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敏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我们写这篇文章以表深切的怀念。文敏生（1915—1997），山西省垣曲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豫南人民军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中共信（阳）桐（柏）确（山）边县委书记、中共信（阳）应（山）地委副书记、中共鄂中地委书记兼新四军五师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江汉区党委副书记兼江汉军区政委、中共鄂西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兼鄂西北军区第二副政委、中共江汉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区政委、中原高干队支部书记、中共荆州地委书记兼荆州军分区政委。在以李先念为首的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党委的领导下，为豫南地区、鄂中地区、信应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为夺取这几个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绩。特别是在任中共江汉区党委副书记兼江汉军区政委期间，遵照中央和中原军区关于中原突围的指示，率江汉军区主力部队6000人，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强渡襄河天险，与南路突围的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和江汉根据地。1947年8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随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挺进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敌军，为夺取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文敏生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南边防军政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61年2月，中央决定调文敏生到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饥荒十分严重的河南工作，他先后担任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冒险作出三项决策
　　面对河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局面，面对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大量人口和牲畜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刚刚到任三天，文敏生就深入到重灾区原阳、延津、封丘等地走村串户，了解灾情。
　　文敏生看到许多群眾家徒四壁，不少人卧病在床，心情十分沉重，当即交代随行的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刘峰等人：“赶快给这里的群众拨点豆子，像这样的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解决生活、生产问题，我们怎能对得起老百姓呢！”当一些群众向他反映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饭时，他果断地告诉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要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回家做饭。”根据文敏生的建议，省委作出了保人、保畜、保生产的正确决策。
　　荥阳一些群众建议留一些自留地，文敏生肯定了群众的意见：“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打了粮食是社员的，也是社会财富嘛！它跑不到美国去。”省委常委会议同意了这个意见，向全省发出了允许社员开垦耕种小片荒地的通知。
　　随后，文敏生又到豫东、豫北盐碱沙荒地区深入调研，听取群众关于借地度荒的意见。
　　在省委常委专门研究借地问题的会议上，文敏生说：“既然能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粮食，为什么不能借地给农民呢？”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上报中央和中南局。经批准之后，1962年3月以省人民委员会布告的形式，公布了准许借地的政策规定。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欢欣鼓舞，称借地的政策是“度荒政策”“救命政策”，称赞文敏生是“救人民于水火、播德政于中原”的好干部。
　　在当时能够作出以上三项决策，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更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在开展甄别平反、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文敏生领导了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省委根据群众的要求和中央的决定，首先给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等一批干部平反，又为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批干部平反。文敏生等省委领导又向邓小平、陶铸等中央、中南局领导汇报，河南干部受伤害面大，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平反需要较长时间。邓小平说：“可以一风吹。”河南省委对各级干部，除了个别确有问题者外，基本上采取“一风吹”的办法进行平反。到1962年底，共对118万名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及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
　　提出学习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文敏生多次到豫东和兰考调研生产救灾以及盐碱地、风沙的治理。在听取焦裕禄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治理规划时，文敏生予以充分肯定。
　　1964年5月焦裕禄病故后，文敏生在省委常委会上讲，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深深教育了我，建议省委号召全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随后，在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救灾动员大会上，他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文敏生在会上提出：“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紧密结合当前工作，检查思想，找出差距，改进工作。”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克服大轰大嗡和命令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省直机关的蹲点包片工作，他要求采取“三三制”办法，即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去蹲点，三分之一的干部在面上流动检查，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机关工作。
　　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的张应先在后来写的《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在考虑（焦裕禄先进事迹）报道怎么入题的时候，省委召开了生产救灾动员大会。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表扬了已故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说他是生产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文敏生同志这个动员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它表明了省委的态度，点明了宣传报道的现实背景。会议结束后，我在会场立即跑到主席台向文敏生省长汇报了想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文敏生省长说：你们要去兰考好好采访一下，把焦裕禄的事迹写好。回到分社后，我就对鲁保国、逯祖毅说：新闻由头有了，走，马上动身去兰考！”
　　196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发了张应先等人采写的焦裕禄事迹，引起了较大反响。之后，河南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与其他几名记者到河南了解灾情。文敏生不仅向穆青等人介绍了全省的灾情和救灾情况，还介绍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他说，河南目前的情况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建议新华社进一步采访一下。最终，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和播出后，震撼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人们从焦裕禄的事迹中看到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
