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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内，以领导农民运动而著称的领导人不胜枚举，但是，具有开创地位的却不多。据史家评论，这样的人物，中共农民运动史上大概只有三位。一为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一为领导江西农民运动，建立赣东北苏区的方志敏；一为领导广东农民运动，创建海陆丰苏维埃的彭湃。相比毛泽东和方志敏，彭湃的一生虽短，然而，其精彩壮丽的程度却豪不逊色。
“书生”智斗“大军阀”
1921年夏，留日4年的彭湃回到故乡。一回海丰，彭湃便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之中。在他的领导之下，海丰一带的工农群众运动很快得以蓬勃开展起来，迅速成为令广东乃至全国都瞩目的革命洪流。作为这股革命洪流的引领者，彭湃自然也就成为广东各派势力关注的重点。
当时，担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是广东最大的实力派。同为海丰人，陈炯明对于彭湃这个在同乡后生中崭露头角的新人无疑抱有相当的期待。或许，在陈看来，像彭湃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搞运动，无非都是想出出风头，等成名了之后，再待价而沽，以求一个好前程。因此，陈一直都自信满满，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彭湃纳到自己门下，为自己服务。面对陈炯明的多方拉拢，彭湃的态度始终都很鲜明：
“如果你是真心革命，关心劳苦大众疾苦，我就可以和你合作，如果你只是以革命为幌子，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势力，那就坚决没有合作的可能。”
起初，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他虽然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志向，但却不得不暂时依附于这个旗帜之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势，作为工农领袖的彭湃，当然也就不便于和其公开对着干。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彭湃和陈炯明之间保持的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彭湃发挥出了极高的谈判技术和应变能力，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其中的两次当面智斗，更是堪称经典。
第一次智斗发生在1921年8月。陈炯明得知彭湃从日本学成归来，顿生结交之意。为了显示其求贤若渴的决心，这位贵为粤省军界巨头的大佬级人物不惜白降身价，托人写信给彭湃，邀请他到广州来面谈。接到陈炯明的信以后，彭湃寻思：自己虽然摸不着陈炯明的底牌，但是，至少在表面上，陈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开明声望的，因此，不宜轻易就排斥他。另外，陈手握重兵，对海丰一带的士绅影响很大，如果能借这次面谈，在陈的面前痛陈一番贪官士绅们的斑斑恶习以及他们对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或许还可以对这些人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考虑到这一层，彭湃决定接受邀请，到广州去会一会陈炯明。据悉，陈炯明对彭湃的第一印象很好。由于尚处祖母丧期，彭湃去见陈炯明时穿的还是一身丧服。这一微小的细节，陈炯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这个彭湃还是情得忠孝廉义的，不像传说中那样是六亲不认，不要祖宗的，应该可以争取。作为同乡晚辈，彭湃初见陈炯明，特别恪守了一定的礼节。此举，亦令陈炯明很是受用。特别是与彭湃进行了初步的交谈之后，陈炯明更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定要想方设法笼络才行。然而，就在陈炯明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将彭湃引到自己的陷阱中来时，原本四平八稳，斯斯文文的彭湃突然问话锋一转，义正严辞地指出：“外界所谓的‘共产共妻’言论，纯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曲解，我们所提倡的，无非是社会平等、自由恋爱等先进理念而已。”接着，彭湃又开始当着陈炯明和诸多社会名流的面，开始介绍起社会主义思想来了。眼看一场意在拉帮结派的乡谊聚会，马上就要变成彭湃宣扬进步思想的演讲台了，陈炯明之前的兴致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想着的那些拉拢图谋自然也就不敢提出来了。此番交锋下来，陈炯明可算是领教到了彭湃的厉害。
第二次智斗发生在1923年8月。1923年元旦，海丰成立总农会，6月，陆丰也成立总农会。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以迅猛发展起来，其成员达到了数十万之众。7、8月间，海陆丰一带频遭强台风袭击，在巨大的灾情面前，农民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灾情，尽量减少农民的损失，海丰总农会召开大会，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对此，海丰当局非但没有响应，反而与豪绅一起，对农会进行武力摧毁，逮捕了二十多个农会活跃分子。由于听到了抓捕行动中的枪声，彭湃机警地离开了现场。逃出虎口之后，彭湃很快便把农会几个为首的人汇集到了一起，商量反击对策。通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对方武力强大，正面对抗肯定胜算不大，唯有智取才是上策，最好，是能够利用一些标榜支持工农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以此来达到借力打力的目的。于是，刚刚脱险的彭湃，决定再入龙潭，再去会一会陈炯明——这位海陆丰士绅的总后台。8月23日，日夜兼程的彭湃经过6、7天的长途跋涉，步行500多华里，来到陈炯明位于老隆的司令部。