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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眼前这本《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最后一本著作（遗著，一九零八年出版）。一八八八年九月下旬以后，直至一八八九年初精神失常，这位德国哲学家住在意大利的都灵。十月底，尼采开始写作本书，至十二月初即完稿。而随着本书的写作进展——或者更应该说，是随着本书的完成——尼采的精神开始加速崩溃。十二月中下旬，一个大冬天的严寒日子里，女房东看到尼采赤裸着身子在屋子里跳舞。没多久，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尼采在都灵的一个广场上奋力扑向一匹被马夫抽打的马，意欲保护之——至此，这位哲学家终于发疯了。不无吊诡的是，竭力批判基督教道德、否定“同情”和“怜悯”的尼采，最后竟然被“同情”和“怜悯”彻底地战胜了。稍后，友人奥维贝克把他接到巴塞尔，接着尼采母亲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据说在医院的头几年里，尼采病得厉害，神志不清，但后来病情渐趋缓和。这时候的尼采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著作和声誉，时不时会问：“难道我不曾写过优秀的作品吗？”有一次，尼采妹妹坐在他旁边落泪，尼采居然还懂得安慰，问妹妹：“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刘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232页）——这话听着，着实让人心酸！
尽管尼采在精神错乱以后苟延残喘，还存活了十年辰光，至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才离开人世。但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却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之交就已经结束了。而这本《瞧，这个人》，竟成了哲学家尼采的“绝响”！
那么，《瞧，这个人》是一部癫狂错乱之书吗？是纯粹的“疯人疯语”吗？是一部我们不能当真的书吗？或者，只是因为尼采身后成了一位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所以，我们连他这本最后的崩溃之作、发疯之作也只好来重视一番，而不可轻松把它放过？光看这本书里面的章节标题就已经够惊人、够吓人的了，诸如“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之类，最后一节的标题竟是：“我为什么是命运。”谁能、谁敢这样写自己啊？正常人哪有用这样的腔调写书的？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大概只有这个“疯子”尼采了。这本书因此落了个不雅甚至不良的名声——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断言一点：《瞧，这个人》是尼采濒临崩溃、走向精神错乱之际的作品。
作为译者，我是不是应该为尼采及其《瞧，这个人》做一个辩护呢？——比如让我来说：思想以及思想写作本来就是“疯子行动”，何足怪哉！或者，《瞧，这个人》根本还不是错乱之书，而是尼采精神失常之前最后的清醒之作？
只不过，这种辩护早已轮不到我来做了。围绕尼采的疾病（疯病），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尼采的天才、著作和思想（尤其是尼采发疯前夕的作品和思想），特别是在德语世界里，二十世纪的一大堆文化名人参与了相关的议论和争论，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精神病专家奥托·宾斯万格（Otto Binswanger），作家托马斯·曼，还有作家莎乐美及其夫君、心理治疗师贝瑞（Poul Bjerre）等等。——喏，这个名单够吓人的吧？
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专门开了个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的出版。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大师讲的下面这番话：“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163页）
弗洛伊德把尼采的《瞧，这个人》称为“大师杰作”！——这大概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尼采《瞧，这个人》一书的最高评价了，虽然对于一八八八年四季度尼采的思想和创作，研究者和评论者多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的甚至是对之赞赏有加。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尼采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瞧，这个人》、《狄奥尼索斯颂歌》等重要著作，还有大量的笔记（现在收入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里），创作量之巨大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创作，还能不疯吗？但从这些著作中，人们实在还难以看出一个“疯子”尼采，“只觉得他神志清醒，其作品有种伟大风格，充满预言和启示”（同上书，162页）。作家托马斯·曼更是说，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比较中性些，也比较诡秘些，他说：在尼采这些最后的著作当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雅斯贝尔斯：《尼采》，英译本，图森，一九六五年，95页）。
无论如何，这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至少都承认了一点：《瞧，这个人》是一部清醒之作，而非错乱之书。
