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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这对中学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培育提出了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历史课堂教学的规约，兼具人文教育与史料价值功能的文学作品为其提供了媒介。
优秀文学作品应是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其审美价值取决于文学本身的特性，而社会价值又涵盖了认识、陶冶、教育这三个维度，历史教育回归人文精神与文学本身的教育功能不谋而合，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呢？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治史方法——“文史互证”为其提供了可能，所谓“文史互证”，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批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2]此处的“诗”当作文学的代名词来解释，这种解析文学建构历史的过程让学生从感性上认知文学对于个人情感的熏陶和价值观的指引，从理性上分析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形成对知识的把握，文史互证在此有利于实现文学育人功能与家国情怀培育的统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到：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追求。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3]具体阐释为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在认识中华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形成对家乡、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其二，在学习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其三，在历史学习中学会反思，汲取历史教训，能够将自身所学与国家兴盛联系起来，即爱国情怀。基于“家国情怀”素养培育的目标，笔者试图将陈氏文史互证法贯穿于历史课堂教学，完成这一教学目标。
一、以文释史：于诗情与史实间感悟“家国天下”的情怀
文史互证内涵的一个层面是以诗文为史料，用“历史的眼光”[4]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对作家的情感达到“了解之真同情”，从而把握历史真相。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前者叙述个别的事情，后者描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5]历史记载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史实，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运用于历史教学上的时候，便自然要把握“情”与“史”的关系，“诗情”是对“史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用来洞察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亦是如此。
诗文之所以产生，大抵是因为外在事物让人心有所感触。处在变革中的文人与他们的创作的文学尤为明显，王安石便是其中一位，依据《王安石变法》课程标准要求[6]，李惠军老师在这一课中，以诗人的心境、诗境与时运为线索探究变法的命运之艰难曲折，让学生感悟文人“家国天下”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其教学思路如下：
引导学生赏析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所作《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流露出诗人“踌躇满志”的情感，春节万众欢乐和万象更新景象寄托了诗人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的报负。诗人的抱负实现了吗？结合王安石所作《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引导学生找出诗中“商鞅”这一“古典”成分，剖析其熙宁二至六年（1069—1073），变法进入高潮的“今典”，探寻诗人对于新法遭保守派百般阻挠的历史现实的无奈与伤感之情。变法命运何去何从？赏析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讲述熙宁七年（1074）辞官还乡与熙宁八年（1075）再度拜相的历史事实，激烈争论和恶意攻讦使新法推行艰难，被罢遭遇更使之心力交瘁，两次推辞任命未果，引导学生感受诗人发自肺腑的郁闷惆怅以及对险恶仕途的担忧和新法前途的顾虑。复位后的诗人又是怎样继续推行新法的？利用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陈述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复相位后再遭罢免，黯然隐退的历史事实。说明诗人变法失败后虽纵情于山水，仍然流露出其世路坎坷、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感与家国天下之悲悯情怀。[7]
二、以史证文：从文体演进与内涵阐释中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史互证内涵中的一个层面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特质，并以此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8]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9]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突出成就。依据《辉煌灿烂的文学》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试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在探究文体纵向发展演变线索的基础上，产生文化认同感，即“历史和文化这个整体在现实中的对意识的重新构建，是时代精神通过‘当下社会性话语’的断裂和重组。”[10]让学生感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发展的累积沉淀过程，增强自豪感、文化自信心。
呈现三则唐、宋、元的文学体裁：其一为王建（唐）的《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其二为宋裴湘（宋）《浪淘沙·咏汴州》：“万国仰神京，礼乐众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其三为陈草庵（元）的《山坡羊》（一）：“晨鸡初叫，昏鸦争噪，那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月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结合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城平面示意图，引导学生分析上述三个文学体裁句式特点，说明七言律诗是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在文学体裁上的反应，长短不一的宋词是北宋东京城众横宽阔的街道設置在这一时期文学体裁上的反应，揭示唐诗到宋词的变化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都市进一步开放繁荣为冲破原有体制的一种文学现象。进而再结合北宋时期的“瓦舍”与元代的“勾栏”，说明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娱乐业逐渐发达起来，为适应市民生活，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脱胎于宋词，演变成供大众享用的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曲，揭示宋词到元曲经历了自由之美到通俗自然的嬗变。最后，通过介绍“燕乐”的来源，进而说明词的兴起源于乐曲。“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辞……词所配的是隋唐兴起的燕（宴）乐。”[11]所谓燕乐，即中原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音乐，自天宝十三年法曲与胡乐合奏而产生宴乐，说明从唐诗发展而来的词历经了不断吸收发展与累积渐变的过程，揭示宋词的璀璨离不开异域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且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包容与开放的历史传统。 三、文史互参：于文学与历史间体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历史教学与历史著作所要表述的主要历史内容相同，历史教育的目的一致，这决定了文史结合完全可以成为它们共有的手段。”[12]历史著作又可以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史记》、“杜诗”都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文史结合便成了优良传统，是“文史互证”方法被应用于历史教学的典型教学方法。
