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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西川，是刘备集团立足的基础，也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按《三国演义》的说法，为夺取西川，先后有诸葛亮、张松献上地图；而考诸史实，却难以成事实。献上西川地图的可能另有其人。
一、诸葛亮献西川地图之事未见记载
“三顾茅庐”的情节，是《三国演义》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刘备思贤若渴的心态，又浓墨重彩地勾画出一幅乱世中隐居生活的画卷。而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三顾茅庐的过程只有“凡三往，乃见”这五个字，即或加上“隆中对策”的内容，也总共不过四百字左右，《三国演义》却据此发展成为七千多字的精彩文章，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情节。诸葛亮献西川地图就是增加的情节之一。
《三国演义》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对策”之后，命童子取出画图一轴，挂于中堂，指着画图对刘备说：
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个情节并不见史书的记载。当时交通阻塞，年仅27岁的诸葛亮并没有去过“西川”。他高卧隆中，未出茅庐，按理说是未必会有西川地图的。《三国演义》作者显然并没有将诸葛亮献西川地图当一回事，因为又写了益州别驾张松向刘备献西川图的事。这前后两图是否重复呢?如是，则刘备已有诸葛亮的西川图在先，那么，张松的西川图便没有意义了。
或者可以解释为：诸葛亮是略图，张松的图是详图。不过这也只是猜测。因为遍翻《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都找不到诸葛亮献地图的记载。看来，这只是《三国演义》作者为突出诸葛亮的才智，使“三顾茅庐”的内容精彩而随意增加的—个情节罢了。
二、张松献西川地图只是吴人的误记
《三国演义》说，曹操在关中破了马超，威震天下，惊动了汉中的张鲁。后者唯恐在汉中难以立足，打算夺取益州，以为根本。刘璋闻知张鲁要兴兵取西川，遂派益州别驾张松到许都向曹操进献礼品，劝说曹操兴兵取汉中，打击张鲁。张松临行前，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于身中，准备献与曹操。张松到许都见了曹操，因言语不逊，曹操欲斩之。多亏杨修等人进谏，曹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张松一怒之下，转到荆州见刘备。刘备对他礼遇甚隆。在辞别时：
(张)松于袖中取出一图，递与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献此图 但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视之，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 张松将西川地图献与刘备后回蜀。他与友人法正、孟达密谋献益州与刘备。张松劝刘璋邀刘备入川，以拒曹操和张鲁，刘璋从之。于是，刘备集团得到了取西川的机会。
《三国演义》所述张松献西川地图于刘备的事，大约是根据韦曜(韦昭)所撰《吴书》的记载：
(刘)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
不过，对这个记载，古代许多史学家都认为是不可靠的。所以《三国志》没有采用，《资治通鉴》也没有编入。《通鉴异考》针对此资料说：“按刘璋、刘备传，(张)松未尝先见(刘)备，《吴书》误也。”
陈寿和司马光当然都是很有历史责任心的，张松献地图这件事确实没有太大的可靠性。因为张松东行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建安十六年，公元208年)。刘备败走夏口，正是颠沛流离、惊魂未定之时，连一块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怎能侈言取蜀?张松又怎能在兵荒马乱之中去寻找刘备?何况他东行的任务就是见曹操。他又怎能擅改行动路线绕行去见刘备?或许《三国演义》也觉得张松在那种情况下向刘备献图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事情改在三年以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即孙刘两家联合击败曹操，刘备获得了荆州的部分土地，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的时候。
这一时间的改动，说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却远离了史实。因为张松在这一年并没有出过川，又怎有献地图之事!
