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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握了现代政治智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经历法国大革命式的转型?这势必成为泰国人心底最深的痛苦
《财经》记者 王宇 特约作者 赵中麒/发自泰国曼谷
延续数月的泰国冲突,终于在5月19日达到血腥的高潮。刀光剑影的场面,在这个宁静佛国的“微笑之都”上演:军队突击,抗议者逃散,枪声大作,鲜血飞溅,烽烟遍地。
在4月10日的暴力冲突造成第一轮大规模死伤后,政府方面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是,暂时的平静无法掩盖“红衫军”与政府在解散国会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最终,矛盾随着政府5月14日开始的驱散行动,演化为曼谷的全面巷战,死伤人数与日俱增。
虽然5月19日,曼谷市内还冲突不断,火光、浓烟四起,但次日清晨一切却都出人意料地平静。除被封锁的路段无任何行人,其他地区往来的人群已与平日无异。泰国政府也宣布,基本平息了此次冲突。
“我们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
这场悲剧最终的高潮始于泰国政府5月12日宣布的一项措施。它宣布,将封锁“红衫军”聚集区拉差达目琳路(Ratchadamri)附近的主要道路,随后,作为反制策略,“红衫军”转而选择在丁根路(Din Daeng)设置路障。
丁根路的战略意义颇为重要,其西侧是胜利纪念碑,是市区通往机场和周边府的重要高速公路的出口,也是市内的交通要道。它与“红衫军”先前占据的拉差帕宋路(Ratchaprasong)南北呼应,从两头围住了军方控制的帕亚泰路(Phaya Thai)。
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在次日正式展开大规模清场。在那之后,“红衫军”在市内建立多处新据点,焚烧轮胎,以产生烟雾阻碍政府军狙击手的视线,并投掷汽油弹,以使军队难以近身。而且,根据记者现场观察,“红衫军”并不缺乏现代化武器,就在5月15日晚,双方武装人员在帕亚泰路附近发生枪战。
5月19日中午,迫于压力,部分“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向政府投降,但他们宣布投降的演讲词,更多的却是透露出“用我们对自身自由的放弃,换取你们的生命与和平”的信息,而集会的“红衫军”也情绪高涨,拒绝离开。
据记者观察,“红衫军”的暴乱并没有因其领导人投降而变成散兵游勇式的作战,仍保持着较高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当日,在丁根路口附近完成焚烧轮胎、投掷汽油弹行为的“红衫军”成员,通过对讲机向后方汇报。记者听到,对讲机中传出让该部转移至下一个地点制造冲突的指令。
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以投降为奇耻大辱的传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红衫军”部分领导人此时的投降是一种策略,是要以低政治姿态换取更高的政治得分。
而此时的“红衫军”内部,由于政治诉求的差异,以及对于是否应继续抗议的态度不同,分化渐渐凸显。“红衫军”领导人之一温格始终表示不妥协,早先他对《财经》记者表示,除非他认为的建立在政变基础上的政府立刻解散,否则绝不离开。温格说,泰国的政治分歧无法在议会框架下解决,上街示威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在拉差帕宋路口的“红衫军”集会区,抗议者多是老弱妇孺,他们淡定地对记者说:“我们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
然而,紧挨防御工事的“红衫军”则继续向军队与警察挑衅。在泰国总理阿披实下令对“红衫军”聚集区展开清场行动前,记者多次在“红衫军”内部看到其成员手持木棍向政府军舞动,似为故意叫阵。
就在“红衫军”领导人宣布投降的当天,曼谷至少12幢大厦火光冲天,地标性建筑、东南亚第二大百货商店世界中心大厦(Central World)在大火中濒于倒塌,他信故乡泰国北部清迈发生暴乱,诸多府尹办公大楼被烧。暴力活动似乎在向整个首都及外省蔓延。
5月19日夜,曼谷及23个府全面宵禁,这是自1992年“黑五月”事件以来曼谷首次实行宵禁。5月20日,“红衫军”里态度较强硬的领导人温格也表示投降。
“阿披实风格”
在阿披实政府宣布即将对“红衫军”占据区断水断电,采取强制驱散措施的5月12日,《财经》记者从军队内部了解到,自该日起军队在对付抗议者时不再只配备橡胶弹,而可以配实弹。
但在5月12日当日,军队并没有展开清场行动,而是推迟了一两天才展开。因此军队与“红衫军”之间的交火并没有在5月12日发生,而是在5月15日。阿披实曾宣布5月17日下午3时为在拉差帕宋路口集会的“红衫军”离开的最后时间,但实际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两天之后。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委员林宏(Sutep Supputranont)将这一做法总结为“阿披实风格”。他说:“这种风格可被认为是阿披实与军队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阿披实在发出一些严厉的命令后,并不立刻执行,他会观望一下,而军队也很了解阿披实的这一心理。”
在采取行动前,阿披实还试图切断“红衫军”的资金来源。5月16日,他下令冻结13家企业和90多个个人账户。
有充分理由表明,阿披实政府为最后的清场行动做了一系列准备。
在一些泰国民众看来,“红衫军”违反政府先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长期占据曼谷主要商业区,政府对此无所作为,有失公众信任。但阿披实政府也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采取行动会遭到批评,采取行动驱散“红衫军”,则会带来更多民众伤亡,直接削弱民主的基础与政府的合法性。在形格势禁之下,阿披实政府只能孤注一掷。
