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顾泉雄，原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记者站高级记者、摄影师兼编导。退休后的10年里，我和老伴龚霞娟携手走遍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0多个县市，先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农村、牧场、山区学校及偏远贫困地区，为千万农民放电影，花去了不少退休养老金。我也一直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为他们作报告，写书。出于很朴实的报效祖国的想法，我们一直坚持着，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2007年，我荣获全国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0年我获得了中国“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了我写的《视觉心声》这本书之后，很高兴，亲笔写信给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也都作了批示。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下山区，送“片”上门
　　 很多人问我，怎么会忽发奇想，非要去那穷乡僻壤的地方，为农民老乡放电影。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来自农村的苦孩子，所以特别同情穷苦人、乡下人。1958年高等文艺院校向工农子弟敞开大门，我有幸迈进了艺术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梦幻般地走进宽敞明亮的摄影系的课堂与摄影棚。我深知国家培养一名优秀的电影摄影师所付出的代价，仅次于培养一名飞行员。我也知道一卷“柯达”胶片，“滴嗒”不足两秒就跑个精光，而且国家要动用宝贵的外汇购买，如果不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那我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在退休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思忖退休了，总不能一天三饱两倒，不能做寓公，要继续做事，否则对得起谁？再说人在孤独与沉沦中会老得更快。这时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我立刻告诉了老伴：“我想从我所拍的200多部影片中，选一些在国内外获奖的影片印成拷贝，放片子给偏远山区的农民看，放给看不上电影、大山里的穷孩子看，还要放给大学生看，因为这些影片所展现的先进事迹，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新成就，都是当今时代非常需要发扬的先进文化。”
　　 老伴听罢良久无语。她有很多担忧，包括为我健康担忧、为经费担忧，但她深知我的秉性，认准要做的事是劝不动的，就默默同意了。时光荏苒，事不宜迟，我用2.6万退休金印拷贝，又自掏了3万多元制作了3000多张VCD碟片。
　　 从2002年起，我们夫妻俩便推着装满对偏远山区农民的满腔热情的九个铁皮箱和行囊上路了，老伴还要为我准备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必备的至少六种药片。几年下来，我的头发由灰白变白，由少变秃，夫人的身体由丰腴而日渐瘦弱苍老。不少善者见了媒体报道，自告奋勇准备自愿代替我老伴协助我天南地北去放映影片，但先后数次都被我们婉谢了。几十来年，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退休后应该在一起了，哪怕是外出公益活动，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有苦同吃，相互帮助，互不分离。再说，她所担当的秘书、护士、保管员、搬运工等多重角色是谁也替代不了的。老伴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理解我的想法，始终和我一起同甘共苦，这是我最感幸福的。
　　 多少次我们艰难地跋涉在僻远的乡间、山野，那山口如风箱，不断鼓动着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多少次我们预料旅途艰辛，时刻有生命危险，临行前给家人留下遗书。胶片行李车多少次侧翻在松软的野径，我们已无力搬起扶正，只有一点一点地挪；汽车、火车、手推车不停地辗转；衣裳干了湿，湿了干；于人烟罕至的荒郊山岭，中饭以大饼和水充饥已是常事；高原反应更使我们难眠……我们的举动受到了所到基层单位的欢迎，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支持，诸如放映场地、放映机等要付价格不菲的租金，无疑是变相拒绝，这让我们很痛心，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积极回馈与鼓励，这让我们很欣慰。
