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十几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时候真是性命堪忧。日本人当时到处拉夫，土匪也很猖獗。当时我家算是一个小地主。祖父科举未第，后赴疆学习俄文，为塔城外交局长，后来祖父被调到广西天宝县任知事，四年后归乡隐居。父亲周凤楼是一位私塾先生，1926年徒步到广东参加北伐军，任录士、副官、参谋等职。后退伍回到湘阴老家。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蒙师，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后就读《论语》、《孟子》、《诗经》，深奥的儒家经典我完全不懂内容，往往是将识字和念书合在一起，口对口地教。我的父亲教我非常严厉，从我四岁多开蒙，我就很怕他。有次一位族长来家，他在门外就听见我在读《论语》，大概有点出乎意料，进门就说：我考考你好吗？他指着茶几上一盆菊花说：残菊傲霜，你对吧。我不假思索：腊梅喜雪。他拊掌惊呼：天才，天才！吾家千里驹也。父亲很淡漠，没有一句夸奖我的话。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父亲连续送我到几位乡间宿儒门下求学，我的进步就快多了。为躲避日寇，我逃亡乡下读私塾先后约六七年之久，颇有收益。一是读了文史类一些基本经典，虽不求甚解，但藏在记忆里，是以后几十年“反刍”的重要资源；二是锻炼了我读写文言文的基本能力，我由私塾插班读小学，国文老师考我，题目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写六七百字一气呵成，得老师首肯，在全班朗读。他问我名字是谁取的，我说我自己，他又问出处，我说我喜欢王勃的文和诗，年少才高，十分仰慕，故用了他的名字。老师笑道，希望你能赶上。
　　当时日军驻扎县城，我们避难乡下，日子暂时也算安稳。在初夏的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枪响，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再仔细一听，又没有声音了，次晨才看到门上贴一张条子，向我家派款十五万，七日后三更二点 ，以雄鸡花酒为标志送至周家桥上，听候喊话。遭遇土匪勒索之后，我们家秘密搬迁，躲在一个亲戚家，又收到匪首派人送来的三十万元的派款条子，特别说明不交就绑架户主。父亲决定再搬一次。这家姓左，对我们很好。父亲担心自己很可能遭到不测，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守业持家？于是决定与左家结亲，国难家难成就了我和妻子左圣清的婚姻。这也是缘吧。土匪的勒索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只好搬到日军统治下的县城去住。俗话说小乱住乡，大乱住城。到了1944年冬天，日寇因侵略的地盘扩大了，战线拉长了，兵力已明显不足，全城的防务兵力不足百人，过去常驾驶小汽艇到乡间奸杀掳掠，如今不敢再去骚扰，乖乖龟缩在县城。居住城内的人渐渐多起来，有躲避匪患的，看守房屋的，贩卖盐巴的。有天乡下来人说匪首被杀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搬回乡下。日寇投降后，我家又搬到城里。
　　抗战爆发以后，我亲历和见证了战火之灾，亡国之耻，蹂躏之痛，抗击之勇，胜利之喜，我的童年与少年，是从血与火中成长的，伴着年岁成长还有我的爱国心、报国志。
　　二
　　我进中学以后，特别喜欢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也读些新诗和散文。新文学给我开拓了一个新视野，之后我又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主要是欧美和俄罗斯的十九世纪作品。1947年以后，我在长沙读高中，校长曹典球是湖南的一位耆宿，曾代理过湖南大学校长，比较开明，让学生有着宽松的思想环境。我与几位要好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学运活动。我们还办了一个墙报，抨击旧政，宣传形势。学运如潮，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也日趋残酷，而解放战争形势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为了避免不必要牺牲，长沙各学校提前放假，学生们纷纷回家，从事学运和民运，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五月中旬解放武汉后，暂停前进，湘北一带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各类反动势力趁机蠢动，民心不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们成立了湘阴县学联，一是编印简报，传达真实信息，宣传当前形势；二是办大众民校，分识字班、文化班，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并举；三是清理积谷，积谷是用于赈灾的慈善基金，多年来把持在豪强劣绅手中。这些活动使学联成为各类反动势力的眼中钉。“在乡军官委员会”是退役回乡军官组织，他们弄来武器，扬言要杀尽学联，有一次竟当街打伤了我们的同学。我们以多种方式抗争，最后他们向我们道歉，取得了胜利。
