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仫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目前，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与教学教育活动中，一些博物馆、民族文化陈列室、民族知识网站、移动视频以及一些高校专业教师等在介绍仫佬族历史文化基本情况时，仍存在基本信息不准确或观点错误的问题，应引起重视并予以澄清、校正，以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深化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关键词：仫佬族;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3.011
[中图分类号]K892.3;D6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3-0075-05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部门、高校和中小学校兴建民族博物馆或民族文化陈列室，陈列、展示民族文物，举办“民族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等普及、宣传民族文化的活动，促进民族相互了解和民族团结，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笔者发现，社会上不少人对仫佬族缺乏了解，时常出现一些误读或误解。一些地方的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陈列室，民族知识网站、移动视频、图书甚至是高校专业教师，在宣传仫佬族历史文化和教学活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节目主持人、宣讲员和教师把“仫佬族”读成“幺（yao）佬族”的情况，还有的学者认为“木佬”就是“仫佬”的同音异写，有的甚至认为“仫佬”就是“母亲”的意思[1]。这些对仫佬族族称及其含义的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会大众和学生对仫佬族的正确认识。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博物馆，只陈列和展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文物，而对当地其他民族文物没有纳入搜集、保护和陈列、展出的范围，或在前言和简介中，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进行介绍，突出差异性和独特性，对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共享文化和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对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产生了不利影响。笔者从事仫佬族历史文化研究多年，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文化宣传教育中涉及的仫佬族历史文化问题。本文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正确认识问题，仫佬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仫佬族依饭节与民族文化交流、共享文化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思考，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仫佬族的族称和族源的正确认识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仫佬族来源于秦汉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民族。秦汉以后，先后被包括在“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伶”“ 伶僚”等族群中。这些族称保存在汉文史籍中，因而可以认为是他称。清代初期，历史文献将分布在广西罗城、天河、庆远一带的“伶”“僚”或“伶僚”称为 “姆佬”。“姆佬”就是今仫佬族的先称、他称。民国时期，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将柳州、庆远一带的仫佬族称为“母老族”。1953年，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编的《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第一次使用“仫佬人”族称。195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仫佬族为单一民族。
多年来，个别广播电台、电视台、移动视频的主持人及学校教师在介绍仫佬族时把“仫佬族”读成“幺（yao）佬族”的情况，这是对仫佬族缺乏了解、工作不够细致的表现，容易造成误解和反感。在我国，56个民族族称具有法定的意义，广播电台、电视台、官媒制作移动视频都具有代表官方立场的性质，主持人和教师对少数民族族称的误读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在有关仫佬族的文字简介中，一些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陈列室、民族知识网站和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都认为“木佬”就是“仫佬”的同音异写，造成对仫佬族的误读，这种观点已经被学术界新的研究结论所否定[2]。其实，仫佬族有两种自己民族语言的族称，一种自称为mu6lam1（音译为“母冷”），意为“仫佬人”“种田人”或“讲lam1这种话的人”，另一种自称为kjam1（音译为“谨”），意为“居住在峒场的人”或“峒里人”“峒人”。“布谨”是当地壮族对仫佬族称呼的汉语音译，“仫佬”是汉族对仫佬族的称谓，属于他称的范畴，后来也成为仫佬族的自称。那种认为“仫佬”一词在民族语言中就是“母亲”意思的观点，是一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
