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接受调查。他究竟违犯了哪些纪律、法律，外界无从得知。不过，对于许宗衡，民众的评论呈现出明显的分歧。
　　—方面，也许是因为曾经在出版社、行政学院工作的经历，所以，许宗衡很有表达的天赋，曾经说过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语，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不止一次向媒体表示，“要做一个廉洁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和骂名。”他的“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也被广为传颂。
　　许宗衡也不是光会喊口号的人，他似乎颇为能干。他任职深圳市长之后，对地铁情有独钟，以迎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名义上马五条地铁线路。
　　深圳市存在着大量无法取得房产证的违章厂房建筑，从而形成“无证企业”群落。许宗衡执掌深圳后，允许其“补办”各种手续，获得合法生存资格，解决了一大经济社会问题。许宗衡也给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积极推动深港两地发展。
　　由此看来，许宗衡完全算得上“能员”、“干员”，属于敢作敢为的官员。中国虽然不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但由于法律体系比较粗疏，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主政官员，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活动空间的。
　　事实上，目前自上而下任命的人事制度对于官员干事的积极性所能产生的激励，甚至不弱于其他国家的选举机制。官员既然自上而下任命，则下级官员就会努力地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创造好看的政绩，以博取上级政府的关注，获得提拔机会。有学者将这种制度安排称为官员升迁的“锦标赛机制”，下级官员围绕着升迁机会在上级面前展开竞赛。在这种机制激励下，总会不时出现一些能干的官员，许宗衡大约就属于这一类。
　　不过，“锦标赛机制”有一个重大缺陷：上级对于参与竞赛的选手们的竞赛手段，无法全面地予以监控。民主选举机制未必能够选出杰出人才，但却会有成千上万只眼睛，至少有其他部门、有舆论盯着当选者。相反，自上而下任命、监督的机制确有可能使能干者有机会出头，但由一个上级监督几十、几百个下级，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于是，能干的官员在积极地发展经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就会顺便让自己获得一些利益。在公務方面能干的官员在权钱交易方面可能同样能干，能干的官员完全可能成为严重腐败的官员，很多能干的官员都有两副面孔。
　　许宗衡似乎就有这第二副面孔。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外界目前并不知晓。有传言称，许宗衡涉及国美电器黄光裕案件。另有媒体怀疑许宗衡与地产界有“特殊关系”，因为，许在任四年，深圳楼市异常繁荣。许宗衡出事后，一些房地产商也蛰伏在香港“避风头”。还有说法称，许宗衡可能涉及地铁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标腐败。不论最终是什么，想来许宗衡的问题与其他落马的高官不会有太大区别，大概同样跌入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权钱交易的古老陷阱中了。
　　也就是说，许宗衡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时候、在辛勤忙碌地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可能做到了“公私兼顾”。当然，许宗衡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高度经济化。政府与产业界、与经济活动过程有过于密切的关系，政府自己甚至就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借助这种制度安排，某些能干的官员可以很方便地创造出GDP高增长这样的政绩，给自己创造出升迁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收获巨大的私人经济利益。
　　这一点令人深思。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做《史记》，专门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官员做了两篇合传：《酷吏传》和《循吏传》o所谓酷吏其实都具有极强办事能力，但执政风格“武健严酷”；循吏的管理风格是“奉职循理，恤人体国”，但通常比较迂腐。司马迁将两者分别立传，也说明了传统政制的一大困境，即“才”与“德”两者难以两全。
　　今天，中国政制依然沿用自上而下的选拔机制，并同样面临着德才难以两全的问题一一尽管在传统文化已经出现严重断裂的今天，谈“德”这个名目有点滑稽，历史也已证明，只靠官员之德本来就不能完全管用。
　　因而，建立和完善官员的民主任用机制，恐怕是防止许宗衡悲剧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