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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3日上午八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内，由大理州人民检察院向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原云南省楚雄州州长杨红卫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当审判长宣布开庭后，法警将杨红卫押入法庭，他表情显得平静，甚至还带着微笑向旁听的亲属点头示意。2011年4月，杨红卫被云南省纪委“双规”，因媒体报道杨红卫吸食毒品“卡苦”而被称为“吸毒州长”，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小个子有大气魄
杨红卫1963年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自1983年参加工作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年仅25岁就担任红河州团委副书记，成为正处级干部，28岁担任弥勒县县长，成为有名的“娃娃县长”。此后，杨红卫先后担任红河自治州委秘书长、副书记，2005年10月担任楚雄州委副书记、代州长时，他才42岁。作为第一个到异地主政的红河州高级官员，离开红河州时，杨红卫曾被家乡人寄予厚望。所有人都认为其前程远大。在大家的期望中，杨红卫也急于“做大事”，希望能尽快“登上”更高的位置。
杨红卫个头虽小，但“气魄”极大。在一次楚雄州干部大会上，杨红卫脱稿说出一番让参会人员目瞪口呆的话：“州委书记谁都想当，我也想当，我也能当，我当州委书记也是情理之中的。”当地人对杨红卫的这种“狂”颇有争议。有人说他工作热情高，胆子大，想干事。据杨红卫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杨红卫什么事情都是想到就做，绝不会拖泥带水，工作起来常常忘了吃饭、忘记休息。他的这种作风让工作人员常常感到跟不上节奏，同时又对他旺盛的精力打心底里佩服。他曾一天之内跑了四个县实地调研，更常常加班到深夜。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认为，杨红卫工作能力不俗，看问题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准确地找到关键点。而且他口才很好，说话富有激情，能用通俗易懂的话讲清楚道理。
也有不少人对他的目中无人记忆犹新。据知情人回忆，杨红卫很喜欢喝酒。某次州政府领导班子开会研究重要事项，当大家按照事先通知的时间到会场后，才发现州长没来。参会人员等了一个多小时，杨红卫才满身酒气地走进会议室。会议开始没多久，杨红卫酒意上涌，也不宣布休会，就在椅子上一躺，脚往桌子上一放，在众目睽睽下自顾自地睡了，全然不顾还有人正在发言，弄得参会人员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杨红卫为人豪爽，喜欢交朋友，随着他的地位上升，他的朋友中老板越来越多。杨红卫的一位老板朋友在楚雄市彝人古镇有一所宅子，这里成了以杨红卫为首的一些楚雄干部的聚会点。由于杨红卫妻子余某在昆明，他周末就经常在这所宅子中度过。在杨红卫的带动下，不少州里的“头面人物”常来打牌、喝酒，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酒醉之后，杨红卫还会召集州政府相关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在这位老板的宅子里酝酿项目推进、人事任免、工作调动等公务事项。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州长办公会设在老板家中的说法。而这个圈子中的老板也大多从与杨红卫等官员的交往中获益，承揽了一些大项目。
杨红卫被“双规”后，被曝吸食毒品“卡苦”。办案人员曾从提供“卡苦”的相关人员驻所查出“卡苦”614克。而杨红卫却辩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食“卡苦”。“样子和味道就像我家乡常有人抽的藤子。”他一直向办案人员这样解释，“卡苦”是一种用大烟汁（鸦片）和芭蕉丝、蛤蟆丝或者芹菜丝等拌在一起的毒品，多用于用水烟筒吸食。在中缅边境地区常有人吸食，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毒品。
在以杨红卫为中心的圈子中，有原楚雄州副州长吕琳麟、“艳照门”主角建设局副局长王斌等官员，有当地老板，甚至还有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有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圈子，加速了杨红卫等官员的腐化堕落。
“礼尚往来”中的犯罪
