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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海，一座铭刻着近代中国最沉重历史记忆的城市，由山东大学（威海）、威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合办的第二届“中华复兴论坛”2017年9月15日至16日在此举行。
离会场不远处的刘公岛上，陈列着1894～1895年那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海战的历史遗迹。这里是中国的国耻地，“中华复兴论坛”定址威海，自有深意，促使参与者们以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围绕“复兴”这个关键词，探讨国家在各领域的改革和前进方向，就像论坛创始人之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所说的，“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今年的“复兴论坛”，主旨简明扼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等特邀嘉宾在主旨演讲和开幕致辞中解读了这个主题设定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进行了理念、制度和实践上的创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确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显示出勃勃生机，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贯穿这一指导方针的新时期外交工作突出首脑外交的作用，同时抓住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外交等重点，坚定维护国家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交出了一份让国人满意、令世人瞩目的答卷。但从“新外交”启航到现在毕竟只有不到五年时间，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将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的“世纪之问”，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还有很多难点需要解答、一些不足需要弥补，这就要求战略界和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显然已经不适应了”。
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特色外交”，它同过去相比究竟“新”在哪里、“特”在何处。对此，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不同就是特色，特色就是强调不同。”中国的大国发展历程已进入新阶段，具体而言有三重动态涵义：一是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中国过去不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利益和影响的“边界”局限在亚洲以内，现在则远远超出亚洲；二是由经济大国向全面大国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于同世界其他国家以GDP规模论长短，现在比综合实力；三是由国际规则遵守者到国际规則创制者转变——我们继续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继续在二战后形成的现行国际体系里发展自己并尊重其规则，同时开始提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功能性合作等“创制型公共产品”，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北京大学教授张清敏表示，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既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也是一个客观认知过程。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世界大国，和外界承认你是一个世界大国，这两个条件都在逐渐具备，深深影响着中国的行为方式，当然，这里面主观判断更为重要。自信地参与全球事务，恐怕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外交最“新”的地方。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认为，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由独特的政治制度、攸久的历史传统和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等因素构成的。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背景，中国外交加强理论构建和思想创新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真正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基本路径是“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
在门洪华看来，中国外交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如何变压力为动力的问题，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继续当好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受益者的同时，积极发挥国际体系改革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倡导者、推动者、引导者作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创新点，同时也是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则是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新型国际关系。
门洪华谈到了“国家战略体系”的概念，认为中国外交应更加强调合理布局的重要性，在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上配置好实力，明确自己在“新全球化时代”的责任和诉求。中国的地区战略应以实力为基础，同时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注重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制度的建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范式和章法，具备什么样的气质和风骨？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楚树龙说，外交理论的建设常落后于实践，但在新的时期，对顶层设计的强调和外交实践的铺展是并行且相得益彰的，必须及时学习、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和中央的战略意图与大政方针。楚树龙同时强调了准确判断世界客观发展趋势和中国在其中位置的重要性，他说，美国独揽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国际格局究竟是“一超多强”，还是两强引领的多极化？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超级大国”，或者说是个“准超级大国”？中国在纯粹的经济上可以说已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军事上至多只是多强之一，文化和国际政治意义上仍是大国还不是强国，意识形态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中国也要做精神强国，“精神让人崇拜了，能向世界提供各方发自内心认同的价值体系”，才是真正的强国。