得知彭湃来了，事先已经知道消息的陈炯明，心中盘算着：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还敢来兴师问罪的，看样子，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才行。果然，两人一见面，陈炯明便虚张声势地说：“不得了了，你们闹出了大乱子呢!”见陈炯明先发制人，彭湃不慌不忙接招：“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等当地官员和豪绅)弄的。陈先生你不会不知道海丰现在的风灾水祸有多严重吧?农民的生活又有多苦吧?”陈炯明回答：“再大再苦，这租还是要按例来收的，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焉能由你们说改就改的，难道你是皇帝不成?”听了陈炯明的反诘，彭湃立刻针锋相对：“我们不是皇帝，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绅更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而不是皇帝定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先问先生，业主和佃户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阳，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像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彭湃的一连串反问，顿时把陈炯明给问糊涂了，他来不及细想，只得回到：“这自然!”见陈炯明上了钩，彭湃开始收钱：“既是做生意，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若两个股东，一方不管生意是否亏本，总是一味地想取回自己的本钱，且要逼另一方还他的利，这岂不是极不公平?”此时，已被彭湃牵着鼻子走的陈炯明，不得不回答：“这是对的!”紧接着，彭湃发起总攻击：“地主出钱买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要用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可见，地丰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为本钱。现在，遇到风灾水祸了，地主的股本没折，而农民的股本却没了。按道理，农民应该向地丰算账，公摊风险才行啊，岂有地主倒过来压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之理。所以，这样的旧例是个恶例，我们要革去这个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是同一个道理!”到了此时，陈炯明已经完全无话可回了，只得讪讪地笑着说：“是，是，是!”事已至此，陈炯明就没有理由不表一个态了。最终，他 起草了一个电报，指出：“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对于被捕农民，“应即省释”。通过这次交锋，彭湃虽然没有从陈炯明那里获得实质性援助，但是，却狠狠地打击了海丰豪绅们的嚣张气焰，并迫使陈炯明发表支持农会的言论，令其在道义上陷入被动之中。
尽散私产办农会
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之后，首先投入的是教育界。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改造中国社会须“从教育入手”，为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领导知识分子揭露教育界的黑暗。然而，经过短暂的实践以后，他发现，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在亿万受尽压迫的农民之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慢慢的，他的想法发生转变，决定把自己的活动重心从教育界转到农村中去。
从1922年的夏天开始，在海丰农村的田间地头，忙碌着的农民兄弟们便经常会看到一位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的“斯文人”在这里出没。人们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斯文人”很是奇怪，他不像其他上层人士一样，一见到满身汗臭的农民便躲得远远的，反而，他还会丰动迎上来，试图和这些下里巴人聊天。对于这种主动的“亲近”，农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抗拒。他们甚至征心里嘀咕：“这八成又是一个变着花样来收苛捐杂税的家伙。”因此，任凭这个“斯文人”如何想搭讪，这些农民都是不理不睬，只顾忙着自己的农活。眼见无法与农民进行交流，“斯文人”也很是着急。他回到家里思考。通过思考，他终于明白：可能是自己的打扮惹得祸，看样子，要想和农民兄弟们接近，非得穿他们的衣服，说他们的话语不可。
于是，经过一番打扮，“斯文人”又来到农民当中。这次，“斯文人”的打扮完全变了，只见，他的干净学生装换成了粗布短衫，白通帽也换成了破斗笠。就这样，他光着脚板，踏着泥泞的田间小道，走到了农民跟前。他惊喜地发现，农民不仅不再排斥他了，而且还主动和他说起话来。有人问他：“你是哪里来的啊?”他回答：“我叫彭湃。”另一个农民问；“你是彭家那个到日本留学的四儿子吗?”他又回答：“是的，我是来和大家交朋友的。”听到彭湃的回答，原本打开话匣子的农民立马拘谨起来：“你是少爷，会和我们来交朋友?”见农友们有疑虑，彭湃很快真诚地拉着一位农友的手说：“我也是农民，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剥削者讨公道，当然是朋友了。”
虽然，凭着满腔的热情，彭湃很快就打消了农友们的顾虑，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他隐隐觉到：尽管农友们的心中对剥削制度和剥削者大都充满着怒火，可多年来安于现状的惰性却使得他们不敢把这股怒火释放出来。因此，要把农友们心中的怒火点燃，使其汇集成为一股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非得找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突破口才行。就在彭湃盘算着如何才能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之时，一场意外的家庭纠纷适时而来。原来，彭家有几个兄弟合计，如果任由彭湃那样“闹”，家产搞不好就要被农民分光了，还不如趁早分了家，还可以保住自己那份。拿着自己分到的田契，彭湃陷入了沉思：这些田契凝聚着农友们的血汗，我肯定是不能要的，可是，又该如何处理它们呢?想到最后，他突然问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可真是个天赐良机。我不是要想方设法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吗?就让这把火从自己家里开始燃烧吧。”