杨红卫曾向办案人员交代：“我手中有一些权力，一些老板就想方设法接近我。开始时是逢年过节送上三五千元的红包。礼尚往来，在官场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没有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才发现居然有这么多。”
在检察机关指控的多达116次受贿中，就有不少属于这种杨红卫所称的“礼尚往来”。公诉人指控：2006年至2011年，杨红卫先后11次收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人民币18万元。这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每年春节、中秋时，李某以慰问金名义送5000元或1万元的红包，五年间累计竟达8万元。后来，一些细心的老板发现杨红卫有“不数钱”的习惯，每次收了红包后，都随手扔在抽屉里，等到妻子余某到楚雄探亲时，才将这些信封中的现金收集起来后带走，杨红卫本人只知道谁送了红包，却不清楚送了多少。知道杨红卫的这个习惯后，为了在州长心目中留下“印象”，老板们在送红包时绞尽脑汁，大打感情牌。有的趁余某在场时送，有的不仅送杨红卫夫妇，连他们的儿子、父母、兄弟甚至侄子都送。有个老板知道杨红卫是个孝子，就拉着余某专程去探望杨红卫的母亲，当着余某的面送给杨母2万元现金。
而这些红包仅是联络感情，如果要办事或办成事后，还得另外表示。杨红卫夫妇在敛财方面配合默契。杨红卫曾说：“我当上领导干部后，基本不用自己花钱，也从来不数钱。”在杨红卫家庭中，妻子余某控制了财权，不少贿赂都是余某接受甚至索要，就连杨红卫收的红包，也是由余某掌握。
在杨红卫家，往往是杨红卫办事，余某收钱。为了聚敛更多钱财，余某常常利用杨红卫的职权向老板们直接开口“借”钱，少则5万、10万，多则上百万。楚雄的老板深知杨红卫“我办事、你收钱”的家庭分工，纷纷走“夫人路线”，在向杨红卫行贿的26人中，就有15人曾向余某送钱。
杨红卫夫妇胃口极大，不论金额大小，只要敢送，就敢收，从来不会推辞，更不会怕吃了“不消化”，在老板圈子中流传着一句话：“余某是不给钱不办事，就是给了钱有时也不办事。”
检察机关指控，杨红卫自2003年起，先后单独或与其妻余某共同收受贿赂共计974余万元、美元4.78万元、港币3万元、澳元1万元，黄金、钻戒等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18.52万元。
“大气魄”干下荒唐事 在担任楚雄州州长之前，杨红卫仅有一次担任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经历，那就是他28岁出任红河州弥勒县县长。当时，弥勒县是全国“百强县”，这也是他引以为荣的经历，以至于直到当州长后，他动辄说“我28岁就当县长”。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再现年轻时的“辉煌”，他很想再干出一番大事业。为发展楚雄经济，他提出了“大规划、大起点、大资金、大文章、大视野”五大理念。在主政楚雄期间，杨红卫提出的项目都能用一个“大”字形容：
在杨红卫的大力主导下，楚雄市政府和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的组织签订了框架协议，开发“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在楚雄市青山嘴水库库区将全世界皇宫和总统府按不同比例复制成景观。该项目规划占地50平方公里，计划投资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再如“西南葡萄酒城项目”。该项目计划在楚雄州建设70万亩葡萄种植基地，同时五年内引进一批国际知名葡萄酒企业，由外商投资12.8亿美元，在楚雄开发葡萄种植与葡萄酒及相关产业。根据规划，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工业生产总值约300亿元、新增税收约45亿元，农户葡萄种植收入将达到30亿元左右。由于楚雄州历史上从未大规模种植过葡萄，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杨红卫却固执地认为，根据他要求州农科所提取土壤化验的结果，楚雄适合种植葡萄，于是就下令全州推广葡萄种植。一些明眼人做过分析，楚雄州全部耕地面积260万亩，支柱产业烟草种植就占了70万亩，如果真种70万亩葡萄，剩下土地可能连口粮都不够。但杨红卫一意孤行，为了这个项目，他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正处级机构——“葡萄产业开发办公室”，当地简称“葡萄办”，在全州强行推进葡萄种植。在一次项目推进会上，杨红卫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盲目求大的思路下，杨红卫对前来洽谈投资者不考察实力，不审慎论证，只看项目投资大不大，预期收益多不多，不少项目规划投资都达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然而，这些项目没有真正实施过，相反却让当地政府和群众吃了不少苦头。“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的投资方——“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既不是公司，也不是经济组织，更没有投资实力。投资协议签订后，“投资者”拿着协议到处去寻找资金，自始至终没有投入一分钱。“西南葡萄酒城”项目也有类似之处。该项目投资方自称来自“澳大利亚”，数年间只见他们不断来考察，却没有资金投入。而“葡萄办”的支出却已高达600余万元。
