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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曹操墓”在河南安阳被发掘之后，围绕其真假，争议甚嚣尘上。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汉魏晋史专家朱子彦看来，其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是此墓为高陵的确凿证据之一，而如“曹操有72座疑冢”这样由来已久的传说，实际上是后人为了丑化这位超世之杰的一种“编造”。这其中就牵涉了历朝历代对曹操这个人物的不断形塑和评价的问题。
用朱子彦的话来说，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盖棺不能论定”的。其中，时代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不同的政治空气下，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会做出不同的历史定位，同一个人物的多个侧面也会随之被放大。
曹操的雄才大略、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和文学才华在今天的史学界是被确认无疑的。在众多史学家眼中，曹操是一个军事能力远超诸葛亮的奇才，然而在大众的心中他却一度成为“奸雄”。其原因究竟为何?曹操的历史评价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英雄到奸雄
《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正面形象，文韬武略、功勋卓著。陈寿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太祖本纪》注引王沈《魏书》记载，说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日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这些话都对曹操具有的出色才能做了描述。
陈寿是站在曹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人物的。据朱子彦介绍：“陈寿是蜀汉的降臣，后在晋朝做官，他奉命修《三国志》，将曹魏说为正统也是理所当然。曹操当然在陈寿的笔下会很高大。”到了南朝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这里，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个不恭之词是因为他引用了野史和吴国人写的史书，那么对曹操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了。”朱子彦说。而《三国演义》大量吸收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所以有人说：“不知裴松之，难言罗贯中。”“我认为，曹操在历史评价上经历了三次贬值。”朱子彦如是说，“第一次可以说是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而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宋朝。”
宋代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中原皇朝一直受到少数民族的威胁。这种局面其实类似于当时的蜀汉。”于是，从民间到官方，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他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笔下同样也是反面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的立场，以蜀汉为正统，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形象。”朱子彦说道。
此后，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了。“《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朱子彦说，“大量吸收了坊间传说的《三国演义》其实是顺延了宋朝的传统。”由于《三国演义》，曹操成为家喻户晓的追求权力、企图篡汉的奸雄、国贼和汉贼。在日常生活里，当我们提到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等人物时，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印象几乎完全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谈论三国时代典故时，也往往是引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众所周知”的词汇。就文学论，世界上没有一个小说像《三国演义》那样对一个国家、地区人们的个人思维、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三国演义》在中国人心目中，比历史更为历史，比哲学更为哲学。《三国演义》影响我们思维、观感及行为是源于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非历史的，但是远大于历史。
曹操“被奸雄”
三国，那是烟硝弥漫的乱世，更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时势造英雄，英雄让那个时代充满了传奇。《三国演义》，那里演义的是一曲曲英雄的赞歌，七实三虚，传奇中也有着个人的感情，即使“拥刘反曹”，也掩盖不了曹操是英雄的事实。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重点描绘的一个人物，不少人认为他是其中形象最为鲜明的人物。这不只是归功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更在于曹操本身性格的突出。《三国演义》中，描绘曹操的笔墨很多，绝对比小说拥护的刘皇叔要多，也更精彩。在小说的前七十六回，几乎都有关于曹操的描写。曹操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其挟天子为界。在此之前，曹操心中所想的仍是，救国，乃至匡扶社稷，他所希望的是做一个治世能臣，但也没有彻底否决做乱世奸雄的可能。至曹操迁都，许田围猎，那时的他野心正在逐渐膨胀……在后一个阶段，是曹操实力日益增强的过程，官渡之战后，曹操的实力可谓是空前强大，直至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演义》是一部演义小说，小说不是历史，自然不存在百分百的真实性，它是一种作者对历史进行的一次再加工，其中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现象。而其中的人物性格，为了使其一种性格的突出，通常会选取人物的一两种性格来描写，如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的义，张飞的莽，赵云的勇，曹操的奸。再加之，小说的主旨是对仁君能臣的追求，为了表达刘备的仁，只能通过对比曹操的奸，更显其仁。
要想尽说曹操，极难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運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幄，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在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一代伟人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融合。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而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悼曾极力劝曹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做一个果决的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人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此而已。
翻翻看看，秦汉之后千百年间，与曹操的功用略同的人也还有不少，如王莽、李密、后周世宗、蒙哥大帝、陈友谅、李自成等等，这些人被称之为英雄不错，但称之为轰轰烈烈的过客也未尝不可。
曹操落下“奸雄”的骂名冤不冤
苍茫人海间，人们所关注的只是表面现象，一味地以表面的东西来评断一个人的好坏、忠奸，从来都不喜欢看其所隐含的实质东西。在三国中，人们评价曹操为奸臣，诸葛亮为忠臣，似乎是历史定论。可是细细想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忠奸自古就有别。然而，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的忠在何处、奸在何处。在人们心中，只要是跟着刘备的就一定是忠臣，因为他是汉室之后。假如我们单从这一个小观点来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商汤反夏、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他们算不算是奸臣呢?由此可见，人们说曹操“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是非常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他真的是“奸雄”吗?
