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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漳州是紫阳、阳明二圣过化之地，文化底蕴深厚。明代中后期的100多年间，先后有黄直、何春、陈九川、施邦曜等一批阳明门人莅漳或任职、或谪戍，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讲授不辍，刊刻书籍，致力于传播阳明心学，使之在漳郡发扬光大，嘉惠后学，从而推动一大批漳籍学子舍旧闻而好为新论，入宗王门。纵观漳州阳明学的发展，历经三个重要阶段，具有三个明显的闽南地域特色，成为“闽中王门”弘扬传承、创新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度影响了漳郡的文化生态，促进了闽南地区的文化繁荣进步。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漳州;王学;阳明后学;讲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1-0048-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08
漳州自唐垂拱年间置府建州至今，已有1 3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紫阳、阳明二圣过化之地，文化底蕴深厚。
明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1517）正月十六日莅赣上任，巡抚包括漳州在内的“八府一州”。期间，曾亲率2 000名精兵入闽平漳寇，打响了他巡抚南赣的第一仗——漳南战役，肃清了发生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乱。之后，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提出“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1]406的长治久安之策，建议添设平和县，创办学校教育，对漳州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宋以降，漳州就是朱学重地，但这并不意味阳明学在漳州地区湮没无闻，也不代表漳州地区未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完全有理由说，阳明学在漳州地区始终得到了一定程度传播，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究其原因，除了王阳明本人在巡抚南赣期间的平乱、施政、教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莅漳任职、或被贬谪到漳的阳明门人、后学在漳州地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使得阳明学得以冲破朱学藩篱的万重阻隔，传播四方，发扬光大，泽被后世。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虽有“闽粤王门学案”一卷，但却以“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2]一笔带过，更无记述“闽中王门”的发展。其实，王阳明门人、后学在漳州、福建讲学传道却是毋庸置疑的。单从漳州地区的情况就可窥一斑。从明嘉靖三年（1524）到崇祯十七年（1644）的120年间，已知的就有数十位阳明门人、后学或任职、或谪戍而寓漳。他们尽管身居官场高位，却始终不忘阐发王学之根本，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致力于传播阳明学，讲授不止，耕耘不辍，影响不断。无论是在漳州府任职的黄直、施邦曜，还是在属县担任知县的何春、王立准，或是谪戍镇海卫的陈九川、李材，都拥有一般平民百姓所没有的特殊社会资源，这对于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阳明学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既改变了漳州地区的文化生态，也促进了漳州地区的文化繁荣进步。正如《漳州府志》所记：
明自成化以前，姚江之说未兴，士皆禀北溪之教，通经明理，躬修实践，循循乎上接乎考亭，无异师异说以汨之，不亦乐善乎。正德以后，大江东西以《传习录》相授受，豪杰之士翕然顾化，漳士亦有舍旧闻而好为新论者。如邱氏原高“昔信理，今信心”之说，陈氏鸣球“吾心无二”之云。[3]1 338
梳理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阳明学发展历程，可以把其分为明嘉靖、万历、崇祯年间三个发展阶段，且各有特色凸显。
一、明嘉靖年间的阳明门人担纲讲学传播，开创漳郡阳明学的传播先河
明嘉靖年间，一大批亲炙阳明的弟子门人入闽莅漳任职，如聂豹巡按福建、黄直任漳州府推官、何春任诏安县首任知县、王时槐王时槐（1522—1605），字子直，号塘南，江西安福人，为阳明再传弟子。据《镇海卫志》记载：“铜山千户所……（嘉靖）三十六年倭警，众议东北城圮且卑，具呈漳南道王公时槐愿自修筑。委诏安知县龚有成勘修，益卑以高，易土以石，东北始为崇墉。”王时槐在嘉靖年间莅闽履职，积极践行先生“知行合一”思想，始终心系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推动、指导镇海卫所及其所属之户所的修建。与此同时，王时槐也秉承阳明先生“随时随地讲学”的作风，时时不忘办社学、兴教化。分巡漳南道，加上马明衡游学漳州、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使得阳明门人在漳州地区的讲学传道一时蔚然成风，拉开了“漳士舍旧闻而好新论”的帷幕。
1.黄直
黄直（1500—1579），字以方，金溪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受业于王守仁。
嘉靖三年至七年（1524—1528），黄直任漳州府推官，期间“尝署长泰、漳浦两县，扩学宫，置射圃，立文公祠，建讲堂斋舍，经费皆取之淫祠，而劳不逮民。每朔望莅学，与诸生讲义理，日中乃退。”[3]1 190《长泰县志》载曰：
（嘉靖）四年署县，抚恤贫穷，惩革奸猾。劝课农，雪冤狱，每朔望，莅学与诸生讲论，日中乃退。斥毁淫祠，拓建庙学，壮丽伟观，有功于教化甚大。参见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泰县志》（乾隆庚午版，重印本），2008年，第117页。
《漳浦县志》也有“（嘉靖）五年，推官黄直署邑篆……以授学徒”参见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漳浦县志》（点校本），2004年，第236-237页。的相关记载。可见，无论是担任长泰署县，還是履职漳浦署县，黄直都重视思想教育和民风教化，拆毁淫祠、鬼祠，扩建学校，坚持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的上午时间，搁置政务，亲自到学宫向庠生、秀才讲学授课，且未到正午时刻绝不结束讲课，让长泰、漳浦两邑学子接受阳明学的教化熏陶。这与王阳明在赣州期间，亲自到濂溪书院授课讲学的做法如出一辙《崇义县刘氏四修族谱》“刘镤”条目载：明正德十三年，阳明公召诸生讲学濂溪书院，与堂弟铿同赴赣集讲堂听受旬余，自是学业益进。。
2.马明衡
马明衡（1491—1557），字子莘，号师山，福建莆田人。《明史》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4]5 464 马明衡自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仪”被罢黜为民后，长期赋闲莆田老家。期间，他借助同门学友黄直任职漳州之便，经常出入漳州一带讲学，传播阳明学。嘉靖年间，马明衡在撰写《平和县碑记》时，既描述了阳明先生的奏设肇创平和之功，又对“平和”县名进行阐发：
