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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
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1983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驶进中南海的大门，车上坐着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与儿子蔡博、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9位烈士子女，已年过半百的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要去看望可敬可爱的陈云伯伯。
面包车停在陈云的住所前，烈士子女们步入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客厅中只摆放着一张张米黄色的沙发和几张小茶几。这时，陈云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伯伯春节好！”、“祝伯伯身体健康！”烈士子女纷纷向陈云问好。
陈云亲切地招呼大家在沙发上坐下，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环顾四周，陈云又深情地说：“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紧挨着陈云的是瞿秋白烈士的独生女儿瞿独伊。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陈云曾为了掩护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冒着生命危险去鲁迅的住所接他们。陈云望着瞿独伊清瘦的脸颊，关切地问：“你62岁了吧？”
瞿独伊回答：“是的，伯伯还记得那么清楚。”陈云又问：“你母亲哪一年去世的？”
“1973年10月。她是受‘四人帮’迫害死的。”瞿独伊一说完，陈云的眼圈都红了，难过地说：“我知道。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
陈云很关心这些烈士子女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勉励大家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看到你们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形势，发展这个好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一）“父亲可以说是走出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坐北向南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少有林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着，这其中有株生长得郁郁葱葱的柏树，这是1984年9月间，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瞻仰时种下的。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在长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瞿秋白确实是“无比壮烈”地走完了他36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他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时只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现出非同凡响的天资。他自幼喜欢诗词，精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作词，待年龄稍大一点就喜欢与“名士化”的少年们一起切磋。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作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等小孩子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不管多少，挣点养命的钱。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虽然会有同学来坐坐、谈谈，他也偶尔到环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当他在无锡表姐处联系找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瞿家带来天崩地裂般的震撼。
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世琥处。却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朋们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为这个缘故，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想：惟有自己去死，才能换来他们对孩子们的照顾。所以，在年前她就准备自尽——趁瞿父和瞿秋白都不在家的时候，要大女儿轶群去舅舅金声侣家。让那还不懂事的二儿子阿云买来两盒红头火柴，把剧毒的火柴头全部剥了下来，然后就是选择服毒的日子。那次除夕家宴她有意做得丰盛些，丈夫与孩子们都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之处。正月初五的夜里，她吞服了用烧酒拌和的两盒红头火柴头，次日离世。
这一悲剧给予瞿秋白强烈的心灵刺激，而且在他一生中都发生恒久而有力的牵系作用，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他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时都沉默很久。母亲在世时，瞿秋白最爱也最能体贴母亲，而母亲也最疼爱这个长子。家庭拮据时，母亲决定让他辍学，找个教学工作，挣点钱，分担家里的困难，他顺从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体会母亲的心情，替母分忧，难能可贵。 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了6个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协助下，父亲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把那个自幼迟钝、有神经病现象的儿子带在身边。
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1916年冬，瞿秋白和三弟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母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读唐诗，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就被罚跪。当时瞿秋白走进书房，大声喝道：“起来，这成什么样子！”表兄生气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瞿秋白说话。事后瞿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法。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父亲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二）“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在他感情的历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然而，不多时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有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杨之华，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就积极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对她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后来从新疆出狱后，母亲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委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参加土改；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八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常委。她在群众中一直有很高声望，做监察工作时被称为“包公”。 曾有人问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她这样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经过多年努力，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了北京，1955年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在38年的时间里，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文革”中，瞿秋白墓被砸，古稀之年的杨之华亦遭诬陷，被“监护”（等于坐牢）了6年。1973年9月，瞿独伊才被允许探望母亲。一见到已身患骨癌而瘫痪在床的母亲，瞿独伊心都碎了，但她强忍着泪水，为母亲梳头、洗澡、洗脚。临别了，骨瘦如柴的杨之华神态还很清醒，还巴不得多和女儿谈谈。
瞿独伊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瞿独伊突然被提早了几天通知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这时，专案组才同意将杨之华转到北大医院抢救。已病入膏肓的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不到3天的自由空气，10月20日就与世长辞！瞿独伊说：“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三）“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瞿秋白和杨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杨之华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沈家不让她去看女儿，可她却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十分理解杨之华这颗做母亲的心，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
在瞿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5年春天，杨之华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女儿。她到了沈家以后，过去的公公沈玄庐的态度完全变了，十分冷酷地不许她和瞿独伊见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她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看见瞿独伊正在里面玩玩具，她轻轻走到瞿独伊面前，一把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4岁的小独伊，一下子就认出了妈妈，天真地说：“妈妈，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了。”“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杨之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为了割断她俩母女之情，沈家竟制造谎言欺骗孩子，说自己在上海死掉了。瞿独伊看到妈妈来了，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在她的想象中，她有两个妈妈了。杨之华抱着心爱的女儿亲了又亲，最后不得不独自黯然离开。
杨之华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焦急不安的瞿秋白到火车站去接她，期盼全家团圆的喜悦与担心接不着女儿的忧虑，混合着在心中翻腾。火车到了，但是不见妻子的身影，他预料事情大概是不顺利。他不想回去，想再等等下一班车。就这样，他在车站月台上踱来踱去，直到东方发白。又过了一天，杨之华才回到上海。他从妻子的神色中，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比谁都更理解她这时的心情，他给妻子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过了不久，他俩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瞿独伊，这次他们俩是一起去的。他们住在杨之华母亲家里，想定了一个办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瞿独伊偷偷抱出来，然后就将她带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两人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瞿独伊在大姨太太的照护下出来了，杨之华赶快迎上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瞿独伊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
