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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泼烦，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相关的词条，但在中国北方方言里使用率极高，在青海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烦恼、烦心、煎熬”，是心理上的一种痛苦和折磨。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十
冬半年，山里的节气性子比海纳籽儿还急，一晃一天，一晃又一天，日子总是跑在日历的前边。虽然好多时候庄稼人忘记了每天早晨按部就班地翻一页日历，或把日历一天一天撕下来，但初一、十五的那些好日子和赖日子，在人们心里十分清楚，清楚得像他们心目中的瘪粮食和胖粮食，好人和坏人。他们大都记的是阴历，也就是农历。
算一下日子，前天刚过的秋风，早晨，天就急不可待地下了一场鸡爪儿小雪，大地就给点颜色就灿烂地变了容颜，山野七手八脚装扮得有了点风韵。但细细看上去，分明像一个不会打扮的农村女人把自己的脸胡乱奢侈地涂脂抹粉了一番，该浓处不浓，该淡处不淡。不管咋说，打扮比不打扮是好了些。我向更远处张望了一会儿，村里没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那种大景象，更远一些也看不到什么伟大和壮美，我便拿起扫帚想清扫院里的雪。村长有些儿瞧不起我地说：“这是女人们的事，不要扫。”
我说：“你屋里没有女人。”
“不急，等一会儿子媳妇扫哩。”
“等他们来了雪都化了。”
“化了就化了，也没多少雪，不要紧的，这样的天气是焐烫炕的日子。”
看看天色，像一张病婆子的脸，一时半会儿没有晴的征兆。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很快又被云淹埋了，天和地一瞬间从刚才的分道扬镳又变得如胶似漆了。山野一派沉静和阴郁，山之阳昨天是什么颜色的，今天还是什么颜色的，山之阴，积了一层淡淡的素白，向远处延伸着，也许再过个七天、八天，继续下一场看得过去的雪，山就彻底白了，大地也便凝固了。这样的天气除了闲着还是闲着，我便与村长聊天。
“王村长，社员们咋叫你王八斤?”
“我妈生下我时，往筛子里一放，过秤，整八斤。其实不足八斤，还添了我爷的一双鞋，这是乡俗，谁家生了娃都这样。”村长憨然一笑说：“你是念书人，山野人家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名字这东西没啥大学问，随便阿么叫都行，听惯了就顺耳了。早先韭菜沟有个人打小就叫炒面头，此后中了拔贡，成了有名的诗人，听说省志上还有他的名哩！远的不说，就说我们沟里的，矬子李一家，弟兄四人人高马大，唯独老四长到二十五岁，只长下一米五的个头。人称‘矬子李’，可这浓缩的小人儿一个顶俩，满脑子尽是主意，全村的人加起来也不如他的心计，如今捣腾冬虫夏草捣发啦，开着桑塔纳提着大皮箱满世界跑，深圳还开了一家铺面，比烧砖的刘文林还出息哩！你知道他是咋发的吗？”
我摇了摇头。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他是头一个往虫草上抹铅水的人，一斤虫草就能压二两，让人想都想不到，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他发财的秘密，可那时他已经把钱挣得没意思了。”
“还有对钱没意思的人？”
“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他就知道吃喝嫖赌，给村上没干一点针尖大的事情，庄稼人经不住富。”
跟村长谈得多了，也了解了村长的不少事情，他十七岁参军，是全村人披红戴花敲锣打鼓送走的，他也许把什么都忘了，但不会忘了那个场面。那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场面，是回忆起来让他十分兴奋的事情。那天早晨，送行的队伍里年轻姑娘和尕媳妇的目光火辣辣的，把他看得不敢抬头，哪像现在当兵这样冷冷清清带理不理的，人情世故太差了。村长说到这里时抿了抿嘴唇，脸上的表情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在果洛、玉树青海藏区参加过平叛的许多战斗，挨过两次枪子儿。第一次是头上，可能是个神枪手的杰作，村长的头上足足少了一绺儿二寸长的头发，看上去，是一道肉肉的疤痕。第二次是左腿，伤了骨头，为他的衣襟向左边持之以恒永不言败地搧动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村长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叛乱分子们的杈杈枪一打一个准。我们还没有听到老班长爬下和隐蔽的口令，子弹就长了眼似的飞过来。你摸摸。”村长一把脱了没有一点棱角的油垢帽子让我摸。
我一看，果真脑后有一条一寸有余的头皮没有头发，伸手一摸，光光的，肉肉的。像今天这样和谐富余的太平年景，那个一寸有余的伤疤，无疑给他平凡的人生增添了亮点和几分悲壮的英雄色彩，也许这是他长期在千户台当村长的一个由头。我要是村长，我要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光着这颗伟大而高昂的头颅，让这块革命的伤疤天长地久放射出日月天光。
我从他手里要了帽子掂了掂分量，足足有二两，我说：“村长，你在什么情况下脱过帽子。”
“两回。一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那一回，一回是我大死了。”
“有后遗症吗?”我望着他的头。
“没有。”
“那腿呢？”我有点疑惑不解。
“也是让杈杈枪打的。我吃了一茬粮，我们骑兵班总共挨了四颗枪子儿，两颗就让我挨上了。把他先人的，你说我的运气差不差，咋枪子儿长了贼眼，总是跟我过不去！还好，年轻时挨了两颗枪子儿，这辈子就再也没有灾祸了，你说怪不怪，连重些的感冒都没有。”
“那政府没安排工作？”
“安排了，在一家纪律特严的军工厂干保卫，听说是造地雷的，一直没听过往哪儿用，后來听说在中越自保卫还击战中用过，也不知威力大不大，每年试雷都是驻军部队去试，我当了一茬保卫，连地雷的毛都没见过。我没上过一天学，啥也不会，自己的名字还是班长教我的，厂子里天天开会，天天学文件，天天写心得，没啥新规矩，就是讲纪律讲要求，特别严，那种日子比坐大牢还难受，就回家了。”
“那待遇呢？”
村长一时没有反应我说的待遇是什么意思，好长一会儿说：“有，政府给钱，一月五百多哩。”
“痛吗?”我摸了摸他的腿。
“有点，天阴下雨的时候。”
“村长，你的帽子太脏了，你咋不洗一洗？”
“李同志，让你见笑了，不是我老汉家懒，不想洗，我脱了帽子头就冰得发抖，就感冒打喷嚏。”
“这好办，你再换一顶呗。”
“不行。就这没落过水的帽子管用，换了别的又轻又薄，没斤两，头冻。”
我笑了笑说：“村长，这只是一种习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村长说：“不行不行，一动帽子我就不舒坦。”
我终于明白了村长晚上睡觉为什么不脱帽子的神秘色彩，我还以为他的头上有见不得人的让人揭短的东西。我头一回明白一个人习惯的顽固性和不可改变性，是如此的不可救药，像祖先遗传的血液一样无法改变。
说了半天的话，我的一盒烟又不知不觉抽完了。听了村长沧桑悲壮的人生经历，不免产生感叹。一盒烟算什么，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垴山沟里，能有这么一个人跟自己说掏心窝子的话，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了。这些年，我听到的几乎都是一些恭维话，像报纸上的赞歌，温暖得让人有些肉麻，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真话了。
村长八年前就死了老伴，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多钢，二儿子王多粮，都分房另住，他只好光棍一条，许多闲暇的时日他孤孤单单像一只失去了捉鼠能力的老猫，但他自以为很幸福。他的生活态度让我很受感动。
村里抽烟的人特别多，几乎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抽，青年人抽的是纸烟，中年人抽的是黑棒子卷烟，老年人抽的是旱烟，这可能是漫长的冬季打发日子的一种穷极无聊的最适合这个群体的消费方式，久而久之，习惯成瘾，人和烟成了难舍难分的朋友。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猛将，但我明显降低了抽烟的标准，我抽的是被这里的人称之为“三逑”（短逑的、软逑的、抽起来快逑的）的“黑兰州”，现在变成了每天四盒的“哈德门”，钱是持平的，应酬的人多了许多，我觉得划算。
我说：“村长，咋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呢？”
“不是我不想住，而是年轻人总嫌我们老人说头多，嘴碎了。你说不说能行吗，如今的年轻人太不像话，晚上看电视看到十一二点，早上太阳照在尻子上了还睡觉，这是过日子的人吗？再说他们翅膀上有了一点力气就立马不想种地，都想跑外挣钱，挣大钱。他们出去时从家里理直气壮地要了路费和花销钱，可回来时唉声叹气，脸拉得像驴脸，从没见过他们直着腰在手里数过大一些的票子。地没种好，钱也没挣上，两头空。我把话撂到前头，你看着，当农民的不种地，跟当兵的不练兵是一个理儿，迟早会饿死的。”村长的有些话太沉重了，我只好挑轻松的跟他说。
“这么大岁数了，长期下去咋办？”
“不难，他们轮着给我做饭、煨炕、洗衣服。”
自此，我每次从社员家吃过派饭回到这里，村长就主动找我谝干蛋。
“今晚吃的啥?”村长关切地看着我。
“豆面馓饭，还有酸菜和葱花。”我实话实说。
“咋样，好吃不？”
不问还好，一问就又想起那难闻的豆腥味儿忽上忽下，加之浩浩荡荡无孔不入的老咸菜味，让人总想呕吐；不吃肚子咕咕叫，吃了胃胀，尽放响屁。无人的时候还好说，反正放就放了，裤裆里放屁二岔子，谁也不影响谁。有人的时候，夹着屁股总觉得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蹲也不是躺也不是，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我觉得我不是个人。但我还是装出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对村长说：“不错。村长，千户台是好乡土，人情也好，社员们都把我当干部看。”
“看，扯皮拉谎的，跟我的两个娃一个逑样，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年轻人不实诚，啥就是啥，山里的日子咋跟城里比哩。还不错呐！骆驼吃青盐，咸苦在心里。你等着。”村长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径直走进自己的屋，拿出三个煮鸡蛋说：“我就知道你吃的不可口，吃！吃饱了不想家。”
我接过鸡蛋，还有一些热气儿。村长真能揣摩我的心思，看来这是他事先准备好了的。
望着村长长满了“犁沟”的脸和指关节十分突出的一双粗大的手，再想一想村长的腿和他的年岁，心里不是滋味。
“看着我干啥？你吃！吃沙！”村长督促我把鸡蛋吃下去。
三个鸡蛋在村长关切的注视中被我风卷残云地吞下去，没有吃出蛋清和蛋黄的区别，胃里舒服得像熨斗在款款地熨，响响地打了一个悠长的鸡粪味儿十足的饱嗝。村长得意地一笑，说：“饱了吧，这就好，吃派饭光吃馓饭，咋行哩！往后要多长个心眼。”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老百姓给我吃啥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愿，我想吃啥，我还想吃天鹅肉呢，那是猪八戒娶媳妇一厢情愿的事，但我还是对村长的话产生了兴趣。我说：“村长的意思是……”我想讨教他如何长心眼儿，在村里吃派饭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可是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早就转身一瘸一拐任劳任怨地走了，说是他们王家家务里有点事情，他无论如何得出面，让我吃了饭不要等他，早点睡，少受冻。我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县上什么局的局长，当一个挂职副村长，一点也给不上好处，我想，就我目前的情况，就是长了牛毛一样多的心眼儿也不行。
但我是个一点就通的人，上中学的时候有好几个老师都这么说，上大学时老师也没说过我笨，绝对没有，我敢保证。我开始留心周围的事物和细节，有好几次吃派饭，我静静地观察着房东的一举一动，和他们脸上的表情，把村长的意思心领神会地去做，果真灵。有天晚上，去一家吃饭，大概是个姓王的人家，男人帮邻居去打场，这里的一般情况是，帮活的人吃了晚饭喝几杯酒才能回来。女主人正好犯牙疼病，半个脸都疼肿了，连脸相都已经歪了。一看是颗虫牙，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往虫牙上滴了一滴烧酒，果真不疼了。女主人满脸堆笑地说：“你是个好干部，比三个代表好，他们只会开会念文件、出黑板报、贴标语，你会看病，多好，你是县上的大夫吧!”
