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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笔试是“重在参与”的话，我对第二阶段的面试，就有了一点“小九九”。
早在1998年，广西就举行过一次面向全国的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活动，那次的条件比较高：必须是任正处职务3年以上，45岁以下。本人在任职经历这一关连边都巴不到，也就是与己无关，印象中只是有几个认识的或者说是熟悉的人通过那一次公选走上了更高层的领导岗位。
2002年，广西再一次面向全国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且条件有所放松——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满3年便可报名。据说，上一次的条件较严，参选的人少，领导机关觉得选择的范围不够大，于是这一次放宽了任职条件。消息出来后，市委又专门召开动员大会，要求符合条件的同志积极报名（潜台词是必须报名，因为有句话说：以后提拔使用干部，要看这一次是否报名——如果你连名都不报，说明你对担任更高层的职务没有兴趣。也对）。这样，大会以后，在规定的时间里，几十名符合条件的人到市委组织部去报了名，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我报考的职务是经济管理类（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农垦局副局长或者是分管经济的副市长）。本来，就是一个“重在参与”，也没有指定的书目要看——考的就是你对相关政策的掌握和对随机事件的处理。我原来在市直机关，一直做经济工作，到城区任职时，也是分管经济，只是报名前不久，才转到文化战线。顺理成章，我报一个经济战线的职位。
考场在南宁，设在民族大道夏威夷大酒店旁的广西幼儿师范学校。我到得晚，整个夏威夷大酒店已经住满了前来赶考的“官秀才”，我则只好住稍远一些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搭出租车到考场。
开考前，听一些人议论说：有人报了名没敢来考，怕考不上没面子，不报名又怕组织上有看法。其实，这有什么，考试本身就是一个机率。再说，别人没来考，也许真是工作脱不开身——毕竟都是领导干部，手上的工作不是说丢下就能丢得下的。
进了考场，发下卷子，埋头就做。我仍是当年参加高考时的老毛病，刷刷刷写得飞快，还有一半时间，我就交卷了——反正是重在参与。
出了考场，才发现就我一个人交了卷。不仅我发现了这一点，在考场的《广西日报》一位记者也发现了，他马上走过来，对我进行采访。先问姓名，再问工作单位和报考职位，听说我报的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职务，这位记者就自言自语地说：“重在参与，重在参与。”我就奇了怪——这话该我说呀，怎么让他说去了？正在不解时，另外一位考生也交卷出来了，那位记者立马甩下我，去采访那位考生了。
考完试，大家出来，看到来自桂林的熟人就多了，我便搭了七星区政府的一辆商务车回桂林。一路上，大家东扯西拉，开着玩笑，说这车上谁考上了谁请客。这个提议，自然是获得一致通过。
过了段时间，笔试成绩出来了，桂林有4个人上线：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副区长、一个副局长，还有一个就是“重在参与”的我。当然，我的成绩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刚上线而已。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笔试是“重在参与”的话，我对第二阶段的面试，就有了一点“小九九”。我仔细看了一下所报考这个职务笔试上线的18个人的简历，可以说，都比我强：有正处多年的，有博士或者硕士的，有分数高出一大截的。而且，这次公选和上次有所不同：上一次公选，笔试成绩出来后，列出初选名单，再将笔试成绩全部归零。换句话说，就是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只要你闯入决赛，大家重新进入一个平等的起跑线。我参加的这一次呢，预赛成绩是要带入决赛的，我的预赛成绩差，要想在决赛中出线，应该说不可能。可我还是决定要认真对待——决不能再停留在“重在参与”的层面。
虽说想认真对待，也没有具体对策。我请了一位口才极好的律师朋友小坐，听听他的意见，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不指望能够上到什么副厅级，甚至不指望能够到正处级，只是想通过这次考试，让上级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熟悉经济的人。我的“小九九”就是想通过这次考试，重返经济战线——我觉得我不是干文化的。
显然，律师朋友也支不出高招。他提的几条注意事项，我都懂。和他交谈，只是想使我能够放松一点。是骡子是马，骑上去再说吧。
