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约翰·理查德·杰弗里斯生活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以描写乡村自然风景而闻名。他的短篇小说《捡橡果的孩子》描写了一个非婚生子的悲惨命运。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了造成男孩悲剧人生的原因：贫穷的生存状态、受宗教道德影响而扭曲的人性及商品化社会所带来的功利主义。
　　《捡橡果的孩子》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失去母亲的非婚生孩子的悲惨命运。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名字在通篇故事中没有被提及，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最后不得不面对悲剧性的死亡。他的悲惨命运让人同情的同时，也让大家对他的死亡产生了深思：谁应该为他的痛苦和死亡负责？
　　首先，毫无疑问，他的贫穷家庭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可怜的孩子的命运似乎在他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作为一个私生子，母亲死了，父亲是一个醉汉，他不得不和老祖母住在一起并过着贫苦的生活（这点可以从“他的衣服不比麻布片好多少”看出）。而正是由于家庭的贫困，已到了上学年龄的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很小的年龄就采摘橡果，帮助养家。作为一个孩子，他没有玩耍，也没有人陪他玩耍；他短暂的一生都在独自地采摘橡果。他一定遭受了太多苦难，人们可以从他那“紧蹙的恶眉”看出。正如文中写道，“紧蹙的怒眉是唯一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就像被防滑钉踩过留下凹痕的一枚硬币。但即使得了钱，他那幼嫩额头上铁箍般紧锁的双眉也不会舒展开来”。对读者来说，看到一个老人皱着这样像橡树皮上的裂纹一样的眉头并不奇怪，但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小的孩子的脸上呢？一个贫穷得靠采橡果为生的孩子，拿到钱时，怎么连眉头都伸不直呢？他麻木了吗？不，那是因为他的内心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以至于他甚至不想说出来。即使他被祖母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也不会哭。事实上，他知道哭是没有用的。作为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一个宗教社会里的私生子，他沉默寡言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就连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其次，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祖母是造成他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原因。故事中，他的祖母是一位冷酷、虔诚信奉宗教的老妇人，也是一位死板的道德家。她对宗教的信仰如此强烈，以至于“宗教信仰使她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使她“带着比大多数她那类人优越而又难以说清的气质”。也正是她对宗教的坚定信仰，使她形成了僵化的道德感，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她女儿和孙子的悲惨命运。虽然通篇小说对这位老妇人的女儿写得很少（只提到“姑娘死了，据说是活活饿死的”），但人们不难推断出她的痛苦。她也一定在她母亲强烈的宗教意识的阴影下长期过着悲惨的生活。如果她和她虔诚的母亲一起过着贫穷但幸福的生活，她怎么可能离开母亲，和一个可怜的醉鬼呆在一起而最终饿死呢？她的这种非婚而与醉鬼同居并有了私生子的行为是违反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宗教习俗的，这一点肯定是给她的有着坚定宗教信仰的母亲蒙羞了，以至于在生活极其悲惨的情况下，她宁愿选择饿死也没有向母亲求助。她一定认为求助于母亲是没有用的。事实上，虔诚信教的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她的命运，否则文中不会说“据说（她的女儿）是活活饿死的”。一个关心女儿的母亲怎么会不知道女儿确切的死因呢？
　　捡橡果的孩子的命运其实比他的母亲还要糟糕。虽然他和祖母住在一起，但他的祖母太过自以为是，她对宗教盲目的虔诚，以及她为了遵循社会道德规范而养育孩子的目的，并不能让她真正去关心或爱护他。她自认为“她已经尽心尽职”，因为在表面上，她保证了这个男孩衣着“缝补洗刷得干净整洁”、外人看起来“照料还挺仔细”。但事实上，她所做的只是一些基本物质的供养，只保证了男孩生命的存续，使她向外界证明她的做法符合社会行为规范。而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关爱和照顾，这是他很少從祖母那里得到的。精神上，他得到的只是“她不再因为一时的某种怒气，而处于习惯要揍他一顿，就像汲水灌壶一样，已成为家常事了”。这种爱的缺失或许可以解释他的叛逆行为，以及他拒绝承担起通过采集橡果来帮助养家的责任。他似乎恨他的祖母，就像他的祖母可能也恨他一样，在她的眼里，“世界上没有再坏的孩子了，这个坏蛋已不可救药”。而她对孩子的教化，不过是让“他坐在那本打开的《圣经》前，在棍子的威胁下，学习那页经文”。这种恨可能来自宗教思想对她产生的影响，在重视宗教道德教化的维多利亚时代，非婚生产子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儿，而与此同时宗教道德规范又要求她必须抚养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似乎可以解释她为何总是无缘无故地习惯性地殴打他，并且当男孩失踪了几天后，她也并没有想到去找他。他的失踪似乎一点也不困扰她。孩子的死也没有引起她对他的怜悯，因为当她在孩子失踪一段时间才知道死讯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感到痛苦，她相信她已经“尽到了她的责任”。
　　与此同时，工业化社会也是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另一重要原因。作者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即维多利亚后期。当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社会和经济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村在向工业化过渡，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人们更多关注经济利益，人性也因此变得冷漠。小说中，在母亲去世后，孩子的父亲并没有养育他。“父亲为什么不干涉呢？因为他一干涉，就必须领养孩子——每星期得损失好几先令啤酒钱。”孩子的性命在他的眼中并没有啤酒值钱。在这个可怜的男孩死后，他的隐约出现在水中的尸体开始并没有引起目击者（“商人”和“舵手”）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眼中，有着比运河里的“东西”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商人“觉得他确实在水中看到了什么东西，但他不想惹麻烦……于是他转过身，继续前去看那头他打算买下的奶牛”。在他的眼中，做生意比救一个孩子的命要更重要得多。舵手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想早点到达码头，上岸去喝一大杯啤酒”，因为“没有奖励，只会弄脏甲板”，所以捞起来并没有什么用。直到后来一个劳工经过看到了“它”，并把它拖出了水中。从商人和舵手对男孩尸体的态度中，人们可以看出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盛行的信念——唯金钱和利益是图。简言之，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使他们丧失了判断能力甚至是丧失了人性。
　　归根结底，首先是贫穷的生存状态让孩子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祖母在孩子的悲剧性的死亡中也扮演了不可饶恕的角色，正是她强烈的宗教和道德意识导致了孩子的悲惨命运，并使他成为他所处环境的受害者；而工业化的社会及其带来的人性的冷漠或人性的丧失也成为孩子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作者简介：徐琰（1975-），女，江苏宿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