我说：“不是。”
“你嫑骗人了，你就是大夫。”
“你说是就是。”
“这就对了，大夫有啥不好！有些烧包头不懂了装懂，鼻子里插葱装大象，骗人钱财，把好人治成了病人，你这么好的手艺咋不敢承认呢。你坐着，我去做饭。”
说时她转身去了厨房，她轻盈的脚步分明告诉我，我笨拙卑鄙的雕虫小技在她的虫牙上款款地细雨润秋着，麻木着她的牙神经，她哪里知道我日弄了她。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富有节奏和力度的声音，说明她正在踏踏实实地上当受骗着。她给我做了面片，炝了葱花不说，还特意给我弄来一碟葱花炒鸡蛋，黄是黄，绿是绿，我的舌头上突然射出一口旺盛的口水。这是我来千户台吃派饭最好的一顿，我没有先礼后兵，细嚼慢咽，我急不可待的胃口一点都没有客气，我稀里哗啦汗流满面地把那一碟鸡蛋连根都吃了，我看见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踏实的微笑，好像我吃得越狼吞虎咽，她的病好得越快。我连根吃了她家的鸡蛋，她还高兴。
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走出她家门的时候一边抚摸着吃胀的肚子，一边打着饱嗝。我得意地笑了一下，我的饱嗝充满了心安理得，我的笑声有点厚颜无耻。我参加工作还没有欺骗过人，更没有欺骗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为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和胜利得逞得意忘形。
想想村长，是个好人。但听村长说那女人夜里又犯了牙疼，深更半夜去村卫生室买药，心中不免有点胆战心惊。夜里躺在炕上慢慢地消化胃里的炒鸡蛋发出哧哧哧哧的声音，我打了一个饱嗝，深感不安，有了沉重的罪恶感。一滴烧酒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像化学反应一样起了作用，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消失，再老实的人也识破了我拙劣的诡计，除非是白痴。
我开始后怕起来。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报纸电视上天天这么说，县上的大小文件也都这么念，我不能没有一点儿觉悟，可我还是厚颜无耻地做了。自此，心虚的我怕见到村里人，我像一个脸上打了记号的人人皆知的小偷和穿着囚衣的囚犯整天诚惶诚恐。我走在空荡荡的村路上，总觉得一些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当我走过他们面前时，他们都没有一个跟我主动打招呼。当我避过他们的目光，又觉着他们在我的背后吱吱喳喳交头接耳说三道四，总之，我就是个不干净的人，是个十足的嘴谎。按一般情况，我只要吃上了哪一户人家一吃就是三天，伙食费每天按五元算，一直吃得让这家的女主人手忙脚乱，可第二天早晨，我就不敢去她家里吃派饭了。村长实在太聪明了，他似乎揣摸到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思，就又派了一家。村长说：“这家的儿子在县上当老师，日子殷实一些。”
我十分感谢村长无微不至的关怀。日子过得比山野里的风还快，明日就是寒露，我打开下乡时带来的行李箱，翻拣出一件毛背心，准备旷日持久地打发下乡挂职和吃饭的日子。
村长说：“这箱子好，明年孙女儿要高考了，有这么一个箱子该多好。”
我说：“村长，只要她考好，我买最好的箱子。”
村长笑了笑说：“这话是你说的。”
我也回笑了一下。望一眼天空，一片圆寂。
十一
中午的太阳疲软而麻木地挂在天空。我吃胀了肚子刚从那块旱场上走下来，见“小卖部”门口围着一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堆灰黑衣服的人们呼呼啦啦拥挤在一起，他们大都裹着臃肿的棉衣，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土黄色的阳光下无声无休地等待着什么。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孤立地站在中央。
“抱起來！抱起来!”我听见人群中有喊“傻子”的，有喊“天保”的，也有喊“七斤半”的。
我挤过去一看，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他们在取乐一个叫天保的男人，这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我进村后的第二天，就听村里人说，天保是个傻子。其实他并非那种榆木疙瘩一样的傻，他饭量极大，他能用最快的方式把一碗面条吃完，吃得让我瞠目结舌。他的吃饭十分特别，他吃饭时，手里的筷子没有闲着的时候，每吃进一嘴饭，乘牙齿、舌头和二腮的肌肉还没闲着的空闲，筷子在碗里不停地拨弄着，然后捋了面条在碗口上划一个半圆，把饭送进嘴里，他的吃饭有章有法。因此，他吃饭的速度几乎比一般人快了一倍。按庄户人家的欣赏角度，他真是个吃饭狼扒虎咽的好男儿。他干活不慌不忙不毛不躁，像一头耕地的牛，一般情况下，只要肚子不饿他绝对不会停下劳动的手脚来。他知道春天该播种，秋天要收获，他也知道白天要出工干活，晚上该睡觉休息。这一切都说明，他具备了一个身体力行劳动者的基本素质。
按常理说，天保是一个绝对的傻子是不对的。可他确实有点傻，听村里人说，天保结婚的那天晚上，小俩口展展板板躺在炕上，任新婚的妻子怎样撩拨他的那个东西，他都不能动心，他不去解新娘子的裤子找那个生娃的物件儿，只能胡乱地啃着新娘子的脸，似乎没有生理上的要求。相反地，第二天早上，他在村里人面前说自己老婆的身子如何如何白，晚上对自己如何如何了。其实，这都是千户台人的民间加工和群众演义，因为天保是不能说话的。
天保对女人的撩拨不能动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但在村里人面前说老婆如何如何了，我觉得，真正傻的不是天保自己。千户台原本就缺少正统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生活，甚至连社火也不出，每年过了正月十五，能让女人们多看一眼的男人们都外出打工去了，许多让男人们不想多看一眼的女人也走出了家门。他们一如既往的步履坚定有力，剩下的老弱病残和孩子只有无望地守望，唯一的精神向往就是一些桃色事件。刺激诱人的色情信息流传速度比山梁上的风还要快，一旦有一个人传出了这样的段子，肯定像姑娘们口里的香糖一样津津有味地嚼个不停。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他老婆的耳缝里。他老婆(其实，还是个姑娘)羞得见了人不敢抬头，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便哭哭啼啼带着一包衣服回了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都是听说而已。
天保力大如牛，是在千户台出了名的。如果他去某个货运站当搬运工，肯定是工头的红人儿；可在这里，有时就成了庄稼人无所事事的娱乐工具。
围观的人群并没有因我的出现而影响他们欣赏的兴趣和爱好，我从人堆中挤进去，只见天保面前横着一盘红沙石碾子的上扇，那是千户台人过去腊月里碾麦仁用的，少说也有二百来斤。旁边狼狈不堪地扔着两包三元钱一包的“兰州”烟，想必是给天保能否把石碾抬举起来下的赌注了，或者是取乐天保的一种劳动补偿。那些穷开心的人们越来越多，很快就拥了一圈，围在中央虎背熊腰的天保就像一头瞎熊。
只见天保勒了勒裤带，往手心里吐了口口水，搓了搓走到碾子前，铁塔般一站，直挺挺望了一眼周围的人，慢慢地蹲下腰身，像举重健将开始前的瞬间一样庄重和神圣，拭目以待的神情在人群里比比皆是。很久很久，他才摸到了碾子的下沿，但他不急于把碾子怎么样，而是似乎胸有成竹暗暗鼓着劲儿。只听天保木木地哼了一声，那石碾贴着他的肚皮缓缓起来了。
“天保，举过头顶!”人群里有人在喊。
“举过头顶，再加两包!天保，加油!”
