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男子8年捐资20万助学 致电媒体：求求你表扬我》的报道，说的是长春市“张老二”烧烤店店主张金彪，他给当地的《新文化报》打电话，要求将他多年来帮助贫困儿童上学的优秀事迹报道出来。他用“子贡赎人”的故事为理由说，表扬他的好人好事，会鼓励别人也积极去做好人好事。
　　如果一个人是自己行为的独立主体，那么，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别人对他行为的称赞或责备是对此行为的一种评估和道德评价。称赞是肯定，责备是否定。行为者也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评价——自我赞许或自我责备。但是，对行为者来说，自我赞许和自我责备在“度”的把握上有不同的要求。自我责备过度一些没有关系，别人会说这是“严于律己”。但是，自我赞许则是越有节制越好。不要说过度表扬，就是一般的表扬，也都有可能被别人视为“吹嘘”。因此许多人会选择谦虚或干脆“做好事不留名”。要求表扬不是不可以，但会被视为自我赞扬的“失度”。
　　伦理学者们对“表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优秀的视角”（merit-based view）：一个“好”行为配得上表扬，值得表扬，是因为它本身很优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实至名归。“优秀的视角”表彰的是作为独立道德主体的个人。第二种是“效应的视角”（consequentialist view）：对一个“好”行为，表彰的主要是行为本身，而非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表扬某个人的行为，是因为它能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好”影响，有“积极”效应。表扬好人、树立模范、歌颂英雄都是为了这样的标兵效应。如果一味只是为了追求这一效应，那么就有可能树立起个人品格并不真正优秀的标兵来。
　　表扬“优秀”和表扬“效应”可以这样区别：拿出1000块钱来做慈善，对一个穷人来说，那可能是他半个月的收入，但对富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此，该表扬的是那位穷人，尽管富人也做了好事，“效应”都一样。
　　在一般的传统社会里，这两种表扬经常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在“行为”和“价值观”之间来回切换。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孝子”“节妇”“忠臣”都被视为值得表扬的人物，看起来表彰的是个人，其实是在提倡孝、节、忠。皇帝或朝廷表彰某些孝子、节妇、忠臣，更重视的其实是他们的普遍效应作用和价值观影响。
　　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写的是“节妇”，在文字层面上描写了一位忠于丈夫的妻子，经过思想斗争后终于拒绝了一位多情男子的追求，守住了妇道。在喻义层面上，它表达了张籍忠于朝廷、不被藩镇高官拉拢、收买的决心。所以，写作《节妇吟》本身就成为一个显示“忠”的效忠行为，也是张籍的一种自我表扬。
　　张籍表扬自己与张金彪要求表扬的不同在于，张金彪远没有张籍的含蓄。今天，人们是把《节妇吟》当“诗歌杰作”来阅读的，它原来那种自我表彰的意图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张金彪不同，他太直白了，太不懂得“巧妙”二字的分量了。按理说，他用“子贡赎人”的理由来为自己要求表扬，诉诸表扬的“效应观点”，不能说一点不会巧妙行事。但是，他忘记了，“子贡赎人”故事最关键的一点是，子贡自己拒绝给他的奖励，并没有自己要求表扬。是孔子从表扬的效应观点出发，要求子贡接受表扬和奖励。孔子是表扬者和被表扬者之外的第三方，具有局外人说话的特殊“公正立场”。如果有某个第三方出面，为张金彪要求表扬，那么，这个要求就会名正言顺得多。
　　当然，这种“第三方意见”不一定是自发的，而可能是炮制出来的。例如，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蓝军，人到哪里“歌声飘到哪里”，进京开会时，有人一路陪唱。2011年他卸任松原市市长时，曾有“千人送蓝书记”的场面，尤其是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的“群众”，手拉着各种横幅，称颂“蓝军，松原人民的好儿子”“蓝书记，我们不愿您走”。那是蓝书记手里有权的时候，现在他“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所以假表扬才被抖搂出来。
　　公元1世纪，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就曾提醒世人，在实在的权力与虚假的赞颂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此，在颂歌高扬的时候，要特别保持清醒，以免轻信了这样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