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认识沈昌文先生之前先喜欢上了《读书》，从1979年创刊到1990年代中期，《读书》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风向标。很少有一本杂志能像《读书》那样牵动着一大批读书人的热情。适逢先生两本新书出版之际，笔者再度萌生了拜访沈公的愿望，就在这个冬日，笔者又来到中国美术馆东侧的三联书店—跟沈公上次见面的地方。
　　外圆内方
　　2004年末，笔者上任《对外大传播》（后更名《对外传播》），着手改版，向外文局有关领导请教，对方问，你心里有哪两本杂志是榜样？我脱口而出《经济观察》、《读书》。在我看来，前者经常有可以深度阅读的经济类对谈，而后者文风隽永、探讨问题温和而不乏观点。都说“闻香识女人”，那年月出差，偶然在同事床侧看到一本《读书》，距离之间多了份内心的默契，连王蒙都形容那年月沈公经营《读书》是朵“月月开放的奇葩”。
　　20世纪90年代，经朋友介绍，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笔者拜访了沈昌文先生。一见面，沈公便递来用废稿纸做成的名片，上面只印着姓名及电话。在做什么都追求高大上的时风中，这朴素至极的名片让人顿生敬意。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沈公说“一个主编要跪着办刊，如果今天痛快地说几句话，明天关闭了，这是对投资人不负责任，对读者不负责任。”
　　当时有家很不错的导报正好停刊，沈公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做《中国市长》主编，两刊加起来近10年，无一期不小心翼翼，即使有所突破，也寻找柔韧的逻辑表达，平安过度。
　　后来看到沈公撰写的《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情之所至，一下子买了十本分送好友，尽管那些文字有片段之感，但作者的回忆与思考，生动而深刻地折射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史。
　　在书中他讲了办刊的种种追求，让人理解“跪着办刊”是让《读书》抵达思想彼岸的方式。该杂志早期创办人范用及陈原在1979年《读书》创刊号上曾经发表过《读书无禁区》一文，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读书人对此文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新，该文通篇都在发问“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自此让“读书无禁区”的理念深入人心。
　　前不久又去“三联”，见沈公之前翻了下他的新作《也无风雨也无晴》，开卷即被吸引，感觉那代知识分子的进取过程十分坚韧，甚至有点惊心动魄。与《阁楼人语》不同，这本书里有如此多的“注释”，为我们理清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行文及注释里对一些人的评价，有一种凭良心说出真相的担当。
　　再翻阅同时出版的《师承集》，从那些发黄的稿纸上，笔者能感到那代知识分子与时代、历史共同坚守的温热呼吸。看到沈公等为办刊上下求索，那足迹真实而生动。
　　回望经典
　　与沈公的见面依然在三联书店咖啡屋，只不过那里有了独立的名字—“雕刻时光”。沈公年逾80，听力差了些，但反应依然敏捷，讲述依然引人入胜。
　　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数十万种图书只有千余种面世，而且大多是工程技术类书。沈公主政《读书》工作是19 80年，1985年他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大多数国人亦刚刚从封闭中醒来，三联书店是如何坚持“读书无禁区”的？又如何用回望经典的方式引进国外进步新知的？
　　沈公一开口就谈到胡乔木等对他的支持。
　　“那时意识形态还比较左，10年文革时期，新华书店只卖毛选和马恩列的著作。有人因《读书无禁区》提出《读书》应停刊。但事情过去不久，胡乔木投来了一篇稿子，信封上写了沈昌文的名字，可那时我们并不相识，胡乔木不仅公开支持刊物办下去，此后还一口气投了两篇稿子。”
　　有次还是因为“读书无禁区”的事，出版署通知让沈昌文去出版界领导会议上做检查，会议议程不紧凑，都快结束了，主持人还七说八说，时间慢慢过去了，到了沈昌文该做检查的时候，却说散会了。说到这里，沈公会意地笑了。
　　在那个年代，为了让三联书店尽快打开局面，他们采用了哲学、社会学家李慎之“向后看”的原则，就是回望经典。
　　沈公说，出版上他们研究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冒进，“探索真理的工作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在他看来，真理是不过时的，所以动员旧雨新知从旧书里找资源，因此而出版了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的一个小故事）。还有房龙的《宽容》，一下子各发行50多万册，拓展了读者思考的空间。三联书店和读者一起，共享智慧海洋的思维碰撞。谈到回望经典，沈公说，“向后看”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非常重要，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中国现在要学的是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否则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20世纪中期、末期甚至21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
　　讲到回望经典，沈昌文说，当时他到邮局想订阅台湾的报纸，人家不给订，说这是间谍报纸。他只有求助于台湾知名报人杨渡，请他把过期的台湾文化副刊寄过来。从这些报纸里，沈公发现了台湾漫画家蔡志忠，蔡通过漫画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再创造。这深合沈公之意，于是彼此一拍即合，这一合作就是数年。在沈公的《师承集》里，有多封蔡志忠来信影印件。他们谈台湾的出版、谈读书人种种，还有龙应台、黄仁宇等名家手写的信件都散发着时代特有的气息。
　　没有散场
　　访谈中，沈公指着脚下说，这个大楼退休前我没有享受过一天，但我安心。回首往事，沈公十分感慨。当初办三联书店时，三联书店的一个总店分五个地方办公，沈公每天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后来到了香港分店，一看那个气派，人家投资8000万，我们加到一起才30万，宴会上喝黄色的酒，我看瓶子上写着XO，以为香港人不会翻译‘黄酒’两个字，把它当成宁波家乡的黄酒喝了一瓶，那晚真是酩酊大醉啊。”
　　回到北京后，沈公輾转找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秘书，争取到了8000万经费，现在的三联书店就是在原来的刻字“字模”厂厂址上建起来的。沈公说，蔡志忠先生是一个慷慨的人，合作出版，他的版税都存在了三联，“用这些钱为职工盖了宿舍，再还人家时是几年之后，我们已渡过了难关。”
　　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里，有一节是沈公谈“林彪事件”后，他把自己的小女儿送进了北京最好的外国语小学并请来最好的国学大师启蒙，让她将来能从中国出发面向世界。而他的女儿日后也真的成了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谈到这里，沈公笑了，说大女儿随了母亲学了医，小女儿是比较文学教授，自己那些书“就由小女儿来处理好了。”他说自己现在还比较关注女儿的专业，经常剪下报纸上关于比较文学的文章留给远在美国的女儿。
　　谈到自己的生活状况，沈公称自己是“独坐无闲事，悠然见远山”。但三联的朋友说他依然忙忙碌碌，甚或经常出现在三联。想起王蒙所说：“看、听、历、感，并且参与了那么多事儿以后，你的记忆与思考将会多少延续着你的活法，直到你不在场了，不能看、听、历、感了，但还在记忆着与反刍着、重温着与消化着你的活力与活法。”此刻，就在沈公的叙述中，感觉他依旧是那个一身“读书范儿”的老学人，一如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