1922年的一个冬日，彭家门口上演盛大乡村社戏，四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跑过来看热闹。就在乡亲们翘首等待戏剧上演的时候，彭湃导演的一场大戏却抢先上演了。只见，这位彭家的四少爷抱着一大捆田契走上了戏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他振臂高呼：“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我彭湃的，这些田，是农友们的血汗，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们都还给大家。”接着，他开始逐张宣读内容，读完一张，就烧一张。看着戏台上跳跃的火焰，台下农友们心中的烈火顿时也被点燃了，人群中开始爆发出掌声、欢呼声，甚至，还有不少人开始跟着彭湃振臂高呼，喊起了口号。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彭家四少爷公开烧田契的事迹马上便传遍了海陆丰一带的乡村、城市。农友们开始认定：这个彭湃是真心实意为着农民利益的，看样子，加入农会，一定是不会错的了。于是乎，海陆丰的农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加入农会，农民革命这把熊熊烈火很快就在这里燃烧起来。
勇闯虎穴救兄弟
1924年春，蓬勃发展中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由于陈炯明的反复，当地政府和豪绅公然取缔了农会，农会的各项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针对这种情况，彭湃毅然决定：到革命形势更为明朗的广州去，把这股熊熊燃烧的革命怒火烧遍全广东，甚至烧遍全中国。
到了广州之后，彭湃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等职务。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他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平台，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众多出色的农运干部，而且直接领导、组织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农民运动。1926年前后，彭湃的名字，伴随着红火的革命浪潮传遍了岭南大地，俨然成为全广东农民心中景仰不已的“彭菩萨”。在领导农民与豪绅军阀斗争的过程中，彭湃除了直接发动农民起来抗争以外，还特别注意把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形成对旧势力的最强人压力。1926年12月，彭湃勇闯虎穴，营救工人领袖杨石魂的故事，可以说是谱写了一首工农之间兄弟情深的感人战歌。
杨石魂是潮汕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他开始在潮汕领导工人运动。经过他的领导，潮汕地区原本死气沉沉的革命形势很快得以改变，数以万计的工人顿时被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眼见工人运动如脱缰之势一般，越发难以遏制，当地的豪绅决定从运动的领导者下手，好让工人群龙无首，自乱阵脚。1926年12月11日，身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的杨石魂赶到揭阳，准备去调解一次工会纠纷，突然之间，数百个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涌进其居住地，将根本来不及反应的他强行架走了。工人领袖无缘无故遭绑架，这样的事情一传到党内，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经商议，中共潮梅特委决定派彭湃去揭阳组织营救工作。
一到揭阳，彭湃便马不停蹄地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营救事宜。人员到齐后，彭湃大手一挥，高声说到：“现在，有人把我们的工人领袖抓走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打压我们的士气，好让我们知难而退，这样的把戏，是骗不了人的。”接着，他又说：“我对揭阳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大家说说，是谁绑走了杨石魂同志?我们该如何进行反击?”彭湃的话一讲完，与会的人马上便七嘴八舌说开了。听了同志们议论，彭湃陷入了沉思：表面看，此举是歹徒所为，事实上，他们的后台极有可能是揭阳县长丘君傅等人。经过一番考虑，彭湃提出：单独去要人，力量太单薄，丘君傅肯定会虚与委蛇，要让他服服帖帖地交人，一定先要在气势上压倒他才行。为此，会议决定：先收集证据，待证据收集齐全之后，再利用农会的力量，发动一场浩大的示威活动，来逼丘君傅当场放人。 此次会后没几天，揭阳的文公祠广场上突然出现了大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乡下人”。这些人高举旗帜，手持锄头、长矛，呼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聚集到了这里。经过简单休整之后，这支足有几万人的队伍，径直朝着县府衙门奔去。见到庞大的农民队伍汹涌而来，守门的士兵吓得赶紧关了大门，躲了起来。见大门关了，人群停了下来，开始高呼：“请县长丘君傅出来讲话!”不久，大门终于在人声鼎沸中慢慢打开了，接着，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熟识的街坊立刻一眼就认出——这便是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丘县长了。看到这么多手持农具，跃跃欲试的“泥腿子”，见惯了大场面的县长大人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丘君傅缓过气来准备说话的当口，人群高喊着：“把杨石魂放出来!”“不放杨石魂，我们誓不罢休!”
