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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的最后一只靴子终于落地。
被称为“21世纪新一代贸易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12国国内立法审批流程的需要，11月5日首先在新西兰政府网站、其后由各国官方公开了全文版本。相比一个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概要版本（30个章节的摘要），这个多达数千页的全文版本更令普通读者生畏，而且，该版本还不包括那些记录了特定政府间相关协定的补充条款。
伴随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的TPP细节公之于众，各方开始全面评估影响，其中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遭遇的争议声最大。虽然美国在TPP谈判最后做了关键的妥协与让步，但奥巴马事先获得的授权可以让该协定在不被国会修改的情况下提交表决，所以TPP在美国乃至12国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问题是，TPP无论有多么宏大的目标和叙事，最终还是一个贸易机制安排，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利益和机会，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就会动摇。
10月5日，当12国经贸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宣布历时5年多的TPP谈判终告完成后，许多媒体提到这在局部意义上是对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超越和替代。
多哈回合谈判被视为自GATT时代以来世界贸易机制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多对多”贸易机制磋商。它被寄予厚望和最终黯然收场，都被视作国际贸易的“WTO模式”兴衰毁誉的里程碑事件。
以往对多哈回合受挫的原因分析往往集中在经济维度上，这也使得舆论对WTO机制和多哈回合谈判产生了一些误解。实际上，从历史的维度看，多哈回合谈判与TPP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从时间上看，多哈回合实际展开谈判的2001～2006年，几乎与2005年具备雏形的TPP平行展开。从内容上看，TPP与多哈回合谈判的进程虽然各有侧重，但核心诉求却高度一致。在谈判的主题、诉求和指向上，多哈回合是TPP的启发者。在日后成为TPP主要议题的农产品贸易、知识产权、关税减让、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方面，多哈回合谈判的目标比TPP走得更远，也更具体。
多哈回合谈判在激烈的争吵和指责中黯然收场，TPP却后发先至取得了突破，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2002～2005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最终能够在FTA谈判基础上签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或称“P4协定”），一大推手是多哈回合谈判因贸易大国主导而陷入胶着，迫使P4伙伴国在相对小范围的点对点谈判中拿出极大的精力和诚意。
通过总结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和TPP“顺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个国际贸易协定的成功达成可以总结为“固定的对象、具体的议题、最大的诚意”3个互为因果的因素。有效避免“大而无当”是P4协议成功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恰恰是TPP的命门所在。
TPP的阶段性目标虽已实现，但无论从质还是量来看，TPP仍不能说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国际经贸组织。未来美国继续经营TPP，必然要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吸纳哪些成员进入TPP颇费思量：继续寻找容易掌握的“小伙伴”，TPP就很难摆脱不温不火的国际观感，但是如果放手吸收巴西、阿根廷这样重量级的贸易伙伴，则需要提高TPP自身的吸引力。美国需要考虑各种方案，包括让渡部分TPP领导权，而后一点能否实现很成问题。
2015年10月5日上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
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图为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中）与其他各国与会代表。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无论是军事对抗意味浓厚的北约还是专打经济牌的IMF，都在重复着“高开低走”的行情：创立之初是美国全球利益的捍卫者和国际机构治理的典范，但面对21世纪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治理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大趋势，机制本身的功能作用和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产生了新的困惑。
在近7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GATT/WTO的制度红利陷入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瓶颈期，新的多边贸易组织平台也不敢说成员国“多多益善”。各国的贸易主管部门都在思考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和布局，希望摆脱低端竞争的“红海”，进入“蓝海”。
然而，国际贸易的真实结构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布形成的金字塔结构，塔尖部分的高额甚至超额贸易利润，由少数国家的少数企业垄断。对于新入者而言，塔尖的竞争要比“红海”的竞争更残酷也更不平等。
美国将TPP视作树立国际经济治理新模板的契机，但是美国恐怕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强烈的控制欲和勃勃雄心，正是从P4协议到TPP的转换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正是美国的加入和改造，使得TPP从一个“小国互助”的经贸机制转变成了一个WTO的劣质复制品—仍然是贸易大国主导，却从机制上不认同贸易救济措施。
TPP陈义甚高、自命不凡的所谓“高标准”难以掩盖的，是内部成员之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分歧，特别是在美、日、加3个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块头主导谈判议程之后，TPP的各项贸易准入门槛对于文莱、马来西亚等国显然有些高不可攀。而对关税等贸易救济措施的管制，同样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贸易结构不均衡的发达国家产生冲击。
可以预见的是，TPP如果最终得以生效，将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加剧伙伴国之间的马太效应，将美日等国内部已经产生的贸易收益不均衡、国际收支不均衡，通过TPP的贸易机制向贸易伙伴传导。如果这个阵痛期内TPP的纠错和协调机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结构性缺陷不断放大，TPP的前景恐怕就不会那么光明了。