弗洛伊德在上引讲话中涉及一个“梅毒公案”：尼采是否患有梅毒以及由梅毒引起的麻痹性痴呆。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文化名人都参与了这个“梅毒公案”的争论，且大部分学者认定尼采确实患有梅毒——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脑梅毒”。这里的问题极其复杂，不仅涉及尼采的病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尼采的精神病（不论其起因为何）与尼采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据说梅毒这种性病是一四九三年传入欧洲的（不少人猜测是由哥伦布带回欧洲的），直到一九四三年第一个以青霉素成功治愈梅毒的案例，这种难说难听又难缠难治的毛病竟折腾了欧洲四个半世纪。而在二十世纪初，梅毒在欧洲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性病，约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患有梅毒。梅毒的特点大致有三项：一、潜伏期长，经常会有几十年的潜伏期；二、具有摹仿性，实为伪装性，即它经常表现为其他病症，故不易识别；三、天才式亢奋，患者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个超常的精神和智力迸发期。——这就是不无神秘的梅毒，荣格所谓的“黑暗中的毒药”了。 尼采的病史，特别是发疯前的表现十分合乎梅毒的临床特征，要不然，我们也真难以理解尼采在一八八八年的天才狂热——尼采在一年内竟然完成了六本著作！尼采友人彼得·加斯特断言：“很有可能他只能在疯狂的状况下才能写出他的‘狄奥尼索斯’哲学。”（《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162页）
我虽然基本上会赞同弗洛伊德的说法，但我在此无意也无力对这个“公案”做出一个定论。我想说的只是：尼采的《瞧，这个人》一书，除了上述几个章节的标题给人自大狂感觉外，整本书思路清楚，结构也不失严谨，是尼采对自己的天资、一生写作和思想的整体总结和反思。总之，这是一本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轻视的著作。
即便我们撇开梅毒问题不谈，成年后病魔缠身的尼采在发疯前写下的《瞧，这个人》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疾病与哲学”或者“身体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至少在西方，哲学向来主要关心灵魂、精神问题，即便是赋予哲学以治疗功能的哲学家们，他们基本的区分逻辑也是：哲学治心病，医学治身病。把身体问题置于哲学讨论的中心地位，恐怕尼采又是第一人，与之相关的是遗传、气候、地方（中国的风水？）、饮食（营养）、休养等等。这些跟身体和人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却总是被以前的哲学所忽略，现在则被尼采突出地强调了。哲思的视野里纳入了人间烟火。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由尼采《瞧，这个人》所引发的哲学以及哲学家的身位或位置问题。如前所述，尼采在他的这本“绝笔之作”中透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甚至于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大狂口吻，可以说把欧洲哲学和哲学家自古就有的自负和狂妄推到了极致。我们知道，起自希腊的西方哲学自始就有一种王者心态，实即一种自大情结。传统哲学的这种唯我独尊的自大定位，是通过一种理论论证和体系构架来完成的，是通过一种知识理想和人类等级理想来曲折地传达的，从来都不好意思以第一人称来表态；而在尼采这里则不同了，尼采在《瞧，这个人》中是径直的、毫不掩饰的“夫子自道”，说的是我“这个人”为何如此如此、多么多么英明伟大智慧。就此而言，尼采已经走向了“哲学自大狂”的极端。
在今天这个哲学政治和宗教伦理渐趋消隐的时代里，我们恐怕需要借着尼采这本书来追问：哲学是一种自恋、一种意淫吗？
再就是哲学写作的风格问题。尼采式的哲学写作早就成了一个“品牌”，也成了一个问题，受到广泛的讨论。当然，仍然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有趣的是，尼采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虽然谈不上严格的规范学术写作（比如完全没有注释、文献等），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本说理性的论著，属于“论说文”类别；同样地，尼采的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虽然狂妄野性，但至少在体裁上，在谋篇布局上，也还勉强算得上是一篇“论说文”，而不是尼采最个性化的警句格言体。在其收官之作中，在其精神崩溃的前夜，尼采似乎想对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做一次虽然狂妄自大但仍不失严肃认真的清点和总结。
话又要说回来，警句格言体只不过是形式，并非关键所在，关键还在于基于内心状态的哲学写作的风格。在本书“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一节中，尼采专门讲了自己的“风格技巧”，他否认存在着一种优秀的风格本身，即一种唯一的风格，认为那是一种愚蠢，是柏拉图主义的想法。尼采说，风格的意义在于用符号来传达内在状态，传达一种激情上的内在紧张，“而鉴于我的内在状态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我在这里也就有了多种风格的可能性”（尼采：《瞧，这个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柏林，一九九九年版，304页）。实际上，比起所谓“警句格言体”，尼采更看重的是“伟大韵律的技巧，周期性的伟大风格，以表达高贵的、超人的激情的一种巨大起落”（同上书，305页）。尼采认为这才是他首先发明的。而这种伟大风格，尼采也把它称为“酒神颂歌”。