国防大学教授唐永胜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而早在世纪之交，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便预感到“西方向东方的权力转移正在发生，国际权力正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新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就越来越接近国际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大势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国际权力将更加分散，霸权受到多方制衡的状态将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维持，中国要坚信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努力拓展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积极投入全球治理，引导国际秩序变革。 唐永胜同时认为，对大势的把握历来是中国的长项，弥补了技术、装备等方面的不足，但我们仍需不断强调科学把握大势，尤其要对大国发展趋势和周边热点、难点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有视野、有气度，也要有威信、有办法，避免在国力基础尚不牢靠的情况下过早、过多发力，防止“战略透支”，防止跌入大国零和对抗陷阱。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现实利益的拓展出发，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思维，为推进大国关系演进和国际秩序变革提出“中国理念”，进行“中国探索”，做出“中国贡献”。在此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概念落地”的问题，同时避免理想过度高于现实，也要多用外界听得懂的语言去宣讲。中国要将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世界的主流话语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争取把对外交的“自我期待”变成公共产品，让更多人听进去并且接受，逐步转变为国际通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张清敏说，伟大的思想者往往也是伟大的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是个宏大体系，涵盖外交战略、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具体实践等方方面面，同时基于朴素的哲学思维，就像毛泽东主席说过的，“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朋友多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敌人多的政府就是坏政府。”而习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外交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大局，特别是中国的首要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和维护良好、有利的国际地区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谈了许多人前段时间热议的“中国是否应争取世界领导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实外交需要尽可能优化内部体制与内外资源建设和动员能力、尽可能优化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尽可能优化成本与效益比。战略设计水平是一种主观能力，只有穿越“必然王国”，处理好国际体系的结构制约、地缘政治的陷阱、重大战争的隐患等问题，才能到达“自由王国”。在权势“极化”的地区结构中，中心大国的战略缓冲区和回旋空间其实比较狭窄，战争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历史观察提示我们，竞逐“领导权”对中国不易，就算确立了“领导权”，“故事”也还没有完，任何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都会面临“盛极而衰”的可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经验还需要时间沉淀，我们应当坚持不称霸，在世界上“抱负远大，行为低调”，同时注意言行合一。
门洪华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展现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先进性。纵观人类历史，大国做恶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国因做恶而崛起失败、发展崩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何做一个“好的大国”？中国必然要更多地参与大国政治、发挥大国作用，但不能恃强凌弱，必须避免重蹈世界上大国兴替的历史覆辄。
从学理意义上讲，“大国外交”有两重含义，既是“作为大国的外交”，也是“以大国为对象的外交”。本次“复兴论坛”专门设置了大国关系议程，请专家分别阐述了对与俄罗斯、美国、日本关系现状和趋势的理解。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希望与会者在分析判断中俄关系时，更加透彻地了解俄罗斯的国家性质、特点和经济、政治形势。他认为，俄是一个有上千年威权专制传统和高度民族自尊心的“初级阶段民主国家”，不可能完全按西方标准塑造自己的未来。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2008年以后一蹶不振，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因遭受西方制裁而变得更糟。但俄外交手腕极其高超，善于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非对称的实力”。
李静杰介绍，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時期，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都很密切。中俄边境信任措施不断强化，7000多公里共同边界实现“非军事化”，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双方战略协作也在亚太方向上形成更多默契。但中俄关系发展也有局限之处，“结伴而不结盟”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难点，比如双边贸易潜力不足，俄精英对中国畏惧情绪增大，等等。
李静杰认为，中俄两国处境、利益不同，有些事俄罗斯能做、中国不能做，反之亦然。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受益者，俄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今天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政治安全方面中俄一边长于中美，经济人文领域则是中美一边长于中俄。展望未来，俄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做出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俄东部无可替代的最强大国家，只有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俄才能确保其东部地区的繁荣稳定。俄对外战略的主要摩擦点是在西部方向，其与西方关系紧张总体上会给中国提供机遇，继续开展积极进取的平衡外交是可行的。
关于中美关系，黄仁伟认为，现在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达到新水平，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存量日益接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超过。美国经济不仅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商品，也更加依赖中国的资本。二是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更加直接，朝鲜半岛问题、日本问题、南海问题，最近又加上印度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问题，它们所带来的冲击超出中美直接利益纠葛的烈度。美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发生激烈摩擦，美国不站出来“挺”自己的盟友，其在同盟体系当中将威信扫地；如果站出来与中国直接对抗，则自身利益受损。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海上地缘政治因素上升，未来中美战略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海上较量，这也促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四是中美围绕国际规则制订权、话语权的竞争浮上台面，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抢夺它的“世界领导权”。再就是军事关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占越来越大比重，这也包括外空、网络安全问题，对两国加强危机预警和风险控制机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中美关系中的台湾、涉藏、人权等老问题也在发生新变化。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更难管控，任何一方面问题的激化都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生成，恐需更加强调“新问题新办法”，而不是继续使用老办法。
