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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革命时代的政党的党建理论和实践都围绕阶级斗争而展开，因此党员权利的发展往往服从、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权利的发展依靠权力提供的制度空间和操作平台，权力与权利相互交织，伴随于政治发展的整个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进入新时期，我们党在党员权利发展方面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关键词]党员权利；党内民主；权力；党建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1-03
一、革命时代党员权利的发展——服从于斗争诉求
（一）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旧政权旧社会破坏得越彻底对革命越有利，强调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强调鲜明的党性，强调斗争的关键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对决性显然是革命时代的产物，是革命的需要。在这种激烈对抗中，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相对忽视党员权利的行使与保障是时代所限、非常之需。
（二）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以服务于革命斗争为第一需要。革命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其他任务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革命时代的政党往往为了保密，不向党员公开信息，党员的知情权得不到落实；为了维护稳定团结，不重视党员的批评建议权；为了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党员义务而忽视普通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参与和作用。这对于处在反动统治之下的革命党来说是必要的。
（三）这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和斗争路线，不仅表现在对立阶级之间，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受到“严酷的斗争环境的影响，革命党内部很难形成良好的争论氛围和机制，而往往形成的是互不相容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思想斗争局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对决性”[2]。党内斗争、不同意见的争论往往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不仅共运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这样的时期。
革命斗争的特点决定了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必须将革命的成败放在首位，必须保持党的思想高度统一，全体党员的行动高度一致，因而不可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更多地考虑党员权利及其保障问题。
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悖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
（一）权力对权利的引领与保障。在社会转型期，权利在与旧势力抗争的过程中其力量是分散的。众多的个体权利呈散发状态，很难形成合力，只有通过某种强权的引领，才可能整合为统一的意志，而这种强权即是权力。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的统治之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微乎其微，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反映到党内，党员的权利意识薄弱，权利的争取与发展离不开权力的引领与保障。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对党员权利作了明确规定。此前，毛泽东以及张闻天、陈云对党员权利思想的论述，为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权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员权利的思想。同时，对于在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如何确保这些权利得到真正行使也作出了探索，包括：一是要保证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二是保证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三是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建议、声明等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些探索标志着我党党员权利思想与保障法规的初步形成，在党员权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八大党章在七大党章党员四项权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项内容。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并对新增加的内容作了说明：一是“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二是“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三是党员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向上级机关反映的权利；四是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对权利的侵害。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的角色定位非常不明确，在对抗旧势力的斗争中，权利要靠权力的引领，而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也时常存在。从陈独秀开始，党内就长期受家长制的影响，对党员的权利设限很多，如以保密为由限制知情权，以稳定为由限制批评建议权等。延安整风以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完善，由于家长制等封建残余思想和“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等复杂原因，党员的主体地位越来越不受到尊重，党员的权利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和保障，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党员民主权利受到严重破坏。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取消了党员权利的规定。
三、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建重点的时代变迁
在党员权利这个问题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以下四个维度上可以得到体现：
（一）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看，由于革命党和执政党面临的环境任务不同，对党员权利、义务的重视程度当然也不同。革命党面临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要求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要勇于坚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对党员义务当然强调更多一些。而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权力本身的腐蚀性，要求党员、群众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以权利制约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员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率先在党内提出：“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3]这一思想被写进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党的十三大报告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受到党纪处分”。
（二）从党内领导方式看，革命党强调党内集中，而执政党更加重视党内民主。执政党必须广泛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与保障。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重申：“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的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4]
（三）从党的建设方式看，革命党的党建方式是运动建党，而执政党的党建方式是制度建党。民主革命时期，当党内出现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时，把全党动员起来比进行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效率要高得多。但是在执政条件下，如果仍然一味采取运动方式，不重视制度规范和约束，必然使党的建设走进误区。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5]邓小平为执政党找到了制度建党的建设方式。党的十二大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样就实现了党的建设方式的转型，党员权利的实现也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四）从党内监督的方式看，革命党侧重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执政党则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更有自下而上的监督。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指出：“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6]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指出：“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监督。”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7]
四、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发展的崭新开拓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发展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真正做到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一）对保障党员权利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了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并且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使党员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内容更加明确而充实，并且有实际操作性的具体保障措施，因而更具有实践性。这对于改善党员权利保障无力的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营造平等的环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这深刻体现了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的新思考，是保障党员权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较之以前一直沿用的“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表达方法，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实质上昭示着党内在对待不同意见以至发展党内民主上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取向。“允许”是将党员置于客体的位置，而“营造”则是以党员为主体，党组织以保障党员权利的积极态度，努力构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体制机制，体现了深刻的民主精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的论断是对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对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政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其中对于实行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以及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保障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意见》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按照制定目录、实施公开、收集反馈和归档管理的程序，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简报等方式，及时公开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情况，党的思想建设情况，党的组织管理情况，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党风廉政情况等内容。建立健全例行公开、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制度，为党务公开提供保障。《意见》的颁布施行，使基层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四）党员主体地位更加突出。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把“发扬党内民主”修改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体现了对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视及认识的升华，党员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将“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修改为“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内在动力。
（五）切实保障党员、群众的监督权。要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权力监督，保证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注意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力量。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成为新时期开展党内监督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二十一条增写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内容，第二十七条增写了“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内容，极大激发了基层党员、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六）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在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坚决贯彻了这一思想，如将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由10%提高到15%。各地在各级党委会的选举中也贯彻了这一精神，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差额比例。党的十七大在原有基础上对党内选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形式。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五章第二十九条增写了“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的内容，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提名的民主，为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预留了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5.
[2]孙力.演进与驾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解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0.