　　1949年8月2日，由华国锋率领的南下工作队来到了湘阴，华国锋任县委书记。第二天他派宣传部长李保荣到学联开座谈会，讲到当前“支前”任务紧急，希望大家就地参加革命，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大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8月4日，我参加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学习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学习借粮政策。会议结束，县委将与会干部编成若干工作队，我们是以学联成员为主，吸收了几位社会人士，共二十一人组成“火花工作队”。我们的任务除借粮“支前”，还要以文艺形式宣传群众。我们排练歌舞节目，又公演了一场。我们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北方的秧歌舞，脸上抹彩，一身彩扮，摆动腰肢，扭着屁股，市民们难以接受，第二天满街都议论起来。我走进家门，父亲挂着脸问，听说你在台上扭屁股，不觉得斯文扫地吗？我解释了半天，他未吱声，似乎并未消气。县委还从南下同志那里收集麦秸草帽发给我们，还发了新符号，正面写着长沙专区湘阴县服务证，一九四九年佩用；反面则是姓名、年龄、部门、編号等。这张五十六年前的符号，带着我生平中光耀的一段，至今我还珍藏着。我们自绘一副毛主席像，扛一面队旗，背着行囊，戴着草帽出发了。县委书记华国锋一直送我们到邓婆桥。我们到达第一站涝溪桥，放下背包先化妆，天刷黑就开演了。这里没人认识，大家放声唱，放开扭，观众中爆发的一阵阵掌声使我们激动得忘记已经饥肠辘辘了。我们每天三人一组下去借粮。有一次我和熊郁、甘仲猷一起下到石板吴。吴海棠、吴泳棠兄弟是族长，又是地霸，在县城还有大商铺。下午开大会吴海棠来了，他穿一套细生布褂裤，头戴一顶细篾斗笠。我先讲了“支前”的紧迫，又讲借粮政策。吴海棠怎么瞧得起我们这群学生呢，他连正眼也不看我们，突然插进来问：周工作，请问你们要借粮秣，秣是什么？我说秣是马料，也就是稻草。他站起来朝着大家说，稻草要喂牛，要编绳索，要盖茅屋，庄户人家收租都不收稻草，因为这是下年生产的资料，人民政府怎么收稻草？熊、甘接过话去，说我们前线有骑兵，没有稻草拿什么喂马。这时有少数人跟着起哄，会场快要失去控制了。情急之下，我们想到有工作人员就在邻保，于是告急。副指导员李仲喜将驳壳枪斜背在肩上，说：我们借粮是走的群众路线，自报公议，借的粮此后可以顶征粮。我们是“支前”紧急才有这个措施。如果有人想借此煽动群众破坏“支前”，我们就不客气。说罢，他一边派人送信请示县委一边叫保长清点人数。这时吴海棠趁天黑溜了，换吴泳棠来了，他说他哥哥病了，借粮的事由他负责，县里派来的武装也来了，根据县委要求将抗粮户吴泳棠带到县里去了。武装押着抗粮户进城已是日头升起很高了，我们一夜未睡，大家没有睡意，太激动、太兴奋了。此次事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此后工作开展顺利了许多。 　　火花工作队近一个月艰苦工作，借粮宣传都成效显著。回城后工作队撤消，重新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在城关区做管理员。当时正在成立贫协试点，有个集匪霸于一身的富农分子用铁尺将贫协委员的头劈开了，送县卫生院抢救，县委指示立即将凶犯缉拿归案。我带了两名公安战士星夜赶去，行前华国锋向我交待一定将凶犯带回来，他还给我一个便条，是给武装部长韩子云的。我找到了蹲点的老韩，他告诉我们凶犯躲在情妇家，茅屋四周是竹山，必须将他逼离竹山才利于抓捕。他特别嘱咐凶犯持枪，如果武力抗捕，可以击毙。天麻麻亮我们就去了，我从前门喊话，公安留下后门放他逃跑。我掩身一块石头后面，大声喊话，劝他投降自首，这时只见茅屋顶上掀起一个洞，他朝我打了三枪都打在石头上，我还击两枪，他突然从茅屋顶上蹿出来抱着竹竿滑下来，夺路从前门逃跑，我追着连开三枪，他走“之”字路，没击中。老韩大声喊着，你不要跑，我开枪啦，“嘣”一枪，他踉跄一下，拖着脚继续跑，“我打头啦！”“嘣”一下他的毡帽飞了。他才停下来。老韩给他包扎了腿伤，我们用担架押解他回县。我心里佩服老韩的枪法很准。
　　我参加几次战斗，虽未负伤，但于我却弥足珍贵，它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也显示了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可惜却不能见容于权力者。从1950年春开始，不足一年时间，火花队中的青年学生队员几乎全部被排挤走了，这是不同文化层次的隔阂，同时也是“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表现。历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疾风知劲草”，当年的被排挤者，现在在各自岗位上为共和国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我是和两位队友同时被挤走的，为了能工作，我们找到一所完小教书，几个月后，又被赶走。我们商量只有投奔异地了。我想着的是考大学。我的家庭担子重，有些犹豫，父亲却非常支持。我努力复习功课，想扬长避短以文科优势取胜。考场都设在长沙，不分文理科，四天考八门。囊中羞涩，我每天蹭在街边吃烤红薯果腹。1952年8月26日，我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很高兴，通知书写得很简单，学费、杂费、伙食费，一字未提，什么意思？