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都有城门楼子，而且城楼和箭楼之间有瓮城，这些城门楼子和瓮城，现在只剩下正阳门的城楼、箭楼和德胜门的箭楼了，不过地名还在。
　　老北京内城的城门楼子几乎都在地铁的二号线上。因为当年建这条环城地铁，就是顺着内城的护城河往下挖的。所以当您乘坐地铁时，就会听到这些带“门”字的地名。
　　有朋友问：“地铁二号线上带‘门’字的地名原来都有城门楼子吗？”这话把我问蒙了，我想了想告诉他：“北京内城的城墙是明代修建的，凡是明代建的城门都有城门楼子。”
　　“那建国门和复兴门呢？”朋友问道。
　　我对他说：“这两个城门，还有和平门都不是明代修的，所以没有城门楼子。”
　　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话长，老北京内城的城门之间隔得比较远，比如朝阳门往北是东直门，往南是东便门，东便门往西是崇文门，当时的东西长安街没有现在这么宽，但已经是东西走向的主要干道，可是由于有城墙挡着，如果您去现在的建国门外办事，只能绕到朝阳门或东便门。西边的阜成门到西便门也是这种情况。
　　清朝实行的是“满汉分置”，内城住的都是旗人，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服务业，所以，人们并不觉得怎么别扭。
　　清朝末年取消“满汉分置”，内城不但允许汉族人居住，而且老百姓可以开商铺做买卖，一下子觉得走朝阳门和阜成门忒绕脚了，于是呼吁政府“破墙开门”。
　　可北洋政府执政后，一直战乱不断，官员如同“走马灯”，谁也没心思管这事儿，于是“破墙开门”这事儿就石沉大海了。
　　“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北京以后，以为从此就不走了，野心勃勃地对北京城进行改建的规划。1939年，日本人开始在西郊兴建所谓的“新北京”，在东郊建所谓的“工业区”，当然也遇到了同样的城墙问题。
　　为了便于交通运输，他们在东边朝阳门到东便门之间，对着东长安街的城墙，开了一个豁口。同样，在西边阜成门到西便门之间，对着西长安街的城墙，也开了一个豁口。
　　但这两个豁口修整出来，能通车了，日本人却没有考虑建城门。当然，他们主要是想解决交通问题，其他事不管。出于安全需要，在这两个豁口处，各安装了一个大铁门。

　　1941年初，北京的日伪当局曾经想在这两个豁口建城门，并且初步拟定了城门的名字。西边的叫“长安”，东边的叫“启明”，不过城门迟迟没开工，两个城门的名字也没叫起来，京城的老百姓只把这两个豁口，叫“豁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建设局在西边的豁口建了一个城门洞，并且安装了大门，这就是所谓的城门。当时，在城门不远还立了一块石碑，上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北平市建设局”，以此证明他们是城门的建设者。
　　东边的豁口并没建城门，但豁口也有铁门，总得给这两座城门起个名字呀，北平市政府为这两个城门在报纸上向市民征求名称，市民起的名字很多，有人就建议，不是抗战胜利了吗，干脆这两座城门一个叫胜利东门，一个叫胜利西门得了。
　　当时在政府社会局工作的沈忍庵老先生，以日本投降后，正是复兴建设的时期这个意思着想，建议两座城门的名字叫“复兴”和“建国”。
　　经过建设局的讨论，最后采纳了沈先生的建议，确定西边的城门叫“复兴门”，东边的城门叫“建国门”。
　　东边的“建国门”始终没建城门，1956年7月，东西长安街开始扩宽改造，“复兴门”的门洞被拆除，现在只留下地名。
　　在二环路上，还有一个带门的地名叫和平门，说起这个门，北京人得感谢一个人，谁？冯玉祥。
　　怎么和平门跟冯玉祥还有联系？这个故事您听着新鲜吧？
　　您肯定知道和平门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清末民初的时候，可还没有这个门，当时琉璃厂的厂甸庙会十分火，但厂甸在内城的外面，中间有高高的城墙相隔，城里人想逛厂甸庙会，得绕道宣武门。
　　恰好民国初年，政府要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之间修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所以老百姓呼吁政府在两门之间破开城墙，打通道路。但当时的政府是北洋军阀执政，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顾不上这个茬儿。
　　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北京，鹿钟麟当了卫戍总司令，就是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那位将军。