无论如何，尼采的写作实践是具有挑战性的，也许具有某种转折性的意义。在欧洲哲学史上，如果说在希腊，首先通过柏拉图，最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一种古典的哲学语言和写作风格（是为欧洲哲学以及哲学语言的第一高峰），而在从康德开始、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出欧洲哲学语言的第二个高峰，那么，特别是在尼采这里（虽然此前也有像哈曼这样的少数先行者），前两种哲学及其写作风格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怀疑，哲学不再唯一的是说理、推论、概念性表达了，而是有了别样的和多样的风格元素。这时候，我们要追问的是：一种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
这个问题似乎也可简化，可以表达为：尼采之后，我们如何做哲学？或者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是：尼采之后，我们做何种哲学？
本书的翻译工作原是为完成《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的整体汉译本而做的，断断续续地弄了两年光景，只完成三分之一。到二零一一年的春节，为准备新学期的尼采专题讨论班，我重新拾起这项译事。其时我刚刚做完了尼采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初版于一八七二年）的翻译（中译本已于二零一一年在商务印馆出版），接着就来做他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竟生出一些莫名的感慨。其一是有了一种完成和圆满的感觉，从《悲剧的诞生》到《瞧，这个人》，我仿佛已经把尼采的东西从头至尾弄完了，其实还差得远呢——我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中文版至今仅出了三种（四、十二、十三卷，商务印书馆二零一零年版），要全部做完，恐怕还得有五六年时间。其二是对于人类思想/精神史的感慨：有谁说过？——思想史是一座尸骨遍地的坟场。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史上的特立独行者，意在成为一般哲学史的“终结者”，而代价却是自己个体精神的毁灭！——谁又能为尼采收尸？
本书最早的中译本应该是徐梵澄做的译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版），据说当年鲁迅还为他的译本做过校改；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两个新译本，一是高寒翻译的《看哪！这人》（贵阳交通书局），二是刘思久的译本《看哪！这个人》（文化书局）。我手头只有徐梵澄的译本（书名为《尼采自传》），该译本现在收入《徐梵澄文集》第六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梵澄先生的这个译本做得古色古香，但严格性方面就差些了，有许多明显的错讹，令人遗憾，与他翻译的《苏鲁支语录》有天壤之别（后者虽然也不算严格，但少见有明显的错讹，倒是在译文语言上显得古朴典雅）。还有一个中文译本是根据英文本做的，品质更成问题，几乎没有参考的价值。
无论何种中译《瞧，这个人》，顶多都只做成五六万字；而我目前这个中译本，竟然已经到了十五万汉字。我想，从完备性角度说，我这个译本应该是现有译本之最了。唯希望译文品质也能达到相对严格的程度。
穿行于疯人疯语中，译者不得不小心谨慎，防止出错。但对于高度天才的尼采在精神行将崩溃之际写成的这样一本高度复杂的书，要有严格又通快的翻译，委实是困难的。译者虽然尽了心力，效果如何却是难说。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补记于德国柏林南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再记于沪上
（尼采：《瞧，这个人》，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即出；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李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据说在医院的头几年里，尼采病得厉害，神志不清，但后来病情渐趋缓和。这时候的尼采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著作和声誉，时不时会问：“难道我不曾写过优秀的作品吗？”有一次，尼采妹妹坐在他旁边落泪，尼采居然还懂得安慰，问妹妹：“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刘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232页）——这话听着，着实让人心酸！
尽管尼采在精神错乱以后苟延残喘，还存活了十年辰光，至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才离开人世。但作为思想家的尼采却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之交就已经结束了。而这本《瞧，这个人》，竟成了哲学家尼采的“绝响”！
那么，《瞧，这个人》是一部癫狂错乱之书吗？是纯粹的“疯人疯语”吗？是一部我们不能当真的书吗？或者，只是因为尼采身后成了一位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家，所以，我们连他这本最后的崩溃之作、发疯之作也只好来重视一番，而不可轻松把它放过？光看这本书里面的章节标题就已经够惊人、够吓人的了，诸如“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之类，最后一节的标题竟是：“我为什么是命运。”谁能、谁敢这样写自己啊？正常人哪有用这样的腔调写书的？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大概只有这个“疯子”尼采了。这本书因此落了个不雅甚至不良的名声——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断言一点：《瞧，这个人》是尼采濒临崩溃、走向精神错乱之际的作品。
作为译者，我是不是应该为尼采及其《瞧，这个人》做一个辩护呢？——比如让我来说：思想以及思想写作本来就是“疯子行动”，何足怪哉！或者，《瞧，这个人》根本还不是错乱之书，而是尼采精神失常之前最后的清醒之作？
只不过，这种辩护早已轮不到我来做了。围绕尼采的疾病（疯病），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尼采的天才、著作和思想（尤其是尼采发疯前夕的作品和思想），特别是在德语世界里，二十世纪的一大堆文化名人参与了相关的议论和争论，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精神病专家奥托·宾斯万格（Otto Binswanger），作家托马斯·曼，还有作家莎乐美及其夫君、心理治疗师贝瑞（Poul Bjerre）等等。——喏，这个名单够吓人的吧？