　　1965年，在省委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和地、县委书记会议上，文敏生向大家总结推广了林县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修建红旗渠“引漳入林”的经验，指出：“从一个县来说，县委是战斗司令部，是一线指挥部，是群众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65年，在参加红旗渠分水岭通水仪式时，他对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文革”中遭到迫害
　　1966年9月1日，中央决定文敏生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文敏生始终主张稳住基层，抓好工农业生产，防止河南局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全省的混乱局面，他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在省委常委会上，文敏生传达了中南局关于暂停县以下地方“文革”的指示，并决定把地直机关的“文革”运动停下来，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抗旱种麦，制止学生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进行串联。
　　随着形势的恶化，文敏生开始被一些群众组织揪斗。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他仍极力想稳住基层。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文敏生讲：“机关、工厂有反动路线就批判，没有反动路线就不批判。”针对打砸抢之风盛行，他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常辩论，不允许乱砸乱抢，并签发了制止打砸抢和乱罢官的通知，但已不起作用。文敏生不断遭到批斗、殴打和游街。
　　1967年1月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后，夺权之风传遍全国，河南群众组织为了夺省委的权，彼此间武斗和打砸抢不断升级。为了制止武斗、打砸抢和冲击军事机关的行为，文敏生发表了《我的呼吁书》，提出：“一不冲击军区；二不搞打砸抢；三不搞武斗；四是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是指向我。”狂热的群众组织认为文敏生是“和稀泥”，河南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省直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7月，遵照中央通知，河南省委、省军区负责人及几派群众组织代表赴北京汇报解决河南问题。7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在北京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康生当场给文敏生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把他打成“河南省委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后，北京和河南的一些红卫兵冲到文敏生入住的西苑饭店，砸开房门强行把他抓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批斗。他们对文敏生拳打脚踢，并抢走了他的手表。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派解放军把文敏生解救出来，被抢走的手表也是周恩来打电话要回来的。不久，中央下发中发〔67〕216号文件，正式把文敏生定为“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31日，一伙人把文敏生从北京押回郑州，架上卡车，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并将其打成重伤。随后，文敏生被非法关押，从此失去自由。
　　1968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题为《辽阔中原唱凯歌》的社论，把文敏生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自此以后，对文敏生的管制批斗变本加厉，采取“喷气式”、“坐飞机”、弯腰、拳打脚踢等。文敏生几次被打成重伤，耳膜被打破，只能靠助听器工作和生活；爱人也被打成“河南的王光美”，被关在专管队，遭到批斗；孩子改名换姓，跑到兰考县的一位农民家里避难。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河南访问时，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解放文敏生同志”。1973年3月，文敏生给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邓小平立即给河南省委批示：“请对文敏生同志作出结论，分配工作。”但直到1975年邓小平再次催问文敏生的结论和安排情况时，河南省委才同意解放文敏生并恢复其组织生活，将其分配到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1976年4月，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随之文敏生也再次成为“四人帮”一伙在河南打击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更为严厉的批斗。
　　1977年4月至6月，文敏生连续给中央写信，控告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残酷迫害。1977年9月，中央批准调文敏生到黑龙江省工作。文敏生不计荣辱，服从分配，到哈尔滨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1979年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过问下，中央决定为文敏生彻底平反，撤销了过去对文敏生的错误处理和结论。
　　1979年4月，文敏生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他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拥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
　　文敏生在哈尔滨郊区积极倡导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黑龙江省率先开放了城市集贸市场，在企业进行划小核算单位、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试点。先后抓了10万知青返城和10万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每年200万平方米的民房建设，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城市公共交通拥挤等问题。他要求哈尔滨市委常委要关心群众疾苦，每月要做到“四个一”：吃一次小饭馆，坐一次公共电、汽车，走访一户居民，上一次公共厕所，经常下基层体察民情。
　　1980年5月27日，《工人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身居高位，坚持做人民公仆，省委书记文敏生深入实际体察群众疾苦》的报道，并配发了《把群众冷暖时刻挂心头》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他“为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1981年3月，文敏生任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他研究作出了一系列加快通信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同意微波通信广泛用于国内报话业务，批准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信道组织国内通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解决通信急需，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线装备邮电工厂等，为加快中国邮电通信事业的改革发展和固定电话通信以及移动通信超常规发展，迅速实现程控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文敏生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此后，他依然关心支持邮电事业，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中国邮电事业的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顺境、逆境，文敏生都能忠于党、忠于人民。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風，工作严要求，生活低标准，严格要求家属子女，甘为人民公仆。他的高尚品质和高风亮节，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