上行下效，由于杨红卫盲目求大，楚雄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就闹出了不少笑话。禄丰县引进了一个“云南旅游城”项目，虽然名字冠冕堂皇，但其实就是一个房地产项目。为了招商，当地官员对投资者的身份没有进行核查，直到项目开始后，才发现投资者居然是一个还在服刑期内的假释人员。
在接受调查时，杨红卫还对“西南葡萄酒城”项目耿耿于怀。“我出事了，这个项目肯定搞不成了。”他话中带着遗憾，“那可是一个能造福楚雄农民千秋万代的好项目啊……”
胆大妄为造成巨额损失
“他没有什么不敢干的！”这是当地人对他的评价。在“五大”理念的发展思路下，国家法律、政策规定都被杨红卫抛在了脑后。检察机关指控杨红卫涉嫌滥用职权的两起事实就是他胆大妄为的恶果。
其一是禄丰县“恐龙谷”项目。该项目是依托当地的“禄丰恐龙化石群”建成的一个主题旅游项目，也是楚雄最为知名的旅游项目之一。2006年，禄丰县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与投资方签订合同，原本约定：50年经营期限届满，公园财产权归禄丰县政府，由禄丰县政府为该公司垫付资金6600万元，专项用于一期项目的古生物化石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建设及环境修复工程，并承诺启动二期项目后分两次收回。2008年，项目投入经营以后，虽然也创出了一定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经济效益却没有达到预期。为提高经济效益，该公司计划实施二期工程，建设酒店等设施以提高效益。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2009年，该公司负责人找到杨红卫单独汇报，提出要做二期项目，要求在恐龙谷项目经营期满50年后，公园财产所有权仍归该公司所有，并将禄丰县垫付的6600万元变为专项资金归公司使用，恐龙化石的经营使用权由50年变为无期。杨红卫当即表态州政府要大力支持，在他主导下，州政府同意了该公司的要求并签订了协议，造成了6600万元的国家资金流失。
其二是“德钢项目”。2008年4月，德钢公司向楚雄州政府提出搬迁的要求，根据设想，搬迁改造后的新德钢，将实现年500万吨钢生产能力，年产值310亿元以上、税收48.19亿元、实现直接就业8000人，带动物流、矿业等相关产业GDP增长200亿元以上。由于该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公司负责人为慎重起见，曾向杨红卫报告，请求在获得中央和云南省相关部门审批后再实施改造，并书面请示州政府将该项目报州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杨红卫却含糊其辞地说，已经研究过了，并要求该公司“先上车后补票”尽快推进改造项目。2010年，在杨红卫的支持和推动下，未获国家审批的“德钢项目”强行上马。为使该项目尽快实施，楚雄市政府给予德钢公司5亿元贷款、2亿元贴息。为了绕过土地审批，杨红卫授意以临时用地的名义划拨5000亩土地，为此800余户村民被拆迁。为骗过卫星监控，杨红卫还让人在被破坏的耕地用铺上绿色塑料薄膜，并说：“只要卫星看不见就没事。”2011年3月，国土资源部督查组发现了该项目没有经过审批，属于典型违法占用耕地。于是，工程建设到一半，被紧急叫停，并被要求一个月内拆除全部已建设施，全面复垦，恢复土地原貌。此时，投资30多亿元的德钢项目已耗资3亿对土地做完三通一平。所有在建工程也损失惨重。
对于自己违反规定的决策，杨红卫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在庭审中，他对受贿部分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对指控他滥用职权的两起事实却矢口否认。他当庭辩解：“我滥用职权是谈不上的，而是努力不够。”在他看来，自己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有知情者评价杨红卫：“他好大喜功却一事无成，到处拉大项目，最终没有一个能成；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最终却留下一堆烂摊子。”
