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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他指点江山、纵横捭阖,展现了非同寻常的个人魅力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以及独到的个人价值取向和交友原则。他在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总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至上,无论与谁交往,他都论理论情,以道理服人,以胸怀容人。
伟人之交,求同存异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陈展大厅的展柜中陈列着这样几件物品:尼克松转赠给毛泽东的一个高脚酒杯、一张尼克松亲笔签名的名片、毛泽东用过的一副假领假袖、一套灰色中山装、一双千层底布鞋、一张沙发椅。这些貌似普通的物品,却是中美建交的证物,它见证了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信仰两极的时代巨人,是如何跨过遥远的大洋彼岸、跨过不同的信仰,打破历史成见,最终结下真挚友谊的心路历程。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千里迢迢前来拜访毛泽东,开启了“谋求和平的旅行”。
当时,中苏两个大国的矛盾逐步加剧,尼克松认为中国虽然是“潜在的威胁”,但并不是现实的威胁,同时从美国的战略角度出发,特别是侵越战争失利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尼克松认识到: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如果没有拥有7亿人口的中国的参与,“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0年,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见微知著,抓住机遇,指示“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向尼克松抛出了橄榄枝。1970年国庆之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埃德加·斯诺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后不久,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的当天下午2点50分,当尼克松一行3人走进毛泽东位于中南海游泳池寓所旁的书房时,毛泽东马上站了起来,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了手,来自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个大大超过了正常时间的握手,标志着中美两个大国结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对峙与对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晤是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两位伟人都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反对“霸权”等诸多问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原定15分钟的会谈,实际上整整持续了65分钟。此时,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虚弱,但他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后来尼克松回忆说:“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生来就有的。”
会晤快结束的时候,尼克松说:“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最后表态说:“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有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我们如果第二次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尼克松听了毛泽东如是说,非常高兴,真诚地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几天后,尼克松举行告别答谢宴,毛泽东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未能出席,但是,他收下了尼克松转赠的一个高脚酒杯,并且回赠给尼克松3幅条幅,分别写着:“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看花”,并未作任何解释,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毛泽东对待尼克松依然如故,几次邀请尼克松访华。4年后的1976年,尼克松夫妇特意选择了2月21日再次访华,毛泽东按照总统的规格接待了他,让尼克松深为感动,他感叹:“离任之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与尼克松的这一次会面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元首,虽然他说话困难,但仍然思维活跃,条理清晰。
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悲痛之余,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同志之交,不卑不亢
毛泽东与斯大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的,在各自的阵线上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曾经有过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和援助,但作为“老大哥”,由于对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对中国的何去何从,也有过错误的干扰。但不论情况如何,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真诚的合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始终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讲究以理服人,不卑不亢。
毛泽东一生两次出国,且去的都是同一个国家:苏联。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毛泽东应斯大林之邀,出访苏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尽管毛泽东并不讲究穿着,但是,事关国体,周恩来亲自把关,按照国际礼节,给毛泽东置办了一双黑皮鞋、一套黑色中山装(附帽)、一件蓝黑呢皮毛大衣和一件呢子斗篷。
这些衣服都做得保暖厚实,中山装为纯毛呢料,上衣正身衬黑色斜纹羽纱,里袖的里衬则为黑白浅棕相间竖条花纹羽纱;蓝黑呢皮毛大衣为毛翻领、双排扣、斜插隐口袋,正身衬里为蓝色羽纱,两袖衬里为黑缎,内胆为皮毛,与领皮毛相同。
至于那双黑皮鞋,却很少见,在毛泽东留下来的遗物中,仅有少数几双黑皮鞋,毛泽东不爱穿皮鞋,只有在公开重要场合才穿,而且对棕色皮鞋情有独钟。
毛泽东在生活上一直不讲究,可是这次却如此讲究又是为何呢?说起来与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有关。西柏坡是河北省内的一个普通山村,条件艰苦。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后,甚为高调,不仅身穿与小山村格格不入的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还带来了很多的洋罐头和酒。相比较之下,中共领导人都穿着朴素,连中共五大书记穿的都是旧棉军服,毛泽东的衣袖上还打了一个醒目的大补丁。吃饭的时候,来访的苏方工作人员指着餐桌上的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鱼吗?”米高扬非活鱼烹煮不吃。他们的这种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 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后,特意对厨师说:“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毛泽东如此做,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事关国体,在某些时候,更应该保持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
