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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政治上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在经济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基石，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秩序建立在世界人民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殊死搏斗之后的胜利的基础上，因此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但是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秩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原先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有所减弱，或者说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而世界经济秩序则相对而言变化较大。冷战后建立的以强势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瓦解，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以浮动汇率制为核心;原先的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充当类似“经济联合国”的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金砖国家机制等新兴经济治理机制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国际秩序：从对抗到融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因此中国长期不能加入联合国，被排斥在战后国际秩序之外。现代国际法对于国家的构成有四个要件：人民、领土、政权和国际承认。彼时的中国具备前三个要件，而不具备第四个要件，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就好像是没有户口、办不了身份证的“黑孩子”。在20世纪五十六年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门外汉，与秩序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对抗的关系。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战后国际秩序。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国陆续与西方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在1980年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席位，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采取了主动融入的态度和政策。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陆续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的过程基本结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的建设和改革开始采取更加主动、更具建设性的立场，由此表明了继续推进与国际秩序接轨、做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中国与国际政治秩序：坚定维护、谨慎改革
《联合国宪章》是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法理基石，联合国体系是这一秩序的政治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为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二战成果，发出加强联合国，永不再战，持久和平的呼吁。
其次，中国与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截至2014年底，中国总计派出了2.5万人次联合国维和人员，参与了亚、非、欧、美四大洲的维和行动。
第三，积极支持和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安全活动。例如，在反海盗方面，截至2014年5月，中国海军共派出15批次护航编队、40艘次舰艇和33架次直升机，完成645批5375艘船舶的伴随护航。在非洲埃博拉病毒暴发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几内亚等疫情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第四，主动、多面和建设性参与国际冲突的斡旋和调解。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参与解决力度，大大减少了在所谓事不关己问题上采取“旁观”和“弃权”的立场。在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利比亚和朝鲜核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的参与更加主动和富有建设性。
第五，倡导和平、合作、共赢的安全理念。中国不仅在政策上、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而且在理念提供和制度建设上近年来也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倡导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
第六，支持联合国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改革应有助于增加联合国的能力和效力;二是改革应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三是改革应是全方位的、平衡的，即在安全、发展和人权三大领域均衡推进，以及均衡考虑不同国家的代表性和需求;四是安理会的改革应优先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权。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这包括中国与某些国家在价值观、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方面的分歧，某些国家对“中国作用”“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怀疑与警惕，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中国与时俱进地创新合作共赢的新途径与新办法，在维护国际政治秩序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
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坚持融入、积极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呼声日高，中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改昔日的“韬晦”角度，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
第一，推动G20代替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跨越，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治理的问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以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第二，推动全球性金融机制的改革。中国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全球性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以反映中国经济总量崛起位于世界第二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目前，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从3.994%提高至6.390%，投票权从3.803%提高至6.068%;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升至5.25%。中国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IMF和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
与此同时，中国还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朱民成为IMF的副总裁。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的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间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第三，建立区域金融机构。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份额和投票权调整的决议案长期得不到落实。另外，IMF和世界银行也无法应对国际社会存在的大量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转向构建区域金融机构，以作为现有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补充。目前，中国参与构建了金融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独立发起了丝路基金，参加了东亚外汇储备库，还正在与俄罗斯等国探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可能性。中国参与构建和参加这些区域性金融机构并非旨在另起炉灶，与IMF和世界银行竞争，而是要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互补格局。
第四，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化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支持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也看到，多哈回合谈判多年来没有突破，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又有抬头之势。与此同时，贸易区域化进程则蓬勃发展、加速向前，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中国力求在不放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贸易区域化的努力。比如，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新西兰、瑞士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等国正在谈判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中国不反对亚太各国推进自贸区建设，但希望这些国家坚持开放原则，不要搞成封闭的自贸区。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秩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原先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有所减弱，或者说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而世界经济秩序则相对而言变化较大。冷战后建立的以强势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瓦解，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以浮动汇率制为核心;原先的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充当类似“经济联合国”的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金砖国家机制等新兴经济治理机制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国际秩序：从对抗到融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因此中国长期不能加入联合国，被排斥在战后国际秩序之外。现代国际法对于国家的构成有四个要件：人民、领土、政权和国际承认。彼时的中国具备前三个要件，而不具备第四个要件，打个比方来说，中国就好像是没有户口、办不了身份证的“黑孩子”。在20世纪五十六年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门外汉，与秩序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对抗的关系。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战后国际秩序。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中国陆续与西方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在1980年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席位，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采取了主动融入的态度和政策。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融入程度不断加深，陆续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加入国际秩序的过程基本结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的建设和改革开始采取更加主动、更具建设性的立场，由此表明了继续推进与国际秩序接轨、做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中国与国际政治秩序：坚定维护、谨慎改革
《联合国宪章》是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法理基石，联合国体系是这一秩序的政治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为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二战成果，发出加强联合国，永不再战，持久和平的呼吁。
其次，中国与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截至2014年底，中国总计派出了2.5万人次联合国维和人员，参与了亚、非、欧、美四大洲的维和行动。
第三，积极支持和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安全活动。例如，在反海盗方面，截至2014年5月，中国海军共派出15批次护航编队、40艘次舰艇和33架次直升机，完成645批5375艘船舶的伴随护航。在非洲埃博拉病毒暴发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几内亚等疫情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第四，主动、多面和建设性参与国际冲突的斡旋和调解。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参与解决力度，大大减少了在所谓事不关己问题上采取“旁观”和“弃权”的立场。在阿富汗、伊拉克、南苏丹、利比亚和朝鲜核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的参与更加主动和富有建设性。
第五，倡导和平、合作、共赢的安全理念。中国不仅在政策上、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而且在理念提供和制度建设上近年来也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中国倡导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
第六，支持联合国的改革和完善。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改革应有助于增加联合国的能力和效力;二是改革应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三是改革应是全方位的、平衡的，即在安全、发展和人权三大领域均衡推进，以及均衡考虑不同国家的代表性和需求;四是安理会的改革应优先扩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权。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这包括中国与某些国家在价值观、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方面的分歧，某些国家对“中国作用”“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怀疑与警惕，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中国与时俱进地创新合作共赢的新途径与新办法，在维护国际政治秩序和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
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坚持融入、积极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呼声日高，中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改昔日的“韬晦”角度，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
第一，推动G20代替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跨越，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治理的问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以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第二，推动全球性金融机制的改革。中国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全球性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以反映中国经济总量崛起位于世界第二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目前，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从3.994%提高至6.390%，投票权从3.803%提高至6.068%;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升至5.25%。中国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IMF和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
与此同时，中国还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朱民成为IMF的副总裁。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的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间接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第三，建立区域金融机构。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份额和投票权调整的决议案长期得不到落实。另外，IMF和世界银行也无法应对国际社会存在的大量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转向构建区域金融机构，以作为现有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补充。目前，中国参与构建了金融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独立发起了丝路基金，参加了东亚外汇储备库，还正在与俄罗斯等国探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可能性。中国参与构建和参加这些区域性金融机构并非旨在另起炉灶，与IMF和世界银行竞争，而是要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互补格局。
第四，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化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支持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也看到，多哈回合谈判多年来没有突破，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又有抬头之势。与此同时，贸易区域化进程则蓬勃发展、加速向前，各种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中国力求在不放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贸易区域化的努力。比如，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新西兰、瑞士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等国正在谈判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中国不反对亚太各国推进自贸区建设，但希望这些国家坚持开放原则，不要搞成封闭的自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