在族源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仫佬族来源于“伶”“僚”或“伶僚”，所以，只要追溯到“伶”或“僚”出现的时间，就可以推断仫佬族在那时已经出现，社会上就有“千年仫佬”之说。据民族史学家的研究，“伶”的族称最早出现在宋代朱辅所著的《溪蛮丛笑》一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仫佬族形成于宋代。学术界还有“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明代以前仫佬族还没有完成从母体的族群中分化出来，历史文献中的“伶”“僚”都不是仫佬族最早出现的族称，伶人存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清代。伶人主要分布在今广西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南部，后来逐渐融入当地的主体民族，成为壮族、汉族、苗族、侗族、仫佬族和毛南族。“僚”（读为“佬”）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分布在我国广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比伶人出现的时间早。唐宋时期，其活动范围到达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被封建统治者统称为“蛮”或“蛮僚”，后来逐渐分化出布依族、仡佬族、壮族、水族等。明清时期，历史文献将分布在广西罗城、天河、庆远一带的少数民族称为“姆佬”，说明“伶”“僚”或“伶僚”族群已经分化出新的民族群体，“姆佬”分布的区域正是今天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和天河镇一带仫佬族的主要分布区。可以说，清初出现的“姆佬”族称才是今天仫佬族的先称。但是，并非所有的僚人和伶人都是仫佬族的先民。所以，不能把“伶”“僚”或“伶僚”都看作是仫佬族，他们只是仫佬族先民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
二、关于仫佬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
仫佬族不是原生形态的民族，它没有经历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没有经过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大分工的出现这一必要条件。仫佬族是从古代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类民族，而古代民族分化和新民族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语言是否形成、血缘关系是否已经向地缘关系转化、形成相对稳定的人口居住地等，不是单凭一个族称（尤其是以他称作孤证）就能够断定的。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侗水语支民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等）的先民在隋唐时期就开始从西江流域向桂西北和黔东南方向迁移，已有自己的语言[3]，但没有稳定的居住地。唐宋以后，桂北、桂西北地区人口迁移的趋势增大，有本群体的人向外迁移，也有外来人口向族群分布区域移入。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朝廷析融州设罗城县，官吏从各地调任，当时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大多数地方还是“羁縻州峒”，处于“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的状态。为了加强对桂北、桂西北地区的治理经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征调士兵屯守、招徕中原地区无地农民到这些地区垦殖，这些移民日后成为当地的汉族。明代以前历史文献中的“伶”“僚”都还处在分化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完成分化，所以他们都不是仫佬族出现的标志。明代，在罗城“建邑设官”，推行类似中原里甲制的里冬制和堡兵制，招徕四方流民，与当地壮、瑶等少数民族混杂而居。史籍记载，柳州一带许多地方都出现“兵蛮杂处”的局面，促使伶人的血缘关系逐渐向地缘关系过渡。清代初期，历史文献对广西罗城一带的少数民族的记载，有“伶、俍、瑶、壮”等几个民族，其余为“民”，即汉人。经过中央王朝二三百年的有效治理，这些少数民族纷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成为封建统治下的“编户齐民”。部分从外地迁入的汉族移民也被吸收到少数民族中，成为少数民族的成员。乾隆年间，广西庆远、罗城一带出现的“姆佬”族称和分布地与今天的仫佬族的族称和分布地大致吻合，可以把它看作是仫佬族形成的标志。 在仫佬族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上，原来讲侗水语支语言的伶人和僚人以及更早的古越人是仫佬族形成发展的主干，其他民族通过通婚、移居和长期生活在仫佬族地区、学习仫佬族语言和文化而变成仫佬族的是支流。就汉族融入仫佬族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汉族移民迁移到仫佬族地区，与仫佬族共同生活，后代逐渐接受仫佬族语言和文化，变成仫佬族。如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石门村委会的梁莫屯，根据梁姓始祖碑文和《梁莫村梁姓家族史》记载，梁姓始祖祖籍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白米街人，后迁徙至广西庆远府宜山县（今宜州市）德胜黄麻村。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其先祖辛禄公搬迁至罗邑（今罗城）西武勇里，立东梁卸，开荒耕种。莫姓来源也 一样。至今，梁莫屯两姓族人已全部改讲仫佬话，成为仫佬族，但是他们称呼父亲为“雅”、称呼母亲为“那”、称呼哥哥为“过”（普通话谐音）等（与仫佬语称呼父亲为“卜”、母亲为“腻”和哥哥为“怀”完全不同）。这些称谓正是罗城东部地区至融水一带讲“土拐话”的汉族居民使用的亲属称谓，证明梁莫村梁姓始祖原来就是汉族。同样情形出现在罗城多个村屯，如天河镇集城村委会的吊水峒、吊机石、帮芒峒，东门镇横岸村委会的大泵等。这些村屯居民的民族身份为仫佬族，但亲属称谓保留着汉族的称谓。
