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文化殖民地化视作深刻而真实的威胁，有趣的是我们的日本邻居似乎没有这份烦忧。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热忱百倍于中国，按说他们该更有资格警惕文化殖民地化的危险，奇怪的是虽然也有过“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的口号(大致相当于我们的“洋为中用”)，却没见日本人为此大呼小叫。或许因为日本文化早已经过并且习惯殖民地化了？相比之下几千年的传统使中国人积重难返，光荣的历史以及由之而生的自尊使我们无法适应剧烈的角色转换。如胡适所言，昨日的辉煌已成今日的阻碍。
　　不妨仔细推敲一下所谓文化殖民地化。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文化危机，又有几分是遮掩着的文化虚荣心作祟？老实说，关于文化殖民地化的忧思大多来自对角色转换的不适应，其本身并不成为问题。在文化征服与被征服(或反征服)、殖民地化与被殖民地化(或反殖民地化)的对抗中，直接的情绪上的反感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压倒对各种关系和利益的深切思考(中国人的感觉象极了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所说的“利多思特”)。从一个意义上说，文化殖民地化也没什么不好。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要拿出骄傲的东西殖民到UncleSam的后院里。交流终究有胜于无，而在殖民活动如果是双向的，任何一方都没理由不满。
　　这就是读罢庄冬先生的《从StatueofLiberty谈起》(《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八期)的感想。若给《围城》里的褚慎明见到——此君似比维特根斯坦更有权威——恐怕要被笑话，因为上面谈的确实是假问题。胡适说：“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话里话外显然把自己当成了“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至少是其亲密战友)。老九们一提起笔大抵如此，落在纸上也就分外的虚浮和无奈。
　　说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