父亲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不写就是不收，大包干嘛。母亲接着说，你参加火花工作队，吃的大包干，现在上大学还是大包干，国家培养人才呗。家里忙着做准备，妻将她陪嫁的青官布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缝一套棉衣，母亲执意要给我做布鞋，赶着纳鞋底。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路费还没有筹齐，父亲说要带二十万（一万相当于一元），我坚持只带十万。父亲将栏里养的两只小猪卖了，得六万多元，還差几万。妻听了，抱着三岁的女儿小果匆匆奔街上去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叠钞票边进门边说，有了，有了。母亲用眼打量着果儿，急切地问妻，你将她的项圈、脚圈还有长命锁都卖了？妻说，我跟小果说好了，爸爸有了钱给她买新的。说罢抱着果儿进房去了。只听“哇”的一声，果儿哭了，妻在哄着。母亲听了，轻轻拭着泪水。果儿的银镯子，是周岁时母亲为她定制的，长命锁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脚镯上系着小银铃，果儿走到哪里，银铃响到哪里，声音特别清脆甜美。我看着想着，鼻子也有些酸酸的。九月十日我从湘阴县城步行四十华里到白水车站搭车。母亲和妻抱着果儿送我到城东邓婆桥。走了好远了，我回首一望，她们还站立桥上，我不敢再回首了。
　　从白水车站到武昌，约三百六十公里，行驶十一个小时，于晚上十一时才到。我提着行李朝大东门走，找旅店住宿。次日上珞珈山，这时有两个穿木拖板、一身短打的青年拦在公汽门边问我姓名，我作答，他们连说，你住荒字斋十六号，说罢一人扛一件行李走了。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他们擦着汗，我数钱给他们，并连声道谢，他们忙说自己是迎新站的同学，误会了。后来我和这两位学兄在珞珈山砥砺三年，偶尔还谈起这次愉快的误会。
　　报到以后，打听的第一件事是交不交费，回答是全包干了，学杂费、伙食费、医疗费、教材费全免交，学生享有国家干部待遇。有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冬天补助棉衣，夏天借蚊帐、竹席。每餐二荤二素，节日打牙祭。来自河南一位同学说，俺掉进蜜罐里了。
　　系里召开迎新会，我们班一共三十七位同学，是中文系招生最多的。迎新会先介绍老师，刘永济、刘博平、席鲁思、徐天闵、黄焯、陈登恪几位先生是老一辈的。陈登恪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弟，任文学院长，刘博平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都坐在第一排，童颜鹤发，焕然有神。中年一辈有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李健章、胡国瑞、毕奂午、周大璞、李格非等先生。
　　现代文学主讲是刘绶松先生，湖北洪湖人，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博学多识，治学教书，严谨缜密。他用的史实考之有据，他的史评，必援引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他论述文学史发展，注意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强了文学史的政治含量。刘先生对学生非常谦和，他得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稿费，提出要资助我们几位同学作庐山游。1956年我初到《长江文艺》工作，恰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向刘先生约稿，他寄来赏析《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文章，约五六千字，刊物篇幅很紧，文章也确显累赘。刘先生当时在北京，请他修改已来不及，我只好删改了。后来我向刘先生致歉，他笑着说，你删得好，我们师生本来就教学相长嘛。他的谦虚和豁达风度，令我感佩。1957年初夏，文艺界对我的文章开始围攻，视我为异端的议论，渐成阵势。我奉命到武大组稿，编辑部还特意让我带《长江文艺》给武大中文系党支部的介绍信，意在证明我在执行编务。我先去了党支部，将信交给了毛治中，同时邀他一同到刘先生家，心想如果刘先生批评我的文章，毛治中可以缓解一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到了刘先生家，毛治中没提编辑部介绍信的事，自个去翻阅书架上的书，刘先生不招呼我坐下，也不搭理我，我向他说明编辑部派我向他组稿的事，刘先生不置一辞，非常冷漠，倒和毛治中搭讪起来，将我晾在一边。珞珈山四年，中文系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攻苦食淡的穷学生，热情待我，关爱备至，今天遭此冷遇，真是恨无地洞可钻，最后我将于黑丁、王淑耘嘱我代向刘先生致意的话说了，刘才冷冷地说，我知道了。我从刘先生家出来，心里非常难过，想到“世态炎凉”曾使多少失意之士唏嘘伤感，而如今的政治斗争，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省文联开会，骆文给我一份油印材料说，你看看绶松是怎么被迫害死的。我才知道刘先生夫妇在一次宽严大会以后双双自缢身亡。像他那样谨慎那样注意政治的人，尚不得见容，“浩劫”真够“浩”的了。 　　