又惧非长久之道，覆详诸司，佥议设县。疏上，天子可其奏，谓地旷民顽，即若析南靖之半，分理得入，将寇平而人和。[5]1 121
嘉靖五年（1526），马明衡还为漳浦县撰写了《重建明伦堂记》《漳浦县志》（卷九，学校志）记载：嘉靖五年，推官黄直署邑篆，更建明伦堂，规制宏伟，其木石取诸毁东岳庙，有莆田马鸣衡记。，以“学其如圣人者、去其不如圣人者，务存吾心之天理而去人欲之谓也”“志也者，天地之所以不息也，人心之所以不死也”[6]等观点，阐释良知、立志等思想，传播阳明学。
3.陈九川
陈九川（1494—1562），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江右王门重要代表人物。《明史》曰：“狱成，九川戍镇海卫，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还，卒。”[4]5 023
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三年期间，尽管身处“遥远、困苦、瘴海烟雾之中”[7]136，但始终不忘“崇理学，御教化而春秋俎豆”[7]136，将阳明学在荒野的海疆点亮，照耀着卫国守疆将士及其眷属的前路，让教化不及的海疆军民依然可以享受“文章在传播，昭昭乎不可泯者也”[7]136。还与聂豹一起，针对漳州、福建民众的客观需要，辑编重刻《传习录》，让八闽民众以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接地气的形式接受阳明学。正如聂豹在《重刻传习录序》所言：
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浚（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以广先生之觉焉。[8]
镇海卫军民感念其“扶舆正气”“笃佑忠良”，即使身处“海濒，也操志益励，苦节弥贞”，特建祠祀之，“以慰卫人仰止之望”[7]136。可见，陈九川在被谪戍镇海卫期间的讲学传道，深得民众之心，赢得了百姓的感念与缅怀。
4.聂豹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明史》载：“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辨难，心益服。后闻守仁殁，为位哭，以弟子自处。”[4]5 336-5 337
聂豹巡按福建期间，正值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与其颇有往来，因此多次往返漳州，并在漳郡宣讲“良知之学”，对当时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其為陈九川所撰：“时余以御史按闽，（九川）先生自忘其为迁客，余亦忘之，往来商订，互有裨益。”聂豹还留下了多首游历漳州的诗句，在诗中也表达了面对“嚚讼民非”的漳州社情，深感“推行大道教化民众”的艰辛与不易，流露了“期待恢复礼教”的使命与担当。
5.何春
何春（生卒不详），字元之，江西于都人，弘治甲子（1504）举人，是王阳明于都“王门五子”于都王门五子指何廷仁、黄弘纲、何春、管登、袁庆麟。之一。王阳明在赣州时，何春时常聆听先生讲授良知之学。
嘉靖十年（1531），何春任诏安首任知县，面对百废待兴的一个新县份，积极推行被阳明先生实践证明切实可行的《南赣乡约》，移风易俗，强化社会治理。在政务之余，效仿阳明先生“召诸生讲学”的做法，在县治明伦堂，传授阳明学，推行乡约，化民成俗，深得民众拥戴。
嘉靖十年知诏安县，春尝师事王阳明先生，学以圣贤为的。其牧民不拘于簿书期会间，政暇诣明伦堂，与诸生讲论，示以为学趋向。教民行乡约，习文公家礼。毁淫祠，禁图赖。当县治新设之初，务欲化干戈俎豆。在任未久，改知含山，行李萧然，民至今思之。[5]1 146-1 147
明嘉靖时期，这些入闽莅漳任职的阳明弟子，为其他弟子在漳讲学传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既推动了李世浩、林楚、陈鸣球等一批漳籍阳明后学传播王学的积极性，也促进了一大批漳士外出追问王学，拓宽视野。如漳浦人邱原高得知阳明弟子安福邹守益、吉水罗洪先在赣讲学，不远千里，徒步赶赴安吉府，刻苦学习，思索探微，领悟阳明学的要义，颇有心得。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漳浦，与同志学友切磋研磨学问，倡明王学之道。
二、明万历年间的李材及漳籍后学讲授不辍，促成漳郡阳明学的勃兴振发
明隆庆元年（1567），朝廷“诏赠新建侯，谥文成”[9]1 495，认为王阳明是“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9]1 496，加上明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文庙，使得王阳明及其心学在明隆庆、万历年间不再是“伪学”，甚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给漳州阳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机遇。期间，被贬戍镇海卫的阳明再传弟子李材与当时号称“漳州五贤”漳州五贤指施仁、潘鸣时、高则贤、潘桂芳、周一阳。等诸生，时常在漳州龙江书院龙江书院，属漳州府义学书院。据《漳州府志》（光绪本）记载：在府治西北登高山（今漳州市区芝山）上，旧为临漳台。宋朱文公守漳州时筑室讲学，未果，后守危稹乃创为之，以成公志。宋季毁于兵，遗址归浮屠氏。明知府王文、陈洪谟相继重修，遗址犹未尽复。嘉靖三十年（1551），知府孙裕辟新路，立碑路口。三十五年（1556）知县蔡亨嘉毁僧房，自井东以上，辟为五经书院。内建讲堂，扁正门曰“一郡精华”。讲堂之后，最高处曰“极高明”。外建东西大门，曰“崇正辟邪”“继往开来”，规制宏广。嘉靖四十五年（1566），知府唐九德重修，扁讲堂曰“道一堂”，东西二门曰“崇正学”“育英才”。覈其房间，号以千字文，命士肄业其中，每月躬往课之。院东旧有道原堂，后为朱子祠，今为芝山书院。正学堂讲学授道，使得“姚江致良知之说”在漳州成为一时风尚，风靡八闽，以致“闽士负笈至者，无虑数百人”[10]218之众。
1.李材
李材（1529—1607），字孟诚，号见罗，江西丰城人，素从阳明弟子邹守益讲学。据《明史》记载： 至（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镇海卫。
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罗先生。系狱时，就问者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4]5 958
谪戍期间，正值镇海卫所商议建立讲堂，拟聘李材讲学，以革除“士官多为浮浪子弟，终日无所事事，武备流于形式”的弊端。李材欣然接受，并以师道自居，做到师严道尊，严于约束，在讲学中传承发展阳明学，以“大学知止知本”为宗，强调“随地体认天理”“正心修身”，以摆脱放诞虚矫之弊，给当时的镇海卫，乃至漳州、福建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风。
李材谪戍镇海卫期间，恰逢阳明后学许孚远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明史》载：“二十年（1592）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孚远笃信良知。”有鉴于许孚远在漳州的行迹尚未掌握，所以本文没有单独列出介绍。巡抚福建，与李材“日相过从”，让其有一个良好的传授氛围与愉悦的讲学心情。这也许是李材在闽讲学成果颇丰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在镇海卫谪戍、讲学经历，当地史志多有记载：
李见素材戍镇海时，遇操习期必戴胄、执戈，赴教场供职。时升平日久，卫官皆纨绔膏粱，久废武备，苦之，乃群议立讲堂，延李讲学。李以师道自处，乃已。[7]179