第二种情况是汉族移民与当地仫佬族通婚（娶妻、入赘、嫁女），后代成为仫佬族。如在罗城东门镇章罗村委会大罗屯罗姓关于祖先来源的传说中，其先祖于明朝初年由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桥头湾迁来广西柳州府罗村（今罗城县城凤凰山脚下）时，娶当地“苗女”（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为妻，子女从小跟随母亲讲“苗话”（即今仫佬话），又随父亲讲汉话，后代成为仫佬族。
第三种情况是汉族人通过收养而成为仫佬族。无子嗣的仫佬族家庭收养贫困汉族人家的儿子作为养子，养子长大后继承仫佬族家庭的姓氏和财产，成为仫佬族家庭和宗族的成员，所生子女即为仫佬族。
第四种情况是汉族和仫佬族长期共同生活、通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自仍保留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例如，在笔者的老家——罗城东门镇古耀村委会的维里屯，吴姓仫佬族除在亲属称谓上仍保留仫佬语的称谓外，在家庭内部和族人之间的交流用语全部改讲桂柳话。这是因为虽然吴姓仫佬族最早（根据族谱记载，至迟在元末）定居于古耀村，但张、陶、黄、林、李、邓、刘等其它汉族姓氏陆陆续续来到古耀定居，在人口中占多数，桂柳话成为村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笔者的祖父辈、父母辈、自己一辈、子女辈，几代人中都有汉族、壮族的家庭成员和族人。村里和当地的每个汉族姓氏中也都有仫佬族的家人和亲戚。汉族、仫佬族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帮助，通婚联姻，共同认同多元混杂的新文化。
第五种情况是1983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立前和成立后，部分汉族、壮族根据相关民族政策，自愿改报民族身份，成为仫佬族。自治县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仫佬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4]。在仫佬族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仫佬族人因壮族、汉族等民族的大量迁入或迁移到周边地区壮族、汉族的村屯，长期与当地民族群众生活在一起而变成壮族、汉族。从多民族国家的视角去看，这些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仫佬族地区具体表现的历史见证，是真正的 “民族一家亲”与“和而不同”。
三、关于仫佬族依饭节与民族文化交流、共享问题
仫佬族依饭节是仫佬族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四把镇中寨村委会兴建一个依饭节传习基地，让该“非遗”项目传承人收徒授艺，传习仫佬族传统文化知识，对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依饭节的仪式、音乐、舞蹈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中国网等新闻媒体将依饭节看作是“仫佬文化的杰出表征”[5]。许多青年学生和学者，特别是仫佬族聚居地区基层干部都把依饭节看作是仫佬族特有的民族节日，从事研究探讨和文化展示、宣传。2009年、2013年、2017年和2020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先后举办四届“依饭文化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可是，极少有学者注意到，在举行依饭节的仪式过程中，仫佬族法师念唱依饭经文的语言是当地汉族的一种方言——土拐话（属于广西平话北部方言），法师平时也不会讲土拐话。仫佬语中也没有“依饭公爷”“依饭”“白马娘娘”等词汇，这些词汇都借自土拐话。依饭经文中的绝大部分迎神、娱神、敬神和送神的内容，都是法师使用土拐话念唱，只有少数几个神灵是用仫佬语和壮语念唱，仫佬族普通群众已经无法知晓这些经文和唱词的含义。仫佬族信奉祖先和多种神灵，仫佬族银、吴、潘、罗、谢、梁等主要姓氏香火（神龛）上，一般都供奉本家的祖先和“天地君亲师”神位，没有“依饭公爷”的神位。对此，笔者产生疑问：如果依饭节是从仫佬族社会内部产生和传承下来的一个节日，为什么本民族语言中都没有这些词汇？为什么许多仫佬族人不知道这些经文的含义及神灵的故事？仫佬族的依饭节怎么连“依饭公爷”都不供奉却还叫 “依饭节”？
2015年，笔者专门就仫佬族依饭节来历问题到罗城东部的龙岸镇、黄金镇、小长安镇和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讲土拐话、至今仍祭祀“依饭公爷”的汉族村屯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依饭节中祭祀的“白马姑娘”“梁吴二帝”等 “36路神灵”大多是桂北、粤北一带汉族、壮族等共同信仰的神灵。在当地部分汉族姓氏（李、骆、路、蒙、梁、张、袁、聂、施、王、黎、陶、龙等）中，“依饭公爷”被视为本家族最大的神，具有巨大的“法力”，显得神秘、神圣，如有“冲撞”或冒犯，人们相信必定会“遭受灾难”。在各家各户的香火上，明文寫下“管天民主依饭公爷之神位”或“敕封香山梁吴二位侯王依饭公爷之神位”，每逢本姓的节期（如李姓的依饭节是农历十月第一个“酉”日），族人隆重祭祀。虽然“依饭公爷”雕像早已不复存在，但当地人用香和折叠的红纸，做成“三角公”，插在一个米筒上代替，在头人家供祭过后，各户将自家的“三角公”拿回家里，供奉在神龛上，逢年过节祭祀。该地没有东门、四把等地一带仫佬族过“依饭节”时的那些迎“三十六路神”、娱神、敬神和送神、属于梅山教派的仪式。2016年冬，笔者应邀参加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罗东村崖宜屯黎家（汉族）举办的十年一次的依饭节，见证了祭祀“依饭公爷”的全过程。诸多迹象表明，依饭节这个节日原本并非是仫佬族先民的一个节日，而是从当地讲土拐话的一支汉族那里学习、传播而来。后来笔者撰写了《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一文，提出仫佬族依饭节来源于当地汉族（土拐人支系）祭祀“依饭公爷”的宗族性还愿仪式活动的新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6]。 