程千帆先生教过我们的《文艺学》、《中国文学史》、《杜诗讲座》以及辅导《中国通史》，时间达三年半。《文艺学》原是丽尼开的，他调走了，千帆师自编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那时他才三十九岁，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清癯，眉宇间含着一种忧郁。他穿一套褪色的蓝干部服，走路微弯着腰，显得早衰。后来听说千帆师原是中文系主任，带领同学们下农村土改，任土改分团团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定为重点对象，宣布撤销其职务，交由学生批判。千帆师平生第一次受此打击，郁结于心，但他讲课却是精神抖擞，特别认真，我们听着或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或如化雨春风，潜移默化。他善于引而不发，诱人深思；也善于引用例证，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文艺学》极具政治敏感性，动辄获咎，千帆师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而是依据科学原理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
　　我常到千帆师家去。他谈的内容，除了授业，解惑，还有人生的体验，文章的得失，人物的品评。或感慨，或唏嘘，或激愤，或赞扬，从真情流露中，我感知了千帆师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我深深觉得千帆师不仅是文学良师，更是道德长者。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请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千帆师是九三学社成员，觉得责无旁贷。他后来回忆说：“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帮助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反右开始，千帆师被打成“右派元帅”。七月初，文艺界在老汉口饭店召开批判他的大会，于黑丁指定我发言，并要我站稳立场。最先发言的是武大中文系负责人，他全面揭发“罪行”，轮到我发言，无非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而已。不过我仍称呼他为先生，中文系负责人板起面孔批评我，我未理睬。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弟子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怀念先生文章中称，千帆师曾对他说，在反右中，一直称他先生，从不直呼其名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周勃。大概就指的这个会。11月21日，我受到批判，次年4月21日，要我签字定案，并出示二十三份揭发材料，证明他们对我的结案是有根有据的。我仔细地阅读这些材料，几乎每一份都叫我倒抽一口冷气。最后一份，竟是千帆师写的，他用钢笔行书写在一张红格稿纸上，写着“周勃在鸣放期间，常到我家来，有时来看我，有时来讨教，也有时向我组稿（和别人一起来），他曾向我谈过文艺界的鸣放和编辑部内部的一些情况（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属于自由主义一类的东西。”将问题说成自由主义，这不是在为我开脱吗？这是二十三份材料中唯一特殊的一份。在署名程千帆的下面，写着八月十四日。這不正是珞珈山上的狂风暴雨扑向先生的时候吗？他怎么能平静地写这样的材料？反右办公室的人在一旁说：“你的这个右派老师够顽固的了，我们第一次找他，他不肯写，后来我们找了武大反右办的同志一起去，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才写了这么个东西！”一听这话，我火了，说你们本事够大的了，说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先生宁可忍着羞辱和痛苦为我呵护，而我竟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此后二十余年，每念及此就遭到无可躲避的良心谴责！
　　1980年我去庐山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听说先生在那里讲学。我一放下行囊，便去看他。他住在一幢小楼里，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平添了一根手杖，只是精神状态和气色都非常好。先生非常健谈，话题是他要以有生之年，追回二十年耽误了的时光。在谈到他的教学和研究计划时，壮怀暮节，雄心不已。当我们还处在“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的伤痕时代时，先生却将历史的旧页翻过去了，以一个新的奋战姿态走进时代的激流。
