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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对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在遵循马克思学术思路的同时,我们应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贡献,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只有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问题,促进理论批判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视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辩证思维;金融化
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看法是令人费解的。中欧和东欧的剧变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统治的蔓延。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马克思确信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思想建构,他认为,这种批判不只是一套理论学说,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揭示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89年之后指出:“将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覆灭与迎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提并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其认识论的使命在于,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独创性,以政治的和预见性的禀赋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矛盾”。
因而,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以它们的对抗性关系而被规定的,詹姆逊的说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辩证思维始于矛盾,这意味着在事物的核心发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观点对其加以审视和重构,或者说,各种形式的非辩证思维总是被规定为包含、抑制或归于矛盾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策略”。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批判是有效的,这种批判很可能伴随资本主义存在的始终。因此,在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和英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体现着学术思想的复兴,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理解是恰如其分的:假定资本主义普遍承认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毫无疑问,其伟大的对话者正在对其进行挑战。
康德所理解的批判不是对一系列理念的否定性消解,即对这些理念之谬误的揭示,而是对这些理念之限度的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承认,他的思想源于他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代表人物首先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而且,当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剥削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赞扬资本主义在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在极大地扩展人类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詹姆逊这样看待马克思辩证历史观的实质:“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亟待我们思索的是,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不过,我想更多地探讨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二个方向,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分析。因为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真正新颖的事件。在过去十年里,无疑呈现了两个有争议的命题,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不稳定的;而第二个则是重要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遭到削弱,而中国似乎确实开始成为竞争对手。用来诊断并历史地面对国家制度演变路径的特别丰富而重要的文献应运而生。也许最杰出的贡献是由已故的乔万尼·阿瑞吉完成的,他的著作更新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为其赋予更宏大而深远的历史向度。
了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金融化的本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远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始于2007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金融市场既具有权力,又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化。但是,这里所谓的金融化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科斯塔·拉帕维托萨斯充分阐述过的:“金融化……并不意味着银行比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更优越。它象征的是金融机构不断增强的自主权。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能够借贷的,它们在金融交易中有更多的牵连。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在个人收入和金融市场的斡旋中寻求新的利润来源。”
第二个方面,金融化使金融市场中大量的经济行为者牵连其中———不仅包括银行和影子银行,而且包括工商企业和家庭。进入信贷市场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的日益融合(例如,通过信用卡和抵押贷款)是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和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这些变化已经进入第三世界,金融增殖衍生的神秘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在居民贷款中提取利息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我希望,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简要考察能表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书写具有丰富性的迹象。最后,我想指出这种文化复兴的限度。首先,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具有的学术思想品质不应遮蔽自身长期存在的一些有待发展之处。例如,马克思自己也认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沒有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做出任何详细的说明。有些著作论及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性质,但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论述。
但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限度的讨论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一直讨论的这种文化复兴是一种学术思想。苏联解体使已处于严重危机的改革派和革命左翼陷入政治溃败。另一种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全球化运动的出现,开启了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运动的新浪潮;有一些迹象表明,当代抵制财政紧缩的运动,连同阿拉伯革命,深化了这场激进运动的发展。然而,在历史上这种运动最为强劲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左翼目前处于失序的状态中。这个不小的问题是马克思提出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当务之急。如果希望批判不仅处于理论层面的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辩证思维;金融化
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看法是令人费解的。中欧和东欧的剧变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统治的蔓延。但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马克思确信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思想建构,他认为,这种批判不只是一套理论学说,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揭示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89年之后指出:“将庆祝马克思主义的覆灭与迎接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提并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其认识论的使命在于,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历史独创性,以政治的和预见性的禀赋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性矛盾”。
因而,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以它们的对抗性关系而被规定的,詹姆逊的说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辩证思维始于矛盾,这意味着在事物的核心发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并按照矛盾的观点对其加以审视和重构,或者说,各种形式的非辩证思维总是被规定为包含、抑制或归于矛盾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策略”。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批判是有效的,这种批判很可能伴随资本主义存在的始终。因此,在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和英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体现着学术思想的复兴,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理解是恰如其分的:假定资本主义普遍承认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毫无疑问,其伟大的对话者正在对其进行挑战。
康德所理解的批判不是对一系列理念的否定性消解,即对这些理念之谬误的揭示,而是对这些理念之限度的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承认,他的思想源于他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代表人物首先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而且,当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剥削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的时候,他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赞扬资本主义在颠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在极大地扩展人类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詹姆逊这样看待马克思辩证历史观的实质:“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亟待我们思索的是,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不过,我想更多地探讨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二个方向,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分析。因为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真正新颖的事件。在过去十年里,无疑呈现了两个有争议的命题,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不稳定的;而第二个则是重要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遭到削弱,而中国似乎确实开始成为竞争对手。用来诊断并历史地面对国家制度演变路径的特别丰富而重要的文献应运而生。也许最杰出的贡献是由已故的乔万尼·阿瑞吉完成的,他的著作更新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为其赋予更宏大而深远的历史向度。
了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金融化的本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远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始于2007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金融市场既具有权力,又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都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通常被描述为金融化。但是,这里所谓的金融化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科斯塔·拉帕维托萨斯充分阐述过的:“金融化……并不意味着银行比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更优越。它象征的是金融机构不断增强的自主权。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能够借贷的,它们在金融交易中有更多的牵连。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在个人收入和金融市场的斡旋中寻求新的利润来源。”
第二个方面,金融化使金融市场中大量的经济行为者牵连其中———不仅包括银行和影子银行,而且包括工商企业和家庭。进入信贷市场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的日益融合(例如,通过信用卡和抵押贷款)是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和英国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这些变化已经进入第三世界,金融增殖衍生的神秘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在居民贷款中提取利息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我希望,上述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简要考察能表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书写具有丰富性的迹象。最后,我想指出这种文化复兴的限度。首先,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具有的学术思想品质不应遮蔽自身长期存在的一些有待发展之处。例如,马克思自己也认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沒有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做出任何详细的说明。有些著作论及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性质,但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论述。
但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限度的讨论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一直讨论的这种文化复兴是一种学术思想。苏联解体使已处于严重危机的改革派和革命左翼陷入政治溃败。另一种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全球化运动的出现,开启了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运动的新浪潮;有一些迹象表明,当代抵制财政紧缩的运动,连同阿拉伯革命,深化了这场激进运动的发展。然而,在历史上这种运动最为强劲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左翼目前处于失序的状态中。这个不小的问题是马克思提出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当务之急。如果希望批判不仅处于理论层面的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