仫佬族“依饭文化节”作為民族节日的出现见证了汉族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今天它实际上已成为当地汉族、壮族、仫佬族等各族人民共享的节日。因此，在宣传方面过份强调“依饭节”的仫佬族属性并不准确、恰当，有失偏颇。在宣传与传承“依饭节”文化过程中，应该更加全面地介绍其与汉族、壮族等方面的关系。依饭文化节如此，仫佬族博物馆更是如此。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担负着面向社会宣传、教育的职能，如果它们只陈列和展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文物，而没有将当地其他民族的文物纳入搜集、保护和陈列、展出的范围，或在前言和简介中，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进行介绍，强调和突出独特性、差异性，对同区域内或全国的共享文化和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缺少关注，必然会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产生不利影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我国56个民族之中的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财富，都是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杂糅的”新文化。因而，尽管看起来各具特色、五彩缤纷，但实际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然如此，就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综上所述，对仫佬族族称、族源、民族形成、民族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正确介绍和宣传教育、教学，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深化对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认识，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李玉臻.中华民俗节日风情大观[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234.
[2]吴国富.仫佬族历史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3]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4]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志（1986-2005）[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10.
[5]仫佬文化的杰出表征——依饭节[EB/OL].（2010-08-26）[2021-05-10].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39679-1.htm.
[6]吴国富.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责任编辑：蒲恩灿
关键词：仫佬族;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3.011
[中图分类号]K892.3;D63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3-0075-05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部门、高校和中小学校兴建民族博物馆或民族文化陈列室，陈列、展示民族文物，举办“民族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等普及、宣传民族文化的活动，促进民族相互了解和民族团结，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笔者发现，社会上不少人对仫佬族缺乏了解，时常出现一些误读或误解。一些地方的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陈列室，民族知识网站、移动视频、图书甚至是高校专业教师，在宣传仫佬族历史文化和教学活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节目主持人、宣讲员和教师把“仫佬族”读成“幺（yao）佬族”的情况，还有的学者认为“木佬”就是“仫佬”的同音异写，有的甚至认为“仫佬”就是“母亲”的意思[1]。这些对仫佬族族称及其含义的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会大众和学生对仫佬族的正确认识。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博物馆，只陈列和展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文物，而对当地其他民族文物没有纳入搜集、保护和陈列、展出的范围，或在前言和简介中，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进行介绍，突出差异性和独特性，对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共享文化和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对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产生了不利影响。笔者从事仫佬族历史文化研究多年，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文化宣传教育中涉及的仫佬族历史文化问题。