　　1986年冬天，千帆师来信说南京很冷，他的取暖设备不好。我想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心脏也不好，最怕冷，就邀请他到湖大来讲课。程师来了，他住外籍专家楼，整日供暖，讲课在中文楼，相距约五百米，来回由我接送。伴着他的手杖敲击路面的节奏声，我们边走边谈，他显得很快乐，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年冬天忒冷。一次我在风雪中护送他回专家楼，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周勃呀，五十年代有幅画叫婆媳冒雨上夜校，现在我们是白头师生雪中送教图——”。2000年6月3日，千帆师与世长辞。他生前曾给我写了六十四封信，在南京大学收集出版他的遗书时，我选了十六封寄去。1994年夏天，千帆师冒暑用毛笔手书古诗名篇七首，附以训言，最后他写道：“甲戊长夏，雨窗独坐，忽忆周勃老弟，因杂书数纸寄之。古之人有一夕相思，千里命驾者。吾老矣，愧不能也。闲翁记。时新屋盆池睡莲方花。”
　　四
　　后来文艺界几个大的运动，一个是批《武训传》，一个是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再一个就是批判胡适、杜威，之后批判胡风。既然涉及胡风，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我们必须要阅读与胡风的相关作品文集，比如《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他非常强调文学艺术的规律，他与周扬、林默涵等人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是，他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其本性，文学的描写对象不光是人，包括人的活动、思想，文学自身更是独立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讲创作方法时，上面就必须戴一顶政治帽子。但是由于当时批判胡风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虽然十分赞同胡风的观点也不能公开支持。
　　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省作协通知我去开座谈会。我从大二时就开始参加作协的活动，这次是巴人来了，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出了部新书叫《文学论稿》，有两本之厚。于黑丁就想开一个《文学论稿》座谈会。《文学论稿》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传统观点看问题。比如说文学跟理论对于事物认识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方法不同，一个是运用理论，一个是运用形象。那么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观察生活的特点。而文学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精神世界的海洋，作家应该怎么写，有他自己的方法和心声，你看不看得懂是你的事，如果用政策政治去把它规定死，作家就没法写了。
　　所以会上其他人都是给巴人点赞说好的，我就坐在后面不作声。后来巴人几次插话，要求发言不要送礼，多谈问题。我就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过程谈了些看法，对《文学论稿》的批评，虽态度比较委婉，但并未掩盖其原则分歧。巴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倒是会议主持者于黑丁显得有点紧张，常常插进几句缓和气氛的话。会后，作协宴请巴人，巴人举着酒杯，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尖锐，很好，我向你表示谢意。我已向黑丁说了，请你写成文章，交他们发表。说罢举杯大饮一口，巴人的谦和纳言精神不仅冰释了我的疑虑，同时也使我佩服。 　　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章的时候，决定以形象思维为切入口，提出思维规律独特性，辨析其异同。文章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题目就叫《略谈形象思维》，发表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8期。
　　1956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分配方案中注明我选调到中国作协。我就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的创委会，每年要出一套小说诗歌的选本。后来又把我调去搞西南地区的理论情报，凡是西南地区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观念我都要摘下来整理了送到文艺处。我在北京的时候，于黑丁对我很器重，要我回武汉去，后来把我分在《长江文艺》理论组工作，当时理论组只有刘岱、姜弘两个人。在谈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我又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便是《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发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它是对形象思维问题的深入，是从理论上谈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问题，谈它的源头在哪。