用朱子彦的话来说，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盖棺不能论定”的。其中，时代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不同的政治空气下，人们会对同一个人物会做出不同的历史定位，同一个人物的多个侧面也会随之被放大。
曹操的雄才大略、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和文学才华在今天的史学界是被确认无疑的。在众多史学家眼中，曹操是一个军事能力远超诸葛亮的奇才，然而在大众的心中他却一度成为“奸雄”。其原因究竟为何?曹操的历史评价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英雄到奸雄
《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正面形象，文韬武略、功勋卓著。陈寿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太祖本纪》注引王沈《魏书》记载，说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日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这些话都对曹操具有的出色才能做了描述。
陈寿是站在曹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人物的。据朱子彦介绍：“陈寿是蜀汉的降臣，后在晋朝做官，他奉命修《三国志》，将曹魏说为正统也是理所当然。曹操当然在陈寿的笔下会很高大。”到了南朝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这里，对曹操的评价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个不恭之词是因为他引用了野史和吴国人写的史书，那么对曹操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了。”朱子彦说。而《三国演义》大量吸收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所以有人说：“不知裴松之，难言罗贯中。”“我认为，曹操在历史评价上经历了三次贬值。”朱子彦如是说，“第一次可以说是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而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宋朝。”
宋代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从北宋到南宋，中原皇朝一直受到少数民族的威胁。这种局面其实类似于当时的蜀汉。”于是，从民间到官方，对曹操的评价迅速倒向贬斥的一面。曹操的奸诈、狡猾、多疑、残暴不仅被坊间艺人塑造得淋漓尽致，他在当时一批理学家笔下同样也是反面形象。“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反《三国志》的立场，以蜀汉为正统，曹操变成了一个篡夺皇权的奸雄形象。”朱子彦说道。
此后，曹操形象经历的第三次贬抑则是在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了。“《三国演义》是曹操负面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朱子彦说，“大量吸收了坊间传说的《三国演义》其实是顺延了宋朝的传统。”由于《三国演义》，曹操成为家喻户晓的追求权力、企图篡汉的奸雄、国贼和汉贼。在日常生活里，当我们提到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孙权、周瑜等人物时，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印象几乎完全是来自于《三国演义》。当我们谈论三国时代典故时，也往往是引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里“众所周知”的词汇。就文学论，世界上没有一个小说像《三国演义》那样对一个国家、地区人们的个人思维、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三国演义》在中国人心目中，比历史更为历史，比哲学更为哲学。《三国演义》影响我们思维、观感及行为是源于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非历史的，但是远大于历史。
曹操“被奸雄”
三国，那是烟硝弥漫的乱世，更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时势造英雄，英雄让那个时代充满了传奇。《三国演义》，那里演义的是一曲曲英雄的赞歌，七实三虚，传奇中也有着个人的感情，即使“拥刘反曹”，也掩盖不了曹操是英雄的事实。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重点描绘的一个人物，不少人认为他是其中形象最为鲜明的人物。这不只是归功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更在于曹操本身性格的突出。《三国演义》中，描绘曹操的笔墨很多，绝对比小说拥护的刘皇叔要多，也更精彩。在小说的前七十六回，几乎都有关于曹操的描写。曹操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其挟天子为界。在此之前，曹操心中所想的仍是，救国，乃至匡扶社稷，他所希望的是做一个治世能臣，但也没有彻底否决做乱世奸雄的可能。至曹操迁都，许田围猎，那时的他野心正在逐渐膨胀……在后一个阶段，是曹操实力日益增强的过程，官渡之战后，曹操的实力可谓是空前强大，直至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演义》是一部演义小说，小说不是历史，自然不存在百分百的真实性，它是一种作者对历史进行的一次再加工，其中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现象。而其中的人物性格，为了使其一种性格的突出，通常会选取人物的一两种性格来描写，如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的义，张飞的莽，赵云的勇，曹操的奸。再加之，小说的主旨是对仁君能臣的追求，为了表达刘备的仁，只能通过对比曹操的奸，更显其仁。
要想尽说曹操，极难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運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幄，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在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一代伟人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融合。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而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悼曾极力劝曹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做一个果决的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人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此而已。
翻翻看看，秦汉之后千百年间，与曹操的功用略同的人也还有不少，如王莽、李密、后周世宗、蒙哥大帝、陈友谅、李自成等等，这些人被称之为英雄不错，但称之为轰轰烈烈的过客也未尝不可。
曹操落下“奸雄”的骂名冤不冤
苍茫人海间，人们所关注的只是表面现象，一味地以表面的东西来评断一个人的好坏、忠奸，从来都不喜欢看其所隐含的实质东西。在三国中，人们评价曹操为奸臣，诸葛亮为忠臣，似乎是历史定论。可是细细想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所谓忠奸自古就有别。然而，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的忠在何处、奸在何处。在人们心中，只要是跟着刘备的就一定是忠臣，因为他是汉室之后。假如我们单从这一个小观点来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商汤反夏、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他们算不算是奸臣呢?由此可见，人们说曹操“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是非常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他真的是“奸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