至漳，自都邑大夫，下逮子衿，咸执弟子礼焉。于巡抚敬庵许公、督学匡岳徐公称师友。改修道原堂为讲学书院，所传语录甚多，无非反复开明“修身为本”也。[3]2 163
2015年8月初，在漳州市政府大院内发现一块立于明代漳郡正学堂正学堂，位于今漳州市区的芝山。历代称谓不一，或曰龙江书院、芝山书院，或曰道原堂、正学堂。残碑，故名“正学堂碑”，碑文主要阐述李材修身为本的思想参见郑晨寅：《从“正学堂碑”看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第44-48页。。立碑诸生中，有漳籍阳明后学潘时鸣的儿子潘庭礼、门生吴道濂，还有洪启源洪启源，字懋仁，龙溪人。在李材《正学堂稿》中有《王馈兼金百镒章答洪懋仁问》等篇答问。、林凤翔林凤翔，字而德，镇海卫人。在李材《正学堂稿》中有《答林而德书》等篇答问。等一大批在《正学堂稿》中体现的门生。由此推断，立碑者不乏入宗王门的漳籍学子。此碑成为明中晚时期阳明学在漳州地区传播最为直接、有力的文物证据。
2.潘鸣时
潘鸣时（生卒不详），字征平，海澄人。少年之时就有大志向，在龙岭岩读书时，得到王阳明所著《传习录》善本，细读深究之后，欣然领会，颇有收获。负笈赶往绍兴，拜谒王龙溪、钱绪山，学习探讨“良知之学”，深有体悟，认为“天下事皆起于心”。学成归来，召聚门徒讲习讨论，寒暑不辍，不遗余力地传播“良知之学”。
潘鸣时不仅讲习传播阳明心学，还付之于行动。他学习借鉴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本乡推行“举乡约、积义仓、练乡兵”等措施，以防不测。当时，五寨发生草寇扰民之乱，潘鸣时出动所练的乡兵征讨草寇，将其擒获，同时亲自到山寨讲明道理，安抚逆党，使之归顺朝廷。此举，深得当时执政者的欣赏与器重。明隆庆二年（1568）领恩贡入太学，归来之后，听其讲习的门徒日益增多。去世后，漳籍门生吴道濂、苏攀等为其建祠，祀于南山寺潜云室。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漳州郡守闵梦得同意其门生的申请，春、秋两季以府学官临其祭，仍以吴道濂、苏攀配祀，二生循习师训，皆敦行君子也[3]1 337。
3.施仁
施仁（生卒不详），字近甫，龙溪人。博洽善属文，每月定时在龙江书院开课教授，以“姚江致良知之说”为讲学内容。当时知府要求所有地方官员、府学生员每月至少要到龙江书院学习修课一次，施仁等“漳州五贤”借此机会大肆阐明、传播阳明学，一时风靡八闽大地，以致全省不少学者慕名而来，负笈临漳求学，学生人数之多，一眼望去人头攒动，每每都有数百人之众。其中又以争相聆听施仁讲课教导而开启者为最多。
之后，因母丧丁忧在家。一有空余时间，就与诸生讲论不辍，于义利之介斤斤如也。特别是晚年，更加注重讲学，坐次左右均为经史，或是见闻的善言善事之类，与友人谈论，只有讨论天道，再无其他可言的。其从子施三畏，也好古力行，家庭间自为师友。当时，在漳州就有“一门两道学”的赞誉。
4.潘桂芳
潘桂芳（生卒不详），字佳植，龙溪人。16岁时，到潮州拜阳明亲传弟子薛侃为师，学习阳明心学。薛侃向其讲授《研几录》《研几录》：明薛侃撰，其门人郑三极所编。。学成归漳，与从兄潘鸣时共同细绎参订阳明学。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应贡之后，担任钱塘、泰宁县学博士，始终不忘昌明圣学，以励学成德为己任。致仕回漳后，继续讲学，时常到龙江书院传授“良知之说”。深得宗伯林士章的赏识与器重，潘桂芳成为其子林汝诏的老师。
可见，在明嘉万年间嘉万年间指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漳州地区崇尚“姚江致良知之说”成为一时风尚，龙江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学的主要场所。授课老师除了“漳州五贤”外，还有周一阳、侯任侯 任，字志尹，龙溪人。因为家境贫乏，以收门徒授课文为生计，供养家人，成为漳州文化名人。明嘉靖己未（1559）倭寇入侵漳州时被抓，素闻其名，不忍加害。侯任与当时的漳州知名学者潘鸣时、施仁经常有往来，一起讲学。、陈第偕等漳籍阳明后学，听课者数百之众。
三、明崇祯年间的阳明后学互动掀起，推动漳郡阳明学的持续发展
明崇祯年间，施邦曜、王立准等一批浙籍阳明后学莅漳任职，以“知行合一”的自觉，践履“明德亲民”的理念，做到崇实黜虚，经世致用，既赢得了漳郡民众的信任与尊崇，又让阳明学得以扩充传播，影响了一大批漳籍官员的思想意识，使得阳明学在漳传播又有新发展，并得以推向一个新高度。
1.施邦曜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明史》赞其：“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經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4]6 852 担任漳州知府期间，“遇饥煮粥，遇旱布祷，恤孤怜寡，扶善锄强，一切行政区画方略都按当年阳明平漳寇时的举措办理，政绩突出，故漳州有‘前后两个文成’之誉。”[11]《漳州府志》甚至将其赞为“媲之紫阳”：
四明守漳，超伦轶类先辈，媲之紫阳，入为纳言，捐躯殉国，其古志士仁人之流矣！[3]1 186
可见，那种“身经戎行，平贼定难，抒朝廷之忧患，解苍生于倒悬”的惠政施而万民苏之功业，与王阳明当年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平寇靖乱之伟业是何等相似。可以说，施邦曜以其亲身践履良知之教，在漳州地区高扬起“王学”旗帜。斯人已去，政声永留，《施郡侯镇门功德碑》《惠建铳城功德碑》等历史遗存矗立在漳郡下属的龙海市榜山镇、漳浦县旧镇镇。尽管碑文已被风雨侵蚀，字迹模糊，但从只言片语中还可见施邦曜的作为，深受商民士绅的称赞。当地百姓为其立生祠，塑像称神膜拜，誉为“施太爷”，数百年来始终如初，香火不灭。正是由于施邦曜在漳州的影响力，让明季的漳州掀起了一股“阳明热”。
期间，在精读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时，常常加以评点、批注，深感其帙卷繁多、阅读不易，便按理学、文章、经济，归类汇编《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学界称此本为崇祯施氏刻本）。这部刻本后来成为多家翻刻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施邦曜还重建祭祀王阳明平漳寇重要属官钟湘的“钟公祠”，支持平和知县王立准移建王文成公祠，还“从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为祠费具备，属于纪事”[12]218，并为该祠题匾“正学崇勋”，成为平和百姓“追忆阳明肇建之功、传承阳明心学之光”的地方。
2.王立准
王立准（生卒不详），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临海人，是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从小在家庭就接受阳明学熏陶，尊崇王阳明。明崇祯六年（1633）始任平和知县，任期三年有余。期间“至特建王文成公祠，刻其全部文集，极有功名教。”[13]288
到任平和不久，王立准以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位于儒学西南角的阳明祠“湫隘卑庳”[13]336为由，鉴于“溯文成之原，宏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锄鹿苑，使天下之小慧闲悦者无以自托，是则亦文成之发轫藉为收实也”[13]336之目的，“移建于东郊”[13]336，改名为“王文成公祠”，以怀念阳明功德，恢复祠祀规礼。新建公祠三进，面阔三间，并请黄道周撰书《平和县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记述：
于时主县治者，为天台王公讳立准，莅任甫数月，百废俱举，行保甲治诸盗有声。而四明施公莅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于四明，犹虔、吉之于姚江也。王公即选胜东郊，负郭临流，为堂宇甚壮。施公从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为祠费具备，属余纪事。[12]218