　　文章出来后很轰动，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有翻译转载，国内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还被收入聂华苓编的《百花集》。那个时候的思想比较禁锢，就像大家都关在屋子里，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现在突然开了一个窗户，可以透透气了，大家就把脑袋都伸出去了。所以陈思和主编的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将我的这两篇文章一起收录进去，就是发现了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其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可以视其为姊妹篇。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反右运动开始了。1958年我和李蕤、姚雪垠、李柯等一道下放到东西湖的一个蔬菜农场劳动。监督我们的有农工，但主要是下放干部，他们本身有些问题，因此对我们显得特别的“左”，钢刀要磨砺，我们是最好的磨刀石了。有一阵都不叫我们名字，直呼张右派，王右派。1959年五一节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猪肉炖土豆，对于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来说，该有多大诱惑力呀，早就有人排队了。排在姚雪垠前面的下放干部领着一份饭菜正要走开，突然喊道，我肉碗里有一只苍蝇，他从窗口换了一碗走了。轮到姚雪垠，他领的就是退回去的这一碗，死苍蝇还躺在肉上。姚大声说，这碗肉不能吃，我不要。怎么不能吃，拿掉不就行了。两只黑糊糊指甲一夹，死苍蝇就躺在地上了。为什么该我吃，姚瞪着大眼睛，歪着脖子大吼起来。你是右派！你翻天啦！姚雪垠决不示弱：右派就该吃苍蝇？右派有错，该怎么定罪和处罚，有党的政策管着哩！苍蝇吃了要生病，谁都不能吃，右派也不该吃！又有人大声吼：你这个右派太猖狂，想翻天吗？最后是炊事班班长说话：熊！给你吃，还嫌脏哩，不给他吃！姚雪垠扭头便走，大声说，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下放干部都在场，无人吱声。
　　不久，我们被派到江堤上去参加加固工程，闲下来又谈到目前处境，姚雪垠说他准备给市委写信，李柯认为这是徒劳，他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和感受爱，才能得到平衡和解脱。歧视和仇视是将他们和我们关系政治化，而在农民眼里，我们没有被政治化，他们以勤劳、本分、正直取人，我们和他们相处常感到一种亲和。李柯的爱论后来又讲过几次，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这顶帽子是钢制帽子，铁打结论，谁动得了。
　　1960年10月18日，农场召开右派摘帽大会，八百多人总共摘十八名，有李蕤、姚雪垠和我。我与他们不同，没有兴趣再弄文艺，我郑重向管理组申请不回文艺界，调到中学教书，回应是哪里来哪里去，我只能回到武汉市文联，在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一搞就是四年。当时恰逢梅兰芳逝世，引发了抢救戏曲遗产的活动。武汉有一个戏曲大师陈伯华，带着全国闻名的武汉汉剧团，将喜剧《胭脂虎》送到廣州演出，结果在广州挨了板子，《羊城晚报》、《南方日报》都发文批评。我奉上级之命，在戏剧研究室讨论的基础上，写了《对〈胭脂虎〉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笔名石燕西，意在回应广州报媒的批评。“文革”期间有人把这篇文章揪出来准备发难。当时武汉市市委书记宋一平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没问题，给王任重说明。王任重在洪山礼堂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中国有个湖北，湖北有个武汉，武汉有个文化局，文化局里有个石燕西，你们把他的文章拿去看一看闻一闻，看有什么问题。当时宋一平出国去了，回来后文化局领导拿着我的文章去找他，说当时周恩来讲话要抢救戏剧遗产，把戏剧放开，才写了这个文章。宋一平在省委常委开会的时候把情况说明后，我暂时避过一劫。
　　可是随着“文革”的来临，我的这篇文章连同之前的那两篇文章一起被批判。1966年4月，《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郑季翘是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章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定罪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文章“横扫”了建国以来参加形象思维讨论的所有文章，一一加以批判。当时我正在湖北柴油机厂当“候补”社教队员，因为摘帽右派是没有资格当正式队员的。有一位工人拿着《光明日报》来找我，说报上批评周勃是右派分子，这个周勃不会是你吧？热血一下涌到头上，人都蒙了。我向社教队党委作了汇报，并表明态度，他们当即指示尽可能回避此事，如有人问及，不必明确答复。过了两天，接到通知，凡候补社教队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单位，大字报上，巴斗大的名字划上了红笔叉杠，下面写着：“周扬文艺黑线在武汉的黑手，《红旗》点名的右派分子必须老实交代。”
