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段时间，上海自由贸易区及国内其他自贸区方案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论者多认为，这与来自TPP、TTIP、TiSA新三大全球经济合作框架的挑战相关。在全球服务业革命、世界产业转移与新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下，美国人试图绕开陷入僵局的WTO体系，重新主导游戏规则制定，打造新的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全球产业利润链条。
　　而本刊这组笔谈文章，则在美国阴谋论和国际贸易技术分析之外，为我们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三位作者都试图说明，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不能再继续沿用1990年代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也难以继续“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战略。古典放任自由的国际贸易正被追求规则与监管一致化对接的全球贸易取代。贸易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这些“人权”标准所包围，在投资、金融、政府采购、标准与认证、竞争政策、物联网、互联网等领域，中国正真正进入所谓的“改革深水区”。正如吴敖祺所言，这将是一个从“自由贸易”到“自由体制”的“华盛顿共识”升级版的召唤。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初期希望“以市场换技术”来迅速进行产业升级，而在后冷战时期，决策层将持续面临“以体制换市场”的艰难战略抉择。
　　贸易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改革未必能使所有人获益，而在零和博弈的情形下，中下阶层往往成为改革和开放的牺牲品。上海自贸区未来所形成的政策套利空间，也有可能成为谙熟新自由主义修辞的“达沃斯人”的逐利工具。“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政治构想，其意图是通过某种“双赢”许诺来说服既得利益群体支持变革，而一旦“利益均沾”被证明不现实，则最终取决领导层打破部门、行业与地方僵化利益同盟的决心。
　　郑永年指出，1980年代开启的改革，多由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这些边缘力量推动。而中国领导层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些早期“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现在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推动和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失败经历，更多不是人才、智力和知识储备的不足，而来自具有“双刃剑”效应的“特殊体制”。中国外交战略的革新，实际取决于内政体制的自我改革，取决于政治领袖能否打破特殊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干预。
　　美国霸权的持久活力，得益于其民主框架对精英与民众利益的吸纳和平衡，使其充分动员国内群体一致对外参与世界竞争并捍卫本国利益。正如鲁楠所言，国际经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开放”必须以“对内改革”和“对外改革”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体制自我活力测试的一个尝试。不管鹰派现实主义者和鸽派自由主义者如何猜测美国人的战略意图，全球化加速已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而在残酷却没有硝烟的全球竞争中，国家体制与政治领袖的力量将愈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