瞿秋白和杨之华十分沮丧地沿河边往回走着，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瞿秋白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杨之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看到丈夫流泪……后来，瞿独伊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才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这些母亲当年讲述的往事，自己又沉醉在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妈妈很少对我讲起他，我也一般不过问这些。尽管我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但‘政治’上我与他要划清界限”。瞿独伊说，她在晚年也没有去找生父的其他后人，自己没有这个意识。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哲时（又名李文宜）等。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的。”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木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呆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四）“好爸爸好妈妈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罗延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独伊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儿童都很愉快地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附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或者需要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绕着他的时候，瞿秋白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瞿独伊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的确，他对瞿独伊的爱，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的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在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2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这时，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不觉模糊了，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首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母女俩在一起的好景不长。不久，杨之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瞿独伊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时，为杨之华平反后，母女俩才得再次相聚。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国民党审讯过两次。为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起初住在清凉山。在战争年代，他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不多久，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副团长西蒙诺夫向下榻的北京饭店表示感谢，并掏出一些钱作为小费。北京饭店工会主席知道情况后，连连摆手，说“给你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如果给什么小费，那时对我们工作的最大侮辱。我们不能接受！”当瞿独伊翻译完，以为这做法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这位副团长随即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中国人！”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可是，在解放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到5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采访时，瞿独伊戏称夫妇俩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在那里曾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据说，“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还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近些年来，瞿独伊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看书、看报，也是老人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记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虽然女儿李晓云和女婿、外孙女远在美国，但也常来信问候老人。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她一个人的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记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之人。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记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记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并在记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走在返回的路上，只觉天色的确不早了，也发现近处的树枝在料峭春寒中偷偷地抽出鹅黄的新绿。这时，记者心想：今夜想必老人又要失眠，因为父亲，因为“春再来”，因为……
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1983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驶进中南海的大门，车上坐着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与儿子蔡博、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9位烈士子女，已年过半百的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要去看望可敬可爱的陈云伯伯。
面包车停在陈云的住所前，烈士子女们步入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客厅中只摆放着一张张米黄色的沙发和几张小茶几。这时，陈云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伯伯春节好！”、“祝伯伯身体健康！”烈士子女纷纷向陈云问好。
陈云亲切地招呼大家在沙发上坐下，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环顾四周，陈云又深情地说：“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紧挨着陈云的是瞿秋白烈士的独生女儿瞿独伊。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陈云曾为了掩护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冒着生命危险去鲁迅的住所接他们。陈云望着瞿独伊清瘦的脸颊，关切地问：“你62岁了吧？”
瞿独伊回答：“是的，伯伯还记得那么清楚。”陈云又问：“你母亲哪一年去世的？”
“1973年10月。她是受‘四人帮’迫害死的。”瞿独伊一说完，陈云的眼圈都红了，难过地说：“我知道。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
陈云很关心这些烈士子女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勉励大家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看到你们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形势，发展这个好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一）“父亲可以说是走出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坐北向南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少有林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着，这其中有株生长得郁郁葱葱的柏树，这是1984年9月间，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瞻仰时种下的。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在长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瞿秋白确实是“无比壮烈”地走完了他36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他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时只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现出非同凡响的天资。他自幼喜欢诗词，精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作词，待年龄稍大一点就喜欢与“名士化”的少年们一起切磋。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作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等小孩子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不管多少，挣点养命的钱。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虽然会有同学来坐坐、谈谈，他也偶尔到环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当他在无锡表姐处联系找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瞿家带来天崩地裂般的震撼。
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世琥处。却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朋们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为这个缘故，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想：惟有自己去死，才能换来他们对孩子们的照顾。所以，在年前她就准备自尽——趁瞿父和瞿秋白都不在家的时候，要大女儿轶群去舅舅金声侣家。让那还不懂事的二儿子阿云买来两盒红头火柴，把剧毒的火柴头全部剥了下来，然后就是选择服毒的日子。那次除夕家宴她有意做得丰盛些，丈夫与孩子们都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之处。正月初五的夜里，她吞服了用烧酒拌和的两盒红头火柴头，次日离世。
这一悲剧给予瞿秋白强烈的心灵刺激，而且在他一生中都发生恒久而有力的牵系作用，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他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时都沉默很久。母亲在世时，瞿秋白最爱也最能体贴母亲，而母亲也最疼爱这个长子。家庭拮据时，母亲决定让他辍学，找个教学工作，挣点钱，分担家里的困难，他顺从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体会母亲的心情，替母分忧，难能可贵。 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了6个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协助下，父亲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把那个自幼迟钝、有神经病现象的儿子带在身边。