　　1967年11月12日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李柯捶门，他进来就说，老兄，把毛选和洗具收好，准备再到东西湖去。我愕然。他说“旗手”接见湖北造反派，谈清队问题，点了你的名，说你是秦兆阳式人物，现在改名换姓写文章反对他们，造反派从北京打长途回来要赶紧查找你。我说不用查，就住我隔壁。我们相对无语，只有苦笑而已。派人到我老家外调，想找点什么，空手而归，最后只好将我解放出来，闹腾了一阵的点名就此终了。接着我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到崇阳，我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常将农事、队事、家事和我谈。在崇阳呆了三年回武汉，将我分配到市话剧院搞创作，我坚持不回文艺界，要求到市郊六十里外一所中专教书，一教就是六年。1978年，中南民院邀请我执教，当时他们尚未复校。八月，武汉师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李悔吾、刘绍明冒酷暑来金口请我，诚意可嘉，我决定去武师了。我到武师被安排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原想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想法只好打消了。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和“左”的文艺思潮的文章，如《打倒瞒和骗的文艺》、《禁区、荒区、闹区》、《“三寸金头”解》以及一些作品评论，我还参加一些会议并作重点发言，虽然这些受到人们欢迎，但也遭到有人诟病和非议。
　　有一天，曾卓通知我到姚雪垠在东湖宾馆的住处去一下，我去时他已先到了，正和姚谈话。姚见我劈头就说，武汉市有人告你，你听老曾讲。曾说，市领导最近召开了少数老作家会，我去了，有人说了你一些情况，一是在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你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二是你和邹贤敏在庐山开会，对从属論的批评，否定了“延座讲话”的成果，你们题目叫“文艺的歧路”，将几十年的文艺发展都说成歧路。曾和姚都望着我，听我回答。我说，第一，文学会的成立，由省社联指定陆耀东、黄曼君和我做召集人，开大会时，黄曼君代表我们召集人作讲话，内容是传达省社联的精神，和大家商量如何选出学会领导班子。曼君一个人讲，我和陆耀东没有讲话。第二，我们文章原题是《文艺的歧路》，会后我们将稿子给了《新文学论丛》，编辑部建议我们在文章正题下面加一个副题“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更实际更准确地概括了全文，于是就采用了。文章发表在1980年3期，文章和庐山发言题目不同，内容完全一致，刊物和庐山会议的简报我都保存在手边，只要是重证据，我可以给大家看。至于否定之说，一看发言和文章便知道了。姚雪垠说市领导也约了我谈话，你将刚才的材料整理好交给我，我可以为你们说明真实情况。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校领导李珠对我说，今年是“延座讲话”四十周年，你写点纪念文章吧，到时也还可以给学生做一次报告。我答应了，意识到他是从正面做工作，既让我回应诘责，也是自我证明。这场纠葛大概就此结束了。
　　五
　　我国古代的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而文学往往通过善恶、公平、正义的道德评价影响政治，文学与道德关系更为直接与密切。过去将传统道德一概视为封建糟粕，而当人道主义被判定为资产阶级文学核心思想以后，更是讳言道德，因此对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敢触及，更有甚者是将道德范畴的东西归到政治范畴中去。我的《永恒的困扰——文学与伦理关系论纲》一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撰写的。为了将这一论题推向文学发展的实际考察中去，我又着手《伦理文学史纲》的研究和写作，以期从此视角梳理出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千帆师很支持，他认为将道德与文学关系从理论上搞清楚便可以从此视角去考察中国文学史，要注意中国文人有一个道德自省的传统，中国文人在抒情诗和散文中，常涉及道德价值观，这是个很丰富的资源。我写得很慢，曾将提纲发表一部分，颇引人注意。我也写过几十篇评论。今天看来，不足挂齿。2009年，中国文联颁发给我一张荣誉证书，奖励我从事文艺工作六十周年。我很高兴。
　　在湖北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是我待得最长的地方，我主讲了五门课程，学生中许多都是俊杰之才，特别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无论在高校，科研或行政单位，成绩斐然，令人欣慰。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