三、法正很可能有献“西川”地图之事
《三国演义》上所记载的诸葛亮、张松向刘备献西川地图之事，考诸史实，都不是历史事实。然而，《三国演义》没有详细描述、记载的一件事，倒很可能是献“西川”地图之事。这个献图人就是法正。
据《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张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刘)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刘备)”，并举荐与其“相善”的法正去办这件事。法正于是两次衔命出使荆州，时间是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第一次是友好性的访问，使刘璋实现了“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的政策上的转变。法正回来以后，“为(张)松陈说先主有雄略”。从此张松和法正就进一步密谋，要把益州献给刘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恰好刘璋听说曹操要讨伐张鲁，怕曹操乘机进攻益州，心怀恐惧。张松便劝说刘璋迎接刘备入川，以讨伐张鲁，与曹操争夺汉中。于是刘璋派法正引兵四千前往荆州。
在出卖益州给刘备这件事上，法正和张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法正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法正传》接下来说，法正第二次到荆州后，“阴献策于先主”。可见向刘备报告“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又画地图山川处所”，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的，倒不是张松，而是法正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没有选取这一情节去进行铺陈，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法正后来是刘备的股肱大臣，作者不愿让他背上“卖主求荣”的罪名；而张松，在历史上是早就记载有“卖主求荣”罪的，即使再给他增加一项“献西川地图”的罪名，也没有什么关系。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入川后，张松秘密致书于刘备及法正，催促赶快夺取益州，被他哥哥张肃发觉。张肃怕连累自己，向刘璋作了揭发。张松及其一家因此被斩。这个或者并没有见过刘备的张松，就这样为了刘备的发展，背着一个“卖主求荣”的罪名而送了命。而法正，因有大功于刘备，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以法正为尚书令，品秩是相当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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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演义》中的“西川”
《三国演义》中多次出现“西川”这个地名。如第五回写吕布“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第三十八回写诸葛亮“隆中对策”又有“西川五十四州”一语。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以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曲艺的传播，“西川”、“西川五十四州”等说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很多人又把“西川”等同于今天的四川或巴蜀。其实不然。
在刘备集团尚未建立“蜀汉”政权即三国鼎立局面尚未形成的东汉末年，并无“西川“这个地名。东汉时，全国分为13个州部(司隶校尉部统辖京畿七郡。相当于一州)。其中，西南地区设置益州，其辖境包括12个郡、国，共118个县，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一市的大部以及陕西的汉中地区和甘肃、湖北的一小部分。到了三国时期，益州属于蜀汉政区。其辖境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对部分郡县的设置有所改变，分置了蜀郡、犍为、江阳、汶山、汉嘉、朱提、越巂、(片羊)柯、建宁、兴古、永昌、云南、汉中、广汉、梓潼、巴郡、巴西、巴东、涪陵、武都、阴平等21个郡，下辖146个县。
“西川”作为行政区划名。始于唐代。唐肃宗至德二栽(757年)，将原剑南节度使分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东川节度使辖地简称“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简称“西川”。到了宋代至道年间(995—997年)，以西川为基础设置西川路。从此。“西川”一词便为人们所熟知。中国的“说话”艺术是从宋代开始发达起来的。宋、元以来的“说话”艺人习惯了“西川”这一地名，在不知不觉中把它用于三国题材的创作上。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多次出现“西川”一词。罗贯中在编撰《三国演义》时，沿用了“西川”这一地名，并不奇怪。但是，用唐宋时期的地名来取代东汉三国时期的政区地名，甚至让书中所描述的东汉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在语言中使用唐宋地名，毕竟不当。
在《三国演艾》中，“西川”一词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整个益州；有时则与“东川”对举。指益州西部地区。二者都不正确，尤以前者为甚。因为唐宋时的“西川”仅仅相当于今天四川中西部的一部分。比东汉三国时期的益州小得多。“西川”怎能与“益州”混为一谈呢!