眼见县长手足无措，局面即将陷入僵持之时，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长脸白面，中等身材，长得斯斯文文，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只见，他快步走上前去，迎着丘君傅，不慌不忙地打起招呼：“丘县长，久违了。”看到有人主动过来搭话，丘君傅定睛一看，心中不由一惊：“老天，怎么惹来了这尊菩萨?”然而，形势已由不得他细想，于是，他硬着头皮丌始主动问罪：“原来是彭湃先生。你来的正好，请你和这些农民说一说，这县衙是办公重地，岂能随便聚众闹事!”见丘君傅倒打一耙，彭湃一脸严肃地回答：“群众过来请愿，怎么说是闹事呢?我们堂堂的工人领袖，竟然被一群无耻之徒当街绑架了。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群众能不愤怒吗?”听了这话，丘君傅不免心虚，但他又不甘示弱，仍然装模作样地问道：“还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谁?”丘君傅的狡辩令彭湃很是恼火：“你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你的指使，那帮歹徒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卑鄙恶毒之举呢?”接着，彭湃把收集到的证据一一摆了出来。在彭湃凌厉的攻势之下，丘君傅完全无法招架，马上就乱了方寸。他丌始慌不择路：“彭先生管的是农会，杨石魂的事与你何干呢?”见丘君傅讲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来，彭湃不由得好笑：“杨石魂是职工会的领袖，工农兄弟本是一家，如今，工人领袖有难，作为兄弟，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事已至此，再和彭湃斗下去，肯定只会自取其辱，可能还会惹得群情激奋，甚至引来皮肉之苦。考虑到这一层，丘君傅决定不再硬撑了。他招来书记官，沮丧地说：“你带他们走一趟，把人领走吧。”见到县长屈服，人群之中瞬间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不久，饱受折磨的杨石魂得以平安走出囫囵。
转战东江留传奇
1927年3月30日，彭湃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31日，他与苏兆征一起抵达汉口。至此，广东工农运动两大领袖北上聚首，推动着全国的工农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国共两党便分道扬镳，彭湃亦与中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了武装反抗新军阀，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道路。此后两年中，彭湃先是参与了南昌起义，与起义部队一起南下广东，传播革命星火，而后，又返回海丰，以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身份在东江一带领导武装斗争。
常人看来，彭湃作为一介书生，或许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理论，才是他的特长，论到开展武装斗争，领兵打仗，肯定就非他所强了。事实证明，彭湃在转战东江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战斗故事。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惠来攻城战，就可以称得上是红军早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
1928年，粤军陈济棠部3000多人由余汉谋率领抵达揭阳，与同时抵达紫金的黄旭初部，驻扎普宁的陈铭枢部，形成对海陆丰苏区的合围之势。不久，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占。3月上旬，彭湃在惠来附近的兵营主持农民代表大会，做出以攻取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的行动来援助海陆丰苏区的决议。随后，惠来农军与海陆丰退下来的红二、四军余部合兵一处，由彭湃统一指挥，准备对惠来县城发起总攻击。
3月12日，战斗正式打响，攻城的红军部队、农民赤卫队，再加上前来声援的农民兄弟，将惠来城团团围住。身为战斗指挥者的彭湃，头戴斗笠，手持长枪，冲在攻城的最前线。见首长如此身先士卒，拿着各种长短武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自然也是不惧生死，不顾一切往前冲。虽然，依仗着城高墙固，城内敌军拼命死守，但是，在抵抗了三天之后，他们终于顶不住了，开始秘密向城外撤退。看到城内出现异动，敏锐的彭湃立刻觉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决定一鼓作气，发动总攻击。3月15日，红军终于趁势攻入惠来城。
得知惠来被红军占领，汕头的白军很是震惊，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增援部队，与之前从城中撤出来的部队汇合，再次奔惠来而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刚刚入城的红军来不及庆功，就要开始考虑如何抵御的事情了。经过军前的紧急讨论，彭湃和攻城指挥部其他指挥员做出决定：敌人锋芒很盛，装备又精良，我军刚刚经历大仗，亟待休整，因此，不宜正面对抗，唯有避其锋芒，伺机再战。于是，红军主动退出惠来，将一座“空城”留给了白军。从城中撤出以后，红军并未远离，而是按照部署，重新将惠来城围了起来，就地展开第二次攻城战。
与前次不同，经过一番长途奔袭，再次入城的白军已经失去锐气，军心丌始动摇。针对这种情况，彭湃心想：既然敌军军心出现动摇，何不抓住这一良机，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将其心理防线彻底冲垮呢?在他的组织下，城外的红军战士开始向城头上的白军士兵喊话，希望他们不要向自己的农民兄弟开火。同时，他还让懂文化的战士赶紧书写大量的传单，并同时赶制一批风筝，之后，再将传单系在风筝之上，趁着大风来临之时，全军将士一起把风筝放起来，等到风筝飞到惠来城的上空的关口，再用火烧断绳索。见到如雪片一般降落的传单，城内的白军士兵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又争相传阅传。眼见守军陷入混乱，彭湃发出攻城号令，伴随着雄壮的号角声，红军很快便冲入城内，再次收复惠来城。
参考文献：