[5]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9-30.
[6]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3.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90-169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党员权利；党内民主；权力；党建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21-03
一、革命时代党员权利的发展——服从于斗争诉求
（一）意识形态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旧政权旧社会破坏得越彻底对革命越有利，强调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强调鲜明的党性，强调斗争的关键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对决性显然是革命时代的产物，是革命的需要。在这种激烈对抗中，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相对忽视党员权利的行使与保障是时代所限、非常之需。
（二）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以服务于革命斗争为第一需要。革命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其他任务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革命时代的政党往往为了保密，不向党员公开信息，党员的知情权得不到落实；为了维护稳定团结，不重视党员的批评建议权；为了党的集中统一，强调党员义务而忽视普通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参与和作用。这对于处在反动统治之下的革命党来说是必要的。
（三）这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和斗争路线，不仅表现在对立阶级之间，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受到“严酷的斗争环境的影响，革命党内部很难形成良好的争论氛围和机制，而往往形成的是互不相容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思想斗争局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对决性”[2]。党内斗争、不同意见的争论往往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不仅共运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这样的时期。
革命斗争的特点决定了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必须将革命的成败放在首位，必须保持党的思想高度统一，全体党员的行动高度一致，因而不可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而更多地考虑党员权利及其保障问题。
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悖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
（一）权力对权利的引领与保障。在社会转型期，权利在与旧势力抗争的过程中其力量是分散的。众多的个体权利呈散发状态，很难形成合力，只有通过某种强权的引领，才可能整合为统一的意志，而这种强权即是权力。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的统治之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微乎其微，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反映到党内，党员的权利意识薄弱，权利的争取与发展离不开权力的引领与保障。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对党员权利作了明确规定。此前，毛泽东以及张闻天、陈云对党员权利思想的论述，为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权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党员权利的思想。同时，对于在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如何确保这些权利得到真正行使也作出了探索，包括：一是要保证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二是保证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三是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建议、声明等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些探索标志着我党党员权利思想与保障法规的初步形成，在党员权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八大党章在七大党章党员四项权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项内容。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并对新增加的内容作了说明：一是“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二是“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三是党员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向上级机关反映的权利；四是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对权利的侵害。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的角色定位非常不明确，在对抗旧势力的斗争中，权利要靠权力的引领，而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也时常存在。从陈独秀开始，党内就长期受家长制的影响，对党员的权利设限很多，如以保密为由限制知情权，以稳定为由限制批评建议权等。延安整风以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完善，由于家长制等封建残余思想和“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等复杂原因，党员的主体地位越来越不受到尊重，党员的权利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和保障，直到“文化大革命”使党员民主权利受到严重破坏。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取消了党员权利的规定。
三、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建重点的时代变迁
在党员权利这个问题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以下四个维度上可以得到体现：
（一）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看，由于革命党和执政党面临的环境任务不同，对党员权利、义务的重视程度当然也不同。革命党面临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要求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要勇于坚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对党员义务当然强调更多一些。而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权力本身的腐蚀性，要求党员、群众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以权利制约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员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率先在党内提出：“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3]这一思想被写进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党的十三大报告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制定保障党员权利的具体条例。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必须受到党纪处分”。
（二）从党内领导方式看，革命党强调党内集中，而执政党更加重视党内民主。执政党必须广泛地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尊重与保障。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重申：“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的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4]
（三）从党的建设方式看，革命党的党建方式是运动建党，而执政党的党建方式是制度建党。民主革命时期，当党内出现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时，把全党动员起来比进行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效率要高得多。但是在执政条件下，如果仍然一味采取运动方式，不重视制度规范和约束，必然使党的建设走进误区。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5]邓小平为执政党找到了制度建党的建设方式。党的十二大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样就实现了党的建设方式的转型，党员权利的实现也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四）从党内监督的方式看，革命党侧重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执政党则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更有自下而上的监督。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指出：“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6]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指出：“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监督。”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7]
四、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发展的崭新开拓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发展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真正做到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一）对保障党员权利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定了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并且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使党员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内容更加明确而充实，并且有实际操作性的具体保障措施，因而更具有实践性。这对于改善党员权利保障无力的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营造平等的环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这深刻体现了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的新思考，是保障党员权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较之以前一直沿用的“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表达方法，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实质上昭示着党内在对待不同意见以至发展党内民主上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取向。“允许”是将党员置于客体的位置，而“营造”则是以党员为主体，党组织以保障党员权利的积极态度，努力构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体制机制，体现了深刻的民主精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的论断是对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对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政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其中对于实行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式以及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保障制度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意见》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按照制定目录、实施公开、收集反馈和归档管理的程序，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简报等方式，及时公开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情况，党的思想建设情况，党的组织管理情况，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党风廉政情况等内容。建立健全例行公开、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制度，为党务公开提供保障。《意见》的颁布施行，使基层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四）党员主体地位更加突出。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把“发扬党内民主”修改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体现了对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视及认识的升华，党员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将“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修改为“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进一步激发了党员的内在动力。
（五）切实保障党员、群众的监督权。要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权力监督，保证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注意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力量。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成为新时期开展党内监督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二十一条增写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内容，第二十七条增写了“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的内容，极大激发了基层党员、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六）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在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坚决贯彻了这一思想，如将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由10%提高到15%。各地在各级党委会的选举中也贯彻了这一精神，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差额比例。党的十七大在原有基础上对党内选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形式。党的十七大党章第五章第二十九条增写了“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的内容，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提名的民主，为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预留了空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5.
[2]孙力.演进与驾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解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0.
[5]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9-30.
[6]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53.
[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90-169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