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全国解放后才开始。比起那些老一辈的来说，已经隔了一代。约在二十年前，他接触我时，我发现他有“东坡迷”。其后久不相见，我以为他不再迷了，在劫难中可免“找一个虱子来头上抓”。迄至重逢，每晤必谈苏轼，才知道他未废此胜业，十年动乱中他还做了一些苏学研究的“地下工作”。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作者能自觉地把马列主义作为犀利的武器去攻克研究工作中的各项“老大难”问题，成绩显著。其研究工作的质量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作者自题为“新论”，究竟它“新”在什么地方？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
　　其一是论点的新：
　　本书所收十篇论文，几乎每篇都有针对历来苏轼问题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的产生，当然是作者在审慎地考察前人和同代人的研究成果、深入地分析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决非故意标榜和浮夸之谈。
　　譬如在评价苏轼的标准问题上，作者回顾历来研究苏轼的情况，自宋代以后，几乎全部以批评王安石变法为依据，他们往往把王安石贬得怎样低，就把苏轼抬得怎样高。甚至因此而影响到王、苏两人文学成就的正确评价。有不少封建时代的学者对王安石“不满其相业，因并废其文”；对苏轼则恨“我生也晚”，不得同时，要在苏轼画像旁边画上一个“小我”以示景仰。以这种态度去从事学术研究，自然会流于偏执。解放后，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可是不少“翻案”文章却又中了教条主义的邪，把过去学术界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过来，不作具体分析，将王安石抬到不应有的高度，甚至出现人为的“众星捧月”的景象，不惜把王安石新法的对立面一概打倒，苏轼也便被打入了冷宫。这种情形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者显然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纠正这种偏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于其几篇论及苏轼政治思想、作品内容的文章里，提出了他自己的统一的、新的见解。作者认为，过去论者之所以总喜欢以王安石变法作为评判一切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主要是对这次变法的阶级实质和历史根源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旧时代只看到王安石变法的遗害，而新时期却仅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进步性，以至于天秤两头，忽升忽沉，斤两不准，舛谬诸多。作者指出，苏轼式的改革和王安石变法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都是“适应了北宋时期改善积贫积弱腐败朝政的历史要求的，客观上也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因而“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他们二人在政治上形同对立，而实质上却有许多内在联系”，不过，“王安石侧重于变更法制”，“苏轼则侧重于‘任人’”；“至于在限制豪门权贵，施行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等政治大方向方面，他们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苏、王二人“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所标榜的‘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
　　关于苏轼在艺术创作上的贡献，历来都一致推崇他对词境的开拓，或说他“以诗为词”，开创了豪放派一代词风。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无大错，但是作者却进一步认为：“这个提法并非不易之论”。——“因为，统观苏轼全部词作，仅用‘豪放’观点和公式评价苏轼‘以诗为词’的贡献，似乎远不能概括其全部内容。”作者大胆地提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了词体革命”。这是与历来的论者很不相同的新看法。作者这样高度评价苏词的贡献，绝无哗众取宠之心、惊世骇俗之意，他只是凭据苏轼大量作品的实际和丰富的文学资料加以分析论证的结果。作者首先论述：苏轼创制豪放词，在突破“词为艳科”藩篱、使词成为雄视百代的文风流派方面，其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在检阅了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之后认为，“豪放词”仅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数量是不多的；而苏轼其余的十分之九，即占其绝大多数的词作，却“既有空灵隽永、朴质平淡的风貌，也有清丽妩媚、娱宾遣兴的词采。诸如咏物言情、写景纪游、怀古感时、田园风光、谈禅说理，乃至婉约艳科，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尤为惹人注目者，其中婉约艳科词却占苏轼总词数的十分之二、三左右，要比豪放词多出两三倍，且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种内容宏富的复杂现象怎样解释呢？