建祠之后，捐钱购置良田数顷，作为祀田。与此同时，受施邦曜之托，组织16名刻工，于崇祯七年（1634）秋开刻《阳明先生集要》，经过近一年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于次年（1635）夏末竣工成书，将阳明学说在漳州地区的弘扬、传承、发展推到一个新高度。目前，该刻本仅存世两套，分别藏于國家图书馆善本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3.黄道周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元，号石斋，漳浦之铜山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年十四，慨然有四方志，不肯治博士业。抵博罗谒韩大夫日缵。韩家多异书，得尽览所未见。”[3]1 345应该说，黄道周的学术气质偏向于朱学，但受泰州学派、同邑阳明后学薛士彦的影响，加上在漳讲学期间，与时任漳州知府的阳明后学施邦曜往来密切，彼此共同研讨学问，加深了对王学的接受与吸纳，从其为《阳明先生集要》所作序言中可窥一斑：
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到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1]序6
黄道周在撰书《平和县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时发出了“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12]218之叹，从中可以看出他“因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下”的遗憾与感慨，看出他对王阳明的崇拜。在讲学时，黄道周并不排斥陆王心学，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引用一些陆王心学的观点。正因其对王阳明事功、学术成就的尊崇以及对其学说的接受，以至于有人将其直接归入王学。清代学者袁翼认为：
“石斋湛深经术，私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先生以此山名其文集，其寄意或在是也夫。”参见袁翼：《书<崇祀录>后》，《邃怀堂全集》文集卷二。
袁翼以“微有转手”来指出其对阳明心学的一种选择性接纳参见陈良武：《王学在闽南的传播及其对黄道周的影响》，《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单列本第14页。。
4.薛士彦
薛士彦（生卒不详），字道誉，号钦宇，漳浦绥安人。万历庚辰（1580）进士，官至广西、云南左右布政使。致仕回漳后，创办“共学堂”，讲授理学，“本诸盱江罗氏盱江罗氏指王门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四方负笈者以百计”参见《漳浦县志》（校注本），第457页。。薛士彦天性勤学，鸡鸣必起亲灯，勤恳办学授课，至老不倦，数以百计的学者从四里八乡云集其门庭之下，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如陶望龄为其撰写墓志铭的云霄人林偕春。
此外，有“理学布衣”之称的张士楷，潜心“性命”于姚江“致良知”之学，人们争相拜其为师，如同邑陈祖虞不足30岁便放弃科举学业，而“师事丹山张士楷，器重之”[3]1 338，专注于圣贤之学，颇有成就。王志道之孙王仍辂也“从丹山张士楷游”[3]1 348。可见，明末清初年间，漳州地区依然追崇阳明学，学风之炽、传播之远有如嘉万年间嘉万年间指明嘉靖、万历年间。之盛。
四、结论 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都受到“长期累积的本土文化底蕴与当下主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作为明代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在朱学重地漳州的传播发展，同样摆脱不了漳州本土文化的影响，在传播、嵌入、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具有漳州特色的阳明学。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朱王会通。作为朱学重地的漳州，阳明学受到开放、包容的闽南文化影响，呈现出多元包容并蓄的特征，不少学子负笈外出学习，出现了一个宗族里既有学宗程朱又有探微陆王的学术现象，形成了漳郡“阳明后学与朱子后学共通共融”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阳明后学林一新胞兄林一阳林一阳，字复夫，号复庵，漳浦人，嘉靖三十年（1551）举人。官至济南通判、唐府审理。则尊崇程朱理学，对阳明学说进行批评和抵制。从黄道周的学风发展、学问切磋、讲学内容等方面来看，既传承朱学的文化底色，还吸收王学的文化营养，是一个“朱学为体，王学为用”的完美结合。二是家族抱团。在众多的漳籍阳明后学中，不少是同一宗族的学子，抱团一起求学，如漳浦三凤厅林氏一族的林成纲、林一新、林楚以及宗亲潘桂芳，结伴到潮州拜师于薛侃门下;龙溪人黄如洁、黄如信、黄如颙、黄如庆等兄弟皆为李材门生。又有家族代代相传的，成为漳郡王学世家，如潘时鸣、潘庭礼父子，施仁、施三畏父子，周一阳、周起元爷孙，都浸润于姚江之学。这种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而“抱团一起”、具有明显闽南文化特质的传承弘扬方式，在阳明学的发展中，也是鲜有地域特色的。三是回馈桑梓。阳明学在漳州地区的传承、发展中，除了一批莅漳任職、谪戍、游学的阳明后学外，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漳籍阳明后学。他们学成之后，或致仕，或归隐在乡里社学、城中学院，以亲身行动效仿王阳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9]45之精神，孜孜不倦地传播“良知之学”。正是这些“扎根故土、永不撤退”的阳明学传播者，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影响力，让明中后期的漳郡高扬“王学”旗帜。如平和人、宁波府教授李世浩致仕归乡后，建聚贤堂，讲阳明之学;潘桂芳致仕回漳后，时常到龙江书院传授“良知之说”……这些“回馈桑梓”的文化传承方式正是闽南人“重乡崇祖”生活哲学的具体表现。
明代中后期的漳州，在“闽中王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地位凸显，概括起来有三：一是成为“闽中王门”的发展重地。明代中后期，一大批阳明门人及其后学寓漳，高扬“王学”旗帜，一度以官府的公权力介入讲授其间，将“姚江之学”传入漳州;一大批漳籍学子远走四方问学“王门”，学成归梓，办学堂、招门徒，吸引八闽学子慕名负笈来漳，将“姚江之学”传遍漳州，成为漳郡学术时尚，风靡八闽，点亮“闽中王门”的灵光。二是阳明学古籍善本的刊辑基地。先后刊刻《传习录》《阳明先生集要》两部阳明学的著作，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在漳州、福建的传播，也让后世打开了洞察明中后期漳州、福建学风的一扇“窗口”。三是漳州阳明学的发展从未间断。无论是嘉靖年间，由黄直、陈九川、何春等阳明亲传弟子担纲的讲学传播，开创了阳明学在漳郡的传播先河;还是在万历年间，由李材以及“漳州五贤”等漳籍阳明后学领衔的学院讲授，吸引了八闽学者纷至沓来;或是崇祯年间，由施邦曜、黄道周等阳明后学掀起的“阳明热”，都是明代中后期“闽中王门”弘扬、传承、发展的一个个重要节点，对阳明学在福建的传承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同样，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承与发展也是生生不息的，对漳州特别是闽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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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漳州;王学;阳明后学;讲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1-0048-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08