TPP的内讧隐忧，不仅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美日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效应。
21世纪前10年，中美在WTO框架内实现了贸易品类与贸易额的均衡发展。但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中美基于互补的贸易平衡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越来越高，领域也越来越宽泛。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面向全球市场生产后，全要素生产率飞速提高所带来的不弱于美国的商品国际竞争力。那么，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上全面压倒美国的日本，在TPP中扮演的角色有可能类似中国在WTO所刮起的中国风。
日本不仅是一个制造业贸易大国，同时也是个制造业贸易强国。根据OECD的统计，2013年日本重型机械和交通装备贸易为185亿美元，占OECD全年贸易额的9.58%，仅次于美国的13.2%。在汽车制造、工程机械这样的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美国产品在Made in Japan面前甘拜下风。1980年代，日本丰田和本田杀到美国本土，将通用、福特等本地巨头压得喘不过气来;靠着广场协议当挡箭牌，美国汽车业才挺过了这场危机。
自2000年以来，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单位工时GDP均高于美国，在生产效率上占据优势。而今，TPP中“对等开放市场”的承诺若能落地，尚未从金融危机余波和空心离岸化的双重打击中恢复元气的美国制造业，将要与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均占优势的日本制造业做贴身肉搏，其结果对美国来说并不乐观，历史难免不会重演。
除了制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TPP协议的最终效果仍然要受到来自其他领域的掣肘。
首先是政治因素。以日本为例，北海道地区“乳业产业协同”等5家农协，就TPP开放农产品的条款与安倍政府展开了长期的对抗，最终日本政府在签署TPP协议时保留了缓冲期条款，但后续冲击仍会引来国内纷争。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把TPP做成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但历来被认为是民主党重要支持者的产业工人和工会都对TPP开放市场后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这将对明年的民主党选情带来不利影响。
对越南来说，与美国站在同一经贸战壕是招险棋。随着经济上与美日联系的深入，政治上的勾连也会增加，未来如何平衡同中国的关系将更加棘手。
其次是非伙伴国贸易的影响。在当前世界贸易减速（2015年预计只有2.8%）的大环境下，亚洲地区的贸易仍强劲增长。2010～2014年，亚洲出口贸易保持年均8%的增长，高于美国的6%、加拿大的3%，中国更是维持着8%（出口）和19%（进口）。在中国带动下，亚洲地区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由2005年的24%上升到2013年的30%，而北美同期的出口占比则从21%下降到17%。
对于TPP目前的美、加、日“发达国家三剑客”来说，贸易存量的透支和萎缩尚且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危机，但增量贸易中“非TPP伙伴国”的大幅度增长，足以成为影响TPP成员国紧密协调程度、削弱TPP对潜在伙伴国吸引力的重大因素。
被称为“21世纪新一代贸易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于12国国内立法审批流程的需要，11月5日首先在新西兰政府网站、其后由各国官方公开了全文版本。相比一个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概要版本（30个章节的摘要），这个多达数千页的全文版本更令普通读者生畏，而且，该版本还不包括那些记录了特定政府间相关协定的补充条款。
伴随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的TPP细节公之于众，各方开始全面评估影响，其中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遭遇的争议声最大。虽然美国在TPP谈判最后做了关键的妥协与让步，但奥巴马事先获得的授权可以让该协定在不被国会修改的情况下提交表决，所以TPP在美国乃至12国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问题是，TPP无论有多么宏大的目标和叙事，最终还是一个贸易机制安排，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利益和机会，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就会动摇。
WTO多哈回合的阴影
10月5日，当12国经贸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宣布历时5年多的TPP谈判终告完成后，许多媒体提到这在局部意义上是对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超越和替代。
多哈回合谈判被视为自GATT时代以来世界贸易机制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多对多”贸易机制磋商。它被寄予厚望和最终黯然收场，都被视作国际贸易的“WTO模式”兴衰毁誉的里程碑事件。
以往对多哈回合受挫的原因分析往往集中在经济维度上，这也使得舆论对WTO机制和多哈回合谈判产生了一些误解。实际上，从历史的维度看，多哈回合谈判与TPP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从时间上看，多哈回合实际展开谈判的2001～2006年，几乎与2005年具备雏形的TPP平行展开。从内容上看，TPP与多哈回合谈判的进程虽然各有侧重，但核心诉求却高度一致。在谈判的主题、诉求和指向上，多哈回合是TPP的启发者。在日后成为TPP主要议题的农产品贸易、知识产权、关税减让、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方面，多哈回合谈判的目标比TPP走得更远，也更具体。
多哈回合谈判在激烈的争吵和指责中黯然收场，TPP却后发先至取得了突破，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2002～2005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最终能够在FTA谈判基础上签订“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或称“P4协定”），一大推手是多哈回合谈判因贸易大国主导而陷入胶着，迫使P4伙伴国在相对小范围的点对点谈判中拿出极大的精力和诚意。
通过总结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和TPP“顺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个国际贸易协定的成功达成可以总结为“固定的对象、具体的议题、最大的诚意”3个互为因果的因素。有效避免“大而无当”是P4协议成功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恰恰是TPP的命门所在。