用什么名目概括和评价它们呢？难道仅从“豪放”去概括其全部词作的面貌？行吗？通吗？作者抓住了“以诗为词”这个创作宗旨，认为苏轼是把词与诗看成是源流关系并是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即所谓“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苏轼主张在词的创作中必须极大地恢复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创作传统。使词作恢复其民间曲子词的原有风貌。于是，这便“唤醒宋词的新生命”，“促成反体制(指艳科旧文人词)的萌芽”，从而“在整个词体上进行了大胆的再造，而形成为词史上的一次革命”(其改革包括题材内容、词作形式、创作手法乃至句法、格式、韵律、字数等，几乎变革了旧文人词体的各个方面，具有革命性质)。可谓心存东坡，目游北宋。
　　其二是研究课题的新：
　　本书十篇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问题是在苏轼研究中所罕见的，如《论苏轼的寓言艺术》，作者有另辟蹊径之劳。寓言本属散文的家庭成员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它就在诸子散文中构成为最光彩的部分，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寓言文学迄今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很不公允的；而况苏轼的寓言，作为我国寓言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集大成性质和特点的艺术珍品，它还未能被人们所认识，尤为可惜。苏轼博学多闻，是个善于“托事以讽”的作家，他自幼深得先秦诸子用譬之心契，故他的寓言机锋暗藏，旨趣高远，其设想之奇、用意之妙的境界，往往为他人屐齿所不到，因而他的寓言在其诗文中时时放射着艺术的光辉。研究他的寓言艺术，对全面评价这位具有奇异绚烂创作才能的伟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论证上，本书作者瞻前顾后，比较分析，指出了苏轼一面发展了柳宗元开创自觉的寓言文学创作时代(独立成篇)的成果，同时还指出了苏轼更天才地继承和发扬了原有先秦寓言的现实性、浪漫性的各种创作风格的说理工具的优秀传统，形成他集大成的艺术风貌。这些研究成果，是有得于心的，与徒事虚言者不同。
　　再如本书作者认为“苏拭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真正完成者”，全文论据丰实，阐述得体，诚亦有得于心者。迄今为止，一切文学史家都认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是由欧阳修主盟和完成的，作者的这个提法、这样的研究，对深刻认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实质，显然开拓了新的途径。欧阳修完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既定地位岌岌可危，可能会有一番争论，但这种争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要活跃学术空气，就要希望搞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在实事求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各自的看法，以便在反复论辩中得出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
　　《前、后<赤壁赋>题旨新探》，又是“异军突起”。历来的评论家，对待苏轼这两个名篇，有口皆碑，但对其题旨或议论纷纭、或人云亦云，实为一大憾事。作者根据作品的实际和苏轼的自书题跋：“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多难畏事，钦之(苏轼好友傅尧俞的字)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从探讨两赋的写作时代背景出发，追踪当时北宋政局的纷纭复杂的政治情势和苏轼本人的思想品格，终于得出两赋实为慨叹北宋皇朝对西夏作战失利，骄纵轻敌、导致国危势弱而作的结论。作者还借此进一步详尽地论述了两赋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特色，发微显幽，言之成理，足可立一家之言。
　　一般论者对苏轼思想和作品，往往偏重于青壮年时期的研究，譬如变法时期、出知杭州、密州、徐州时期，遭贬黄州时期和“元更化”时期等，因为这些时期是苏轼政治思想表现的突出年代，又是他创作旺盛的黄金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对于完整理解苏轼这个文学巨人的思想和艺术，仅靠这些是很不够的。特别是苏轼晚年迭遭谪贬、流放，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能与之相比拟。由于他晚年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发生了巨变，而引起他世界观和艺术观上的巨变，从思想到艺术，迥乎判若两人。本书作者为了弥补研究课题中的这个缺陷，特别写了《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评苏轼居琼三年的思想和功业》等文章。前文详尽地论证了苏轼晚年不仅从思想上欲以晚节师范陶渊明于万一，而且在艺术观上还总结了他一生的创作经验，得出了“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结论，使他在岭南、海南的创作，逐步舍弃早年的豪放、绚烂的格调，而努力追求陶渊明式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情韵味；他甚至把陶渊明的“高风绝尘”，当作生活的真谛和艺术的极诣。