毛泽东一直坚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在学习苏联的同时,还注意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感激苏联的帮助,但是不盲从。1948年底,斯大林错误地低估了中共的力量,因为担心美国插手出兵,曾经提出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主张。但是毛泽东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没有认同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曾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尽管如此,苏联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建国初期,河北发生鼠疫,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求援,请求支援400万份疫苗和10万份血清,并派遣医疗小组援助。斯大林及时给予了帮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回电中表示“甚为感谢”。
正是这种不卑不亢的气节赢得了斯大林及苏联人民的尊重。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以最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斯大林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并热情拥抱,高兴地说:“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并且看着毛泽东由衷地赞叹道:“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12月21日,毛泽东在斯大林的70寿辰上,第一个发表祝词,他在祝词中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祝词中肯且真诚,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后来中方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办盛大酒会。从不轻易参加外交宴会的斯大林破例出席,同样,毛泽东也打破他的惯例,喝了很多酒。在这次酒会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一直亲切交谈,多次干杯,气氛友好热烈。
正是这次会面,使斯大林消除了对毛泽东存在的诸多疑虑和不信任。此后,他们一直电文频繁,友谊愈加深厚。由于斯大林一度怀疑毛泽东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一直称呼毛泽东为“先生”,经过此后的多次交谈,逐渐增进了双方的了解,1950年初,斯大林终于称毛泽东为“同志”,并且从1952年起,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泽东选集》在苏联相继出版,反响很好,引起了很大轰动。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对于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195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兄弟之交,患难与共
胡志明与毛泽东年轻时候便已经相识,曾经并肩革命,在如火如荼危机四伏的革命大潮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
毛泽东与胡志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1926年,毛泽东来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和胡志明均在会上发言。当时的胡志明主要是为了争取外援而来,尽管语言不通,还需要李富春翻译,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演讲中慷慨陈词控诉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的罪行,呼吁中国人民支援越南的革命。
胡志明的这一腔革命热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共同的奋斗目标则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会后,毛泽东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胡志明便担任了讲习所的翻译并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胡志明认识到革命中干部的重要性,在广州农讲所附近开办了培养越南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训练班不开伙,学员都到讲习所去吃饭,时常组织学员去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讲课。
1942年,胡志明在广西不幸被捕。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想方设法地将他救了出来,这让胡志明感激万分。在1951年越南共产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志明在政治报告中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并称赞毛泽东是“英明的、当之无愧的兄长和朋友”。
新中国成立之际,胡志明在发来的贺信中强调:“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从今以后,这一关系将为发展我们两个民族的自由幸福、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为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毛泽东热情地伸出了友谊之手,给越南以无私的援助。1951年冬,胡志明再一次来到中国,一则是感谢,二则是希望中方继续支持,以赶走法国侵略者。当时见面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势,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在生活上,毛泽东与胡志明互相关心。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胡志明。当时美国正对越南施加压力,准备扩大侵越战争的规模,胡志明不得不再次来华,请求援助。毛泽东不仅同意“无条件的满足越南的要求”,还拉着胡志明一起看了湖南的木偶戏,胡志明非常感动。分别的时候,胡志明看到毛泽东拿的是一根不起眼的竹拐杖,便想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漂亮拐杖和毛泽东交换,没想到毛泽东却幽默地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
说起这根拐杖,还是19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去爬丁家山的时候,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准备的。当时只是在附近砍了一根竹子,在竹子的底部简单地绑上一块胶皮防滑,然后再将竹子打磨光滑了,便制成了一根简单的竹拐杖送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对这根不起眼的竹拐杖连连称赞,觉得既省钱又适用。
这是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感,毛泽东将陪伴自己的竹拐杖看作自己忠实的助手、朋友而不舍得为了更好更华丽的拐杖而换掉它。毛泽东对待自己的战友兼老友胡志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胡志明70大寿的时候,毛泽东派周恩来、陈毅专程赴越南祝寿,在祝寿词中这样写道:“中越相依如唇齿,后方前线互支援。一柱南天欣顽健,英雄肝胆福寿全。”1961年7月1日,胡志明在他写的《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文章中,饱含深情高度地评价了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称颂它是“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世流芳”。 危难之交,不惧强权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的交往是危难之中显真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在外交上一直坚持“中立政策”,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但是毛泽东一直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曾说:“柬埔寨处境困难,我们可以等待。”从1956年到1970年,西哈努克亲王先后7次访华,每次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和亲切会见。毛泽东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智慧、沉着和坚毅的伟人气度让他折服。