本文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正确认识问题，仫佬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仫佬族依饭节与民族文化交流、共享文化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思考，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仫佬族的族称和族源的正确认识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仫佬族来源于秦汉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民族。秦汉以后，先后被包括在“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伶”“ 伶僚”等族群中。这些族称保存在汉文史籍中，因而可以认为是他称。清代初期，历史文献将分布在广西罗城、天河、庆远一带的“伶”“僚”或“伶僚”称为 “姆佬”。“姆佬”就是今仫佬族的先称、他称。民国时期，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将柳州、庆远一带的仫佬族称为“母老族”。1953年，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编的《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第一次使用“仫佬人”族称。195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仫佬族为单一民族。
多年来，个别广播电台、电视台、移动视频的主持人及学校教师在介绍仫佬族时把“仫佬族”读成“幺（yao）佬族”的情况，这是对仫佬族缺乏了解、工作不够细致的表现，容易造成误解和反感。在我国，56个民族族称具有法定的意义，广播电台、电视台、官媒制作移动视频都具有代表官方立场的性质，主持人和教师对少数民族族称的误读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在有关仫佬族的文字简介中，一些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陈列室、民族知识网站和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都认为“木佬”就是“仫佬”的同音异写，造成对仫佬族的误读，这种观点已经被学术界新的研究结论所否定[2]。其实，仫佬族有两种自己民族语言的族称，一种自称为mu6lam1（音译为“母冷”），意为“仫佬人”“种田人”或“讲lam1这种话的人”，另一种自称为kjam1（音译为“谨”），意为“居住在峒场的人”或“峒里人”“峒人”。“布谨”是当地壮族对仫佬族称呼的汉语音译，“仫佬”是汉族对仫佬族的称谓，属于他称的范畴，后来也成为仫佬族的自称。那种认为“仫佬”一词在民族语言中就是“母亲”意思的观点，是一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
在族源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仫佬族来源于“伶”“僚”或“伶僚”，所以，只要追溯到“伶”或“僚”出现的时间，就可以推断仫佬族在那时已经出现，社会上就有“千年仫佬”之说。据民族史学家的研究，“伶”的族称最早出现在宋代朱辅所著的《溪蛮丛笑》一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仫佬族形成于宋代。学术界还有“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明代以前仫佬族还没有完成从母体的族群中分化出来，历史文献中的“伶”“僚”都不是仫佬族最早出现的族称，伶人存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清代。伶人主要分布在今广西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南部，后来逐渐融入当地的主体民族，成为壮族、汉族、苗族、侗族、仫佬族和毛南族。“僚”（读为“佬”）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分布在我国广大西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比伶人出现的时间早。唐宋时期，其活动范围到达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被封建统治者统称为“蛮”或“蛮僚”，后来逐渐分化出布依族、仡佬族、壮族、水族等。明清时期，历史文献将分布在广西罗城、天河、庆远一带的少数民族称为“姆佬”，说明“伶”“僚”或“伶僚”族群已经分化出新的民族群体，“姆佬”分布的区域正是今天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和天河镇一带仫佬族的主要分布区。可以说，清初出现的“姆佬”族称才是今天仫佬族的先称。但是，并非所有的僚人和伶人都是仫佬族的先民。所以，不能把“伶”“僚”或“伶僚”都看作是仫佬族，他们只是仫佬族先民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
二、关于仫佬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
仫佬族不是原生形态的民族，它没有经历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没有经过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大分工的出现这一必要条件。仫佬族是从古代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类民族，而古代民族分化和新民族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语言是否形成、血缘关系是否已经向地缘关系转化、形成相对稳定的人口居住地等，不是单凭一个族称（尤其是以他称作孤证）就能够断定的。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侗水语支民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等）的先民在隋唐时期就开始从西江流域向桂西北和黔东南方向迁移，已有自己的语言[3]，但没有稳定的居住地。唐宋以后，桂北、桂西北地区人口迁移的趋势增大，有本群体的人向外迁移，也有外来人口向族群分布区域移入。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朝廷析融州设罗城县，官吏从各地调任，当时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大多数地方还是“羁縻州峒”，处于“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的状态。