天保咧一下嘴，龇一下牙，把身子微微下蹲一点，再下蹲一点，靠着两条有力的腿和膝盖的支撑，他换了一下手。他紧闭着嘴，脖子里的青筋胀得紫红。他“嗨”一声，将碾子换在胸部的位置上不动。他似乎需要吸一口气，或鼓一下力气，借此机会，他要靠胸肌和腰肌的力量，将双手从刚才抓的动作换成托举状。这一切十分连贯的程序，无一不符合力学原理，无一不比一个聪明人聪明。一切智慧来源于劳动和实践，是不可置疑的，像天保这样笨的人，他的劳动细节简直看不出一点破绽。
一秒钟，二秒钟……天保支撑着二百多斤重的石碾，像寺庙里的一口大钟屹然不动。
“加油，天保!”
“加油！你个囊 ！不是说你力大如牛吗，咋连一扇石碾都举不起来！”
天保的力气使尽了，双手也明显开始发颤，但他依然支撑着。他牛一般一声嚎叫，试图将这沉沉的东西举起，可惜，他把碾子的重心只举到自己鼻尖的位置上，就软了下去。石碾落在地上，沉沉地砸了一个坑，不动。我的心猛然被揪了一把，幸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站在天保旁边，沉着脸对一位怂恿者说：“你们干吗要这么对待天保?”
“李同志，我们啥也不干，就看个天保能不能举起这块石碾子。”
“你为啥不举，看你的身量和块头也不比天保差。”
“他是个傻子。我……”
“天保也是人，你要懂得他也是个人。”
那个怂恿者脸一红没有说话，围观的人无趣地向后退去，一边走一边说：“一个下乡吃饭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硬管，耀武扬威的，有能耐了给我们弄些钱来。”这场穷开心的游戏就这样被我搅了。
面对千户台的庄稼人，我只能无可奈何，他们也再清楚不过我这个挂职副村长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才如此明目张胆地取乐天保，面对我的责问，也不过是轻描淡写。
刚才热闹的场面被我搅得一片沉静，只剩下尴尬。就在这时，天保突然“哇”一声，嘴里一边吱吱唔唔着，一边往家里跑，他没有拿那两包劣质香烟，相反地，他在那两包烟上狠狠踩了几脚，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自尊和愤怒。他确实有点傻，但他也知道这是村里人在取乐他。
人群哗一下骚动起来，几个中年人没有看到精彩的结果摇着头走了，几个年轻人去抢被天保踩破的香烟，几个老汉嘴上叨着烟嘴，被挤得歪歪斜斜，一片狼籍。没有抢到香烟的年轻人愤愤地说：“多好的戏让他搅了。”
“都是人，咋把天保当戏看呢？”
“那全国人民还把赵本山和宋丹丹当戏看哩！”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他们理直气壮的反驳太无懈可击了，我简直无法回答，我能说那是艺术，而这是戏弄吗。
下午，我听王村长说，天保的鼻孔里流了一回血，紫色的，想必是用力过猛。这件事头一个知道的是天保的嫂子，然后才是天保的母亲。天保的母亲在旱场上转游着日娘道老地骂了整整一个下午，骂得口干舌燥，两眼发黑还不解狠，他母亲打发他嫂子胡春梅，从家里抱回一只暖瓶和一个马扎，还有捻线的线砣子，这表明要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
她一不做二不休，出门时带着一块羊毛毡毡，干脆四平八稳地坐在旱场上那扇碾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捻线一边叫骂。她的叫骂十分有韵律，像唱民谣，她的叫骂底气十足，直骂得天昏地暗、路断人稀，直骂得行人不敢抬头牲畜们绕道而行。
起风了，天保母亲苍白的头发落满了黄尘和草屑，干涩的嘴唇像晒干的两片杏皮，骂人时有些力不从心。
旱场上，一个捻线的线砣子在一双苍老的手里灵巧地旋转着，像旋转的玛尼经桶，泛出一层绒绒的光晕来。白生生软酥酥的羊毛，从最初的一丝丝变成一缕缕再变成后来一股股的，在线杆和线砣的高速旋转中，把丝丝缕缕的日子和苦难拧在一起，层次分明地缠绕在线杆上。那瘪瘦的线杆儿在她忘我的唱骂中，渐渐变得丰满起来，鼓胀起来，沉重起来，泛出一层细细的光晕来，像秋天成熟的玉米棒子。渐渐地，她唱骂的不是一种愤怒，成了一种收成。
午后的阳光被满山遍野的黄土揉得七零八落，然后慈祥地铺展开来，此时此刻，突然觉得下沉的太阳不是坠向西山，而是落进了天保母亲忧怨而苍茫的目光中了。她的骂越来越没有声音，口水溅在干燥的空气中成了沧海一粟，整个下午，没有一个搭理她的人，她的骂声孤立无援。渐渐地，她骂人的主题似乎变成了一种忘我的劳动和旋转：捻线，间或又听得她在哼着一首谣歌。
我说：“大娘，回家吧，他们已经知错了。”
“不行，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这帮贼挨刀的，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回我要让他们长个记性，见了我都要把头勾下去。”
我说：“当心身子骨。”
“你别管！你咋不管管那些贼挨刀的！”天保母亲把我当成了出气筒。
黄昏时分，胡春梅又抱来了一只暖瓶，把原来的暖瓶抱走时说：“妈，太阳不早了，当心着凉。”
“着凉怕啥，一手儿死了领干！”
听见天保的母亲还在没完没了地骂，她见猪就骂，见牲口也骂，她指桑骂槐，主题鲜明，语言犀利，她见什么都不顺眼，又从刚才的唱骂变成了快节奏的叫骂，想必要把千户台骂个水落石出斗转星移。
我说：“王村长，你去劝一劝吧。”
村长说：“这种事谁劝都是火上浇油，农村女人就这样，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儿。让她骂去，骂累了骂够了就不骂了。”
“这要骂到啥时候？”
“快了，她已经口干舌燥快撐不住了，你没听见这会儿她嘴里在哼着谣儿吗。”
村长的话果真灵，约摸到了吃晚饭时，天保的母亲不骂了。天突然黑下来，村里又停电了，这是我进村后的第五次停电，停电是没有原因的，要么是谁得罪了电工，要么谁家过营干没有招呼到电工。黑得四周没有方向，我不知道这么冗长的夜村里人是怎样打发的。人们发泄着各自的不满，口哨的声音，吼“花儿”的声音，鬼哭狼嚎的声音，放鞭炮的声音，乱糟糟的交响乐响成了一片。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电没有来，一切声音都平息了。我知道，那三十大几近四十的一群光棍汉除了喝酒，不知要在这黑夜里弄出多少七七八八的事情来。也许这就是村长说的，鸡叫狗咬事出有因的深刻含意。
这个事件发生后，我多么希望村里人从此不要再取乐天保了。天保整整睡了一下午，哼都不哼一声，晚饭他嫂子做了大米稀饭，他一口都没喝。天保第二天起得很迟，显然没有原先那样精神，可依然不忘去垴庄驮水。天保的哥哥不在家，我怕他伤了元气，废了力气，就领他去乡卫生院开了四服汤药。像天保这样的人，没了力气，是无法想象的。药是他母亲熬的，吃完了，见天保的体色慢慢好起来。
晚上，我从村西头吃过派饭回到住处，村长说：“你是个好人。天保母亲和他嫂子都说。”
我知道我的行为解决不了什么，但我在内心里还是激动了一下。我终于从一个下乡吃饭的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且就这么一点小事，就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有点得意。
与天保接触的时日，我希望天保能够用某种手势或者别的什么方式跟我交流点什么，然而，他见了我还是滋滋地笑，吸吸鼻涕，挤挤眼，咧咧嘴，再也没有更多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世界。说实在的，我从内心深处可怜天保。
天保并不傻。为了印证我的判断是否准确，有时我也寻他取乐，送给天保两包带嘴的香烟，看他是什么态度。他不是把香烟果断装进口袋，表现出不劳而获的那种得意，而是只扯开盒盖儿，取出一支熟练地点上，再在耳根里别上一支，就又规规矩矩还给了我。傻滋滋地一笑，走了，好像他也知道不受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的道理。天保是有点傻，他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报酬和索取。
天保的身体复原了，依然是一条精壮壮的汉子，我见他头发长得埋住了耳朵，就从村里的小学老师那儿借来发剪，理了他的头发。他傻滋滋地照着镜子，惊喜地摸着头，笑，好像不认识自己是谁了，那样子憨墩墩的，让人说不清是傻，还是天真。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天保也有爱美之心。他的眉眼，他的四肢跟他的躯体和身上的大小部件搭配在一块儿，活脱脱一个标致的男人。
我照例每天西装革履地履行吃派饭的公干，那几个去上课的小学老师见了我，都莫名其妙地笑，笑得有些暧昧，让我不好意思。无可置疑，他们也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十足的酒囊饭袋和不折不扣的白痴。我从一些村民的眼神中看得出，我的行为方式和语境让他们怀疑，我的穿戴跟他们格格不入，有好几回我走在村路上，他们的目光是怪怪的，他们交头接耳的神情在对我说三道四评头道足。我敢肯定，他们把我与天保划上了等号，我不强词夺理，我一百个保证我是个健康的人。
我不能光吃饭不干活，我有责任和义务了解这个村子。桃花乡千户台村三面环山，名儿好听得像时下电视里日新月异的广告，地方实在不怎么样，要不是西南方有个山豁口通向山外，这里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山中之盆。因此，千户台的山野里除了这里天天打眼前走过的牛羊和眼前横陈的山，外面的世界除了从电视上一点都不知道。有许多日子我像一个旅行者，转悠在村里的制高点，向远处眺望产生不起一点美好的联想，甚至有些绝望，连我自己也慢慢变得麻木起来。封闭会约定俗成地保存一些亘古的纯朴和原始，也同样顽固地抗拒着文明的进程。
我所驻的那个自然村，坐落在千户台东北方向阳的山坡里，名叫地洼，地洼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许很多年前与水有关，问了村里几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跟我想的一样。可打解放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把不多的一些植被毁了后开耕成地，就不那么养人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就是这个地方最好的注解。男孩长大，女娃成人，该嫁的嫁，该娶的娶；而外面的姑娘不可能来这穷地方嫁人，里面的姑娘也不可能全都嫁到外面去。于是，就顺其自然地“井里的石头井里去”，甚至同姓结婚的也不少。弱智多，恐怕与这一习俗有关系吧。
山里的生活节奏四平八稳，驴是怎样埋头拉磨的，他们就是怎样过日子的，反正不管发生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件，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在山头上不慌不忙地升起，每天晚上都有一块热炕头一成不变地等着。太阳是大家共有的，不抢着享受怕吃了亏，热炕是自己的，谁也不会抢去，省着点享受，女人家里养着，儿子家里长着，谁也抢不走拿不去。尤其暇闲的日子，外出打工的男人们陆陆续续回村了，村里才显出一些活气来，不过大多数日子还是无所事事，村里能看过眼的男人女人都外出了，有时会出现真空现象。