①刘松林、蔡洛编：《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侯枫：《彭湃》，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彭湃传》编写组：《彭湃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蔡洛、余炎光、刘松林、罗可群：《彭湃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彭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陈平主编：《为真理奋斗的彭湃一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⑦《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编：《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郭德宏编著：《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⑨叶佐能编：《彭湃研究史料》(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⑩王曼搜集整理：《彭湃勇救杨石魂》，《源流》，2004年第7期。
⑥陈晓明：《营救工运领袖杨石魂》，《广东党史》，2006年第2期。
⑥冯创武：《彭湃在惠来》，《广东党史》，2009年第6期。
“书生”智斗“大军阀”
1921年夏，留日4年的彭湃回到故乡。一回海丰，彭湃便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之中。在他的领导之下，海丰一带的工农群众运动很快得以蓬勃开展起来，迅速成为令广东乃至全国都瞩目的革命洪流。作为这股革命洪流的引领者，彭湃自然也就成为广东各派势力关注的重点。
当时，担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是广东最大的实力派。同为海丰人，陈炯明对于彭湃这个在同乡后生中崭露头角的新人无疑抱有相当的期待。或许，在陈看来，像彭湃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搞运动，无非都是想出出风头，等成名了之后，再待价而沽，以求一个好前程。因此，陈一直都自信满满，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彭湃纳到自己门下，为自己服务。面对陈炯明的多方拉拢，彭湃的态度始终都很鲜明：
“如果你是真心革命，关心劳苦大众疾苦，我就可以和你合作，如果你只是以革命为幌子，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势力，那就坚决没有合作的可能。”
起初，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他虽然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志向，但却不得不暂时依附于这个旗帜之下。鉴于这种特殊的情势，作为工农领袖的彭湃，当然也就不便于和其公开对着干。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彭湃和陈炯明之间保持的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微妙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彭湃发挥出了极高的谈判技术和应变能力，取得了不菲的成效，其中的两次当面智斗，更是堪称经典。
第一次智斗发生在1921年8月。陈炯明得知彭湃从日本学成归来，顿生结交之意。为了显示其求贤若渴的决心，这位贵为粤省军界巨头的大佬级人物不惜白降身价，托人写信给彭湃，邀请他到广州来面谈。接到陈炯明的信以后，彭湃寻思：自己虽然摸不着陈炯明的底牌，但是，至少在表面上，陈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开明声望的，因此，不宜轻易就排斥他。另外，陈手握重兵，对海丰一带的士绅影响很大，如果能借这次面谈，在陈的面前痛陈一番贪官士绅们的斑斑恶习以及他们对工农运动的污蔑攻击，或许还可以对这些人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考虑到这一层，彭湃决定接受邀请，到广州去会一会陈炯明。据悉，陈炯明对彭湃的第一印象很好。由于尚处祖母丧期，彭湃去见陈炯明时穿的还是一身丧服。这一微小的细节，陈炯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这个彭湃还是情得忠孝廉义的，不像传说中那样是六亲不认，不要祖宗的，应该可以争取。作为同乡晚辈，彭湃初见陈炯明，特别恪守了一定的礼节。此举，亦令陈炯明很是受用。特别是与彭湃进行了初步的交谈之后，陈炯明更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定要想方设法笼络才行。然而，就在陈炯明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将彭湃引到自己的陷阱中来时，原本四平八稳，斯斯文文的彭湃突然问话锋一转，义正严辞地指出：“外界所谓的‘共产共妻’言论，纯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曲解，我们所提倡的，无非是社会平等、自由恋爱等先进理念而已。”接着，彭湃又开始当着陈炯明和诸多社会名流的面，开始介绍起社会主义思想来了。眼看一场意在拉帮结派的乡谊聚会，马上就要变成彭湃宣扬进步思想的演讲台了，陈炯明之前的兴致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想着的那些拉拢图谋自然也就不敢提出来了。此番交锋下来，陈炯明可算是领教到了彭湃的厉害。
第二次智斗发生在1923年8月。1923年元旦，海丰成立总农会，6月，陆丰也成立总农会。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以迅猛发展起来，其成员达到了数十万之众。7、8月间，海陆丰一带频遭强台风袭击，在巨大的灾情面前，农民收成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灾情，尽量减少农民的损失，海丰总农会召开大会，提出“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对此，海丰当局非但没有响应，反而与豪绅一起，对农会进行武力摧毁，逮捕了二十多个农会活跃分子。由于听到了抓捕行动中的枪声，彭湃机警地离开了现场。逃出虎口之后，彭湃很快便把农会几个为首的人汇集到了一起，商量反击对策。通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对方武力强大，正面对抗肯定胜算不大，唯有智取才是上策，最好，是能够利用一些标榜支持工农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以此来达到借力打力的目的。