漳州自唐垂拱年间置府建州至今，已有1 3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紫阳、阳明二圣过化之地，文化底蕴深厚。
明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1517）正月十六日莅赣上任，巡抚包括漳州在内的“八府一州”。期间，曾亲率2 000名精兵入闽平漳寇，打响了他巡抚南赣的第一仗——漳南战役，肃清了发生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乱。之后，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提出“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1]406的长治久安之策，建议添设平和县，创办学校教育，对漳州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宋以降，漳州就是朱学重地，但这并不意味阳明学在漳州地区湮没无闻，也不代表漳州地区未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完全有理由说，阳明学在漳州地区始终得到了一定程度传播，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究其原因，除了王阳明本人在巡抚南赣期间的平乱、施政、教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莅漳任职、或被贬谪到漳的阳明门人、后学在漳州地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使得阳明学得以冲破朱学藩篱的万重阻隔，传播四方，发扬光大，泽被后世。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虽有“闽粤王门学案”一卷，但却以“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2]一笔带过，更无记述“闽中王门”的发展。其实，王阳明门人、后学在漳州、福建讲学传道却是毋庸置疑的。单从漳州地区的情况就可窥一斑。从明嘉靖三年（1524）到崇祯十七年（1644）的120年间，已知的就有数十位阳明门人、后学或任职、或谪戍而寓漳。他们尽管身居官场高位，却始终不忘阐发王学之根本，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致力于传播阳明学，讲授不止，耕耘不辍，影响不断。无论是在漳州府任职的黄直、施邦曜，还是在属县担任知县的何春、王立准，或是谪戍镇海卫的陈九川、李材，都拥有一般平民百姓所没有的特殊社会资源，这对于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的阳明学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既改变了漳州地区的文化生态，也促进了漳州地区的文化繁荣进步。正如《漳州府志》所记：
明自成化以前，姚江之说未兴，士皆禀北溪之教，通经明理，躬修实践，循循乎上接乎考亭，无异师异说以汨之，不亦乐善乎。正德以后，大江东西以《传习录》相授受，豪杰之士翕然顾化，漳士亦有舍旧闻而好为新论者。如邱氏原高“昔信理，今信心”之说，陈氏鸣球“吾心无二”之云。[3]1 338
梳理明代中后期漳州地区阳明学发展历程，可以把其分为明嘉靖、万历、崇祯年间三个发展阶段，且各有特色凸显。
一、明嘉靖年间的阳明门人担纲讲学传播，开创漳郡阳明学的传播先河
明嘉靖年间，一大批亲炙阳明的弟子门人入闽莅漳任职，如聂豹巡按福建、黄直任漳州府推官、何春任诏安县首任知县、王时槐王时槐（1522—1605），字子直，号塘南，江西安福人，为阳明再传弟子。据《镇海卫志》记载：“铜山千户所……（嘉靖）三十六年倭警，众议东北城圮且卑，具呈漳南道王公时槐愿自修筑。委诏安知县龚有成勘修，益卑以高，易土以石，东北始为崇墉。”王时槐在嘉靖年间莅闽履职，积极践行先生“知行合一”思想，始终心系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推动、指导镇海卫所及其所属之户所的修建。与此同时，王时槐也秉承阳明先生“随时随地讲学”的作风，时时不忘办社学、兴教化。分巡漳南道，加上马明衡游学漳州、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使得阳明门人在漳州地区的讲学传道一时蔚然成风，拉开了“漳士舍旧闻而好新论”的帷幕。
1.黄直
黄直（1500—1579），字以方，金溪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受业于王守仁。
嘉靖三年至七年（1524—1528），黄直任漳州府推官，期间“尝署长泰、漳浦两县，扩学宫，置射圃，立文公祠，建讲堂斋舍，经费皆取之淫祠，而劳不逮民。每朔望莅学，与诸生讲义理，日中乃退。”[3]1 190《长泰县志》载曰：
（嘉靖）四年署县，抚恤贫穷，惩革奸猾。劝课农，雪冤狱，每朔望，莅学与诸生讲论，日中乃退。斥毁淫祠，拓建庙学，壮丽伟观，有功于教化甚大。参见长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泰县志》（乾隆庚午版，重印本），2008年，第117页。
《漳浦县志》也有“（嘉靖）五年，推官黄直署邑篆……以授学徒”参见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漳浦县志》（点校本），2004年，第236-237页。的相关记载。可见，无论是担任长泰署县，還是履职漳浦署县，黄直都重视思想教育和民风教化，拆毁淫祠、鬼祠，扩建学校，坚持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的上午时间，搁置政务，亲自到学宫向庠生、秀才讲学授课，且未到正午时刻绝不结束讲课，让长泰、漳浦两邑学子接受阳明学的教化熏陶。这与王阳明在赣州期间，亲自到濂溪书院授课讲学的做法如出一辙《崇义县刘氏四修族谱》“刘镤”条目载：明正德十三年，阳明公召诸生讲学濂溪书院，与堂弟铿同赴赣集讲堂听受旬余，自是学业益进。。
2.马明衡
马明衡（1491—1557），字子莘，号师山，福建莆田人。《明史》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4]5 464 马明衡自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仪”被罢黜为民后，长期赋闲莆田老家。期间，他借助同门学友黄直任职漳州之便，经常出入漳州一带讲学，传播阳明学。嘉靖年间，马明衡在撰写《平和县碑记》时，既描述了阳明先生的奏设肇创平和之功，又对“平和”县名进行阐发：
又惧非长久之道，覆详诸司，佥议设县。疏上，天子可其奏，谓地旷民顽，即若析南靖之半，分理得入，将寇平而人和。[5]1 121
嘉靖五年（1526），马明衡还为漳浦县撰写了《重建明伦堂记》《漳浦县志》（卷九，学校志）记载：嘉靖五年，推官黄直署邑篆，更建明伦堂，规制宏伟，其木石取诸毁东岳庙，有莆田马鸣衡记。，以“学其如圣人者、去其不如圣人者，务存吾心之天理而去人欲之谓也”“志也者，天地之所以不息也，人心之所以不死也”[6]等观点，阐释良知、立志等思想，传播阳明学。