往往太阳特别灿烂的日子，高高的旱场上不可思议地围了一群庄稼汉，他们缩着脖子蹴着膀子，头对头挤在一起，一手掖着衣襟，一手下“方”。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的顽固和无可救药，在无事可做的冬半年，他们就是这样成群成帮蹲在向阳的一个去处，不是没完没了下“方”，就是看女人说女人，总是穷极无聊的，直到山坡上的牛羊在咩咩地呼唤家园的时候，饥肠咕咕叫了，这才想起了回家。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般都比较贫困，文化生活就更贫乏。晚饭后，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着男人，看着看着不免想一些劳动以外的男女事儿。这是有家庭的，而没有家庭的，也多少有个连手儿(相好的)，你来我往，男的没有答谢，女的也不索取，只图个“五晖”的日子。这是多年前的风气，但眼下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
总而言之，这里傻子多，与这种传统的习俗无论如何有一些关系。
天保与正常人一样可能也有学名，但终于没有叫响，只留下一个小名。如果叫全了显得十分冗长，他的全称是傻子天保七斤半，比洋人的名字还长，简单地叫，或傻子或天保或七斤半。他今年三十八岁，他的父亲死得早，全家五口人。他的母亲和嫂子都属于那种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哥哥和妹妹身体健康，而且猴奸猴奸，就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能将树上的麻雀哄下来的人。因此，把个一母所生的天保七斤半衬托得傻上加傻。
话又说回来，他的傻不是他母亲图了“五晖”的日子，也不是他的父母近亲结婚。他的傻完全是后天所致。
天保七斤半生下来时，活脱脱一个健康生灵，而且很壮实，按祖上留下来的习俗，过一下秤，整整七斤半，这就成了他最初的名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保长到一岁零两个月时重病一场。山里穷，加之交通又不方便，去不了县城，他父亲急了，买来烧纸和香表，对天发誓：老天爷有眼，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完了，又去求村里的算卦先生卜卦，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儿，曰天保。因此，七斤半多了两个字，成了天保七斤半。结果还是没有时来运转，就只好请村里的保健员治疗。保健员是个连感冒药都认不全的人，也不知糊里糊涂打了啥针，天保七斤半便迷迷糊糊地傻了。可怜的天保七斤半智力低下，到了说话的年龄，不能说话，到了该谈情说爱的岁数，别的娃儿色胆包天地把“花儿”唱成了山里的族歌，他却没有一点生理上的反应，却有了个冗长而繁锁的名字：傻子天保七斤半。
有道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不知是地洼这个自然村的风水好，还是山里的厚土特别能养人，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他身体却结结实实，壮如牛。天保就是这些结实的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他膀粗腰圆，胸肌发达，五官端正，十六七岁就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人。如果修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西装，再打了领带，不知道他傻的任何一个姑娘，都会羡慕地看上他几眼，说不定还有绣花鞋垫之类的定情物姗姗而来。可惜千户台不来邮寄员，阳坡自然村更不能来，信件一般都是村主任、文书和支书去乡上开会顺便带来的。
天保的家，的确是个方方正正、体体面面的家，窗户是窗户门是门，在千户台也算是个上乘的人家。他父亲死得早，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了几个儿女。他的哥哥村里人叫尖猴儿，土地承包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六岁的他是第一个走出祁家洼西南方那个山豁口的人，有人说去了格尔木，又有人说去了兰州。有一年腊月，正在家里宰年猪的那天，他哥哥回来了，梳着分头，穿着西装和牛仔裤，大包小包，从山豁口唱着流行歌曲悠悠地走来了。可能是发了。那一年的千户台真不一般，四平八稳地生活了几十年的山民们终于看见有人在村里穿起了牛仔裤，千户台人也第一次开始给小一辈人给十元钱一张的压岁钱了。
山里姑娘不像城里女人那样眼高，她们往往想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因此，三天两后晌的工夫，就有村里村外的好几个姑娘给天保的哥哥送来媚眼，接着是说媒的主动上门服务。他哥哥不费吹灰之力就選准了一个姑娘正月初六娶回了家。这就是天保如今的嫂子。嫂子娶到家了，天保的哥哥挣的那些钱也花光了，受不了家里的穷光阴，尽想着外头油汤辣水的尕日子，因此，跟新婚的媳妇儿使劲折腾了一个月，又出了远门。没过一年，挣了钱回家来，盖起了一面大房，出嫁了妹子，又添进一口，这便是天保的老婆。
谁知天保在生理上也有毛病呢！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守不住，连身子都没有焐热就去了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我问王村长，像天保这样的人能不能纳入残疾人保障或低保人选，时下上面有这个政策。村长说：“不行。天保家是村里的小姓，低保没人投票，残疾人保障金一般是一级和二级残疾。再说天保的哥是个能人，在村里是头一个看彩电的，天保得了低保许多人会有看法。”村长的脸上一副深沉的表情，看来残保和低保都不成。
“村长，这与大姓小姓没有什么关系嘛！”
村长说：“村里就这样，一些大的事情都是由两大家族出面的。”
我说：“没人投票可以村委班子研究决定。”
“这得有个提名的人。”
“我来提。”
村长说：“这得慢慢来。”
“你怕得罪人？”
村长有点吃惊地盯了我一会儿，那意思分明告诉我说，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儿喧宾夺主了。我还自作多情地认为我终于有了一次为民请愿的长进，看看村长脸上深沉的表情，我才知道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我递给村长一支烟，他极不情愿地接住：“村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只能慢慢来，一切以稳定为重。”
为了表示对村长的尊重，我诚恳地点了点头。
村长脸上的表情好了许多，他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慢慢来。”那神情酷似我所在单位的领导，让我一时觉得好不温暖，我向村长投去了暖和的目光，村长的脸像秋天盈实的日子，瘦得又像一朵降了一场浓霜后的秋菊花，少了许多精气神儿。
我不知道慢慢来的更深一点的意思，我只是个挂职的副村长，不敢多嘴，更不敢添乱，把这件事撂了下来。我一天天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有许多日子我无聊地看蚂蚁忙忙碌碌爬树，看麻雀慌慌张张觅食，我看见一只红色的蚂蚁爬上了一棵大树，我足足看了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爬回来，我担心它会不会死了。（未完待续）
长篇小说《泼烦》写的就是青海河湟地区农民阶层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的那些泼烦事儿。是一部河湟谷地的《秦腔》。
桃花乡的千户台村只是当今中国农村的一个截面和缩影，小说里的一些场面和境遇，在当下中国绝对不是偶然的，其真实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
《泼烦》，没有宏大的乡土叙事，是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是十分琐碎和片断的。但集中在深秋和严冬里的一个个故事和细节的背后是一股股的凉气——生存的困境、心灵的寂寞、精神的虚无和颓废、生命的迷茫和失落、价值的无序和混乱，无不透露着以往经典乡土生活的衰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知识分子）的流失，农村、农民遭遇的迷茫和冷落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看似热闹而丰实多彩的物质背后，是精神的颓废、文化的缺失和价值的混乱。
《泼烦》是“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史、小说中农民的迷惘、困惑、犹豫和彷徨，甚至心灵上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在人的肉体被现代文明和象牙塔娇惯得一天天脆弱，人的灵魂在利益的追逐中也日益卑琐时，《泼烦》以良知更多地给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博大、宽容、无畏的人格力量，营造着理想中的乡土和精神家园。
十
冬半年，山里的节气性子比海纳籽儿还急，一晃一天，一晃又一天，日子总是跑在日历的前边。虽然好多时候庄稼人忘记了每天早晨按部就班地翻一页日历，或把日历一天一天撕下来，但初一、十五的那些好日子和赖日子，在人们心里十分清楚，清楚得像他们心目中的瘪粮食和胖粮食，好人和坏人。他们大都记的是阴历，也就是农历。
算一下日子，前天刚过的秋风，早晨，天就急不可待地下了一场鸡爪儿小雪，大地就给点颜色就灿烂地变了容颜，山野七手八脚装扮得有了点风韵。但细细看上去，分明像一个不会打扮的农村女人把自己的脸胡乱奢侈地涂脂抹粉了一番，该浓处不浓，该淡处不淡。不管咋说，打扮比不打扮是好了些。我向更远处张望了一会儿，村里没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那种大景象，更远一些也看不到什么伟大和壮美，我便拿起扫帚想清扫院里的雪。村长有些儿瞧不起我地说：“这是女人们的事，不要扫。”
我说：“你屋里没有女人。”
“不急，等一会儿子媳妇扫哩。”
“等他们来了雪都化了。”
“化了就化了，也没多少雪，不要紧的，这样的天气是焐烫炕的日子。”
看看天色，像一张病婆子的脸，一时半会儿没有晴的征兆。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很快又被云淹埋了，天和地一瞬间从刚才的分道扬镳又变得如胶似漆了。山野一派沉静和阴郁，山之阳昨天是什么颜色的，今天还是什么颜色的，山之阴，积了一层淡淡的素白，向远处延伸着，也许再过个七天、八天，继续下一场看得过去的雪，山就彻底白了，大地也便凝固了。这样的天气除了闲着还是闲着，我便与村长聊天。
“王村长，社员们咋叫你王八斤?”