至于“西川五十四州”之说，更为不妥。即使将这里的“西川”假定为“益州”，但东汉时期总共只有13个州外加一个部，三国时期总共也只有17个州(其中魏、吴各置荆州、扬州，实际上只有15个州)，益州仅为其中之一，无论如何也与“五十四州”对不上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隋唐以后，“州”的地位越来越低：唐代的州属节度使管辖，如剑南节度使就统领25个州；宋代的州位居“路”之下，如西川路就统领十余个州。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作者则将唐宋以后的“州”混同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州”而每每致误，遂造成“西川五十四州”这一大而不实之言。
一、诸葛亮献西川地图之事未见记载
“三顾茅庐”的情节，是《三国演义》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刘备思贤若渴的心态，又浓墨重彩地勾画出一幅乱世中隐居生活的画卷。而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三顾茅庐的过程只有“凡三往，乃见”这五个字，即或加上“隆中对策”的内容，也总共不过四百字左右，《三国演义》却据此发展成为七千多字的精彩文章，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情节。诸葛亮献西川地图就是增加的情节之一。
《三国演义》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对策”之后，命童子取出画图一轴，挂于中堂，指着画图对刘备说：
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个情节并不见史书的记载。当时交通阻塞，年仅27岁的诸葛亮并没有去过“西川”。他高卧隆中，未出茅庐，按理说是未必会有西川地图的。《三国演义》作者显然并没有将诸葛亮献西川地图当一回事，因为又写了益州别驾张松向刘备献西川图的事。这前后两图是否重复呢?如是，则刘备已有诸葛亮的西川图在先，那么，张松的西川图便没有意义了。
或者可以解释为：诸葛亮是略图，张松的图是详图。不过这也只是猜测。因为遍翻《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都找不到诸葛亮献地图的记载。看来，这只是《三国演义》作者为突出诸葛亮的才智，使“三顾茅庐”的内容精彩而随意增加的—个情节罢了。
二、张松献西川地图只是吴人的误记
《三国演义》说，曹操在关中破了马超，威震天下，惊动了汉中的张鲁。后者唯恐在汉中难以立足，打算夺取益州，以为根本。刘璋闻知张鲁要兴兵取西川，遂派益州别驾张松到许都向曹操进献礼品，劝说曹操兴兵取汉中，打击张鲁。张松临行前，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于身中，准备献与曹操。张松到许都见了曹操，因言语不逊，曹操欲斩之。多亏杨修等人进谏，曹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张松一怒之下，转到荆州见刘备。刘备对他礼遇甚隆。在辞别时：
(张)松于袖中取出一图，递与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献此图 但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视之，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 张松将西川地图献与刘备后回蜀。他与友人法正、孟达密谋献益州与刘备。张松劝刘璋邀刘备入川，以拒曹操和张鲁，刘璋从之。于是，刘备集团得到了取西川的机会。
《三国演义》所述张松献西川地图于刘备的事，大约是根据韦曜(韦昭)所撰《吴书》的记载：
(刘)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
不过，对这个记载，古代许多史学家都认为是不可靠的。所以《三国志》没有采用，《资治通鉴》也没有编入。《通鉴异考》针对此资料说：“按刘璋、刘备传，(张)松未尝先见(刘)备，《吴书》误也。”
陈寿和司马光当然都是很有历史责任心的，张松献地图这件事确实没有太大的可靠性。因为张松东行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建安十六年，公元208年)。刘备败走夏口，正是颠沛流离、惊魂未定之时，连一块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怎能侈言取蜀?张松又怎能在兵荒马乱之中去寻找刘备?何况他东行的任务就是见曹操。他又怎能擅改行动路线绕行去见刘备?或许《三国演义》也觉得张松在那种情况下向刘备献图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事情改在三年以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即孙刘两家联合击败曹操，刘备获得了荆州的部分土地，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的时候。
这一时间的改动，说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却远离了史实。因为张松在这一年并没有出过川，又怎有献地图之事!