于是，刚刚脱险的彭湃，决定再入龙潭，再去会一会陈炯明——这位海陆丰士绅的总后台。8月23日，日夜兼程的彭湃经过6、7天的长途跋涉，步行500多华里，来到陈炯明位于老隆的司令部。得知彭湃来了，事先已经知道消息的陈炯明，心中盘算着：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还敢来兴师问罪的，看样子，要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才行。果然，两人一见面，陈炯明便虚张声势地说：“不得了了，你们闹出了大乱子呢!”见陈炯明先发制人，彭湃不慌不忙接招：“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等当地官员和豪绅)弄的。陈先生你不会不知道海丰现在的风灾水祸有多严重吧?农民的生活又有多苦吧?”陈炯明回答：“再大再苦，这租还是要按例来收的，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焉能由你们说改就改的，难道你是皇帝不成?”听了陈炯明的反诘，彭湃立刻针锋相对：“我们不是皇帝，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绅更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而不是皇帝定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先问先生，业主和佃户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阳，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像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彭湃的一连串反问，顿时把陈炯明给问糊涂了，他来不及细想，只得回到：“这自然!”见陈炯明上了钩，彭湃开始收钱：“既是做生意，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若两个股东，一方不管生意是否亏本，总是一味地想取回自己的本钱，且要逼另一方还他的利，这岂不是极不公平?”此时，已被彭湃牵着鼻子走的陈炯明，不得不回答：“这是对的!”紧接着，彭湃发起总攻击：“地主出钱买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要用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可见，地丰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为本钱。现在，遇到风灾水祸了，地主的股本没折，而农民的股本却没了。按道理，农民应该向地丰算账，公摊风险才行啊，岂有地主倒过来压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之理。所以，这样的旧例是个恶例，我们要革去这个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是同一个道理!”到了此时，陈炯明已经完全无话可回了，只得讪讪地笑着说：“是，是，是!”事已至此，陈炯明就没有理由不表一个态了。最终，他 起草了一个电报，指出：“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对于被捕农民，“应即省释”。通过这次交锋，彭湃虽然没有从陈炯明那里获得实质性援助，但是，却狠狠地打击了海丰豪绅们的嚣张气焰，并迫使陈炯明发表支持农会的言论，令其在道义上陷入被动之中。
尽散私产办农会
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之后，首先投入的是教育界。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改造中国社会须“从教育入手”，为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领导知识分子揭露教育界的黑暗。然而，经过短暂的实践以后，他发现，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在亿万受尽压迫的农民之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慢慢的，他的想法发生转变，决定把自己的活动重心从教育界转到农村中去。
从1922年的夏天开始，在海丰农村的田间地头，忙碌着的农民兄弟们便经常会看到一位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的“斯文人”在这里出没。人们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斯文人”很是奇怪，他不像其他上层人士一样，一见到满身汗臭的农民便躲得远远的，反而，他还会丰动迎上来，试图和这些下里巴人聊天。对于这种主动的“亲近”，农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抗拒。他们甚至征心里嘀咕：“这八成又是一个变着花样来收苛捐杂税的家伙。”因此，任凭这个“斯文人”如何想搭讪，这些农民都是不理不睬，只顾忙着自己的农活。眼见无法与农民进行交流，“斯文人”也很是着急。他回到家里思考。通过思考，他终于明白：可能是自己的打扮惹得祸，看样子，要想和农民兄弟们接近，非得穿他们的衣服，说他们的话语不可。
于是，经过一番打扮，“斯文人”又来到农民当中。这次，“斯文人”的打扮完全变了，只见，他的干净学生装换成了粗布短衫，白通帽也换成了破斗笠。就这样，他光着脚板，踏着泥泞的田间小道，走到了农民跟前。他惊喜地发现，农民不仅不再排斥他了，而且还主动和他说起话来。有人问他：“你是哪里来的啊?”他回答：“我叫彭湃。”另一个农民问；“你是彭家那个到日本留学的四儿子吗?”他又回答：“是的，我是来和大家交朋友的。”听到彭湃的回答，原本打开话匣子的农民立马拘谨起来：“你是少爷，会和我们来交朋友?”见农友们有疑虑，彭湃很快真诚地拉着一位农友的手说：“我也是农民，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剥削者讨公道，当然是朋友了。”
虽然，凭着满腔的热情，彭湃很快就打消了农友们的顾虑，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他隐隐觉到：尽管农友们的心中对剥削制度和剥削者大都充满着怒火，可多年来安于现状的惰性却使得他们不敢把这股怒火释放出来。因此，要把农友们心中的怒火点燃，使其汇集成为一股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非得找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突破口才行。就在彭湃盘算着如何才能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之时，一场意外的家庭纠纷适时而来。原来，彭家有几个兄弟合计，如果任由彭湃那样“闹”，家产搞不好就要被农民分光了，还不如趁早分了家，还可以保住自己那份。拿着自己分到的田契，彭湃陷入了沉思：这些田契凝聚着农友们的血汗，我肯定是不能要的，可是，又该如何处理它们呢?想到最后，他突然问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可真是个天赐良机。我不是要想方设法点燃农友们的革命热情吗?就让这把火从自己家里开始燃烧吧。”