中华民族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3]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融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古代商业的发展》课程标准为“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常规教法是呈现历朝历代市的管理特点进行比较，列举重大商业市镇，以及古代著名都城长安、洛阳等，难免陷入没有抓住“一节课、一个中心”且教学易陷于史实罗列而忽略了育人之重要目标的尴尬。其实，中国古代商业繁荣是各族人民劳动、交流推动的成果，唐朝多民族的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阶段。鉴于此，笔者将以唐长安城为切口，窥探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探讨商业繁荣、国力强盛是多民族融合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让学生体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之漫长，初步形成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意识。
为探究唐长安的商业情况，展示李白《少年行》（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结合大唐长安城东、西市的示意图，东市、西市商铺邸店林立，说明诗歌真实地再现了长安市的繁荣。追问“胡姬酒肆”指的是什么？是唐长安什么情境的真实反映？配以《胡姬肆酒图》，由诗而画，说明身负胡乐与胡舞技能的胡姬与中原唐长安城的酒肆结合起来，体现的是发达商业中的多元文化，真实还原了长安商业市场繁荣的情境。
胡姬来自西域，唐长安经济繁盛特点之一便是“胡风浸润”，引入元稹《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追问“胡音”“胡骑”“胡妆”指的是什么？它们的到来给唐长安带来了怎样的气象？展示《打马球壁画》（唐）和《胡旋舞》（敦煌壁画），唐长安的繁盛经济引得异域文化的渗透;“胡音”、“胡骑”、“胡妆”、“胡舞”等带有异域风情色彩的“胡风”浸润于中原文化的肌体当中，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而这一格局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繁荣。再辅以一则材料“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4]进一步探究和佐证西域乃至更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中原唐长安城的繁荣商业，而且铸就了唐朝的空前盛世。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引领下的中学历史教学，更多地应当是体现历史育人的价值，教育的终极任务便是提升人的素养，“家国情怀”素养的培育是情感教育的重要一环，更是历史学科内涵的深刻体现，基于文学与历史互通的“文史互证”法将文学的性格陶冶和情感教育特点融入历史教学课堂，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家国情怀”的养成。本文初步探讨了“文史互证”法在“家国情怀”培育中的具体运用，以求教于学界各位同仁。（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赵玉洁老师的指导。）
【注释】
[1]《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网http：//sh.people.com.cn/n2/2018/0313/c134768-31338145.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13日。
[2][4]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51、151页。
[3]《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第4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第9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6]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归纳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用。
[7]李惠军：《王安石变法》，“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网站，浏览日期2018年3月18日。
[8]周金标：《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9]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10]马进：《国家认同：文化解释视角的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5页。
[12]李海涛：《历史教学呼唤文史结合》，《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1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4页。
优秀文学作品应是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其审美价值取决于文学本身的特性，而社会价值又涵盖了认识、陶冶、教育这三个维度，历史教育回归人文精神与文学本身的教育功能不谋而合，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呢？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治史方法——“文史互证”为其提供了可能，所谓“文史互证”，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批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2]此处的“诗”当作文学的代名词来解释，这种解析文学建构历史的过程让学生从感性上认知文学对于个人情感的熏陶和价值观的指引，从理性上分析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形成对知识的把握，文史互证在此有利于实现文学育人功能与家国情怀培育的统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到：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人文追求。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3]具体阐释为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在认识中华文化繁荣的基础上形成对家乡、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其二，在学习中华文化的多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其三，在历史学习中学会反思，汲取历史教训，能够将自身所学与国家兴盛联系起来，即爱国情怀。基于“家国情怀”素养培育的目标，笔者试图将陈氏文史互证法贯穿于历史课堂教学，完成这一教学目标。
一、以文释史：于诗情与史实间感悟“家国天下”的情怀
文史互证内涵的一个层面是以诗文为史料，用“历史的眼光”[4]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对作家的情感达到“了解之真同情”，从而把握历史真相。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前者叙述个别的事情，后者描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5]历史记载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史实，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运用于历史教学上的时候，便自然要把握“情”与“史”的关系，“诗情”是对“史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用来洞察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亦是如此。
诗文之所以产生，大抵是因为外在事物让人心有所感触。处在变革中的文人与他们的创作的文学尤为明显，王安石便是其中一位，依据《王安石变法》课程标准要求[6]，李惠军老师在这一课中，以诗人的心境、诗境与时运为线索探究变法的命运之艰难曲折，让学生感悟文人“家国天下”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其教学思路如下：
引导学生赏析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所作《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流露出诗人“踌躇满志”的情感，春节万众欢乐和万象更新景象寄托了诗人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的报负。诗人的抱负实现了吗？结合王安石所作《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引导学生找出诗中“商鞅”这一“古典”成分，剖析其熙宁二至六年（1069—1073），变法进入高潮的“今典”，探寻诗人对于新法遭保守派百般阻挠的历史现实的无奈与伤感之情。变法命运何去何从？赏析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讲述熙宁七年（1074）辞官还乡与熙宁八年（1075）再度拜相的历史事实，激烈争论和恶意攻讦使新法推行艰难，被罢遭遇更使之心力交瘁，两次推辞任命未果，引导学生感受诗人发自肺腑的郁闷惆怅以及对险恶仕途的担忧和新法前途的顾虑。复位后的诗人又是怎样继续推行新法的？利用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陈述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复相位后再遭罢免，黯然隐退的历史事实。说明诗人变法失败后虽纵情于山水，仍然流露出其世路坎坷、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感与家国天下之悲悯情怀。[7]