在看守所中，杨红卫终于脱离了他的圈子，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每天，他在监舍中来回走1万步，约7公里。在这里他终于有时间读他喜欢的书籍了。在他常读的书中，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资治通鉴》等，更有不少农副产品种养殖方面的书。然而，仍然沉浸在“大魄力”中的杨红卫，是否真能像他的“前辈”褚时健一样，静下心来，实现从“烟王”到“橙王”“的蜕变？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小个子有大气魄
杨红卫1963年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自1983年参加工作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年仅25岁就担任红河州团委副书记，成为正处级干部，28岁担任弥勒县县长，成为有名的“娃娃县长”。此后，杨红卫先后担任红河自治州委秘书长、副书记，2005年10月担任楚雄州委副书记、代州长时，他才42岁。作为第一个到异地主政的红河州高级官员，离开红河州时，杨红卫曾被家乡人寄予厚望。所有人都认为其前程远大。在大家的期望中，杨红卫也急于“做大事”，希望能尽快“登上”更高的位置。
杨红卫个头虽小，但“气魄”极大。在一次楚雄州干部大会上，杨红卫脱稿说出一番让参会人员目瞪口呆的话：“州委书记谁都想当，我也想当，我也能当，我当州委书记也是情理之中的。”当地人对杨红卫的这种“狂”颇有争议。有人说他工作热情高，胆子大，想干事。据杨红卫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杨红卫什么事情都是想到就做，绝不会拖泥带水，工作起来常常忘了吃饭、忘记休息。他的这种作风让工作人员常常感到跟不上节奏，同时又对他旺盛的精力打心底里佩服。他曾一天之内跑了四个县实地调研，更常常加班到深夜。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认为，杨红卫工作能力不俗，看问题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准确地找到关键点。而且他口才很好，说话富有激情，能用通俗易懂的话讲清楚道理。
也有不少人对他的目中无人记忆犹新。据知情人回忆，杨红卫很喜欢喝酒。某次州政府领导班子开会研究重要事项，当大家按照事先通知的时间到会场后，才发现州长没来。参会人员等了一个多小时，杨红卫才满身酒气地走进会议室。会议开始没多久，杨红卫酒意上涌，也不宣布休会，就在椅子上一躺，脚往桌子上一放，在众目睽睽下自顾自地睡了，全然不顾还有人正在发言，弄得参会人员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杨红卫为人豪爽，喜欢交朋友，随着他的地位上升，他的朋友中老板越来越多。杨红卫的一位老板朋友在楚雄市彝人古镇有一所宅子，这里成了以杨红卫为首的一些楚雄干部的聚会点。由于杨红卫妻子余某在昆明，他周末就经常在这所宅子中度过。在杨红卫的带动下，不少州里的“头面人物”常来打牌、喝酒，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酒醉之后，杨红卫还会召集州政府相关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在这位老板的宅子里酝酿项目推进、人事任免、工作调动等公务事项。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州长办公会设在老板家中的说法。而这个圈子中的老板也大多从与杨红卫等官员的交往中获益，承揽了一些大项目。
杨红卫被“双规”后，被曝吸食毒品“卡苦”。办案人员曾从提供“卡苦”的相关人员驻所查出“卡苦”614克。而杨红卫却辩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食“卡苦”。“样子和味道就像我家乡常有人抽的藤子。”他一直向办案人员这样解释，“卡苦”是一种用大烟汁（鸦片）和芭蕉丝、蛤蟆丝或者芹菜丝等拌在一起的毒品，多用于用水烟筒吸食。在中缅边境地区常有人吸食，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毒品。
在以杨红卫为中心的圈子中，有原楚雄州副州长吕琳麟、“艳照门”主角建设局副局长王斌等官员，有当地老板，甚至还有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有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圈子，加速了杨红卫等官员的腐化堕落。
“礼尚往来”中的犯罪
杨红卫曾向办案人员交代：“我手中有一些权力，一些老板就想方设法接近我。开始时是逢年过节送上三五千元的红包。礼尚往来，在官场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没有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才发现居然有这么多。”