3.陈九川
陈九川（1494—1562），字惟浚，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江右王门重要代表人物。《明史》曰：“狱成，九川戍镇海卫，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还，卒。”[4]5 023
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三年期间，尽管身处“遥远、困苦、瘴海烟雾之中”[7]136，但始终不忘“崇理学，御教化而春秋俎豆”[7]136，将阳明学在荒野的海疆点亮，照耀着卫国守疆将士及其眷属的前路，让教化不及的海疆军民依然可以享受“文章在传播，昭昭乎不可泯者也”[7]136。还与聂豹一起，针对漳州、福建民众的客观需要，辑编重刻《传习录》，让八闽民众以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接地气的形式接受阳明学。正如聂豹在《重刻传习录序》所言：
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浚（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以广先生之觉焉。[8]
镇海卫军民感念其“扶舆正气”“笃佑忠良”，即使身处“海濒，也操志益励，苦节弥贞”，特建祠祀之，“以慰卫人仰止之望”[7]136。可见，陈九川在被谪戍镇海卫期间的讲学传道，深得民众之心，赢得了百姓的感念与缅怀。
4.聂豹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明史》载：“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说，与辨难，心益服。后闻守仁殁，为位哭，以弟子自处。”[4]5 336-5 337
聂豹巡按福建期间，正值陈九川谪戍镇海卫，与其颇有往来，因此多次往返漳州，并在漳郡宣讲“良知之学”，对当时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其為陈九川所撰：“时余以御史按闽，（九川）先生自忘其为迁客，余亦忘之，往来商订，互有裨益。”聂豹还留下了多首游历漳州的诗句，在诗中也表达了面对“嚚讼民非”的漳州社情，深感“推行大道教化民众”的艰辛与不易，流露了“期待恢复礼教”的使命与担当。
5.何春
何春（生卒不详），字元之，江西于都人，弘治甲子（1504）举人，是王阳明于都“王门五子”于都王门五子指何廷仁、黄弘纲、何春、管登、袁庆麟。之一。王阳明在赣州时，何春时常聆听先生讲授良知之学。
嘉靖十年（1531），何春任诏安首任知县，面对百废待兴的一个新县份，积极推行被阳明先生实践证明切实可行的《南赣乡约》，移风易俗，强化社会治理。在政务之余，效仿阳明先生“召诸生讲学”的做法，在县治明伦堂，传授阳明学，推行乡约，化民成俗，深得民众拥戴。
嘉靖十年知诏安县，春尝师事王阳明先生，学以圣贤为的。其牧民不拘于簿书期会间，政暇诣明伦堂，与诸生讲论，示以为学趋向。教民行乡约，习文公家礼。毁淫祠，禁图赖。当县治新设之初，务欲化干戈俎豆。在任未久，改知含山，行李萧然，民至今思之。[5]1 146-1 147
明嘉靖时期，这些入闽莅漳任职的阳明弟子，为其他弟子在漳讲学传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既推动了李世浩、林楚、陈鸣球等一批漳籍阳明后学传播王学的积极性，也促进了一大批漳士外出追问王学，拓宽视野。如漳浦人邱原高得知阳明弟子安福邹守益、吉水罗洪先在赣讲学，不远千里，徒步赶赴安吉府，刻苦学习，思索探微，领悟阳明学的要义，颇有心得。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漳浦，与同志学友切磋研磨学问，倡明王学之道。
二、明万历年间的李材及漳籍后学讲授不辍，促成漳郡阳明学的勃兴振发
明隆庆元年（1567），朝廷“诏赠新建侯，谥文成”[9]1 495，认为王阳明是“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9]1 496，加上明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文庙，使得王阳明及其心学在明隆庆、万历年间不再是“伪学”，甚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这给漳州阳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机遇。期间，被贬戍镇海卫的阳明再传弟子李材与当时号称“漳州五贤”漳州五贤指施仁、潘鸣时、高则贤、潘桂芳、周一阳。等诸生，时常在漳州龙江书院龙江书院，属漳州府义学书院。据《漳州府志》（光绪本）记载：在府治西北登高山（今漳州市区芝山）上，旧为临漳台。宋朱文公守漳州时筑室讲学，未果，后守危稹乃创为之，以成公志。宋季毁于兵，遗址归浮屠氏。明知府王文、陈洪谟相继重修，遗址犹未尽复。嘉靖三十年（1551），知府孙裕辟新路，立碑路口。三十五年（1556）知县蔡亨嘉毁僧房，自井东以上，辟为五经书院。内建讲堂，扁正门曰“一郡精华”。讲堂之后，最高处曰“极高明”。外建东西大门，曰“崇正辟邪”“继往开来”，规制宏广。嘉靖四十五年（1566），知府唐九德重修，扁讲堂曰“道一堂”，东西二门曰“崇正学”“育英才”。覈其房间，号以千字文，命士肄业其中，每月躬往课之。院东旧有道原堂，后为朱子祠，今为芝山书院。正学堂讲学授道，使得“姚江致良知之说”在漳州成为一时风尚，风靡八闽，以致“闽士负笈至者，无虑数百人”[10]218之众。
1.李材
李材（1529—1607），字孟诚，号见罗，江西丰城人，素从阳明弟子邹守益讲学。据《明史》记载： 至（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镇海卫。
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罗先生。系狱时，就问者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4]5 958
谪戍期间，正值镇海卫所商议建立讲堂，拟聘李材讲学，以革除“士官多为浮浪子弟，终日无所事事，武备流于形式”的弊端。李材欣然接受，并以师道自居，做到师严道尊，严于约束，在讲学中传承发展阳明学，以“大学知止知本”为宗，强调“随地体认天理”“正心修身”，以摆脱放诞虚矫之弊，给当时的镇海卫，乃至漳州、福建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风。
李材谪戍镇海卫期间，恰逢阳明后学许孚远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明史》载：“二十年（1592）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孚远笃信良知。”有鉴于许孚远在漳州的行迹尚未掌握，所以本文没有单独列出介绍。巡抚福建，与李材“日相过从”，让其有一个良好的传授氛围与愉悦的讲学心情。这也许是李材在闽讲学成果颇丰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在镇海卫谪戍、讲学经历，当地史志多有记载：
李见素材戍镇海时，遇操习期必戴胄、执戈，赴教场供职。时升平日久，卫官皆纨绔膏粱，久废武备，苦之，乃群议立讲堂，延李讲学。李以师道自处，乃已。[7]179
至漳，自都邑大夫，下逮子衿，咸执弟子礼焉。于巡抚敬庵许公、督学匡岳徐公称师友。改修道原堂为讲学书院，所传语录甚多，无非反复开明“修身为本”也。[3]2 163
2015年8月初，在漳州市政府大院内发现一块立于明代漳郡正学堂正学堂，位于今漳州市区的芝山。历代称谓不一，或曰龙江书院、芝山书院，或曰道原堂、正学堂。残碑，故名“正学堂碑”，碑文主要阐述李材修身为本的思想参见郑晨寅：《从“正学堂碑”看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播》，《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第44-48页。。立碑诸生中，有漳籍阳明后学潘时鸣的儿子潘庭礼、门生吴道濂，还有洪启源洪启源，字懋仁，龙溪人。在李材《正学堂稿》中有《王馈兼金百镒章答洪懋仁问》等篇答问。、林凤翔林凤翔，字而德，镇海卫人。在李材《正学堂稿》中有《答林而德书》等篇答问。等一大批在《正学堂稿》中体现的门生。由此推断，立碑者不乏入宗王门的漳籍学子。此碑成为明中晚时期阳明学在漳州地区传播最为直接、有力的文物证据。