1922年的一个冬日，彭家门口上演盛大乡村社戏，四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跑过来看热闹。就在乡亲们翘首等待戏剧上演的时候，彭湃导演的一场大戏却抢先上演了。只见，这位彭家的四少爷抱着一大捆田契走上了戏台。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他振臂高呼：“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我彭湃的，这些田，是农友们的血汗，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们都还给大家。”接着，他开始逐张宣读内容，读完一张，就烧一张。看着戏台上跳跃的火焰，台下农友们心中的烈火顿时也被点燃了，人群中开始爆发出掌声、欢呼声，甚至，还有不少人开始跟着彭湃振臂高呼，喊起了口号。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彭家四少爷公开烧田契的事迹马上便传遍了海陆丰一带的乡村、城市。农友们开始认定：这个彭湃是真心实意为着农民利益的，看样子，加入农会，一定是不会错的了。于是乎，海陆丰的农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加入农会，农民革命这把熊熊烈火很快就在这里燃烧起来。
勇闯虎穴救兄弟
1924年春，蓬勃发展中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由于陈炯明的反复，当地政府和豪绅公然取缔了农会，农会的各项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针对这种情况，彭湃毅然决定：到革命形势更为明朗的广州去，把这股熊熊燃烧的革命怒火烧遍全广东，甚至烧遍全中国。
到了广州之后，彭湃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等职务。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他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平台，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众多出色的农运干部，而且直接领导、组织了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农民运动。1926年前后，彭湃的名字，伴随着红火的革命浪潮传遍了岭南大地，俨然成为全广东农民心中景仰不已的“彭菩萨”。在领导农民与豪绅军阀斗争的过程中，彭湃除了直接发动农民起来抗争以外，还特别注意把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形成对旧势力的最强人压力。1926年12月，彭湃勇闯虎穴，营救工人领袖杨石魂的故事，可以说是谱写了一首工农之间兄弟情深的感人战歌。
杨石魂是潮汕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他开始在潮汕领导工人运动。经过他的领导，潮汕地区原本死气沉沉的革命形势很快得以改变，数以万计的工人顿时被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眼见工人运动如脱缰之势一般，越发难以遏制，当地的豪绅决定从运动的领导者下手，好让工人群龙无首，自乱阵脚。1926年12月11日，身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的杨石魂赶到揭阳，准备去调解一次工会纠纷，突然之间，数百个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涌进其居住地，将根本来不及反应的他强行架走了。工人领袖无缘无故遭绑架，这样的事情一传到党内，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经商议，中共潮梅特委决定派彭湃去揭阳组织营救工作。
一到揭阳，彭湃便马不停蹄地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营救事宜。人员到齐后，彭湃大手一挥，高声说到：“现在，有人把我们的工人领袖抓走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打压我们的士气，好让我们知难而退，这样的把戏，是骗不了人的。”接着，他又说：“我对揭阳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大家说说，是谁绑走了杨石魂同志?我们该如何进行反击?”彭湃的话一讲完，与会的人马上便七嘴八舌说开了。听了同志们议论，彭湃陷入了沉思：表面看，此举是歹徒所为，事实上，他们的后台极有可能是揭阳县长丘君傅等人。经过一番考虑，彭湃提出：单独去要人，力量太单薄，丘君傅肯定会虚与委蛇，要让他服服帖帖地交人，一定先要在气势上压倒他才行。为此，会议决定：先收集证据，待证据收集齐全之后，再利用农会的力量，发动一场浩大的示威活动，来逼丘君傅当场放人。 此次会后没几天，揭阳的文公祠广场上突然出现了大量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乡下人”。这些人高举旗帜，手持锄头、长矛，呼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聚集到了这里。经过简单休整之后，这支足有几万人的队伍，径直朝着县府衙门奔去。见到庞大的农民队伍汹涌而来，守门的士兵吓得赶紧关了大门，躲了起来。见大门关了，人群停了下来，开始高呼：“请县长丘君傅出来讲话!”不久，大门终于在人声鼎沸中慢慢打开了，接着，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熟识的街坊立刻一眼就认出——这便是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丘县长了。看到这么多手持农具，跃跃欲试的“泥腿子”，见惯了大场面的县长大人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丘君傅缓过气来准备说话的当口，人群高喊着：“把杨石魂放出来!”“不放杨石魂，我们誓不罢休!”