关于中日关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李薇表示，中国对日研究亟待破解三大难题：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战略？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应推动日本朝什么方向发展？中国如要实现更多对日主动，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设计？显然，我们过去数十年惯用的办法面对新形势并不完全起作用了。
李薇认为，安倍晋三政府是有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重塑日本的国家精神，主体是安全政策的蜕变和拓展国际空间，力争在世界上发挥强国作用，不甘当“二流国家”。这一整套国家发展战略经过了战后多年酝酿，在日本精英阶层当中已经形成共识，将来即使换了新首相，也会继续得到推行。
李薇说，在日本战略学界看来，21世纪日本外交的头号难题是对华关系，不少人主张对中国采取“防御性的现实主义政策”，也即战术上多采取主动，战略上以守为主。今后相当长时期，中日两国总体非敌非友，在东亚地区内部的战略博弈与综合对峙将成为“常态”，但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主要对手和阻力。中日能否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仍是个问题，我们的对日工作需要既不冒进，也不气馁，合理规划，努力把握“动态平衡”和风险防控，“用主动争取主导”。
为了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本次“中华复兴论坛”还专门组织了“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局势”两个专题的讨论，它们分别关乎当下中国外交最迫切需要完善的方面和化解的挑战，与会专家学者们积极献计献策。
在总结发言中，张蕴岭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铺展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历了从革命的外交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转变，今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基本的定位、具体的路径、阐述的框架必然要发生新的调整和变革，需要进一步地归纳和总结，核心问题还是中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国，回答好这个问题对我们自己、对世界都非常重要。也需要解决好理想化的言辞与具体化的行动的关系问题，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确实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得很好做得却不怎么样，这究竟是能力问题，还是意图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思想理念的升级与更新并不一定以是实践为先导的，有时是领先于实践的。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努力响应时代的召唤，跟上时代的步伐，补足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学界需要加紧行动起来，加强相关基础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加坚实和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和阐述体系。
在威海卫的蓝天碧海映衬下，第二届“中华复兴论坛”顺利闭幕。短短一天半时间，学者们意犹未尽，大家热切期盼着这个金秋十月的到来，等待着聆听即将奏响的时代最强音。
离会场不远处的刘公岛上，陈列着1894～1895年那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海战的历史遗迹。这里是中国的国耻地，“中华复兴论坛”定址威海，自有深意，促使参与者们以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围绕“复兴”这个关键词，探讨国家在各领域的改革和前进方向，就像论坛创始人之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所说的，“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今年的“复兴论坛”，主旨简明扼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等特邀嘉宾在主旨演讲和开幕致辞中解读了这个主题设定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进行了理念、制度和实践上的创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确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显示出勃勃生机，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贯穿这一指导方针的新时期外交工作突出首脑外交的作用，同时抓住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外交等重点，坚定维护国家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交出了一份让国人满意、令世人瞩目的答卷。但从“新外交”启航到现在毕竟只有不到五年时间，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将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的“世纪之问”，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还有很多难点需要解答、一些不足需要弥补，这就要求战略界和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显然已经不适应了”。
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特色外交”，它同过去相比究竟“新”在哪里、“特”在何处。对此，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不同就是特色，特色就是强调不同。”中国的大国发展历程已进入新阶段，具体而言有三重动态涵义：一是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中国过去不是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利益和影响的“边界”局限在亚洲以内，现在则远远超出亚洲；二是由经济大国向全面大国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于同世界其他国家以GDP规模论长短，现在比综合实力；三是由国际规则遵守者到国际规則创制者转变——我们继续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继续在二战后形成的现行国际体系里发展自己并尊重其规则，同时开始提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功能性合作等“创制型公共产品”，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北京大学教授张清敏表示，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既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也是一个客观认知过程。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世界大国，和外界承认你是一个世界大国，这两个条件都在逐渐具备，深深影响着中国的行为方式，当然，这里面主观判断更为重要。自信地参与全球事务，恐怕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外交最“新”的地方。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认为，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由独特的政治制度、攸久的历史传统和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等因素构成的。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背景，中国外交加强理论构建和思想创新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真正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基本路径是“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