“我妈生下我时，往筛子里一放，过秤，整八斤。其实不足八斤，还添了我爷的一双鞋，这是乡俗，谁家生了娃都这样。”村长憨然一笑说：“你是念书人，山野人家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名字这东西没啥大学问，随便阿么叫都行，听惯了就顺耳了。早先韭菜沟有个人打小就叫炒面头，此后中了拔贡，成了有名的诗人，听说省志上还有他的名哩！远的不说，就说我们沟里的，矬子李一家，弟兄四人人高马大，唯独老四长到二十五岁，只长下一米五的个头。人称‘矬子李’，可这浓缩的小人儿一个顶俩，满脑子尽是主意，全村的人加起来也不如他的心计，如今捣腾冬虫夏草捣发啦，开着桑塔纳提着大皮箱满世界跑，深圳还开了一家铺面，比烧砖的刘文林还出息哩！你知道他是咋发的吗？”
我摇了摇头。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他是头一个往虫草上抹铅水的人，一斤虫草就能压二两，让人想都想不到，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他发财的秘密，可那时他已经把钱挣得没意思了。”
“还有对钱没意思的人？”
“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他就知道吃喝嫖赌，给村上没干一点针尖大的事情，庄稼人经不住富。”
跟村长谈得多了，也了解了村长的不少事情，他十七岁参军，是全村人披红戴花敲锣打鼓送走的，他也许把什么都忘了，但不会忘了那个场面。那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场面，是回忆起来让他十分兴奋的事情。那天早晨，送行的队伍里年轻姑娘和尕媳妇的目光火辣辣的，把他看得不敢抬头，哪像现在当兵这样冷冷清清带理不理的，人情世故太差了。村长说到这里时抿了抿嘴唇，脸上的表情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在果洛、玉树青海藏区参加过平叛的许多战斗，挨过两次枪子儿。第一次是头上，可能是个神枪手的杰作，村长的头上足足少了一绺儿二寸长的头发，看上去，是一道肉肉的疤痕。第二次是左腿，伤了骨头，为他的衣襟向左边持之以恒永不言败地搧动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
村长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叛乱分子们的杈杈枪一打一个准。我们还没有听到老班长爬下和隐蔽的口令，子弹就长了眼似的飞过来。你摸摸。”村长一把脱了没有一点棱角的油垢帽子让我摸。
我一看，果真脑后有一条一寸有余的头皮没有头发，伸手一摸，光光的，肉肉的。像今天这样和谐富余的太平年景，那个一寸有余的伤疤，无疑给他平凡的人生增添了亮点和几分悲壮的英雄色彩，也许这是他长期在千户台当村长的一个由头。我要是村长，我要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光着这颗伟大而高昂的头颅，让这块革命的伤疤天长地久放射出日月天光。
我从他手里要了帽子掂了掂分量，足足有二两，我说：“村长，你在什么情况下脱过帽子。”
“两回。一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那一回，一回是我大死了。”
“有后遗症吗?”我望着他的头。
“没有。”
“那腿呢？”我有点疑惑不解。
“也是让杈杈枪打的。我吃了一茬粮，我们骑兵班总共挨了四颗枪子儿，两颗就让我挨上了。把他先人的，你说我的运气差不差，咋枪子儿长了贼眼，总是跟我过不去！还好，年轻时挨了两颗枪子儿，这辈子就再也没有灾祸了，你说怪不怪，连重些的感冒都没有。”
“那政府没安排工作？”
“安排了，在一家纪律特严的军工厂干保卫，听说是造地雷的，一直没听过往哪儿用，后來听说在中越自保卫还击战中用过，也不知威力大不大，每年试雷都是驻军部队去试，我当了一茬保卫，连地雷的毛都没见过。我没上过一天学，啥也不会，自己的名字还是班长教我的，厂子里天天开会，天天学文件，天天写心得，没啥新规矩，就是讲纪律讲要求，特别严，那种日子比坐大牢还难受，就回家了。”
“那待遇呢？”
村长一时没有反应我说的待遇是什么意思，好长一会儿说：“有，政府给钱，一月五百多哩。”
“痛吗?”我摸了摸他的腿。
“有点，天阴下雨的时候。”
“村长，你的帽子太脏了，你咋不洗一洗？”
“李同志，让你见笑了，不是我老汉家懒，不想洗，我脱了帽子头就冰得发抖，就感冒打喷嚏。”
“这好办，你再换一顶呗。”
“不行。就这没落过水的帽子管用，换了别的又轻又薄，没斤两，头冻。”
我笑了笑说：“村长，这只是一种习惯，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村长说：“不行不行，一动帽子我就不舒坦。”
我终于明白了村长晚上睡觉为什么不脱帽子的神秘色彩，我还以为他的头上有见不得人的让人揭短的东西。我头一回明白一个人习惯的顽固性和不可改变性，是如此的不可救药，像祖先遗传的血液一样无法改变。
说了半天的话，我的一盒烟又不知不觉抽完了。听了村长沧桑悲壮的人生经历，不免产生感叹。一盒烟算什么，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垴山沟里，能有这么一个人跟自己说掏心窝子的话，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了。这些年，我听到的几乎都是一些恭维话，像报纸上的赞歌，温暖得让人有些肉麻，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真话了。
村长八年前就死了老伴，两个儿子，大儿子王多钢，二儿子王多粮，都分房另住，他只好光棍一条，许多闲暇的时日他孤孤单单像一只失去了捉鼠能力的老猫，但他自以为很幸福。他的生活态度让我很受感动。
村里抽烟的人特别多，几乎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抽，青年人抽的是纸烟，中年人抽的是黑棒子卷烟，老年人抽的是旱烟，这可能是漫长的冬季打发日子的一种穷极无聊的最适合这个群体的消费方式，久而久之，习惯成瘾，人和烟成了难舍难分的朋友。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猛将，但我明显降低了抽烟的标准，我抽的是被这里的人称之为“三逑”（短逑的、软逑的、抽起来快逑的）的“黑兰州”，现在变成了每天四盒的“哈德门”，钱是持平的，应酬的人多了许多，我觉得划算。
我说：“村长，咋不跟儿子一块儿住呢？”
“不是我不想住，而是年轻人总嫌我们老人说头多，嘴碎了。你说不说能行吗，如今的年轻人太不像话，晚上看电视看到十一二点，早上太阳照在尻子上了还睡觉，这是过日子的人吗？再说他们翅膀上有了一点力气就立马不想种地，都想跑外挣钱，挣大钱。他们出去时从家里理直气壮地要了路费和花销钱，可回来时唉声叹气，脸拉得像驴脸，从没见过他们直着腰在手里数过大一些的票子。地没种好，钱也没挣上，两头空。我把话撂到前头，你看着，当农民的不种地，跟当兵的不练兵是一个理儿，迟早会饿死的。”村长的有些话太沉重了，我只好挑轻松的跟他说。
“这么大岁数了，长期下去咋办？”
“不难，他们轮着给我做饭、煨炕、洗衣服。”
自此，我每次从社员家吃过派饭回到这里，村长就主动找我谝干蛋。
“今晚吃的啥?”村长关切地看着我。
“豆面馓饭，还有酸菜和葱花。”我实话实说。
“咋样，好吃不？”
不问还好，一问就又想起那难闻的豆腥味儿忽上忽下，加之浩浩荡荡无孔不入的老咸菜味，让人总想呕吐；不吃肚子咕咕叫，吃了胃胀，尽放响屁。无人的时候还好说，反正放就放了，裤裆里放屁二岔子，谁也不影响谁。有人的时候，夹着屁股总觉得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蹲也不是躺也不是，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我觉得我不是个人。但我还是装出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对村长说：“不错。村长，千户台是好乡土，人情也好，社员们都把我当干部看。”
“看，扯皮拉谎的，跟我的两个娃一个逑样，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年轻人不实诚，啥就是啥，山里的日子咋跟城里比哩。还不错呐！骆驼吃青盐，咸苦在心里。你等着。”村长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径直走进自己的屋，拿出三个煮鸡蛋说：“我就知道你吃的不可口，吃！吃饱了不想家。”
我接过鸡蛋，还有一些热气儿。村长真能揣摩我的心思，看来这是他事先准备好了的。
望着村长长满了“犁沟”的脸和指关节十分突出的一双粗大的手，再想一想村长的腿和他的年岁，心里不是滋味。
“看着我干啥？你吃！吃沙！”村长督促我把鸡蛋吃下去。