　　这位将军听说老百姓想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之间的城墙开个口子，打通南北道路，但是没人管，便把这事儿跟冯玉祥说了。
　　冯玉祥一听这话，对鹿鐘麟说：“连个城门都修不了，算什么政府？他们不管，咱们管！”
　　鹿钟麟觉得他说的话在理儿，可也犯了难，咧着嘴说：“对，咱们部队的宗旨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可是咱们要钱没钱，怎么管呀？” 　　冯玉祥一拍大腿说：“没钱，咱们有人呀！”
　　“人？人在哪儿呢？”
　　“你手下的部队不是人吗？”
　　“是。”鹿钟麟顿时明白了。
　　冯玉祥大手一挥，对鹿钟麟说：“你就是总指挥，这段城墙咱们的队伍包了！”
　　于是乎，鹿钟麟成了建这个门的总指挥，一方面找人测量，一方面派人动员城墙两边的老百姓拆迁。当时，城墙内外还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呢。
　　那会儿，拆迁也得给人安置费呀，上哪儿找这笔钱去呢？鹿钟麟只好又去找冯玉祥。
　　据史料记载，冯玉祥派人找当时的财政部要钱，部长没给。他亲自去找，并且跟部长拍了桌子，才弄了一笔拆迁款，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老北京的城墙十分坚固，城砖都是灌了糯米汤的，当时拆城墙没有机械，全靠镐刨钎撬。这些军人穿着灰色的土布军装，在拆墙时非常卖力气，鹿钟麟也身先士卒，亲自参加劳动。
　　当时的报馆记者还拍下了鹿钟麟穿着军装，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干活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
　　城门用了几个月终于建好，当然，说是城门，实际上是利用老城墙，开了两个大的门洞，并且用新的材料，安了两个大铁门，所以工程不是很大。
　　和平门从1926年动工，1927年初便建成通车了，但是城门刚通车，冯玉祥的部队就被张作霖的奉军打败，撤离了京城。
　　张作霖在北京当了大元帅，得知新开了个城门，前去视察。
　　他看了之后，对手下人说：“既然叫城门，得有个名字呀？你们都想想，叫什么好？”
　　有人给张大帅出主意：“咱们奉军打了胜仗，您又当了大元帅，这也算是兴我中华呀，干脆叫兴华门吧。”
　　“嗯。”张作霖想了想，觉得这个名字好，当下作了批示，于是这个城门就叫“兴华门”了。
　　城门名字起好了，得把它“挂”出来呀，谁来写这个城门的名字呢？
　　有人提议找当时最有名的榜书大家华世奎。张作霖当即同意，于是派人到天津，找到了华世奎。
　　华世奎不敢违命，泼墨挥毫，题写的城门的名字。很快，华世奎题的字便用砖雕，嵌在了两个门洞的上方。
　　谁知事情又发生变故，张作霖在起“兴华门”的城门名之前，干了一档子青史留罪名的事儿。他派人在北京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并不由分说，很快把李大钊等人给判了绞刑。
　　“兴华门”的城门名叫了几个月，有人对张作霖说，李大钊有个女儿叫“星华”。“星华”跟“兴华”可是同音，这个城门叫“兴华”，岂不是给李大钊留下永久的纪念？
　　张作霖本来就很迷信，听了这话，马上瞪起了眼珠子，下令马上改名，并且让手下人重新起名。

　　当时军阀混战，人们渴望和平，于是有人引用“中正和平”之义，提议将“兴华门”改名叫和平门，当然还有其他的名字，张作霖看了，认为和平门最好，当下圈定。
　　谁来写这三个字呢？肯定不能再找华世奎了。有人推荐北京的老翰林邵章。邵章是浙江人，也是清末民初京城的“四大书法家”之一，老北京内城的城门名字都是他写的。
　　张作霖觉得邵章写合适，当即拍板。于是把门洞上“兴华门”的砖刻凿下来，让邵章题写了“和平门”的匾额嵌了上去。
　　有意思的是“和平门”叫了没半年，又改回去，重新叫“兴华门”了。
　　关于改名有几种版本，其一是日本天皇的国号叫昭和，他们认为和平门有对天皇不敬之嫌，当时统治北京的是奉系军阀，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只好改名。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且改叫“兴华门”，门洞上的“和平门”匾并没动，只是官面儿上改了叫法。
　　不过，回炉的“兴华门”还没叫起来，一年以后，北伐军打败了奉系，张作霖逃离北京，北伐军进入北京后，又恢复了“和平门”的名称。
　　通过“和平门”城门名字的变化，您不难看出它有多重要，如果说城门是政权的象征，那么城门的名字，也就意味着权力的象征。
　　和平门的城门在1960年代修地铁二号线，拆南部城墙时拆掉，跟复兴门、建国门一样，民国时期北京城修的这三个城门，现在只留下了地名。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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