1957年,南越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对柬埔寨的侵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站了出来,严厉地谴责了美国、南越的侵略行为,站到了柬埔寨一边,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这让西哈努克认识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同中国建交。1958年7月17日,柬埔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7月19日,正式建交。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送给毛泽东一个公文包。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西哈努克无意间看到毛泽东随身携带的公文包磨损得很厉害,不仅表皮发了毛,脱了漆,连拉链提手都断了,便立刻提出将自己的公文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忍心拒绝老友的一片心意,便接受了他的礼物。西哈努克赠送的这个公文包做工考究大气,法国制作,黑色牛皮,带锁有提手。
1970年3月,对西哈努克亲王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将西哈努克亲王废黜,让正在出访法国的他备尝冷暖。为了寻求支持,西哈努克离开法国后,又前往苏联。苏联对这位已经废黜了的亲王,表现出了较为冷淡的态度。尽管倍受打击,西哈努克亲王仍然坚持前往下一站北京。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走出机舱的时候,他看到了让他热泪盈眶的温暖场面: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汇成了热情的海洋,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重托,紧紧地拥抱了他,并且用坚定的语气承诺:“你仍然是国家元首。你是唯一的国家之首,我们绝不承认别人。”在去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又问他:“昨天我和毛泽东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西哈努克坚决地回答:“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周恩来听罢,便高兴地告诉他:“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方的支持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很快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建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积极稳步地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事业。西哈努克当时曾对记者说:“我早已身无半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谈到这里,他激动地说:“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持:在美国不断进一步侵略的同时,他却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同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西哈努克亲王曾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安慰他:“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战,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毛泽东就是这样,从来不畏惧强权。此后,在中国的帮助下,柬埔寨的民族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在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总是以诚为本,与人为善,恢宏大度,所以,他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赢得了他们真诚的拥戴和尊敬。
(压题照片: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新中国成立16周年庆典上)
伟人之交,求同存异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陈展大厅的展柜中陈列着这样几件物品:尼克松转赠给毛泽东的一个高脚酒杯、一张尼克松亲笔签名的名片、毛泽东用过的一副假领假袖、一套灰色中山装、一双千层底布鞋、一张沙发椅。这些貌似普通的物品,却是中美建交的证物,它见证了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信仰两极的时代巨人,是如何跨过遥远的大洋彼岸、跨过不同的信仰,打破历史成见,最终结下真挚友谊的心路历程。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千里迢迢前来拜访毛泽东,开启了“谋求和平的旅行”。
当时,中苏两个大国的矛盾逐步加剧,尼克松认为中国虽然是“潜在的威胁”,但并不是现实的威胁,同时从美国的战略角度出发,特别是侵越战争失利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尼克松认识到: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如果没有拥有7亿人口的中国的参与,“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0年,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见微知著,抓住机遇,指示“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向尼克松抛出了橄榄枝。1970年国庆之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埃德加·斯诺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后不久,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的当天下午2点50分,当尼克松一行3人走进毛泽东位于中南海游泳池寓所旁的书房时,毛泽东马上站了起来,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了手,来自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个大大超过了正常时间的握手,标志着中美两个大国结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对峙与对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晤是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两位伟人都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台湾问题、日本问题、反对“霸权”等诸多问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原定15分钟的会谈,实际上整整持续了65分钟。此时,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虚弱,但他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后来尼克松回忆说:“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生来就有的。”
会晤快结束的时候,尼克松说:“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最后表态说:“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有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我们如果第二次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尼克松听了毛泽东如是说,非常高兴,真诚地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几天后,尼克松举行告别答谢宴,毛泽东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未能出席,但是,他收下了尼克松转赠的一个高脚酒杯,并且回赠给尼克松3幅条幅,分别写着:“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看花”,并未作任何解释,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毛泽东对待尼克松依然如故,几次邀请尼克松访华。4年后的1976年,尼克松夫妇特意选择了2月21日再次访华,毛泽东按照总统的规格接待了他,让尼克松深为感动,他感叹:“离任之后,我才发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与尼克松的这一次会面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元首,虽然他说话困难,但仍然思维活跃,条理清晰。