三个鸡蛋在村长关切的注视中被我风卷残云地吞下去，没有吃出蛋清和蛋黄的区别，胃里舒服得像熨斗在款款地熨，响响地打了一个悠长的鸡粪味儿十足的饱嗝。村长得意地一笑，说：“饱了吧，这就好，吃派饭光吃馓饭，咋行哩！往后要多长个心眼。”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老百姓给我吃啥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愿，我想吃啥，我还想吃天鹅肉呢，那是猪八戒娶媳妇一厢情愿的事，但我还是对村长的话产生了兴趣。我说：“村长的意思是……”我想讨教他如何长心眼儿，在村里吃派饭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可是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早就转身一瘸一拐任劳任怨地走了，说是他们王家家务里有点事情，他无论如何得出面，让我吃了饭不要等他，早点睡，少受冻。我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县上什么局的局长，当一个挂职副村长，一点也给不上好处，我想，就我目前的情况，就是长了牛毛一样多的心眼儿也不行。
但我是个一点就通的人，上中学的时候有好几个老师都这么说，上大学时老师也没说过我笨，绝对没有，我敢保证。我开始留心周围的事物和细节，有好几次吃派饭，我静静地观察着房东的一举一动，和他们脸上的表情，把村长的意思心领神会地去做，果真灵。有天晚上，去一家吃饭，大概是个姓王的人家，男人帮邻居去打场，这里的一般情况是，帮活的人吃了晚饭喝几杯酒才能回来。女主人正好犯牙疼病，半个脸都疼肿了，连脸相都已经歪了。一看是颗虫牙，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往虫牙上滴了一滴烧酒，果真不疼了。女主人满脸堆笑地说：“你是个好干部，比三个代表好，他们只会开会念文件、出黑板报、贴标语，你会看病，多好，你是县上的大夫吧!”
我说：“不是。”
“你嫑骗人了，你就是大夫。”
“你说是就是。”
“这就对了，大夫有啥不好！有些烧包头不懂了装懂，鼻子里插葱装大象，骗人钱财，把好人治成了病人，你这么好的手艺咋不敢承认呢。你坐着，我去做饭。”
说时她转身去了厨房，她轻盈的脚步分明告诉我，我笨拙卑鄙的雕虫小技在她的虫牙上款款地细雨润秋着，麻木着她的牙神经，她哪里知道我日弄了她。她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富有节奏和力度的声音，说明她正在踏踏实实地上当受骗着。她给我做了面片，炝了葱花不说，还特意给我弄来一碟葱花炒鸡蛋，黄是黄，绿是绿，我的舌头上突然射出一口旺盛的口水。这是我来千户台吃派饭最好的一顿，我没有先礼后兵，细嚼慢咽，我急不可待的胃口一点都没有客气，我稀里哗啦汗流满面地把那一碟鸡蛋连根都吃了，我看见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踏实的微笑，好像我吃得越狼吞虎咽，她的病好得越快。我连根吃了她家的鸡蛋，她还高兴。
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走出她家门的时候一边抚摸着吃胀的肚子，一边打着饱嗝。我得意地笑了一下，我的饱嗝充满了心安理得，我的笑声有点厚颜无耻。我参加工作还没有欺骗过人，更没有欺骗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为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和胜利得逞得意忘形。
想想村长，是个好人。但听村长说那女人夜里又犯了牙疼，深更半夜去村卫生室买药，心中不免有点胆战心惊。夜里躺在炕上慢慢地消化胃里的炒鸡蛋发出哧哧哧哧的声音，我打了一个饱嗝，深感不安，有了沉重的罪恶感。一滴烧酒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像化学反应一样起了作用，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消失，再老实的人也识破了我拙劣的诡计，除非是白痴。
我开始后怕起来。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报纸电视上天天这么说，县上的大小文件也都这么念，我不能没有一点儿觉悟，可我还是厚颜无耻地做了。自此，心虚的我怕见到村里人，我像一个脸上打了记号的人人皆知的小偷和穿着囚衣的囚犯整天诚惶诚恐。我走在空荡荡的村路上，总觉得一些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当我走过他们面前时，他们都没有一个跟我主动打招呼。当我避过他们的目光，又觉着他们在我的背后吱吱喳喳交头接耳说三道四，总之，我就是个不干净的人，是个十足的嘴谎。按一般情况，我只要吃上了哪一户人家一吃就是三天，伙食费每天按五元算，一直吃得让这家的女主人手忙脚乱，可第二天早晨，我就不敢去她家里吃派饭了。村长实在太聪明了，他似乎揣摸到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思，就又派了一家。村长说：“这家的儿子在县上当老师，日子殷实一些。”
我十分感谢村长无微不至的关怀。日子过得比山野里的风还快，明日就是寒露，我打开下乡时带来的行李箱，翻拣出一件毛背心，准备旷日持久地打发下乡挂职和吃饭的日子。
村长说：“这箱子好，明年孙女儿要高考了，有这么一个箱子该多好。”
我说：“村长，只要她考好，我买最好的箱子。”
村长笑了笑说：“这话是你说的。”
我也回笑了一下。望一眼天空，一片圆寂。
十一
中午的太阳疲软而麻木地挂在天空。我吃胀了肚子刚从那块旱场上走下来，见“小卖部”门口围着一群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堆灰黑衣服的人们呼呼啦啦拥挤在一起，他们大都裹着臃肿的棉衣，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土黄色的阳光下无声无休地等待着什么。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孤立地站在中央。
“抱起來！抱起来!”我听见人群中有喊“傻子”的，有喊“天保”的，也有喊“七斤半”的。
我挤过去一看，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他们在取乐一个叫天保的男人，这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我进村后的第二天，就听村里人说，天保是个傻子。其实他并非那种榆木疙瘩一样的傻，他饭量极大，他能用最快的方式把一碗面条吃完，吃得让我瞠目结舌。他的吃饭十分特别，他吃饭时，手里的筷子没有闲着的时候，每吃进一嘴饭，乘牙齿、舌头和二腮的肌肉还没闲着的空闲，筷子在碗里不停地拨弄着，然后捋了面条在碗口上划一个半圆，把饭送进嘴里，他的吃饭有章有法。因此，他吃饭的速度几乎比一般人快了一倍。按庄户人家的欣赏角度，他真是个吃饭狼扒虎咽的好男儿。他干活不慌不忙不毛不躁，像一头耕地的牛，一般情况下，只要肚子不饿他绝对不会停下劳动的手脚来。他知道春天该播种，秋天要收获，他也知道白天要出工干活，晚上该睡觉休息。这一切都说明，他具备了一个身体力行劳动者的基本素质。
按常理说，天保是一个绝对的傻子是不对的。可他确实有点傻，听村里人说，天保结婚的那天晚上，小俩口展展板板躺在炕上，任新婚的妻子怎样撩拨他的那个东西，他都不能动心，他不去解新娘子的裤子找那个生娃的物件儿，只能胡乱地啃着新娘子的脸，似乎没有生理上的要求。相反地，第二天早上，他在村里人面前说自己老婆的身子如何如何白，晚上对自己如何如何了。其实，这都是千户台人的民间加工和群众演义，因为天保是不能说话的。
天保对女人的撩拨不能动心，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但在村里人面前说老婆如何如何了，我觉得，真正傻的不是天保自己。千户台原本就缺少正统的约定俗成的文化生活，甚至连社火也不出，每年过了正月十五，能让女人们多看一眼的男人们都外出打工去了，许多让男人们不想多看一眼的女人也走出了家门。他们一如既往的步履坚定有力，剩下的老弱病残和孩子只有无望地守望，唯一的精神向往就是一些桃色事件。刺激诱人的色情信息流传速度比山梁上的风还要快，一旦有一个人传出了这样的段子，肯定像姑娘们口里的香糖一样津津有味地嚼个不停。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他老婆的耳缝里。他老婆(其实，还是个姑娘)羞得见了人不敢抬头，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便哭哭啼啼带着一包衣服回了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都是听说而已。
天保力大如牛，是在千户台出了名的。如果他去某个货运站当搬运工，肯定是工头的红人儿；可在这里，有时就成了庄稼人无所事事的娱乐工具。
围观的人群并没有因我的出现而影响他们欣赏的兴趣和爱好，我从人堆中挤进去，只见天保面前横着一盘红沙石碾子的上扇，那是千户台人过去腊月里碾麦仁用的，少说也有二百来斤。旁边狼狈不堪地扔着两包三元钱一包的“兰州”烟，想必是给天保能否把石碾抬举起来下的赌注了，或者是取乐天保的一种劳动补偿。那些穷开心的人们越来越多，很快就拥了一圈，围在中央虎背熊腰的天保就像一头瞎熊。
只见天保勒了勒裤带，往手心里吐了口口水，搓了搓走到碾子前，铁塔般一站，直挺挺望了一眼周围的人，慢慢地蹲下腰身，像举重健将开始前的瞬间一样庄重和神圣，拭目以待的神情在人群里比比皆是。很久很久，他才摸到了碾子的下沿，但他不急于把碾子怎么样，而是似乎胸有成竹暗暗鼓着劲儿。只听天保木木地哼了一声，那石碾贴着他的肚皮缓缓起来了。
“天保，举过头顶!”人群里有人在喊。
“举过头顶，再加两包!天保，加油!”