暴力的代价
阿披实政府迫于无奈而动用武力,在短期内也许是平息事态的最好方法。根据记者的观察,这一强硬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以武力驱散示威者,从政府的角度看,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也许一些对社会秩序混乱不满的市民也会对此鼓掌欢呼。但各种情况表明,泰国社会的长期裂痕和潜在仇恨,反而会因政府武力弹压抗议者的行动而愈益加剧。政府的这种策略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有迹象显示,进一步的冲突可能在支持他信的泰国北部与东北部地区蔓延。社会冲突的妖魔一旦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便不会轻易退回。如果冲突继续加剧,也许意味着泰国社会达成新的社会契约、实现顺利转型的机会已大体丧失。而这次冲突证明,作为东南亚民主与经济发展范本的泰国,并没有摆脱那些深深困扰它的政治阴影——在1973年、1976年和1993年,泰国都发生过军人与抗议者之间的流血冲突,历史仿佛再次循环。
其实,泰国并不缺乏宽容与和解精神,其历史上的许多政变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其政治中的各方亦善于通过沟通达成妥协,由此产生的政府亦主导了泰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当今事态的最令人困惑之处就在于,双方为何互不相让,宁肯冒着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甚至潜在内战的风险拼死相抗。
泰国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似乎正在催生一种政治上和观念上的两极分化,情况预示着:泰国以务实精神解决冲突的传统正在丧失,中间派与温和派的力量在减弱,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获得愈来愈大的空间。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政府学院教授海波尔(Alex Hybel)对《财经》记者说,根据他所研究的案例,“新生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定目标,从来没有离开暴力而自然实现过。但最终,暴力循环往复的使用却削弱了一国诞生合法政府的能力。”
泰国街头的一些民众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身处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对死亡愈来愈没有承受力的我们,在掌握了现代政治智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经历法国大革命式的转型?”这势必成为泰国人心底里最深的痛苦。■
《财经》记者 王宇 特约作者 赵中麒/发自泰国曼谷
延续数月的泰国冲突,终于在5月19日达到血腥的高潮。刀光剑影的场面,在这个宁静佛国的“微笑之都”上演:军队突击,抗议者逃散,枪声大作,鲜血飞溅,烽烟遍地。
在4月10日的暴力冲突造成第一轮大规模死伤后,政府方面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是,暂时的平静无法掩盖“红衫军”与政府在解散国会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最终,矛盾随着政府5月14日开始的驱散行动,演化为曼谷的全面巷战,死伤人数与日俱增。
虽然5月19日,曼谷市内还冲突不断,火光、浓烟四起,但次日清晨一切却都出人意料地平静。除被封锁的路段无任何行人,其他地区往来的人群已与平日无异。泰国政府也宣布,基本平息了此次冲突。
“我们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
这场悲剧最终的高潮始于泰国政府5月12日宣布的一项措施。它宣布,将封锁“红衫军”聚集区拉差达目琳路(Ratchadamri)附近的主要道路,随后,作为反制策略,“红衫军”转而选择在丁根路(Din Daeng)设置路障。
丁根路的战略意义颇为重要,其西侧是胜利纪念碑,是市区通往机场和周边府的重要高速公路的出口,也是市内的交通要道。它与“红衫军”先前占据的拉差帕宋路(Ratchaprasong)南北呼应,从两头围住了军方控制的帕亚泰路(Phaya Thai)。
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在次日正式展开大规模清场。在那之后,“红衫军”在市内建立多处新据点,焚烧轮胎,以产生烟雾阻碍政府军狙击手的视线,并投掷汽油弹,以使军队难以近身。而且,根据记者现场观察,“红衫军”并不缺乏现代化武器,就在5月15日晚,双方武装人员在帕亚泰路附近发生枪战。
5月19日中午,迫于压力,部分“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向政府投降,但他们宣布投降的演讲词,更多的却是透露出“用我们对自身自由的放弃,换取你们的生命与和平”的信息,而集会的“红衫军”也情绪高涨,拒绝离开。
据记者观察,“红衫军”的暴乱并没有因其领导人投降而变成散兵游勇式的作战,仍保持着较高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当日,在丁根路口附近完成焚烧轮胎、投掷汽油弹行为的“红衫军”成员,通过对讲机向后方汇报。记者听到,对讲机中传出让该部转移至下一个地点制造冲突的指令。
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以投降为奇耻大辱的传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红衫军”部分领导人此时的投降是一种策略,是要以低政治姿态换取更高的政治得分。