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悲痛之余,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同志之交,不卑不亢
毛泽东与斯大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的,在各自的阵线上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曾经有过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和援助,但作为“老大哥”,由于对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对中国的何去何从,也有过错误的干扰。但不论情况如何,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真诚的合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始终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讲究以理服人,不卑不亢。
毛泽东一生两次出国,且去的都是同一个国家:苏联。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毛泽东应斯大林之邀,出访苏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尽管毛泽东并不讲究穿着,但是,事关国体,周恩来亲自把关,按照国际礼节,给毛泽东置办了一双黑皮鞋、一套黑色中山装(附帽)、一件蓝黑呢皮毛大衣和一件呢子斗篷。
这些衣服都做得保暖厚实,中山装为纯毛呢料,上衣正身衬黑色斜纹羽纱,里袖的里衬则为黑白浅棕相间竖条花纹羽纱;蓝黑呢皮毛大衣为毛翻领、双排扣、斜插隐口袋,正身衬里为蓝色羽纱,两袖衬里为黑缎,内胆为皮毛,与领皮毛相同。
至于那双黑皮鞋,却很少见,在毛泽东留下来的遗物中,仅有少数几双黑皮鞋,毛泽东不爱穿皮鞋,只有在公开重要场合才穿,而且对棕色皮鞋情有独钟。
毛泽东在生活上一直不讲究,可是这次却如此讲究又是为何呢?说起来与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有关。西柏坡是河北省内的一个普通山村,条件艰苦。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后,甚为高调,不仅身穿与小山村格格不入的皮大衣,头戴皮帽子,还带来了很多的洋罐头和酒。相比较之下,中共领导人都穿着朴素,连中共五大书记穿的都是旧棉军服,毛泽东的衣袖上还打了一个醒目的大补丁。吃饭的时候,来访的苏方工作人员指着餐桌上的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鱼吗?”米高扬非活鱼烹煮不吃。他们的这种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 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后,特意对厨师说:“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毛泽东如此做,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事关国体,在某些时候,更应该保持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
毛泽东一直坚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在学习苏联的同时,还注意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感激苏联的帮助,但是不盲从。1948年底,斯大林错误地低估了中共的力量,因为担心美国插手出兵,曾经提出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主张。但是毛泽东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没有认同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曾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尽管如此,苏联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建国初期,河北发生鼠疫,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求援,请求支援400万份疫苗和10万份血清,并派遣医疗小组援助。斯大林及时给予了帮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回电中表示“甚为感谢”。
正是这种不卑不亢的气节赢得了斯大林及苏联人民的尊重。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以最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斯大林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并热情拥抱,高兴地说:“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并且看着毛泽东由衷地赞叹道:“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12月21日,毛泽东在斯大林的70寿辰上,第一个发表祝词,他在祝词中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祝词中肯且真诚,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后来中方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办盛大酒会。从不轻易参加外交宴会的斯大林破例出席,同样,毛泽东也打破他的惯例,喝了很多酒。在这次酒会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一直亲切交谈,多次干杯,气氛友好热烈。
正是这次会面,使斯大林消除了对毛泽东存在的诸多疑虑和不信任。此后,他们一直电文频繁,友谊愈加深厚。由于斯大林一度怀疑毛泽东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一直称呼毛泽东为“先生”,经过此后的多次交谈,逐渐增进了双方的了解,1950年初,斯大林终于称毛泽东为“同志”,并且从1952年起,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毛泽东选集》在苏联相继出版,反响很好,引起了很大轰动。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对于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195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兄弟之交,患难与共
胡志明与毛泽东年轻时候便已经相识,曾经并肩革命,在如火如荼危机四伏的革命大潮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
毛泽东与胡志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1926年,毛泽东来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和胡志明均在会上发言。当时的胡志明主要是为了争取外援而来,尽管语言不通,还需要李富春翻译,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演讲中慷慨陈词控诉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的罪行,呼吁中国人民支援越南的革命。
胡志明的这一腔革命热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共同的奋斗目标则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会后,毛泽东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胡志明便担任了讲习所的翻译并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胡志明认识到革命中干部的重要性,在广州农讲所附近开办了培养越南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训练班不开伙,学员都到讲习所去吃饭,时常组织学员去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讲课。