天保咧一下嘴，龇一下牙，把身子微微下蹲一点，再下蹲一点，靠着两条有力的腿和膝盖的支撑，他换了一下手。他紧闭着嘴，脖子里的青筋胀得紫红。他“嗨”一声，将碾子换在胸部的位置上不动。他似乎需要吸一口气，或鼓一下力气，借此机会，他要靠胸肌和腰肌的力量，将双手从刚才抓的动作换成托举状。这一切十分连贯的程序，无一不符合力学原理，无一不比一个聪明人聪明。一切智慧来源于劳动和实践，是不可置疑的，像天保这样笨的人，他的劳动细节简直看不出一点破绽。
一秒钟，二秒钟……天保支撑着二百多斤重的石碾，像寺庙里的一口大钟屹然不动。
“加油，天保!”
“加油！你个囊 ！不是说你力大如牛吗，咋连一扇石碾都举不起来！”
天保的力气使尽了，双手也明显开始发颤，但他依然支撑着。他牛一般一声嚎叫，试图将这沉沉的东西举起，可惜，他把碾子的重心只举到自己鼻尖的位置上，就软了下去。石碾落在地上，沉沉地砸了一个坑，不动。我的心猛然被揪了一把，幸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站在天保旁边，沉着脸对一位怂恿者说：“你们干吗要这么对待天保?”
“李同志，我们啥也不干，就看个天保能不能举起这块石碾子。”
“你为啥不举，看你的身量和块头也不比天保差。”
“他是个傻子。我……”
“天保也是人，你要懂得他也是个人。”
那个怂恿者脸一红没有说话，围观的人无趣地向后退去，一边走一边说：“一个下乡吃饭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硬管，耀武扬威的，有能耐了给我们弄些钱来。”这场穷开心的游戏就这样被我搅了。
面对千户台的庄稼人，我只能无可奈何，他们也再清楚不过我这个挂职副村长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才如此明目张胆地取乐天保，面对我的责问，也不过是轻描淡写。
刚才热闹的场面被我搅得一片沉静，只剩下尴尬。就在这时，天保突然“哇”一声，嘴里一边吱吱唔唔着，一边往家里跑，他没有拿那两包劣质香烟，相反地，他在那两包烟上狠狠踩了几脚，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自尊和愤怒。他确实有点傻，但他也知道这是村里人在取乐他。
人群哗一下骚动起来，几个中年人没有看到精彩的结果摇着头走了，几个年轻人去抢被天保踩破的香烟，几个老汉嘴上叨着烟嘴，被挤得歪歪斜斜，一片狼籍。没有抢到香烟的年轻人愤愤地说：“多好的戏让他搅了。”
“都是人，咋把天保当戏看呢？”
“那全国人民还把赵本山和宋丹丹当戏看哩！”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他们理直气壮的反驳太无懈可击了，我简直无法回答，我能说那是艺术，而这是戏弄吗。
下午，我听王村长说，天保的鼻孔里流了一回血，紫色的，想必是用力过猛。这件事头一个知道的是天保的嫂子，然后才是天保的母亲。天保的母亲在旱场上转游着日娘道老地骂了整整一个下午，骂得口干舌燥，两眼发黑还不解狠，他母亲打发他嫂子胡春梅，从家里抱回一只暖瓶和一个马扎，还有捻线的线砣子，这表明要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
她一不做二不休，出门时带着一块羊毛毡毡，干脆四平八稳地坐在旱场上那扇碾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捻线一边叫骂。她的叫骂十分有韵律，像唱民谣，她的叫骂底气十足，直骂得天昏地暗、路断人稀，直骂得行人不敢抬头牲畜们绕道而行。
起风了，天保母亲苍白的头发落满了黄尘和草屑，干涩的嘴唇像晒干的两片杏皮，骂人时有些力不从心。
旱场上，一个捻线的线砣子在一双苍老的手里灵巧地旋转着，像旋转的玛尼经桶，泛出一层绒绒的光晕来。白生生软酥酥的羊毛，从最初的一丝丝变成一缕缕再变成后来一股股的，在线杆和线砣的高速旋转中，把丝丝缕缕的日子和苦难拧在一起，层次分明地缠绕在线杆上。那瘪瘦的线杆儿在她忘我的唱骂中，渐渐变得丰满起来，鼓胀起来，沉重起来，泛出一层细细的光晕来，像秋天成熟的玉米棒子。渐渐地，她唱骂的不是一种愤怒，成了一种收成。
午后的阳光被满山遍野的黄土揉得七零八落，然后慈祥地铺展开来，此时此刻，突然觉得下沉的太阳不是坠向西山，而是落进了天保母亲忧怨而苍茫的目光中了。她的骂越来越没有声音，口水溅在干燥的空气中成了沧海一粟，整个下午，没有一个搭理她的人，她的骂声孤立无援。渐渐地，她骂人的主题似乎变成了一种忘我的劳动和旋转：捻线，间或又听得她在哼着一首谣歌。
我说：“大娘，回家吧，他们已经知错了。”
“不行，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这帮贼挨刀的，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回我要让他们长个记性，见了我都要把头勾下去。”
我说：“当心身子骨。”
“你别管！你咋不管管那些贼挨刀的！”天保母亲把我当成了出气筒。
黄昏时分，胡春梅又抱来了一只暖瓶，把原来的暖瓶抱走时说：“妈，太阳不早了，当心着凉。”
“着凉怕啥，一手儿死了领干！”
听见天保的母亲还在没完没了地骂，她见猪就骂，见牲口也骂，她指桑骂槐，主题鲜明，语言犀利，她见什么都不顺眼，又从刚才的唱骂变成了快节奏的叫骂，想必要把千户台骂个水落石出斗转星移。
我说：“王村长，你去劝一劝吧。”
村长说：“这种事谁劝都是火上浇油，农村女人就这样，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儿。让她骂去，骂累了骂够了就不骂了。”
“这要骂到啥时候？”
“快了，她已经口干舌燥快撐不住了，你没听见这会儿她嘴里在哼着谣儿吗。”
村长的话果真灵，约摸到了吃晚饭时，天保的母亲不骂了。天突然黑下来，村里又停电了，这是我进村后的第五次停电，停电是没有原因的，要么是谁得罪了电工，要么谁家过营干没有招呼到电工。黑得四周没有方向，我不知道这么冗长的夜村里人是怎样打发的。人们发泄着各自的不满，口哨的声音，吼“花儿”的声音，鬼哭狼嚎的声音，放鞭炮的声音，乱糟糟的交响乐响成了一片。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电没有来，一切声音都平息了。我知道，那三十大几近四十的一群光棍汉除了喝酒，不知要在这黑夜里弄出多少七七八八的事情来。也许这就是村长说的，鸡叫狗咬事出有因的深刻含意。
这个事件发生后，我多么希望村里人从此不要再取乐天保了。天保整整睡了一下午，哼都不哼一声，晚饭他嫂子做了大米稀饭，他一口都没喝。天保第二天起得很迟，显然没有原先那样精神，可依然不忘去垴庄驮水。天保的哥哥不在家，我怕他伤了元气，废了力气，就领他去乡卫生院开了四服汤药。像天保这样的人，没了力气，是无法想象的。药是他母亲熬的，吃完了，见天保的体色慢慢好起来。
晚上，我从村西头吃过派饭回到住处，村长说：“你是个好人。天保母亲和他嫂子都说。”
我知道我的行为解决不了什么，但我在内心里还是激动了一下。我终于从一个下乡吃饭的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且就这么一点小事，就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有点得意。
与天保接触的时日，我希望天保能够用某种手势或者别的什么方式跟我交流点什么，然而，他见了我还是滋滋地笑，吸吸鼻涕，挤挤眼，咧咧嘴，再也没有更多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世界。说实在的，我从内心深处可怜天保。
天保并不傻。为了印证我的判断是否准确，有时我也寻他取乐，送给天保两包带嘴的香烟，看他是什么态度。他不是把香烟果断装进口袋，表现出不劳而获的那种得意，而是只扯开盒盖儿，取出一支熟练地点上，再在耳根里别上一支，就又规规矩矩还给了我。傻滋滋地一笑，走了，好像他也知道不受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的道理。天保是有点傻，他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报酬和索取。
天保的身体复原了，依然是一条精壮壮的汉子，我见他头发长得埋住了耳朵，就从村里的小学老师那儿借来发剪，理了他的头发。他傻滋滋地照着镜子，惊喜地摸着头，笑，好像不认识自己是谁了，那样子憨墩墩的，让人说不清是傻，还是天真。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天保也有爱美之心。他的眉眼，他的四肢跟他的躯体和身上的大小部件搭配在一块儿，活脱脱一个标致的男人。
我照例每天西装革履地履行吃派饭的公干，那几个去上课的小学老师见了我，都莫名其妙地笑，笑得有些暧昧，让我不好意思。无可置疑，他们也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十足的酒囊饭袋和不折不扣的白痴。我从一些村民的眼神中看得出，我的行为方式和语境让他们怀疑，我的穿戴跟他们格格不入，有好几回我走在村路上，他们的目光是怪怪的，他们交头接耳的神情在对我说三道四评头道足。我敢肯定，他们把我与天保划上了等号，我不强词夺理，我一百个保证我是个健康的人。
我不能光吃饭不干活，我有责任和义务了解这个村子。桃花乡千户台村三面环山，名儿好听得像时下电视里日新月异的广告，地方实在不怎么样，要不是西南方有个山豁口通向山外，这里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山中之盆。因此，千户台的山野里除了这里天天打眼前走过的牛羊和眼前横陈的山，外面的世界除了从电视上一点都不知道。有许多日子我像一个旅行者，转悠在村里的制高点，向远处眺望产生不起一点美好的联想，甚至有些绝望，连我自己也慢慢变得麻木起来。封闭会约定俗成地保存一些亘古的纯朴和原始，也同样顽固地抗拒着文明的进程。