后文则切实地论述了苏轼被贬海南儋州的经过和变化，当时，诗人处在瘴雨蛮烟的我国最南端，“六无”的生活际遇和艰险的政治迫害，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这位素以“脱达”、“超旷”自许的老诗人，却在黎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和哺育中，准备在南荒孤岛上安身立命，“化为黎母民”了。读后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三是论证方法的新：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重视研究方法，因循守旧，照抄老谱，是很难得出新见解，创出新成果的。过去对苏轼研究为什么收效甚微，进展亦遁？我看不重视研究方法倒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过去的苏轼研究者，总是把苏轼当作一个孤立现象来作教条式的理解。旧时代标榜苏轼，就把王安石撇在一边，新时期贬斥苏轼，便转而专捧王安石，诸如君子与小人，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截然对立。不仅歪曲了苏轼，也模糊了王安石。作者则把苏轼、王安石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考察，即从北宋初中期整个历史进程的进步与落后的历史潮流中，从整个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去观察、理解问题，于是，作者就敏锐而自然地发现了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微妙的内在联系，发现了二人在显著区别中的相似之处和相互渗透之处。作者不仅把苏轼与王安石紧密联系起来细心观察，还同时把旧党领袖司马光的言行、政策也联系在一起观察，在有关史料的引证面前，作者让三个历史人物互相比较，相互映衬，不仅使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更能找出他们三者之间的细微征瘕，从而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在研究苏轼的艺术成就方面，同样也存在一个方法陈旧的问题，即人们总习惯于把苏轼的艺术成就孤立起来进行抽象的论述。
　　许多论者都承认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许多矛盾，但却没有因此去考虑这实际上就是时时动摇着他对许多既存观念和信仰、鼓舞着他大胆革新的精神症结所在。因此，研究苏轼的艺术成就时，不注意他思想上的复杂因素，不考虑他的社会实践和世界观的变化，光以现成的条条框框去衡量他的艺术成果，是很难得出超越前人的结论来的。本书在研究苏轼的艺术成果时有一个优点，即不从纯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往往突破纯艺术性研究的范畴，渗透到苏轼的政治思想活动乃至个性品格等方面去探寻内在的原因。这不仅对研究苏轼艺术成就本身有益处，而且也对今天的新创作将会提供鲜明的借鉴。
　　例如评价苏轼“和陶诗”问题，历来的论者总是从纯艺术观点出发，以陶诗为准，强行与苏轼的和陶作品类比，如有半句不合，一意差违，便指为“不类”、“不肖”、“失其旨趣”。这实际上就把一个很有独创精神和艺术个性的大诗人看成是亦步亦趋、呀呀学语的小儿了。作者深入到苏轼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领域里，细心探究他的“和陶”的动机，寻找他的思想矛盾，因而弄清苏轼的“和陶”不仅有着他顽强的艺术追求，而且更体现着他对时局、人生的独特看法。同时，在“陶写伊郁”的旨趣中，苏轼还流露出他既仰慕陶渊明的为人，但又因系恋政局人事，不能遽尔归隐的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使他的和陶诗在艺术上呈现出既高迈淡泊而又透露着某种苍凉沈郁的格调。这样去研究苏轼的和陶诗，才能对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公允的评价。
　　除此而外，作者在论述方法上一直强调知人论世、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以及批判继承的两分法等原则，这都随时给人带来某些新鲜的感觉。
　　上述种种所谓“新”，是仅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所得，不敢说就象“新生事物”必然有其先天的优势一样，或者本书作者给苏轼“重造金身”，非要人膜拜不可。究竟是否都能言之成理，还望读者去独立思考。作者朱靖华同志也一直把他的这本集子视作引玉之砖，对于立论是否持平，褒贬有无失当，比附是否牵强，引用资料能否得宜等等问题，也还望读者不时指正。连同我这篇读后小文。
　　前面说朱靖华同志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突破极左思潮的某些干扰；但从另一方面看，作者作为一个一直处在左倾思潮泛滥影响下成长的新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他是否能尽出污泥而不染？我觉得有少量文章的少数论点，还呈现出某种“放”而不开的现象，是否还有些心有余悸？另外，是否有相反的过肆？至于在批判继承两分法方面，也有些似乎是不得不如此者，如打太极拳，要按“套数”。虽然，这些瑕疵(假如是瑕疵)，并不能掩饰全书的光采，但对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发展前途来看，也还不能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北京
　　
　　(《苏轼新论》将由齐鲁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