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专门开了个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的出版。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大师讲的下面这番话：“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163页）
弗洛伊德把尼采的《瞧，这个人》称为“大师杰作”！——这大概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尼采《瞧，这个人》一书的最高评价了，虽然对于一八八八年四季度尼采的思想和创作，研究者和评论者多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的甚至是对之赞赏有加。我们看到，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尼采完成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瞧，这个人》、《狄奥尼索斯颂歌》等重要著作，还有大量的笔记（现在收入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里），创作量之巨大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创作，还能不疯吗？但从这些著作中，人们实在还难以看出一个“疯子”尼采，“只觉得他神志清醒，其作品有种伟大风格，充满预言和启示”（同上书，162页）。作家托马斯·曼更是说，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比较中性些，也比较诡秘些，他说：在尼采这些最后的著作当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雅斯贝尔斯：《尼采》，英译本，图森，一九六五年，95页）。
无论如何，这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至少都承认了一点：《瞧，这个人》是一部清醒之作，而非错乱之书。
弗洛伊德在上引讲话中涉及一个“梅毒公案”：尼采是否患有梅毒以及由梅毒引起的麻痹性痴呆。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文化名人都参与了这个“梅毒公案”的争论，且大部分学者认定尼采确实患有梅毒——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脑梅毒”。这里的问题极其复杂，不仅涉及尼采的病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尼采的精神病（不论其起因为何）与尼采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据说梅毒这种性病是一四九三年传入欧洲的（不少人猜测是由哥伦布带回欧洲的），直到一九四三年第一个以青霉素成功治愈梅毒的案例，这种难说难听又难缠难治的毛病竟折腾了欧洲四个半世纪。而在二十世纪初，梅毒在欧洲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性病，约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患有梅毒。梅毒的特点大致有三项：一、潜伏期长，经常会有几十年的潜伏期；二、具有摹仿性，实为伪装性，即它经常表现为其他病症，故不易识别；三、天才式亢奋，患者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个超常的精神和智力迸发期。——这就是不无神秘的梅毒，荣格所谓的“黑暗中的毒药”了。 尼采的病史，特别是发疯前的表现十分合乎梅毒的临床特征，要不然，我们也真难以理解尼采在一八八八年的天才狂热——尼采在一年内竟然完成了六本著作！尼采友人彼得·加斯特断言：“很有可能他只能在疯狂的状况下才能写出他的‘狄奥尼索斯’哲学。”（《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162页）
我虽然基本上会赞同弗洛伊德的说法，但我在此无意也无力对这个“公案”做出一个定论。我想说的只是：尼采的《瞧，这个人》一书，除了上述几个章节的标题给人自大狂感觉外，整本书思路清楚，结构也不失严谨，是尼采对自己的天资、一生写作和思想的整体总结和反思。总之，这是一本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轻视的著作。
即便我们撇开梅毒问题不谈，成年后病魔缠身的尼采在发疯前写下的《瞧，这个人》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疾病与哲学”或者“身体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至少在西方，哲学向来主要关心灵魂、精神问题，即便是赋予哲学以治疗功能的哲学家们，他们基本的区分逻辑也是：哲学治心病，医学治身病。把身体问题置于哲学讨论的中心地位，恐怕尼采又是第一人，与之相关的是遗传、气候、地方（中国的风水？）、饮食（营养）、休养等等。这些跟身体和人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却总是被以前的哲学所忽略，现在则被尼采突出地强调了。哲思的视野里纳入了人间烟火。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由尼采《瞧，这个人》所引发的哲学以及哲学家的身位或位置问题。如前所述，尼采在他的这本“绝笔之作”中透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甚至于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大狂口吻，可以说把欧洲哲学和哲学家自古就有的自负和狂妄推到了极致。我们知道，起自希腊的西方哲学自始就有一种王者心态，实即一种自大情结。传统哲学的这种唯我独尊的自大定位，是通过一种理论论证和体系构架来完成的，是通过一种知识理想和人类等级理想来曲折地传达的，从来都不好意思以第一人称来表态；而在尼采这里则不同了，尼采在《瞧，这个人》中是径直的、毫不掩饰的“夫子自道”，说的是我“这个人”为何如此如此、多么多么英明伟大智慧。就此而言，尼采已经走向了“哲学自大狂”的极端。