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1916年冬，瞿秋白和三弟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母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读唐诗，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就被罚跪。当时瞿秋白走进书房，大声喝道：“起来，这成什么样子！”表兄生气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瞿秋白说话。事后瞿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法。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父亲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二）“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在他感情的历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然而，不多时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有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杨之华，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就积极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对她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后来从新疆出狱后，母亲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委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参加土改；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八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常委。她在群众中一直有很高声望，做监察工作时被称为“包公”。 曾有人问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她这样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经过多年努力，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了北京，1955年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在38年的时间里，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文革”中，瞿秋白墓被砸，古稀之年的杨之华亦遭诬陷，被“监护”（等于坐牢）了6年。1973年9月，瞿独伊才被允许探望母亲。一见到已身患骨癌而瘫痪在床的母亲，瞿独伊心都碎了，但她强忍着泪水，为母亲梳头、洗澡、洗脚。临别了，骨瘦如柴的杨之华神态还很清醒，还巴不得多和女儿谈谈。
瞿独伊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瞿独伊突然被提早了几天通知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这时，专案组才同意将杨之华转到北大医院抢救。已病入膏肓的杨之华出来只“呼吸”了不到3天的自由空气，10月20日就与世长辞！瞿独伊说：“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三）“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瞿秋白和杨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杨之华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沈家不让她去看女儿，可她却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十分理解杨之华这颗做母亲的心，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
在瞿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5年春天，杨之华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女儿。她到了沈家以后，过去的公公沈玄庐的态度完全变了，十分冷酷地不许她和瞿独伊见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她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看见瞿独伊正在里面玩玩具，她轻轻走到瞿独伊面前，一把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4岁的小独伊，一下子就认出了妈妈，天真地说：“妈妈，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了。”“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杨之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为了割断她俩母女之情，沈家竟制造谎言欺骗孩子，说自己在上海死掉了。瞿独伊看到妈妈来了，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在她的想象中，她有两个妈妈了。杨之华抱着心爱的女儿亲了又亲，最后不得不独自黯然离开。
杨之华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焦急不安的瞿秋白到火车站去接她，期盼全家团圆的喜悦与担心接不着女儿的忧虑，混合着在心中翻腾。火车到了，但是不见妻子的身影，他预料事情大概是不顺利。他不想回去，想再等等下一班车。就这样，他在车站月台上踱来踱去，直到东方发白。又过了一天，杨之华才回到上海。他从妻子的神色中，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比谁都更理解她这时的心情，他给妻子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过了不久，他俩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瞿独伊，这次他们俩是一起去的。他们住在杨之华母亲家里，想定了一个办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瞿独伊偷偷抱出来，然后就将她带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两人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瞿独伊在大姨太太的照护下出来了，杨之华赶快迎上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瞿独伊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
瞿秋白和杨之华十分沮丧地沿河边往回走着，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瞿秋白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杨之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看到丈夫流泪……后来，瞿独伊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才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这些母亲当年讲述的往事，自己又沉醉在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妈妈很少对我讲起他，我也一般不过问这些。尽管我与生父有血缘关系，但‘政治’上我与他要划清界限”。瞿独伊说，她在晚年也没有去找生父的其他后人，自己没有这个意识。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哲时（又名李文宜）等。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的。”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木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送到了一家孤儿院——里面收留的本来都是些街头流浪的孩子，瞿独伊在这里呆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森林儿童院，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瞿秋白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四）“好爸爸好妈妈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瞿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罗延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独伊回忆说：“国际儿童院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我们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儿童都很愉快地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儿童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妇便把瞿独伊托附给鲍罗廷夫妇看管。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或者需要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
数十年后，瞿独伊还常常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瞿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绕着他的时候，瞿秋白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瞿独伊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的确，他对瞿独伊的爱，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的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在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2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这时，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不觉模糊了，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首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母女俩在一起的好景不长。不久，杨之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瞿独伊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时，为杨之华平反后，母女俩才得再次相聚。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国民党审讯过两次。为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起初住在清凉山。在战争年代，他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不多久，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副团长西蒙诺夫向下榻的北京饭店表示感谢，并掏出一些钱作为小费。北京饭店工会主席知道情况后，连连摆手，说“给你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如果给什么小费，那时对我们工作的最大侮辱。我们不能接受！”当瞿独伊翻译完，以为这做法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这位副团长随即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中国人！”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可是，在解放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我们每次采访要通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他们很刁难的。写好稿子，还要翻译成俄文，到苏联外交部送审，才能回寄国内。我们一般不发电报，电报很贵。住医院也贵，比他们本国人贵到5倍左右，他们实在不像一个‘老大哥’。”在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采访时，瞿独伊戏称夫妇俩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在那里曾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据说，“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还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近些年来，瞿独伊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看书、看报，也是老人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记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虽然女儿李晓云和女婿、外孙女远在美国，但也常来信问候老人。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她一个人的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记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之人。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记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记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并在记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走在返回的路上，只觉天色的确不早了，也发现近处的树枝在料峭春寒中偷偷地抽出鹅黄的新绿。这时，记者心想：今夜想必老人又要失眠，因为父亲，因为“春再来”，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