我所驻的那个自然村，坐落在千户台东北方向阳的山坡里，名叫地洼，地洼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许很多年前与水有关，问了村里几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跟我想的一样。可打解放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把不多的一些植被毁了后开耕成地，就不那么养人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就是这个地方最好的注解。男孩长大，女娃成人，该嫁的嫁，该娶的娶；而外面的姑娘不可能来这穷地方嫁人，里面的姑娘也不可能全都嫁到外面去。于是，就顺其自然地“井里的石头井里去”，甚至同姓结婚的也不少。弱智多，恐怕与这一习俗有关系吧。
山里的生活节奏四平八稳，驴是怎样埋头拉磨的，他们就是怎样过日子的，反正不管发生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件，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在山头上不慌不忙地升起，每天晚上都有一块热炕头一成不变地等着。太阳是大家共有的，不抢着享受怕吃了亏，热炕是自己的，谁也不会抢去，省着点享受，女人家里养着，儿子家里长着，谁也抢不走拿不去。尤其暇闲的日子，外出打工的男人们陆陆续续回村了，村里才显出一些活气来，不过大多数日子还是无所事事，村里能看过眼的男人女人都外出了，有时会出现真空现象。
往往太阳特别灿烂的日子，高高的旱场上不可思议地围了一群庄稼汉，他们缩着脖子蹴着膀子，头对头挤在一起，一手掖着衣襟，一手下“方”。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的顽固和无可救药，在无事可做的冬半年，他们就是这样成群成帮蹲在向阳的一个去处，不是没完没了下“方”，就是看女人说女人，总是穷极无聊的，直到山坡上的牛羊在咩咩地呼唤家园的时候，饥肠咕咕叫了，这才想起了回家。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般都比较贫困，文化生活就更贫乏。晚饭后，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着男人，看着看着不免想一些劳动以外的男女事儿。这是有家庭的，而没有家庭的，也多少有个连手儿(相好的)，你来我往，男的没有答谢，女的也不索取，只图个“五晖”的日子。这是多年前的风气，但眼下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
总而言之，这里傻子多，与这种传统的习俗无论如何有一些关系。
天保与正常人一样可能也有学名，但终于没有叫响，只留下一个小名。如果叫全了显得十分冗长，他的全称是傻子天保七斤半，比洋人的名字还长，简单地叫，或傻子或天保或七斤半。他今年三十八岁，他的父亲死得早，全家五口人。他的母亲和嫂子都属于那种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哥哥和妹妹身体健康，而且猴奸猴奸，就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能将树上的麻雀哄下来的人。因此，把个一母所生的天保七斤半衬托得傻上加傻。
话又说回来，他的傻不是他母亲图了“五晖”的日子，也不是他的父母近亲结婚。他的傻完全是后天所致。
天保七斤半生下来时，活脱脱一个健康生灵，而且很壮实，按祖上留下来的习俗，过一下秤，整整七斤半，这就成了他最初的名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保长到一岁零两个月时重病一场。山里穷，加之交通又不方便，去不了县城，他父亲急了，买来烧纸和香表，对天发誓：老天爷有眼，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完了，又去求村里的算卦先生卜卦，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儿，曰天保。因此，七斤半多了两个字，成了天保七斤半。结果还是没有时来运转，就只好请村里的保健员治疗。保健员是个连感冒药都认不全的人，也不知糊里糊涂打了啥针，天保七斤半便迷迷糊糊地傻了。可怜的天保七斤半智力低下，到了说话的年龄，不能说话，到了该谈情说爱的岁数，别的娃儿色胆包天地把“花儿”唱成了山里的族歌，他却没有一点生理上的反应，却有了个冗长而繁锁的名字：傻子天保七斤半。
有道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不知是地洼这个自然村的风水好，还是山里的厚土特别能养人，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他身体却结结实实，壮如牛。天保就是这些结实的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他膀粗腰圆，胸肌发达，五官端正，十六七岁就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人。如果修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西装，再打了领带，不知道他傻的任何一个姑娘，都会羡慕地看上他几眼，说不定还有绣花鞋垫之类的定情物姗姗而来。可惜千户台不来邮寄员，阳坡自然村更不能来，信件一般都是村主任、文书和支书去乡上开会顺便带来的。
天保的家，的确是个方方正正、体体面面的家，窗户是窗户门是门，在千户台也算是个上乘的人家。他父亲死得早，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了几个儿女。他的哥哥村里人叫尖猴儿，土地承包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六岁的他是第一个走出祁家洼西南方那个山豁口的人，有人说去了格尔木，又有人说去了兰州。有一年腊月，正在家里宰年猪的那天，他哥哥回来了，梳着分头，穿着西装和牛仔裤，大包小包，从山豁口唱着流行歌曲悠悠地走来了。可能是发了。那一年的千户台真不一般，四平八稳地生活了几十年的山民们终于看见有人在村里穿起了牛仔裤，千户台人也第一次开始给小一辈人给十元钱一张的压岁钱了。
山里姑娘不像城里女人那样眼高，她们往往想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因此，三天两后晌的工夫，就有村里村外的好几个姑娘给天保的哥哥送来媚眼，接着是说媒的主动上门服务。他哥哥不费吹灰之力就選准了一个姑娘正月初六娶回了家。这就是天保如今的嫂子。嫂子娶到家了，天保的哥哥挣的那些钱也花光了，受不了家里的穷光阴，尽想着外头油汤辣水的尕日子，因此，跟新婚的媳妇儿使劲折腾了一个月，又出了远门。没过一年，挣了钱回家来，盖起了一面大房，出嫁了妹子，又添进一口，这便是天保的老婆。
谁知天保在生理上也有毛病呢！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守不住，连身子都没有焐热就去了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我问王村长，像天保这样的人能不能纳入残疾人保障或低保人选，时下上面有这个政策。村长说：“不行。天保家是村里的小姓，低保没人投票，残疾人保障金一般是一级和二级残疾。再说天保的哥是个能人，在村里是头一个看彩电的，天保得了低保许多人会有看法。”村长的脸上一副深沉的表情，看来残保和低保都不成。
“村长，这与大姓小姓没有什么关系嘛！”
村长说：“村里就这样，一些大的事情都是由两大家族出面的。”
我说：“没人投票可以村委班子研究决定。”
“这得有个提名的人。”
“我来提。”
村长说：“这得慢慢来。”
“你怕得罪人？”
村长有点吃惊地盯了我一会儿，那意思分明告诉我说，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儿喧宾夺主了。我还自作多情地认为我终于有了一次为民请愿的长进，看看村长脸上深沉的表情，我才知道我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我递给村长一支烟，他极不情愿地接住：“村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只能慢慢来，一切以稳定为重。”
为了表示对村长的尊重，我诚恳地点了点头。
村长脸上的表情好了许多，他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慢慢来。”那神情酷似我所在单位的领导，让我一时觉得好不温暖，我向村长投去了暖和的目光，村长的脸像秋天盈实的日子，瘦得又像一朵降了一场浓霜后的秋菊花，少了许多精气神儿。
我不知道慢慢来的更深一点的意思，我只是个挂职的副村长，不敢多嘴，更不敢添乱，把这件事撂了下来。我一天天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有许多日子我无聊地看蚂蚁忙忙碌碌爬树，看麻雀慌慌张张觅食，我看见一只红色的蚂蚁爬上了一棵大树，我足足看了一顿饭的工夫，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爬回来，我担心它会不会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