在门洪华看来，中国外交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如何变压力为动力的问题，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继续当好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受益者的同时，积极发挥国际体系改革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倡导者、推动者、引导者作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创新点，同时也是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则是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新型国际关系。
门洪华谈到了“国家战略体系”的概念，认为中国外交应更加强调合理布局的重要性，在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上配置好实力，明确自己在“新全球化时代”的责任和诉求。中国的地区战略应以实力为基础，同时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注重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制度的建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做到强而不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范式和章法，具备什么样的气质和风骨？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楚树龙说，外交理论的建设常落后于实践，但在新的时期，对顶层设计的强调和外交实践的铺展是并行且相得益彰的，必须及时学习、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和中央的战略意图与大政方针。楚树龙同时强调了准确判断世界客观发展趋势和中国在其中位置的重要性，他说，美国独揽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国际格局究竟是“一超多强”，还是两强引领的多极化？中国是否已经成为“超级大国”，或者说是个“准超级大国”？中国在纯粹的经济上可以说已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军事上至多只是多强之一，文化和国际政治意义上仍是大国还不是强国，意识形态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中国也要做精神强国，“精神让人崇拜了，能向世界提供各方发自内心认同的价值体系”，才是真正的强国。
国防大学教授唐永胜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而早在世纪之交，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便预感到“西方向东方的权力转移正在发生，国际权力正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新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就越来越接近国际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大势难以逆转的背景下，国际权力将更加分散，霸权受到多方制衡的状态将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维持，中国要坚信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努力拓展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积极投入全球治理，引导国际秩序变革。 唐永胜同时认为，对大势的把握历来是中国的长项，弥补了技术、装备等方面的不足，但我们仍需不断强调科学把握大势，尤其要对大国发展趋势和周边热点、难点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有视野、有气度，也要有威信、有办法，避免在国力基础尚不牢靠的情况下过早、过多发力，防止“战略透支”，防止跌入大国零和对抗陷阱。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现实利益的拓展出发，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思维，为推进大国关系演进和国际秩序变革提出“中国理念”，进行“中国探索”，做出“中国贡献”。在此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概念落地”的问题，同时避免理想过度高于现实，也要多用外界听得懂的语言去宣讲。中国要将自己的话语体系与世界的主流话语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争取把对外交的“自我期待”变成公共产品，让更多人听进去并且接受，逐步转变为国际通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张清敏说，伟大的思想者往往也是伟大的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是个宏大体系，涵盖外交战略、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具体实践等方方面面，同时基于朴素的哲学思维，就像毛泽东主席说过的，“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朋友多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敌人多的政府就是坏政府。”而习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外交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大局，特别是中国的首要政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和维护良好、有利的国际地区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谈了许多人前段时间热议的“中国是否应争取世界领导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实外交需要尽可能优化内部体制与内外资源建设和动员能力、尽可能优化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尽可能优化成本与效益比。战略设计水平是一种主观能力，只有穿越“必然王国”，处理好国际体系的结构制约、地缘政治的陷阱、重大战争的隐患等问题，才能到达“自由王国”。在权势“极化”的地区结构中，中心大国的战略缓冲区和回旋空间其实比较狭窄，战争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历史观察提示我们，竞逐“领导权”对中国不易，就算确立了“领导权”，“故事”也还没有完，任何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都会面临“盛极而衰”的可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经验还需要时间沉淀，我们应当坚持不称霸，在世界上“抱负远大，行为低调”，同时注意言行合一。
门洪华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展现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先进性。纵观人类历史，大国做恶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国因做恶而崛起失败、发展崩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何做一个“好的大国”？中国必然要更多地参与大国政治、发挥大国作用，但不能恃强凌弱，必须避免重蹈世界上大国兴替的历史覆辄。