眼见县长手足无措，局面即将陷入僵持之时，人群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长脸白面，中等身材，长得斯斯文文，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只见，他快步走上前去，迎着丘君傅，不慌不忙地打起招呼：“丘县长，久违了。”看到有人主动过来搭话，丘君傅定睛一看，心中不由一惊：“老天，怎么惹来了这尊菩萨?”然而，形势已由不得他细想，于是，他硬着头皮丌始主动问罪：“原来是彭湃先生。你来的正好，请你和这些农民说一说，这县衙是办公重地，岂能随便聚众闹事!”见丘君傅倒打一耙，彭湃一脸严肃地回答：“群众过来请愿，怎么说是闹事呢?我们堂堂的工人领袖，竟然被一群无耻之徒当街绑架了。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群众能不愤怒吗?”听了这话，丘君傅不免心虚，但他又不甘示弱，仍然装模作样地问道：“还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是谁?”丘君傅的狡辩令彭湃很是恼火：“你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你的指使，那帮歹徒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此卑鄙恶毒之举呢?”接着，彭湃把收集到的证据一一摆了出来。在彭湃凌厉的攻势之下，丘君傅完全无法招架，马上就乱了方寸。他丌始慌不择路：“彭先生管的是农会，杨石魂的事与你何干呢?”见丘君傅讲出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来，彭湃不由得好笑：“杨石魂是职工会的领袖，工农兄弟本是一家，如今，工人领袖有难，作为兄弟，我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事已至此，再和彭湃斗下去，肯定只会自取其辱，可能还会惹得群情激奋，甚至引来皮肉之苦。考虑到这一层，丘君傅决定不再硬撑了。他招来书记官，沮丧地说：“你带他们走一趟，把人领走吧。”见到县长屈服，人群之中瞬间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不久，饱受折磨的杨石魂得以平安走出囫囵。
转战东江留传奇
1927年3月30日，彭湃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31日，他与苏兆征一起抵达汉口。至此，广东工农运动两大领袖北上聚首，推动着全国的工农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国共两党便分道扬镳，彭湃亦与中共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了武装反抗新军阀，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道路。此后两年中，彭湃先是参与了南昌起义，与起义部队一起南下广东，传播革命星火，而后，又返回海丰，以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身份在东江一带领导武装斗争。
常人看来，彭湃作为一介书生，或许发动群众，传播革命理论，才是他的特长，论到开展武装斗争，领兵打仗，肯定就非他所强了。事实证明，彭湃在转战东江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战斗故事。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惠来攻城战，就可以称得上是红军早期战史上的一大亮点。
1928年，粤军陈济棠部3000多人由余汉谋率领抵达揭阳，与同时抵达紫金的黄旭初部，驻扎普宁的陈铭枢部，形成对海陆丰苏区的合围之势。不久，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占。3月上旬，彭湃在惠来附近的兵营主持农民代表大会，做出以攻取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的行动来援助海陆丰苏区的决议。随后，惠来农军与海陆丰退下来的红二、四军余部合兵一处，由彭湃统一指挥，准备对惠来县城发起总攻击。
3月12日，战斗正式打响，攻城的红军部队、农民赤卫队，再加上前来声援的农民兄弟，将惠来城团团围住。身为战斗指挥者的彭湃，头戴斗笠，手持长枪，冲在攻城的最前线。见首长如此身先士卒，拿着各种长短武器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自然也是不惧生死，不顾一切往前冲。虽然，依仗着城高墙固，城内敌军拼命死守，但是，在抵抗了三天之后，他们终于顶不住了，开始秘密向城外撤退。看到城内出现异动，敏锐的彭湃立刻觉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决定一鼓作气，发动总攻击。3月15日，红军终于趁势攻入惠来城。
得知惠来被红军占领，汕头的白军很是震惊，立即派出一个团的增援部队，与之前从城中撤出来的部队汇合，再次奔惠来而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刚刚入城的红军来不及庆功，就要开始考虑如何抵御的事情了。经过军前的紧急讨论，彭湃和攻城指挥部其他指挥员做出决定：敌人锋芒很盛，装备又精良，我军刚刚经历大仗，亟待休整，因此，不宜正面对抗，唯有避其锋芒，伺机再战。于是，红军主动退出惠来，将一座“空城”留给了白军。从城中撤出以后，红军并未远离，而是按照部署，重新将惠来城围了起来，就地展开第二次攻城战。
与前次不同，经过一番长途奔袭，再次入城的白军已经失去锐气，军心丌始动摇。针对这种情况，彭湃心想：既然敌军军心出现动摇，何不抓住这一良机，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将其心理防线彻底冲垮呢?在他的组织下，城外的红军战士开始向城头上的白军士兵喊话，希望他们不要向自己的农民兄弟开火。同时，他还让懂文化的战士赶紧书写大量的传单，并同时赶制一批风筝，之后，再将传单系在风筝之上，趁着大风来临之时，全军将士一起把风筝放起来，等到风筝飞到惠来城的上空的关口，再用火烧断绳索。见到如雪片一般降落的传单，城内的白军士兵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又争相传阅传。眼见守军陷入混乱，彭湃发出攻城号令，伴随着雄壮的号角声，红军很快便冲入城内，再次收复惠来城。
参考文献：
①刘松林、蔡洛编：《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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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彭湃传》编写组：《彭湃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蔡洛、余炎光、刘松林、罗可群：《彭湃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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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陈平主编：《为真理奋斗的彭湃一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⑦《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编：《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郭德宏编著：《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⑨叶佐能编：《彭湃研究史料》(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⑩王曼搜集整理：《彭湃勇救杨石魂》，《源流》，2004年第7期。
⑥陈晓明：《营救工运领袖杨石魂》，《广东党史》，2006年第2期。
⑥冯创武：《彭湃在惠来》，《广东党史》，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