TPP的阶段性目标虽已实现，但无论从质还是量来看，TPP仍不能说是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国际经贸组织。未来美国继续经营TPP，必然要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吸纳哪些成员进入TPP颇费思量：继续寻找容易掌握的“小伙伴”，TPP就很难摆脱不温不火的国际观感，但是如果放手吸收巴西、阿根廷这样重量级的贸易伙伴，则需要提高TPP自身的吸引力。美国需要考虑各种方案，包括让渡部分TPP领导权，而后一点能否实现很成问题。
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图为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中）与其他各国与会代表。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无论是军事对抗意味浓厚的北约还是专打经济牌的IMF，都在重复着“高开低走”的行情：创立之初是美国全球利益的捍卫者和国际机构治理的典范，但面对21世纪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治理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大趋势，机制本身的功能作用和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产生了新的困惑。
“高标准”下的马太效应
在近7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GATT/WTO的制度红利陷入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瓶颈期，新的多边贸易组织平台也不敢说成员国“多多益善”。各国的贸易主管部门都在思考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和布局，希望摆脱低端竞争的“红海”，进入“蓝海”。
然而，国际贸易的真实结构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布形成的金字塔结构，塔尖部分的高额甚至超额贸易利润，由少数国家的少数企业垄断。对于新入者而言，塔尖的竞争要比“红海”的竞争更残酷也更不平等。
美国将TPP视作树立国际经济治理新模板的契机，但是美国恐怕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强烈的控制欲和勃勃雄心，正是从P4协议到TPP的转换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正是美国的加入和改造，使得TPP从一个“小国互助”的经贸机制转变成了一个WTO的劣质复制品—仍然是贸易大国主导，却从机制上不认同贸易救济措施。
TPP陈义甚高、自命不凡的所谓“高标准”难以掩盖的，是内部成员之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分歧，特别是在美、日、加3个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块头主导谈判议程之后，TPP的各项贸易准入门槛对于文莱、马来西亚等国显然有些高不可攀。而对关税等贸易救济措施的管制，同样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贸易结构不均衡的发达国家产生冲击。
可以预见的是，TPP如果最终得以生效，将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加剧伙伴国之间的马太效应，将美日等国内部已经产生的贸易收益不均衡、国际收支不均衡，通过TPP的贸易机制向贸易伙伴传导。如果这个阵痛期内TPP的纠错和协调机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结构性缺陷不断放大，TPP的前景恐怕就不会那么光明了。
日本借TPP重演WTO中国风？
TPP的内讧隐忧，不仅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美日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效应。
21世纪前10年，中美在WTO框架内实现了贸易品类与贸易额的均衡发展。但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中美基于互补的贸易平衡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越来越高，领域也越来越宽泛。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面向全球市场生产后，全要素生产率飞速提高所带来的不弱于美国的商品国际竞争力。那么，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上全面压倒美国的日本，在TPP中扮演的角色有可能类似中国在WTO所刮起的中国风。
日本不仅是一个制造业贸易大国，同时也是个制造业贸易强国。根据OECD的统计，2013年日本重型机械和交通装备贸易为185亿美元，占OECD全年贸易额的9.58%，仅次于美国的13.2%。在汽车制造、工程机械这样的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美国产品在Made in Japan面前甘拜下风。1980年代，日本丰田和本田杀到美国本土，将通用、福特等本地巨头压得喘不过气来;靠着广场协议当挡箭牌，美国汽车业才挺过了这场危机。
自2000年以来，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单位工时GDP均高于美国，在生产效率上占据优势。而今，TPP中“对等开放市场”的承诺若能落地，尚未从金融危机余波和空心离岸化的双重打击中恢复元气的美国制造业，将要与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均占优势的日本制造业做贴身肉搏，其结果对美国来说并不乐观，历史难免不会重演。
后续互动掣肘TPP效果
除了制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TPP协议的最终效果仍然要受到来自其他领域的掣肘。
首先是政治因素。以日本为例，北海道地区“乳业产业协同”等5家农协，就TPP开放农产品的条款与安倍政府展开了长期的对抗，最终日本政府在签署TPP协议时保留了缓冲期条款，但后续冲击仍会引来国内纷争。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希望把TPP做成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但历来被认为是民主党重要支持者的产业工人和工会都对TPP开放市场后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这将对明年的民主党选情带来不利影响。
对越南来说，与美国站在同一经贸战壕是招险棋。随着经济上与美日联系的深入，政治上的勾连也会增加，未来如何平衡同中国的关系将更加棘手。
其次是非伙伴国贸易的影响。在当前世界贸易减速（2015年预计只有2.8%）的大环境下，亚洲地区的贸易仍强劲增长。2010～2014年，亚洲出口贸易保持年均8%的增长，高于美国的6%、加拿大的3%，中国更是维持着8%（出口）和19%（进口）。在中国带动下，亚洲地区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由2005年的24%上升到2013年的30%，而北美同期的出口占比则从21%下降到17%。
对于TPP目前的美、加、日“发达国家三剑客”来说，贸易存量的透支和萎缩尚且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危机，但增量贸易中“非TPP伙伴国”的大幅度增长，足以成为影响TPP成员国紧密协调程度、削弱TPP对潜在伙伴国吸引力的重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