而此时的“红衫军”内部,由于政治诉求的差异,以及对于是否应继续抗议的态度不同,分化渐渐凸显。“红衫军”领导人之一温格始终表示不妥协,早先他对《财经》记者表示,除非他认为的建立在政变基础上的政府立刻解散,否则绝不离开。温格说,泰国的政治分歧无法在议会框架下解决,上街示威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在拉差帕宋路口的“红衫军”集会区,抗议者多是老弱妇孺,他们淡定地对记者说:“我们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
然而,紧挨防御工事的“红衫军”则继续向军队与警察挑衅。在泰国总理阿披实下令对“红衫军”聚集区展开清场行动前,记者多次在“红衫军”内部看到其成员手持木棍向政府军舞动,似为故意叫阵。
就在“红衫军”领导人宣布投降的当天,曼谷至少12幢大厦火光冲天,地标性建筑、东南亚第二大百货商店世界中心大厦(Central World)在大火中濒于倒塌,他信故乡泰国北部清迈发生暴乱,诸多府尹办公大楼被烧。暴力活动似乎在向整个首都及外省蔓延。
5月19日夜,曼谷及23个府全面宵禁,这是自1992年“黑五月”事件以来曼谷首次实行宵禁。5月20日,“红衫军”里态度较强硬的领导人温格也表示投降。
“阿披实风格”
在阿披实政府宣布即将对“红衫军”占据区断水断电,采取强制驱散措施的5月12日,《财经》记者从军队内部了解到,自该日起军队在对付抗议者时不再只配备橡胶弹,而可以配实弹。
但在5月12日当日,军队并没有展开清场行动,而是推迟了一两天才展开。因此军队与“红衫军”之间的交火并没有在5月12日发生,而是在5月15日。阿披实曾宣布5月17日下午3时为在拉差帕宋路口集会的“红衫军”离开的最后时间,但实际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两天之后。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委员林宏(Sutep Supputranont)将这一做法总结为“阿披实风格”。他说:“这种风格可被认为是阿披实与军队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阿披实在发出一些严厉的命令后,并不立刻执行,他会观望一下,而军队也很了解阿披实的这一心理。”
在采取行动前,阿披实还试图切断“红衫军”的资金来源。5月16日,他下令冻结13家企业和90多个个人账户。
有充分理由表明,阿披实政府为最后的清场行动做了一系列准备。
在一些泰国民众看来,“红衫军”违反政府先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紧急状态法》,长期占据曼谷主要商业区,政府对此无所作为,有失公众信任。但阿披实政府也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采取行动会遭到批评,采取行动驱散“红衫军”,则会带来更多民众伤亡,直接削弱民主的基础与政府的合法性。在形格势禁之下,阿披实政府只能孤注一掷。
暴力的代价
阿披实政府迫于无奈而动用武力,在短期内也许是平息事态的最好方法。根据记者的观察,这一强硬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以武力驱散示威者,从政府的角度看,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也许一些对社会秩序混乱不满的市民也会对此鼓掌欢呼。但各种情况表明,泰国社会的长期裂痕和潜在仇恨,反而会因政府武力弹压抗议者的行动而愈益加剧。政府的这种策略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有迹象显示,进一步的冲突可能在支持他信的泰国北部与东北部地区蔓延。社会冲突的妖魔一旦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便不会轻易退回。如果冲突继续加剧,也许意味着泰国社会达成新的社会契约、实现顺利转型的机会已大体丧失。而这次冲突证明,作为东南亚民主与经济发展范本的泰国,并没有摆脱那些深深困扰它的政治阴影——在1973年、1976年和1993年,泰国都发生过军人与抗议者之间的流血冲突,历史仿佛再次循环。
其实,泰国并不缺乏宽容与和解精神,其历史上的许多政变是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其政治中的各方亦善于通过沟通达成妥协,由此产生的政府亦主导了泰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当今事态的最令人困惑之处就在于,双方为何互不相让,宁肯冒着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甚至潜在内战的风险拼死相抗。
泰国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似乎正在催生一种政治上和观念上的两极分化,情况预示着:泰国以务实精神解决冲突的传统正在丧失,中间派与温和派的力量在减弱,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获得愈来愈大的空间。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政府学院教授海波尔(Alex Hybel)对《财经》记者说,根据他所研究的案例,“新生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定目标,从来没有离开暴力而自然实现过。但最终,暴力循环往复的使用却削弱了一国诞生合法政府的能力。”
泰国街头的一些民众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身处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对死亡愈来愈没有承受力的我们,在掌握了现代政治智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经历法国大革命式的转型?”这势必成为泰国人心底里最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