1942年,胡志明在广西不幸被捕。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想方设法地将他救了出来,这让胡志明感激万分。在1951年越南共产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志明在政治报告中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并称赞毛泽东是“英明的、当之无愧的兄长和朋友”。
新中国成立之际,胡志明在发来的贺信中强调:“越南和中国两个民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从今以后,这一关系将为发展我们两个民族的自由幸福、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而更加密切。”为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毛泽东热情地伸出了友谊之手,给越南以无私的援助。1951年冬,胡志明再一次来到中国,一则是感谢,二则是希望中方继续支持,以赶走法国侵略者。当时见面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势,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在生活上,毛泽东与胡志明互相关心。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胡志明。当时美国正对越南施加压力,准备扩大侵越战争的规模,胡志明不得不再次来华,请求援助。毛泽东不仅同意“无条件的满足越南的要求”,还拉着胡志明一起看了湖南的木偶戏,胡志明非常感动。分别的时候,胡志明看到毛泽东拿的是一根不起眼的竹拐杖,便想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漂亮拐杖和毛泽东交换,没想到毛泽东却幽默地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
说起这根拐杖,还是19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去爬丁家山的时候,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准备的。当时只是在附近砍了一根竹子,在竹子的底部简单地绑上一块胶皮防滑,然后再将竹子打磨光滑了,便制成了一根简单的竹拐杖送给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对这根不起眼的竹拐杖连连称赞,觉得既省钱又适用。
这是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感,毛泽东将陪伴自己的竹拐杖看作自己忠实的助手、朋友而不舍得为了更好更华丽的拐杖而换掉它。毛泽东对待自己的战友兼老友胡志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胡志明70大寿的时候,毛泽东派周恩来、陈毅专程赴越南祝寿,在祝寿词中这样写道:“中越相依如唇齿,后方前线互支援。一柱南天欣顽健,英雄肝胆福寿全。”1961年7月1日,胡志明在他写的《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文章中,饱含深情高度地评价了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称颂它是“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世流芳”。 危难之交,不惧强权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的交往是危难之中显真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在外交上一直坚持“中立政策”,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但是毛泽东一直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曾说:“柬埔寨处境困难,我们可以等待。”从1956年到1970年,西哈努克亲王先后7次访华,每次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和亲切会见。毛泽东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智慧、沉着和坚毅的伟人气度让他折服。
1957年,南越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对柬埔寨的侵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站了出来,严厉地谴责了美国、南越的侵略行为,站到了柬埔寨一边,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这让西哈努克认识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同中国建交。1958年7月17日,柬埔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7月19日,正式建交。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送给毛泽东一个公文包。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西哈努克无意间看到毛泽东随身携带的公文包磨损得很厉害,不仅表皮发了毛,脱了漆,连拉链提手都断了,便立刻提出将自己的公文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忍心拒绝老友的一片心意,便接受了他的礼物。西哈努克赠送的这个公文包做工考究大气,法国制作,黑色牛皮,带锁有提手。
1970年3月,对西哈努克亲王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将西哈努克亲王废黜,让正在出访法国的他备尝冷暖。为了寻求支持,西哈努克离开法国后,又前往苏联。苏联对这位已经废黜了的亲王,表现出了较为冷淡的态度。尽管倍受打击,西哈努克亲王仍然坚持前往下一站北京。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走出机舱的时候,他看到了让他热泪盈眶的温暖场面: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汇成了热情的海洋,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重托,紧紧地拥抱了他,并且用坚定的语气承诺:“你仍然是国家元首。你是唯一的国家之首,我们绝不承认别人。”在去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又问他:“昨天我和毛泽东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西哈努克坚决地回答:“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周恩来听罢,便高兴地告诉他:“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方的支持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很快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建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积极稳步地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事业。西哈努克当时曾对记者说:“我早已身无半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谈到这里,他激动地说:“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柬埔寨的支持:在美国不断进一步侵略的同时,他却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同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西哈努克亲王曾不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安慰他:“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战,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毛泽东就是这样,从来不畏惧强权。此后,在中国的帮助下,柬埔寨的民族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在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总是以诚为本,与人为善,恢宏大度,所以,他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赢得了他们真诚的拥戴和尊敬。
(压题照片: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新中国成立16周年庆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