件事让我们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产生怀疑。在一个课间，一个名次比我还靠后的女生突然很认真很认真地告诉我，她好想好想杀人。我没有把这个话题和她展开讨论。我们透过厚厚的玻璃窗看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女生又问我，大家每天这样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究竟为什么?你不觉得他们很可笑吗?其实我们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也同样的可笑。他们是忙碌的，但他们并不空虚，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间铁房子里的人们，如果从昏睡到死亡是不觉痛的，只是可怜了那些苏醒过来的人们。我们有时会醒来，但我们却没有能力摧毁这间铁房子，于是，我们只好再麻醉自己，继续做那个未完的梦，苏醒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沉睡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1996年3月17日的《午间新闻》播放了西北歌王王洛宾的死讯。无独有偶，那天我在翻看《海外文摘》时，又读到作家张爱玲去世的消息。这两个一直是我衷爱的人物，虽然并非死于意外事故，但心里还是有点无法接受。死亡，对于一个18岁的高中生来说，还是个相当遥远的话题。但是，这两个生命的突然离去，却仿佛突然使我明白了些什么。生命中有些东西要学会去珍惜。
　　语文课一直是我引以为荣的，不过自从上了高二以后，语文老师开始对那些语文成绩不太理想，而其他功课却不错的同学产生极大兴趣，即使我的语文成绩再好，也无法引起老师的重视。他甚至一连四次没有批改我的作文。是的，他很忙。但为什么每次同桌的作文都有很认真的批注?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一个课间，我拿着作文本找到老师，请他抽出点时间，看看我费了那么多心思在里面的作文。一个学生要求自己的老师批改作业，是否很可笑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楞了一下，然后很用力而忙乱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一节作文课，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贴在教室的墙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从那以后，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我开始一点一点从郁闷中解脱出来，向七月做最后的冲刺。
　　高考依旧如老妈所料，我落榜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积极地去面对人生。我自费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学的是我喜爱并擅长的中文。毕业以后，凭着自己的能力，我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成为一名记者。
　　我很庆幸，人是在不断长大的，让我没有永远停留在那个麻木、痛苦的18岁。我对18岁挥一挥衣袖，不打算带走一片云彩。18岁，开始在郁闷中绽放，为自己找一个出口。
　　[实习编辑·丁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