在今天这个哲学政治和宗教伦理渐趋消隐的时代里，我们恐怕需要借着尼采这本书来追问：哲学是一种自恋、一种意淫吗？
再就是哲学写作的风格问题。尼采式的哲学写作早就成了一个“品牌”，也成了一个问题，受到广泛的讨论。当然，仍然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有趣的是，尼采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虽然谈不上严格的规范学术写作（比如完全没有注释、文献等），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本说理性的论著，属于“论说文”类别；同样地，尼采的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虽然狂妄野性，但至少在体裁上，在谋篇布局上，也还勉强算得上是一篇“论说文”，而不是尼采最个性化的警句格言体。在其收官之作中，在其精神崩溃的前夜，尼采似乎想对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做一次虽然狂妄自大但仍不失严肃认真的清点和总结。
话又要说回来，警句格言体只不过是形式，并非关键所在，关键还在于基于内心状态的哲学写作的风格。在本书“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一节中，尼采专门讲了自己的“风格技巧”，他否认存在着一种优秀的风格本身，即一种唯一的风格，认为那是一种愚蠢，是柏拉图主义的想法。尼采说，风格的意义在于用符号来传达内在状态，传达一种激情上的内在紧张，“而鉴于我的内在状态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我在这里也就有了多种风格的可能性”（尼采：《瞧，这个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柏林，一九九九年版，304页）。实际上，比起所谓“警句格言体”，尼采更看重的是“伟大韵律的技巧，周期性的伟大风格，以表达高贵的、超人的激情的一种巨大起落”（同上书，305页）。尼采认为这才是他首先发明的。而这种伟大风格，尼采也把它称为“酒神颂歌”。
无论如何，尼采的写作实践是具有挑战性的，也许具有某种转折性的意义。在欧洲哲学史上，如果说在希腊，首先通过柏拉图，最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一种古典的哲学语言和写作风格（是为欧洲哲学以及哲学语言的第一高峰），而在从康德开始、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出欧洲哲学语言的第二个高峰，那么，特别是在尼采这里（虽然此前也有像哈曼这样的少数先行者），前两种哲学及其写作风格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怀疑，哲学不再唯一的是说理、推论、概念性表达了，而是有了别样的和多样的风格元素。这时候，我们要追问的是：一种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
这个问题似乎也可简化，可以表达为：尼采之后，我们如何做哲学？或者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是：尼采之后，我们做何种哲学？
本书的翻译工作原是为完成《尼采著作全集》第六卷的整体汉译本而做的，断断续续地弄了两年光景，只完成三分之一。到二零一一年的春节，为准备新学期的尼采专题讨论班，我重新拾起这项译事。其时我刚刚做完了尼采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初版于一八七二年）的翻译（中译本已于二零一一年在商务印馆出版），接着就来做他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竟生出一些莫名的感慨。其一是有了一种完成和圆满的感觉，从《悲剧的诞生》到《瞧，这个人》，我仿佛已经把尼采的东西从头至尾弄完了，其实还差得远呢——我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中文版至今仅出了三种（四、十二、十三卷，商务印书馆二零一零年版），要全部做完，恐怕还得有五六年时间。其二是对于人类思想/精神史的感慨：有谁说过？——思想史是一座尸骨遍地的坟场。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史上的特立独行者，意在成为一般哲学史的“终结者”，而代价却是自己个体精神的毁灭！——谁又能为尼采收尸？
本书最早的中译本应该是徐梵澄做的译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版），据说当年鲁迅还为他的译本做过校改；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两个新译本，一是高寒翻译的《看哪！这人》（贵阳交通书局），二是刘思久的译本《看哪！这个人》（文化书局）。我手头只有徐梵澄的译本（书名为《尼采自传》），该译本现在收入《徐梵澄文集》第六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梵澄先生的这个译本做得古色古香，但严格性方面就差些了，有许多明显的错讹，令人遗憾，与他翻译的《苏鲁支语录》有天壤之别（后者虽然也不算严格，但少见有明显的错讹，倒是在译文语言上显得古朴典雅）。还有一个中文译本是根据英文本做的，品质更成问题，几乎没有参考的价值。
无论何种中译《瞧，这个人》，顶多都只做成五六万字；而我目前这个中译本，竟然已经到了十五万汉字。我想，从完备性角度说，我这个译本应该是现有译本之最了。唯希望译文品质也能达到相对严格的程度。
穿行于疯人疯语中，译者不得不小心谨慎，防止出错。但对于高度天才的尼采在精神行将崩溃之际写成的这样一本高度复杂的书，要有严格又通快的翻译，委实是困难的。译者虽然尽了心力，效果如何却是难说。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补记于德国柏林南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再记于沪上
（尼采：《瞧，这个人》，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即出；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李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