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进行过迄今最复杂精深的分析。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经常采用高度规范的理由来证实他们谴责或支持民族主义是正当的，但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受到挑战的现象却发展出新的解释。
　　苏联时代，一个新型的多民族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在政权层面上考察社会主义者对民族态度的机会。
　　有些学者已表达了苏联积极支持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斯莱兹肯甚至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是由民族主义者制定和执行的”。然而，与1871年后的德国以及大多数“一战”后建立的所谓继承国家不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苏联从未作为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被组织起来”。换句话说，苏联并没有尝试在其领土内通过将俄罗斯文化强加于不同的民族而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苏联民族。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内的一些领导者都接受甚至鼓励国家的族裔民族多样化。如桑尼说过的，“苏维埃俄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基于族裔民族单位建立的联邦制国家”。
　　然而，如果说苏联的早期领导者是民族主义者，那主要是出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正如特里·马丁在其对早期苏联民族政策的开创性研究中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民族自决的口号是因为他们想“为革命赢得族裔支持，而非为管理一个多族裔的国家提供模型”。
　　列宁和斯大林都确信，即使将民族视为可以通过实现社会主义而克服的暂时现象，他们忽视民族也得冒风险。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对他们两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们相信，民族是“在苏联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和积极的阶段”。
　　他们也在被压迫民族对抗压迫民族的历史背景下看待民族问题。从这一视角看，俄罗斯是所有帝国主义民族中最应受到谴责的。鉴于其帝国主义专制的历史遗产，从这一角度出发俄罗斯被迫给予以前被其压迫的民族以特别的让步。因此，斯大林和列宁相信有必要给予组成苏联的各族群一定程度的文化（而非政治）自治，前提是其“不与一元的中央政府冲突”。苏联人民的多民族特征也得到宪法承认。
　　然而，苏联政府的早期领导人在给予各族群多大程度的自治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列宁比斯大林更为宽容，后者赞同更为中央集权的方式。列宁坚持当时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应被平等对待。他在1922年对加米涅夫表示反对他所界定的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
　　但即使是格鲁吉亚族的斯大林在所有政治和行政问题上采取更为中央集权的路线，他和列宁一样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是联邦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都反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族自治）。虽然俄罗斯人占多数，并因此主导着政府和行政，俄罗斯语也“被政府提升为通用语”，但没有实行迫使其他小的民族采用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俄罗斯化政策。
　　实际上，使“苏联的族裔——领土联邦主义体制”与1871年后的德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的是，它并不以民族文化统一的名义推行大规模的民族化政策。苏联没有与匈牙利在1867年至1914年间实行的马札尔化对应的政策。
　　在苏联，民族是在“次国家层次上”而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层次上被制度化的。这在语言政策和签发护照两方面体现得最明显。政府积极鼓励对几十种民族语言的培育和系统整理。20世纪20年代的一篇报道确认有192种不同语言存在于数量更大的民族区域内。一旦得以系统化和发展，这些语言在某个时候就会得到官方承认。族裔民族既依据血统来确定民族，也通过护照及其他个人档案被合法地制度化，并用于行政监督和控制。1932年，这一民族的族裔定义被作为“个人身份的正式要素”。
　　然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根本修正。这一修正以重要的方式针对两个最大的非俄罗斯民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并在大清洗期间达到顶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政治家被诬蔑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许多人遭到逮捕和处决。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被看作大国民族沙文主义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正统性得到恢复。
　　特里·马丁对苏联民族主义的返潮写道：“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现在被当作新想象出来的民族友谊的统一力量。”决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向俄罗斯中心的国家民族主义转变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复兴，而是创造统一不可分割的苏联的极权主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