为了加强对桂北、桂西北地区的治理经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征调士兵屯守、招徕中原地区无地农民到这些地区垦殖，这些移民日后成为当地的汉族。明代以前历史文献中的“伶”“僚”都还处在分化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完成分化，所以他们都不是仫佬族出现的标志。明代，在罗城“建邑设官”，推行类似中原里甲制的里冬制和堡兵制，招徕四方流民，与当地壮、瑶等少数民族混杂而居。史籍记载，柳州一带许多地方都出现“兵蛮杂处”的局面，促使伶人的血缘关系逐渐向地缘关系过渡。清代初期，历史文献对广西罗城一带的少数民族的记载，有“伶、俍、瑶、壮”等几个民族，其余为“民”，即汉人。经过中央王朝二三百年的有效治理，这些少数民族纷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成为封建统治下的“编户齐民”。部分从外地迁入的汉族移民也被吸收到少数民族中，成为少数民族的成员。乾隆年间，广西庆远、罗城一带出现的“姆佬”族称和分布地与今天的仫佬族的族称和分布地大致吻合，可以把它看作是仫佬族形成的标志。 在仫佬族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上，原来讲侗水语支语言的伶人和僚人以及更早的古越人是仫佬族形成发展的主干，其他民族通过通婚、移居和长期生活在仫佬族地区、学习仫佬族语言和文化而变成仫佬族的是支流。就汉族融入仫佬族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汉族移民迁移到仫佬族地区，与仫佬族共同生活，后代逐渐接受仫佬族语言和文化，变成仫佬族。如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石门村委会的梁莫屯，根据梁姓始祖碑文和《梁莫村梁姓家族史》记载，梁姓始祖祖籍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白米街人，后迁徙至广西庆远府宜山县（今宜州市）德胜黄麻村。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其先祖辛禄公搬迁至罗邑（今罗城）西武勇里，立东梁卸，开荒耕种。莫姓来源也 一样。至今，梁莫屯两姓族人已全部改讲仫佬话，成为仫佬族，但是他们称呼父亲为“雅”、称呼母亲为“那”、称呼哥哥为“过”（普通话谐音）等（与仫佬语称呼父亲为“卜”、母亲为“腻”和哥哥为“怀”完全不同）。这些称谓正是罗城东部地区至融水一带讲“土拐话”的汉族居民使用的亲属称谓，证明梁莫村梁姓始祖原来就是汉族。同样情形出现在罗城多个村屯，如天河镇集城村委会的吊水峒、吊机石、帮芒峒，东门镇横岸村委会的大泵等。这些村屯居民的民族身份为仫佬族，但亲属称谓保留着汉族的称谓。
第二种情况是汉族移民与当地仫佬族通婚（娶妻、入赘、嫁女），后代成为仫佬族。如在罗城东门镇章罗村委会大罗屯罗姓关于祖先来源的传说中，其先祖于明朝初年由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桥头湾迁来广西柳州府罗村（今罗城县城凤凰山脚下）时，娶当地“苗女”（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为妻，子女从小跟随母亲讲“苗话”（即今仫佬话），又随父亲讲汉话，后代成为仫佬族。
第三种情况是汉族人通过收养而成为仫佬族。无子嗣的仫佬族家庭收养贫困汉族人家的儿子作为养子，养子长大后继承仫佬族家庭的姓氏和财产，成为仫佬族家庭和宗族的成员，所生子女即为仫佬族。
第四种情况是汉族和仫佬族长期共同生活、通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自仍保留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例如，在笔者的老家——罗城东门镇古耀村委会的维里屯，吴姓仫佬族除在亲属称谓上仍保留仫佬语的称谓外，在家庭内部和族人之间的交流用语全部改讲桂柳话。这是因为虽然吴姓仫佬族最早（根据族谱记载，至迟在元末）定居于古耀村，但张、陶、黄、林、李、邓、刘等其它汉族姓氏陆陆续续来到古耀定居，在人口中占多数，桂柳话成为村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笔者的祖父辈、父母辈、自己一辈、子女辈，几代人中都有汉族、壮族的家庭成员和族人。村里和当地的每个汉族姓氏中也都有仫佬族的家人和亲戚。汉族、仫佬族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帮助，通婚联姻，共同认同多元混杂的新文化。
第五种情况是1983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立前和成立后，部分汉族、壮族根据相关民族政策，自愿改报民族身份，成为仫佬族。自治县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仫佬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4]。在仫佬族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仫佬族人因壮族、汉族等民族的大量迁入或迁移到周边地区壮族、汉族的村屯，长期与当地民族群众生活在一起而变成壮族、汉族。从多民族国家的视角去看，这些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仫佬族地区具体表现的历史见证，是真正的 “民族一家亲”与“和而不同”。
三、关于仫佬族依饭节与民族文化交流、共享问题