处理好大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关键
从学理意义上讲，“大国外交”有两重含义，既是“作为大国的外交”，也是“以大国为对象的外交”。本次“复兴论坛”专门设置了大国关系议程，请专家分别阐述了对与俄罗斯、美国、日本关系现状和趋势的理解。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希望与会者在分析判断中俄关系时，更加透彻地了解俄罗斯的国家性质、特点和经济、政治形势。他认为，俄是一个有上千年威权专制传统和高度民族自尊心的“初级阶段民主国家”，不可能完全按西方标准塑造自己的未来。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2008年以后一蹶不振，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因遭受西方制裁而变得更糟。但俄外交手腕极其高超，善于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非对称的实力”。
李静杰介绍，中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時期，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都很密切。中俄边境信任措施不断强化，7000多公里共同边界实现“非军事化”，为我们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双方战略协作也在亚太方向上形成更多默契。但中俄关系发展也有局限之处，“结伴而不结盟”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难点，比如双边贸易潜力不足，俄精英对中国畏惧情绪增大，等等。
李静杰认为，中俄两国处境、利益不同，有些事俄罗斯能做、中国不能做，反之亦然。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受益者，俄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今天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政治安全方面中俄一边长于中美，经济人文领域则是中美一边长于中俄。展望未来，俄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做出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俄东部无可替代的最强大国家，只有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俄才能确保其东部地区的繁荣稳定。俄对外战略的主要摩擦点是在西部方向，其与西方关系紧张总体上会给中国提供机遇，继续开展积极进取的平衡外交是可行的。
关于中美关系，黄仁伟认为，现在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达到新水平，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存量日益接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超过。美国经济不仅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商品，也更加依赖中国的资本。二是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更加直接，朝鲜半岛问题、日本问题、南海问题，最近又加上印度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问题，它们所带来的冲击超出中美直接利益纠葛的烈度。美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发生激烈摩擦，美国不站出来“挺”自己的盟友，其在同盟体系当中将威信扫地；如果站出来与中国直接对抗，则自身利益受损。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海上地缘政治因素上升，未来中美战略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将是海上较量，这也促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四是中美围绕国际规则制订权、话语权的竞争浮上台面，美国非常担心中国抢夺它的“世界领导权”。再就是军事关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占越来越大比重，这也包括外空、网络安全问题，对两国加强危机预警和风险控制机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中美关系中的台湾、涉藏、人权等老问题也在发生新变化。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更难管控，任何一方面问题的激化都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的生成，恐需更加强调“新问题新办法”，而不是继续使用老办法。
关于中日关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李薇表示，中国对日研究亟待破解三大难题：日本到底有没有国家战略？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应推动日本朝什么方向发展？中国如要实现更多对日主动，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设计？显然，我们过去数十年惯用的办法面对新形势并不完全起作用了。
李薇认为，安倍晋三政府是有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重塑日本的国家精神，主体是安全政策的蜕变和拓展国际空间，力争在世界上发挥强国作用，不甘当“二流国家”。这一整套国家发展战略经过了战后多年酝酿，在日本精英阶层当中已经形成共识，将来即使换了新首相，也会继续得到推行。
李薇说，在日本战略学界看来，21世纪日本外交的头号难题是对华关系，不少人主张对中国采取“防御性的现实主义政策”，也即战术上多采取主动，战略上以守为主。今后相当长时期，中日两国总体非敌非友，在东亚地区内部的战略博弈与综合对峙将成为“常态”，但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主要对手和阻力。中日能否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仍是个问题，我们的对日工作需要既不冒进，也不气馁，合理规划，努力把握“动态平衡”和风险防控，“用主动争取主导”。
为了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本次“中华复兴论坛”还专门组织了“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局势”两个专题的讨论，它们分别关乎当下中国外交最迫切需要完善的方面和化解的挑战，与会专家学者们积极献计献策。
在总结发言中，张蕴岭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铺展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历了从革命的外交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转变，今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基本的定位、具体的路径、阐述的框架必然要发生新的调整和变革，需要进一步地归纳和总结，核心问题还是中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国，回答好这个问题对我们自己、对世界都非常重要。也需要解决好理想化的言辞与具体化的行动的关系问题，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确实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得很好做得却不怎么样，这究竟是能力问题，还是意图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思想理念的升级与更新并不一定以是实践为先导的，有时是领先于实践的。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努力响应时代的召唤，跟上时代的步伐，补足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学界需要加紧行动起来，加强相关基础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加坚实和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和阐述体系。
在威海卫的蓝天碧海映衬下，第二届“中华复兴论坛”顺利闭幕。短短一天半时间，学者们意犹未尽，大家热切期盼着这个金秋十月的到来，等待着聆听即将奏响的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