在检察机关指控的多达116次受贿中，就有不少属于这种杨红卫所称的“礼尚往来”。公诉人指控：2006年至2011年，杨红卫先后11次收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人民币18万元。这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每年春节、中秋时，李某以慰问金名义送5000元或1万元的红包，五年间累计竟达8万元。后来，一些细心的老板发现杨红卫有“不数钱”的习惯，每次收了红包后，都随手扔在抽屉里，等到妻子余某到楚雄探亲时，才将这些信封中的现金收集起来后带走，杨红卫本人只知道谁送了红包，却不清楚送了多少。知道杨红卫的这个习惯后，为了在州长心目中留下“印象”，老板们在送红包时绞尽脑汁，大打感情牌。有的趁余某在场时送，有的不仅送杨红卫夫妇，连他们的儿子、父母、兄弟甚至侄子都送。有个老板知道杨红卫是个孝子，就拉着余某专程去探望杨红卫的母亲，当着余某的面送给杨母2万元现金。
而这些红包仅是联络感情，如果要办事或办成事后，还得另外表示。杨红卫夫妇在敛财方面配合默契。杨红卫曾说：“我当上领导干部后，基本不用自己花钱，也从来不数钱。”在杨红卫家庭中，妻子余某控制了财权，不少贿赂都是余某接受甚至索要，就连杨红卫收的红包，也是由余某掌握。
在杨红卫家，往往是杨红卫办事，余某收钱。为了聚敛更多钱财，余某常常利用杨红卫的职权向老板们直接开口“借”钱，少则5万、10万，多则上百万。楚雄的老板深知杨红卫“我办事、你收钱”的家庭分工，纷纷走“夫人路线”，在向杨红卫行贿的26人中，就有15人曾向余某送钱。
杨红卫夫妇胃口极大，不论金额大小，只要敢送，就敢收，从来不会推辞，更不会怕吃了“不消化”，在老板圈子中流传着一句话：“余某是不给钱不办事，就是给了钱有时也不办事。”
检察机关指控，杨红卫自2003年起，先后单独或与其妻余某共同收受贿赂共计974余万元、美元4.78万元、港币3万元、澳元1万元，黄金、钻戒等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18.52万元。
“大气魄”干下荒唐事 在担任楚雄州州长之前，杨红卫仅有一次担任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经历，那就是他28岁出任红河州弥勒县县长。当时，弥勒县是全国“百强县”，这也是他引以为荣的经历，以至于直到当州长后，他动辄说“我28岁就当县长”。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再现年轻时的“辉煌”，他很想再干出一番大事业。为发展楚雄经济，他提出了“大规划、大起点、大资金、大文章、大视野”五大理念。在主政楚雄期间，杨红卫提出的项目都能用一个“大”字形容：
在杨红卫的大力主导下，楚雄市政府和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的组织签订了框架协议，开发“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在楚雄市青山嘴水库库区将全世界皇宫和总统府按不同比例复制成景观。该项目规划占地50平方公里，计划投资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再如“西南葡萄酒城项目”。该项目计划在楚雄州建设70万亩葡萄种植基地，同时五年内引进一批国际知名葡萄酒企业，由外商投资12.8亿美元，在楚雄开发葡萄种植与葡萄酒及相关产业。根据规划，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工业生产总值约300亿元、新增税收约45亿元，农户葡萄种植收入将达到30亿元左右。由于楚雄州历史上从未大规模种植过葡萄，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杨红卫却固执地认为，根据他要求州农科所提取土壤化验的结果，楚雄适合种植葡萄，于是就下令全州推广葡萄种植。一些明眼人做过分析，楚雄州全部耕地面积260万亩，支柱产业烟草种植就占了70万亩，如果真种70万亩葡萄，剩下土地可能连口粮都不够。但杨红卫一意孤行，为了这个项目，他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正处级机构——“葡萄产业开发办公室”，当地简称“葡萄办”，在全州强行推进葡萄种植。在一次项目推进会上，杨红卫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盲目求大的思路下，杨红卫对前来洽谈投资者不考察实力，不审慎论证，只看项目投资大不大，预期收益多不多，不少项目规划投资都达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然而，这些项目没有真正实施过，相反却让当地政府和群众吃了不少苦头。“世界和平博览园暨万国总统府与皇宫项目”的投资方——“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既不是公司，也不是经济组织，更没有投资实力。投资协议签订后，“投资者”拿着协议到处去寻找资金，自始至终没有投入一分钱。“西南葡萄酒城”项目也有类似之处。该项目投资方自称来自“澳大利亚”，数年间只见他们不断来考察，却没有资金投入。而“葡萄办”的支出却已高达600余万元。