仫佬族依饭节是仫佬族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四把镇中寨村委会兴建一个依饭节传习基地，让该“非遗”项目传承人收徒授艺，传习仫佬族传统文化知识，对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探讨依饭节的仪式、音乐、舞蹈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中国网等新闻媒体将依饭节看作是“仫佬文化的杰出表征”[5]。许多青年学生和学者，特别是仫佬族聚居地区基层干部都把依饭节看作是仫佬族特有的民族节日，从事研究探讨和文化展示、宣传。2009年、2013年、2017年和2020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先后举办四届“依饭文化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可是，极少有学者注意到，在举行依饭节的仪式过程中，仫佬族法师念唱依饭经文的语言是当地汉族的一种方言——土拐话（属于广西平话北部方言），法师平时也不会讲土拐话。仫佬语中也没有“依饭公爷”“依饭”“白马娘娘”等词汇，这些词汇都借自土拐话。依饭经文中的绝大部分迎神、娱神、敬神和送神的内容，都是法师使用土拐话念唱，只有少数几个神灵是用仫佬语和壮语念唱，仫佬族普通群众已经无法知晓这些经文和唱词的含义。仫佬族信奉祖先和多种神灵，仫佬族银、吴、潘、罗、谢、梁等主要姓氏香火（神龛）上，一般都供奉本家的祖先和“天地君亲师”神位，没有“依饭公爷”的神位。对此，笔者产生疑问：如果依饭节是从仫佬族社会内部产生和传承下来的一个节日，为什么本民族语言中都没有这些词汇？为什么许多仫佬族人不知道这些经文的含义及神灵的故事？仫佬族的依饭节怎么连“依饭公爷”都不供奉却还叫 “依饭节”？
2015年，笔者专门就仫佬族依饭节来历问题到罗城东部的龙岸镇、黄金镇、小长安镇和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睦镇讲土拐话、至今仍祭祀“依饭公爷”的汉族村屯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依饭节中祭祀的“白马姑娘”“梁吴二帝”等 “36路神灵”大多是桂北、粤北一带汉族、壮族等共同信仰的神灵。在当地部分汉族姓氏（李、骆、路、蒙、梁、张、袁、聂、施、王、黎、陶、龙等）中，“依饭公爷”被视为本家族最大的神，具有巨大的“法力”，显得神秘、神圣，如有“冲撞”或冒犯，人们相信必定会“遭受灾难”。在各家各户的香火上，明文寫下“管天民主依饭公爷之神位”或“敕封香山梁吴二位侯王依饭公爷之神位”，每逢本姓的节期（如李姓的依饭节是农历十月第一个“酉”日），族人隆重祭祀。虽然“依饭公爷”雕像早已不复存在，但当地人用香和折叠的红纸，做成“三角公”，插在一个米筒上代替，在头人家供祭过后，各户将自家的“三角公”拿回家里，供奉在神龛上，逢年过节祭祀。该地没有东门、四把等地一带仫佬族过“依饭节”时的那些迎“三十六路神”、娱神、敬神和送神、属于梅山教派的仪式。2016年冬，笔者应邀参加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罗东村崖宜屯黎家（汉族）举办的十年一次的依饭节，见证了祭祀“依饭公爷”的全过程。诸多迹象表明，依饭节这个节日原本并非是仫佬族先民的一个节日，而是从当地讲土拐话的一支汉族那里学习、传播而来。后来笔者撰写了《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一文，提出仫佬族依饭节来源于当地汉族（土拐人支系）祭祀“依饭公爷”的宗族性还愿仪式活动的新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6]。 仫佬族“依饭文化节”作為民族节日的出现见证了汉族文化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今天它实际上已成为当地汉族、壮族、仫佬族等各族人民共享的节日。因此，在宣传方面过份强调“依饭节”的仫佬族属性并不准确、恰当，有失偏颇。在宣传与传承“依饭节”文化过程中，应该更加全面地介绍其与汉族、壮族等方面的关系。依饭文化节如此，仫佬族博物馆更是如此。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担负着面向社会宣传、教育的职能，如果它们只陈列和展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文物，而没有将当地其他民族的文物纳入搜集、保护和陈列、展出的范围，或在前言和简介中，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进行介绍，强调和突出独特性、差异性，对同区域内或全国的共享文化和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缺少关注，必然会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产生不利影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我国56个民族之中的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财富，都是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杂糅的”新文化。因而，尽管看起来各具特色、五彩缤纷，但实际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然如此，就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综上所述，对仫佬族族称、族源、民族形成、民族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正确介绍和宣传教育、教学，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深化对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认识，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李玉臻.中华民俗节日风情大观[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234.
[2]吴国富.仫佬族历史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3]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4]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志（1986-2005）[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10.
[5]仫佬文化的杰出表征——依饭节[EB/OL].（2010-08-26）[2021-05-10].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39679-1.htm.
[6]吴国富.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责任编辑：蒲恩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