2.潘鸣时
潘鸣时（生卒不详），字征平，海澄人。少年之时就有大志向，在龙岭岩读书时，得到王阳明所著《传习录》善本，细读深究之后，欣然领会，颇有收获。负笈赶往绍兴，拜谒王龙溪、钱绪山，学习探讨“良知之学”，深有体悟，认为“天下事皆起于心”。学成归来，召聚门徒讲习讨论，寒暑不辍，不遗余力地传播“良知之学”。
潘鸣时不仅讲习传播阳明心学，还付之于行动。他学习借鉴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本乡推行“举乡约、积义仓、练乡兵”等措施，以防不测。当时，五寨发生草寇扰民之乱，潘鸣时出动所练的乡兵征讨草寇，将其擒获，同时亲自到山寨讲明道理，安抚逆党，使之归顺朝廷。此举，深得当时执政者的欣赏与器重。明隆庆二年（1568）领恩贡入太学，归来之后，听其讲习的门徒日益增多。去世后，漳籍门生吴道濂、苏攀等为其建祠，祀于南山寺潜云室。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漳州郡守闵梦得同意其门生的申请，春、秋两季以府学官临其祭，仍以吴道濂、苏攀配祀，二生循习师训，皆敦行君子也[3]1 337。
3.施仁
施仁（生卒不详），字近甫，龙溪人。博洽善属文，每月定时在龙江书院开课教授，以“姚江致良知之说”为讲学内容。当时知府要求所有地方官员、府学生员每月至少要到龙江书院学习修课一次，施仁等“漳州五贤”借此机会大肆阐明、传播阳明学，一时风靡八闽大地，以致全省不少学者慕名而来，负笈临漳求学，学生人数之多，一眼望去人头攒动，每每都有数百人之众。其中又以争相聆听施仁讲课教导而开启者为最多。
之后，因母丧丁忧在家。一有空余时间，就与诸生讲论不辍，于义利之介斤斤如也。特别是晚年，更加注重讲学，坐次左右均为经史，或是见闻的善言善事之类，与友人谈论，只有讨论天道，再无其他可言的。其从子施三畏，也好古力行，家庭间自为师友。当时，在漳州就有“一门两道学”的赞誉。
4.潘桂芳
潘桂芳（生卒不详），字佳植，龙溪人。16岁时，到潮州拜阳明亲传弟子薛侃为师，学习阳明心学。薛侃向其讲授《研几录》《研几录》：明薛侃撰，其门人郑三极所编。。学成归漳，与从兄潘鸣时共同细绎参订阳明学。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应贡之后，担任钱塘、泰宁县学博士，始终不忘昌明圣学，以励学成德为己任。致仕回漳后，继续讲学，时常到龙江书院传授“良知之说”。深得宗伯林士章的赏识与器重，潘桂芳成为其子林汝诏的老师。
可见，在明嘉万年间嘉万年间指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漳州地区崇尚“姚江致良知之说”成为一时风尚，龙江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学的主要场所。授课老师除了“漳州五贤”外，还有周一阳、侯任侯 任，字志尹，龙溪人。因为家境贫乏，以收门徒授课文为生计，供养家人，成为漳州文化名人。明嘉靖己未（1559）倭寇入侵漳州时被抓，素闻其名，不忍加害。侯任与当时的漳州知名学者潘鸣时、施仁经常有往来，一起讲学。、陈第偕等漳籍阳明后学，听课者数百之众。
三、明崇祯年间的阳明后学互动掀起，推动漳郡阳明学的持续发展
明崇祯年间，施邦曜、王立准等一批浙籍阳明后学莅漳任职，以“知行合一”的自觉，践履“明德亲民”的理念，做到崇实黜虚，经世致用，既赢得了漳郡民众的信任与尊崇，又让阳明学得以扩充传播，影响了一大批漳籍官员的思想意识，使得阳明学在漳传播又有新发展，并得以推向一个新高度。
1.施邦曜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明史》赞其：“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經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4]6 852 担任漳州知府期间，“遇饥煮粥，遇旱布祷，恤孤怜寡，扶善锄强，一切行政区画方略都按当年阳明平漳寇时的举措办理，政绩突出，故漳州有‘前后两个文成’之誉。”[11]《漳州府志》甚至将其赞为“媲之紫阳”：
四明守漳，超伦轶类先辈，媲之紫阳，入为纳言，捐躯殉国，其古志士仁人之流矣！[3]1 186
可见，那种“身经戎行，平贼定难，抒朝廷之忧患，解苍生于倒悬”的惠政施而万民苏之功业，与王阳明当年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平寇靖乱之伟业是何等相似。可以说，施邦曜以其亲身践履良知之教，在漳州地区高扬起“王学”旗帜。斯人已去，政声永留，《施郡侯镇门功德碑》《惠建铳城功德碑》等历史遗存矗立在漳郡下属的龙海市榜山镇、漳浦县旧镇镇。尽管碑文已被风雨侵蚀，字迹模糊，但从只言片语中还可见施邦曜的作为，深受商民士绅的称赞。当地百姓为其立生祠，塑像称神膜拜，誉为“施太爷”，数百年来始终如初，香火不灭。正是由于施邦曜在漳州的影响力，让明季的漳州掀起了一股“阳明热”。
期间，在精读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时，常常加以评点、批注，深感其帙卷繁多、阅读不易，便按理学、文章、经济，归类汇编《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学界称此本为崇祯施氏刻本）。这部刻本后来成为多家翻刻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施邦曜还重建祭祀王阳明平漳寇重要属官钟湘的“钟公祠”，支持平和知县王立准移建王文成公祠，还“从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为祠费具备，属于纪事”[12]218，并为该祠题匾“正学崇勋”，成为平和百姓“追忆阳明肇建之功、传承阳明心学之光”的地方。
2.王立准
王立准（生卒不详），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临海人，是阳明再传弟子王宗沐之孙，从小在家庭就接受阳明学熏陶，尊崇王阳明。明崇祯六年（1633）始任平和知县，任期三年有余。期间“至特建王文成公祠，刻其全部文集，极有功名教。”[13]288
到任平和不久，王立准以建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位于儒学西南角的阳明祠“湫隘卑庳”[13]336为由，鉴于“溯文成之原，宏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锄鹿苑，使天下之小慧闲悦者无以自托，是则亦文成之发轫藉为收实也”[13]336之目的，“移建于东郊”[13]336，改名为“王文成公祠”，以怀念阳明功德，恢复祠祀规礼。新建公祠三进，面阔三间，并请黄道周撰书《平和县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记述：
于时主县治者，为天台王公讳立准，莅任甫数月，百废俱举，行保甲治诸盗有声。而四明施公莅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于四明，犹虔、吉之于姚江也。王公即选胜东郊，负郭临流，为堂宇甚壮。施公从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为祠费具备，属余纪事。[12]218