上行下效，由于杨红卫盲目求大，楚雄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就闹出了不少笑话。禄丰县引进了一个“云南旅游城”项目，虽然名字冠冕堂皇，但其实就是一个房地产项目。为了招商，当地官员对投资者的身份没有进行核查，直到项目开始后，才发现投资者居然是一个还在服刑期内的假释人员。
在接受调查时，杨红卫还对“西南葡萄酒城”项目耿耿于怀。“我出事了，这个项目肯定搞不成了。”他话中带着遗憾，“那可是一个能造福楚雄农民千秋万代的好项目啊……”
胆大妄为造成巨额损失
“他没有什么不敢干的！”这是当地人对他的评价。在“五大”理念的发展思路下，国家法律、政策规定都被杨红卫抛在了脑后。检察机关指控杨红卫涉嫌滥用职权的两起事实就是他胆大妄为的恶果。
其一是禄丰县“恐龙谷”项目。该项目是依托当地的“禄丰恐龙化石群”建成的一个主题旅游项目，也是楚雄最为知名的旅游项目之一。2006年，禄丰县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与投资方签订合同，原本约定：50年经营期限届满，公园财产权归禄丰县政府，由禄丰县政府为该公司垫付资金6600万元，专项用于一期项目的古生物化石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建设及环境修复工程，并承诺启动二期项目后分两次收回。2008年，项目投入经营以后，虽然也创出了一定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游客，但经济效益却没有达到预期。为提高经济效益，该公司计划实施二期工程，建设酒店等设施以提高效益。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2009年，该公司负责人找到杨红卫单独汇报，提出要做二期项目，要求在恐龙谷项目经营期满50年后，公园财产所有权仍归该公司所有，并将禄丰县垫付的6600万元变为专项资金归公司使用，恐龙化石的经营使用权由50年变为无期。杨红卫当即表态州政府要大力支持，在他主导下，州政府同意了该公司的要求并签订了协议，造成了6600万元的国家资金流失。
其二是“德钢项目”。2008年4月，德钢公司向楚雄州政府提出搬迁的要求，根据设想，搬迁改造后的新德钢，将实现年500万吨钢生产能力，年产值310亿元以上、税收48.19亿元、实现直接就业8000人，带动物流、矿业等相关产业GDP增长200亿元以上。由于该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公司负责人为慎重起见，曾向杨红卫报告，请求在获得中央和云南省相关部门审批后再实施改造，并书面请示州政府将该项目报州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杨红卫却含糊其辞地说，已经研究过了，并要求该公司“先上车后补票”尽快推进改造项目。2010年，在杨红卫的支持和推动下，未获国家审批的“德钢项目”强行上马。为使该项目尽快实施，楚雄市政府给予德钢公司5亿元贷款、2亿元贴息。为了绕过土地审批，杨红卫授意以临时用地的名义划拨5000亩土地，为此800余户村民被拆迁。为骗过卫星监控，杨红卫还让人在被破坏的耕地用铺上绿色塑料薄膜，并说：“只要卫星看不见就没事。”2011年3月，国土资源部督查组发现了该项目没有经过审批，属于典型违法占用耕地。于是，工程建设到一半，被紧急叫停，并被要求一个月内拆除全部已建设施，全面复垦，恢复土地原貌。此时，投资30多亿元的德钢项目已耗资3亿对土地做完三通一平。所有在建工程也损失惨重。
对于自己违反规定的决策，杨红卫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在庭审中，他对受贿部分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对指控他滥用职权的两起事实却矢口否认。他当庭辩解：“我滥用职权是谈不上的，而是努力不够。”在他看来，自己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有知情者评价杨红卫：“他好大喜功却一事无成，到处拉大项目，最终没有一个能成；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最终却留下一堆烂摊子。”
在看守所中，杨红卫终于脱离了他的圈子，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每天，他在监舍中来回走1万步，约7公里。在这里他终于有时间读他喜欢的书籍了。在他常读的书中，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资治通鉴》等，更有不少农副产品种养殖方面的书。然而，仍然沉浸在“大魄力”中的杨红卫，是否真能像他的“前辈”褚时健一样，静下心来，实现从“烟王”到“橙王”“的蜕变？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