三、法正很可能有献“西川”地图之事
《三国演义》上所记载的诸葛亮、张松向刘备献西川地图之事，考诸史实，都不是历史事实。然而，《三国演义》没有详细描述、记载的一件事，倒很可能是献“西川”地图之事。这个献图人就是法正。
据《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张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刘)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刘备)”，并举荐与其“相善”的法正去办这件事。法正于是两次衔命出使荆州，时间是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第一次是友好性的访问，使刘璋实现了“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的政策上的转变。法正回来以后，“为(张)松陈说先主有雄略”。从此张松和法正就进一步密谋，要把益州献给刘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恰好刘璋听说曹操要讨伐张鲁，怕曹操乘机进攻益州，心怀恐惧。张松便劝说刘璋迎接刘备入川，以讨伐张鲁，与曹操争夺汉中。于是刘璋派法正引兵四千前往荆州。
在出卖益州给刘备这件事上，法正和张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法正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法正传》接下来说，法正第二次到荆州后，“阴献策于先主”。可见向刘备报告“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又画地图山川处所”，使刘备“尽知益州虚实”的，倒不是张松，而是法正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没有选取这一情节去进行铺陈，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法正后来是刘备的股肱大臣，作者不愿让他背上“卖主求荣”的罪名；而张松，在历史上是早就记载有“卖主求荣”罪的，即使再给他增加一项“献西川地图”的罪名，也没有什么关系。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入川后，张松秘密致书于刘备及法正，催促赶快夺取益州，被他哥哥张肃发觉。张肃怕连累自己，向刘璋作了揭发。张松及其一家因此被斩。这个或者并没有见过刘备的张松，就这样为了刘备的发展，背着一个“卖主求荣”的罪名而送了命。而法正，因有大功于刘备，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以法正为尚书令，品秩是相当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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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演义》中的“西川”
《三国演义》中多次出现“西川”这个地名。如第五回写吕布“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第三十八回写诸葛亮“隆中对策”又有“西川五十四州”一语。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以及据此改编的戏剧、曲艺的传播，“西川”、“西川五十四州”等说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很多人又把“西川”等同于今天的四川或巴蜀。其实不然。
在刘备集团尚未建立“蜀汉”政权即三国鼎立局面尚未形成的东汉末年，并无“西川“这个地名。东汉时，全国分为13个州部(司隶校尉部统辖京畿七郡。相当于一州)。其中，西南地区设置益州，其辖境包括12个郡、国，共118个县，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一市的大部以及陕西的汉中地区和甘肃、湖北的一小部分。到了三国时期，益州属于蜀汉政区。其辖境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对部分郡县的设置有所改变，分置了蜀郡、犍为、江阳、汶山、汉嘉、朱提、越巂、(片羊)柯、建宁、兴古、永昌、云南、汉中、广汉、梓潼、巴郡、巴西、巴东、涪陵、武都、阴平等21个郡，下辖146个县。
“西川”作为行政区划名。始于唐代。唐肃宗至德二栽(757年)，将原剑南节度使分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和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东川节度使辖地简称“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简称“西川”。到了宋代至道年间(995—997年)，以西川为基础设置西川路。从此。“西川”一词便为人们所熟知。中国的“说话”艺术是从宋代开始发达起来的。宋、元以来的“说话”艺人习惯了“西川”这一地名，在不知不觉中把它用于三国题材的创作上。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就多次出现“西川”一词。罗贯中在编撰《三国演义》时，沿用了“西川”这一地名，并不奇怪。但是，用唐宋时期的地名来取代东汉三国时期的政区地名，甚至让书中所描述的东汉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在语言中使用唐宋地名，毕竟不当。
在《三国演艾》中，“西川”一词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整个益州；有时则与“东川”对举。指益州西部地区。二者都不正确，尤以前者为甚。因为唐宋时的“西川”仅仅相当于今天四川中西部的一部分。比东汉三国时期的益州小得多。“西川”怎能与“益州”混为一谈呢!
至于“西川五十四州”之说，更为不妥。即使将这里的“西川”假定为“益州”，但东汉时期总共只有13个州外加一个部，三国时期总共也只有17个州(其中魏、吴各置荆州、扬州，实际上只有15个州)，益州仅为其中之一，无论如何也与“五十四州”对不上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隋唐以后，“州”的地位越来越低：唐代的州属节度使管辖，如剑南节度使就统领25个州；宋代的州位居“路”之下，如西川路就统领十余个州。宋、元以来的通俗文艺作者则将唐宋以后的“州”混同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州”而每每致误，遂造成“西川五十四州”这一大而不实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