建祠之后，捐钱购置良田数顷，作为祀田。与此同时，受施邦曜之托，组织16名刻工，于崇祯七年（1634）秋开刻《阳明先生集要》，经过近一年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于次年（1635）夏末竣工成书，将阳明学说在漳州地区的弘扬、传承、发展推到一个新高度。目前，该刻本仅存世两套，分别藏于國家图书馆善本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3.黄道周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元，号石斋，漳浦之铜山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年十四，慨然有四方志，不肯治博士业。抵博罗谒韩大夫日缵。韩家多异书，得尽览所未见。”[3]1 345应该说，黄道周的学术气质偏向于朱学，但受泰州学派、同邑阳明后学薛士彦的影响，加上在漳讲学期间，与时任漳州知府的阳明后学施邦曜往来密切，彼此共同研讨学问，加深了对王学的接受与吸纳，从其为《阳明先生集要》所作序言中可窥一斑：
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到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1]序6
黄道周在撰书《平和县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时发出了“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12]218之叹，从中可以看出他“因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下”的遗憾与感慨，看出他对王阳明的崇拜。在讲学时，黄道周并不排斥陆王心学，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引用一些陆王心学的观点。正因其对王阳明事功、学术成就的尊崇以及对其学说的接受，以至于有人将其直接归入王学。清代学者袁翼认为：
“石斋湛深经术，私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先生以此山名其文集，其寄意或在是也夫。”参见袁翼：《书<崇祀录>后》，《邃怀堂全集》文集卷二。
袁翼以“微有转手”来指出其对阳明心学的一种选择性接纳参见陈良武：《王学在闽南的传播及其对黄道周的影响》，《阳明学与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单列本第14页。。
4.薛士彦
薛士彦（生卒不详），字道誉，号钦宇，漳浦绥安人。万历庚辰（1580）进士，官至广西、云南左右布政使。致仕回漳后，创办“共学堂”，讲授理学，“本诸盱江罗氏盱江罗氏指王门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四方负笈者以百计”参见《漳浦县志》（校注本），第457页。。薛士彦天性勤学，鸡鸣必起亲灯，勤恳办学授课，至老不倦，数以百计的学者从四里八乡云集其门庭之下，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如陶望龄为其撰写墓志铭的云霄人林偕春。
此外，有“理学布衣”之称的张士楷，潜心“性命”于姚江“致良知”之学，人们争相拜其为师，如同邑陈祖虞不足30岁便放弃科举学业，而“师事丹山张士楷，器重之”[3]1 338，专注于圣贤之学，颇有成就。王志道之孙王仍辂也“从丹山张士楷游”[3]1 348。可见，明末清初年间，漳州地区依然追崇阳明学，学风之炽、传播之远有如嘉万年间嘉万年间指明嘉靖、万历年间。之盛。
四、结论 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都受到“长期累积的本土文化底蕴与当下主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作为明代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在朱学重地漳州的传播发展，同样摆脱不了漳州本土文化的影响，在传播、嵌入、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而形成具有漳州特色的阳明学。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朱王会通。作为朱学重地的漳州，阳明学受到开放、包容的闽南文化影响，呈现出多元包容并蓄的特征，不少学子负笈外出学习，出现了一个宗族里既有学宗程朱又有探微陆王的学术现象，形成了漳郡“阳明后学与朱子后学共通共融”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阳明后学林一新胞兄林一阳林一阳，字复夫，号复庵，漳浦人，嘉靖三十年（1551）举人。官至济南通判、唐府审理。则尊崇程朱理学，对阳明学说进行批评和抵制。从黄道周的学风发展、学问切磋、讲学内容等方面来看，既传承朱学的文化底色，还吸收王学的文化营养，是一个“朱学为体，王学为用”的完美结合。二是家族抱团。在众多的漳籍阳明后学中，不少是同一宗族的学子，抱团一起求学，如漳浦三凤厅林氏一族的林成纲、林一新、林楚以及宗亲潘桂芳，结伴到潮州拜师于薛侃门下;龙溪人黄如洁、黄如信、黄如颙、黄如庆等兄弟皆为李材门生。又有家族代代相传的，成为漳郡王学世家，如潘时鸣、潘庭礼父子，施仁、施三畏父子，周一阳、周起元爷孙，都浸润于姚江之学。这种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而“抱团一起”、具有明显闽南文化特质的传承弘扬方式，在阳明学的发展中，也是鲜有地域特色的。三是回馈桑梓。阳明学在漳州地区的传承、发展中，除了一批莅漳任職、谪戍、游学的阳明后学外，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漳籍阳明后学。他们学成之后，或致仕，或归隐在乡里社学、城中学院，以亲身行动效仿王阳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9]45之精神，孜孜不倦地传播“良知之学”。正是这些“扎根故土、永不撤退”的阳明学传播者，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影响力，让明中后期的漳郡高扬“王学”旗帜。如平和人、宁波府教授李世浩致仕归乡后，建聚贤堂，讲阳明之学;潘桂芳致仕回漳后，时常到龙江书院传授“良知之说”……这些“回馈桑梓”的文化传承方式正是闽南人“重乡崇祖”生活哲学的具体表现。
明代中后期的漳州，在“闽中王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地位凸显，概括起来有三：一是成为“闽中王门”的发展重地。明代中后期，一大批阳明门人及其后学寓漳，高扬“王学”旗帜，一度以官府的公权力介入讲授其间，将“姚江之学”传入漳州;一大批漳籍学子远走四方问学“王门”，学成归梓，办学堂、招门徒，吸引八闽学子慕名负笈来漳，将“姚江之学”传遍漳州，成为漳郡学术时尚，风靡八闽，点亮“闽中王门”的灵光。二是阳明学古籍善本的刊辑基地。先后刊刻《传习录》《阳明先生集要》两部阳明学的著作，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在漳州、福建的传播，也让后世打开了洞察明中后期漳州、福建学风的一扇“窗口”。三是漳州阳明学的发展从未间断。无论是嘉靖年间，由黄直、陈九川、何春等阳明亲传弟子担纲的讲学传播，开创了阳明学在漳郡的传播先河;还是在万历年间，由李材以及“漳州五贤”等漳籍阳明后学领衔的学院讲授，吸引了八闽学者纷至沓来;或是崇祯年间，由施邦曜、黄道周等阳明后学掀起的“阳明热”，都是明代中后期“闽中王门”弘扬、传承、发展的一个个重要节点，对阳明学在福建的传承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同样，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承与发展也是生生不息的，对漳州特别是闽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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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