二、以史证文：从文体演进与内涵阐释中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史互证内涵中的一个层面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特质，并以此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8]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9]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突出成就。依据《辉煌灿烂的文学》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试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在探究文体纵向发展演变线索的基础上，产生文化认同感，即“历史和文化这个整体在现实中的对意识的重新构建，是时代精神通过‘当下社会性话语’的断裂和重组。”[10]让学生感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发展的累积沉淀过程，增强自豪感、文化自信心。
呈现三则唐、宋、元的文学体裁：其一为王建（唐）的《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其二为宋裴湘（宋）《浪淘沙·咏汴州》：“万国仰神京，礼乐众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其三为陈草庵（元）的《山坡羊》（一）：“晨鸡初叫，昏鸦争噪，那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月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结合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城平面示意图，引导学生分析上述三个文学体裁句式特点，说明七言律诗是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在文学体裁上的反应，长短不一的宋词是北宋东京城众横宽阔的街道設置在这一时期文学体裁上的反应，揭示唐诗到宋词的变化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都市进一步开放繁荣为冲破原有体制的一种文学现象。进而再结合北宋时期的“瓦舍”与元代的“勾栏”，说明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娱乐业逐渐发达起来，为适应市民生活，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脱胎于宋词，演变成供大众享用的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曲，揭示宋词到元曲经历了自由之美到通俗自然的嬗变。最后，通过介绍“燕乐”的来源，进而说明词的兴起源于乐曲。“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辞……词所配的是隋唐兴起的燕（宴）乐。”[11]所谓燕乐，即中原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音乐，自天宝十三年法曲与胡乐合奏而产生宴乐，说明从唐诗发展而来的词历经了不断吸收发展与累积渐变的过程，揭示宋词的璀璨离不开异域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且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包容与开放的历史传统。 三、文史互参：于文学与历史间体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历史教学与历史著作所要表述的主要历史内容相同，历史教育的目的一致，这决定了文史结合完全可以成为它们共有的手段。”[12]历史著作又可以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史记》、“杜诗”都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文史结合便成了优良传统，是“文史互证”方法被应用于历史教学的典型教学方法。
中华民族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3]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融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古代商业的发展》课程标准为“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常规教法是呈现历朝历代市的管理特点进行比较，列举重大商业市镇，以及古代著名都城长安、洛阳等，难免陷入没有抓住“一节课、一个中心”且教学易陷于史实罗列而忽略了育人之重要目标的尴尬。其实，中国古代商业繁荣是各族人民劳动、交流推动的成果，唐朝多民族的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阶段。鉴于此，笔者将以唐长安城为切口，窥探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探讨商业繁荣、国力强盛是多民族融合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让学生体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之漫长，初步形成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意识。
为探究唐长安的商业情况，展示李白《少年行》（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结合大唐长安城东、西市的示意图，东市、西市商铺邸店林立，说明诗歌真实地再现了长安市的繁荣。追问“胡姬酒肆”指的是什么？是唐长安什么情境的真实反映？配以《胡姬肆酒图》，由诗而画，说明身负胡乐与胡舞技能的胡姬与中原唐长安城的酒肆结合起来，体现的是发达商业中的多元文化，真实还原了长安商业市场繁荣的情境。
胡姬来自西域，唐长安经济繁盛特点之一便是“胡风浸润”，引入元稹《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追问“胡音”“胡骑”“胡妆”指的是什么？它们的到来给唐长安带来了怎样的气象？展示《打马球壁画》（唐）和《胡旋舞》（敦煌壁画），唐长安的繁盛经济引得异域文化的渗透;“胡音”、“胡骑”、“胡妆”、“胡舞”等带有异域风情色彩的“胡风”浸润于中原文化的肌体当中，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而这一格局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繁荣。再辅以一则材料“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4]进一步探究和佐证西域乃至更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中原唐长安城的繁荣商业，而且铸就了唐朝的空前盛世。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引领下的中学历史教学，更多地应当是体现历史育人的价值，教育的终极任务便是提升人的素养，“家国情怀”素养的培育是情感教育的重要一环，更是历史学科内涵的深刻体现，基于文学与历史互通的“文史互证”法将文学的性格陶冶和情感教育特点融入历史教学课堂，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家国情怀”的养成。本文初步探讨了“文史互证”法在“家国情怀”培育中的具体运用，以求教于学界各位同仁。（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赵玉洁老师的指导。）
【注释】
[1]《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网http：//sh.people.com.cn/n2/2018/0313/c134768-31338145.html，浏览日期2018年3月13日。
[2][4]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51、151页。
[3]《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第4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第9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6]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归纳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用。
[7]李惠军：《王安石变法》，“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网站，浏览日期2018年3月18日。
[8]周金标：《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9]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10]马进：《国家认同：文化解释视角的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5页。
[12]李海涛：《历史教学呼唤文史结合》，《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1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