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中，闲话甚为风行，甚而形成了一种闲话文风。而与这种闲话相对应的心态是闲适或悠闲，如周作人的小品。张中行的琐话也是一种闲话，但旨趣不在于闲适或悠闲，而是有所言说，不无眷恋。在张中行的琐话中，代表性的就是负暄系列：《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及《负暄三话》。闲话为文，若就话题上看，自然是很杂的。张中行也自称杂家，即多有涉猎。但就写作的意趣而言，则又很明确。
　　《负暄琐话》小引中讲到写作缘于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写作对象或内容是人、事、情，所写就与这些境有关。“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在《尾声》中又说到为什么不写那些坏的，是觉得心情很不安适。从积极方面看，则是出于内心的愿望及热情，更喜欢写这世间好的一面。且有别于艺术的造境，这只能是选境。“我有时想，现实中的某些点，甚至某些段，也可以近于艺术的境，如果是这样，它就同样可以有大力，有大用。与造境相比，这类现实的境是‘选境’。古人写历史，写笔记，我的体会，有的就有意无意地在传选境。我一直相信，选境有选境的独特的用途，它至少应该与丑恶的揭露相辅而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了见闻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境或近于境的，当作话题，其他大量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就略去了。”
　　在作者看来，写作之事就是选境，从对象或内容上说是记忆中的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表达上则是漫谈式的闲话文风或笔调。比如写人方面，无非是写人的言语行为及著述，但还得写出人的性情。《两位美学家》中这样写宗白华：“我本来不认识他，常见我住处西侧的大路上有个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丰满，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腋下夹着一根手杖而永远不用，走路有特点，是鞋底不离地，发出连续的擦擦声，面目和善，总是带着笑容看对面走来的人，问别人，知道是宗白华先生。”这样写，自然让人想起那个主张在美学中散步的人，这时是已入老境了。《负暄续话》后记中说：“一方面，琐话大致是以外寓内，写人，写地，写事，由字里行间透露一点点思绪和情绪。另一方面，因为琐话大致是以外寓内，所以思绪和情绪的显露，也大致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续话在这方面就常常出了圈，思绪和情绪直接出面，有时甚至像是动了肝火。当然，还希望本源不离开悲天悯人之怀。”就是说原本由外而内，大都通过写人写地写事来寄托的，进而就由内而外，多写内心的感想，于此不难看出作者内心的热望。闲话的天地，本于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本不妨直叙，但又关乎情与理。大多情况下是以理衡情，至如理不胜情，作者也坦言难解。比如情网，但目送芳尘去，实在是无可如何的。不过可解不可解，终归表明人生中还有值得眷恋的。
　　张中行还写了自传《流年碎影》，说：“动力与写负暄几种闲话中的多篇文章相同，对于过往，多有怀念，任其湮灭舍不得，于是情动于中就愿意形于言。”老年著书，毋庸讳言是比较唠叨的，但作者的文思才情并未隐去，且信笔道来不无意趣。若要找寻理由，仍是心中的可感可念。关于写作，作者引庄子所说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既表明心向往之的境界，又说明不得不发的缘由。“吾从众，回顾往昔，舞文弄墨不少，绝大多数来于随缘，只有这三种话，以及一本妄谈人生的《顺生论》，说‘彼其充实’，不敢，但当仁不让，由动机方面看，总可以说是‘不可以已’的。这样说，对于这三种话，我就难免有偏爱吧？”提笔为文，本就是一个寻觅的途径，为的是将那些过往的心迹留到纸上。汇编成书时，“而由选编我又想到个愿望，是所写之文，如《桥》《蟋蟀》《剥啄声》《起火老店》之类，述说对身边事物的观感的，如果能凑几十篇，集为一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会放在枕边，渴望剥啄声而终于门庭寂然的时候，翻开看一看的。”若就心理的寄托来说，足以见出一种慰藉，甚而颇有精神家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