　　 一天我正在整理胶片时，忽然接到来自宁夏山区的一个男孩子的信，他说：“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看过电影了，我好喜欢看啊！这回你们从大上海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苦地方，还接济我们，给我们钱，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和我妹妹会努力读书，我要力争考上清華，妹妹要考上北大，我、我妹妹、我妈好想你们，你们有空要再来啊，这里的老乡永远欢迎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我们夫妇俩双手捧着这封远方来信，眼里噙满了泪水，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十平方米无需上锁、风雨飘摇的小屋，躺在病床上那无助的农民……脑海里又闪现出在宁夏西吉县为千余名中小学生放映纪录片时的情景，以及在村口、在高坡、在土岗上，那些为我们送行、不停挥手的令人动情的熟悉面孔……我们想起在革命老区狼牙山五壮士牺牲地区放映影片后，老乡们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已有20多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我又回想起那次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的广场放映影片结束后，热情的朝鲜族观众仍是舍不得走，纷纷问道：“明天还放电影吗？以后还放吗？”那些感人的场面，令我们终生难忘。我国广大贫困山区的农民对文化的需要如饥似渴，他们除了物质较为贫困需要我们帮助外，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滋养。
　　
　　与青少年的“对话”
　　 2010年我路过某报社的咖啡座，正巧听到这么一段对话：
　　 大学生甲：“这个礼拜天我真倒霉，我叫了部出租车，可司机老是放那些革命的老歌曲。”肩头一耸的大学生乙：“那个操方向盘的脑子有毛病啊！”六七个刚从大学毕业工作不久的新闻工作者哈哈一笑……
　　 听到这段话，我的脚步不免有些沉重，我觉得这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不无迷茫，也不了解父辈祖辈为打下江山、创建新中国所做的牺牲。我认为，读书、读好书，经常接受艺术薰陶，才能读掉一个人身上的俗气，才能焕发出高雅的气质。由于家境贫穷，所受文化教育有限，所以我对读书、对今日大学生所思所想分外关注。
　　 从2002年至今，我结合自己的身世向全国92所大学、65所中小学作了报告。众多全国各地大中学生们纷纷给我留言。
　　 “今天听到您激情的报告，看到您精彩的电影，使我们处于浮躁、茫然的大学生受到了震醒和启迪，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需要得到您这位可敬可爱的文化长者的帮助和关爱，可是为什么今天这样使人奋发向上的纪录电影看不到？为什么现在的电视电影都是赤裸裸的谈情说爱？所以男女学生谈情说爱在校园里非常流行，学生不专心学习，荒废学业，今后能担负起国家的栋梁吗？”这是安徽水电学院一位学生说的心里话。我至今保存着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生们的来信和留言簿，这些话，将鞭策和激励我，走好人生最后旅途中的每一步。
　　 多年来，我一直去大、中、小学放片，讲课也深受欢迎。我在文化界的朋友，包括出版界的高级编审、资深编辑就热忱向我提及应该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学生感言和媒体的报道都编进去，写成一本书。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那么传播先进文化，配合放片又多了一种方式，效果会更好。
　　 为此， 2007年我为大学生写了《视学心声》一书，并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共青团中央网和中国文明网上全文刊载，供大学生免费点击。2009年又为中小学生写了《夕阳心声》一书。说实话，要是在平时的忙碌中，再安排出相对完整集中的时间写书，确实是十分困难和辛苦的。我常常是从日出写到夜半，往往是一头扎下去，顾不上吃饭喝水、服药。由于用眼过度，我的右眼看不见字了，但我仰仗一只眼继续认真地坚持着。还有一次，突然高烧，医生诊断为脑血管病、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左侧脑出血，我在病床上继续工作。
　　 有人问我，你不怕死吗？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单位先后已有8位年轻的摄影师为了我国的新闻事业，献出了那年轻宝贵的生命，如今我已活了76岁，已很满足了，如果写本书，对青少年还有所启迪的话，那么我是深感欣慰了。
　　 我走过了不少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越是文化生活贫瘠的地方，赌博、斗殴、迷信的人越多，为什么？精神空虚，精神无所寄托。若先进的文化不去占领，那么落后的文化定会乘虚而入。精神的贫瘠与物质贫瘠同样可怕，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该有这种大思索、大思考！文化不仅是文化人的谋生手段，文化是根，不能病变，不能霉变，文化要向下扎根，根深方能叶茂！
　　所以我不能停下脚步，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不日，我会继续偕爱妻拖着胶片车走天涯，去西藏、奔赴雪域高原，为广大藏族同胞放片，传播中华文化。而且我会把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工作一直做下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