转眼又到了面试的日子。我搭了那位副区长的便车，提前一天，同去南宁。这位副区长，报考的是文化厅副厅长的职务，他对如何建立“文化产业”还没理清思路——在他看来，面试很可能要考这道题。一路上，我则在交谈中将我对建立广西文化产业的观点讲给他听，也不知能否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刚到南宁，市委组织部忽然打电话给这位副区长，说市委书记要与几位参加面试的同志见面。副区长说：我们在南宁呢。对方说，连夜赶回来吧。于是，我们又开夜车，返回桂林，第二天早上，等市委书记召见以后，再往南宁去。
在南宁住在南宁饭店。这位副区长很注意仪表，午餐连葱都不吃，怕口中有异味。头发呢，也烫得很亮。他很善意地提醒我：面试中一定要注意仪表举止，并建议我也去烫一下头发，熨一下衬衣。我很感激地听取了这个建议，在饭店里做了这两件小事。饭店里的美发店狠敲了我一杠，烫头发居然要180元。回想一下，我结婚时都没有这样伺候过自己的头发，权当补课吧。
第二天一早，到区党校。整个党校都被封闭了，考生们的手机也一律收走。两个人一个房间，可以休息，午饭是送进房的，考生不得任意走动。已经参加过面试的考生则集中到大会议室。有人开玩笑说：恐怕双规也就这样了吧。
轮到我面试时，已经是晚上。具体题目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其中两题，一道是讲邓小平故居的一幅对联，问考生如何理解；一道是讲一个突发事件，问考生如何处理。这些题目，对我而言都不算难——我的文史知识还可以，理解一幅对联不成问题。在基层工作时也处理了不少突发事件，有经验可资参考。再加上我的普通话在广西还过得去，有一点语言上的优势，我看见考官比较满意的表情。
晚上11：30，所有面试结束，考生分所报考的职位类别集中，通报考试成绩。我的面试成绩是第二名，但与第一名相比，差距仍较大，而与后面几名相比，则没有优势。
从考场出来，找不到那位副区长了——估计他已经走了，却看到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车。我过去问书记：是否连夜回桂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就坐上这位县委书记的车，往家奔。
一路大雨。到家时，已经是凌晨4点。院子门口积满了水，我跳下车时，皮鞋里灌满了水，一身也湿透。门卫已经睡着，我便提了皮鞋，翻墙入院——全无头一天面试时的风度。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晚上，有老同学来电话，告诉我：电视上已经公示了——我进入考核名单。桂林4个参加面试的考生，有3人进入最终考核。那位副区长落选——我很替他惋惜，他是很有才情的一个人。
考试，有时真的说不清楚。
初冬时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考核组来了。我相信同志们此时都是毫不怜惜好话的——中国文化么，况且我的工作和表现都是摆在那儿的。
考核组走了以后不久，任职名单也公布了——当然没有我。我们那个小组的第一名（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名），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了管工业的副市长，湖北的一位考生当上了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自治区经委的一位处长则考上了区农垦局副局长。这三位，考试的总成绩都排在前面，大家得服。
从那次公选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这段时间里，桂林市的3位通过考核的考生都还在原岗位没动——包括那位工作很有成就的县委书记。我原来打算通过参加“公选”来达到调整工作，吃专业饭的想法，当然也落空了。
这段时间里，其他的许多人则因为工作需要，陆续被提拨到副厅级领导岗位。公选不知何故也已经停止几年了。
早在1998年，广西就举行过一次面向全国的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活动，那次的条件比较高：必须是任正处职务3年以上，45岁以下。本人在任职经历这一关连边都巴不到，也就是与己无关，印象中只是有几个认识的或者说是熟悉的人通过那一次公选走上了更高层的领导岗位。
2002年，广西再一次面向全国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且条件有所放松——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满3年便可报名。据说，上一次的条件较严，参选的人少，领导机关觉得选择的范围不够大，于是这一次放宽了任职条件。消息出来后，市委又专门召开动员大会，要求符合条件的同志积极报名（潜台词是必须报名，因为有句话说：以后提拔使用干部，要看这一次是否报名——如果你连名都不报，说明你对担任更高层的职务没有兴趣。也对）。这样，大会以后，在规定的时间里，几十名符合条件的人到市委组织部去报了名，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我报考的职务是经济管理类（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农垦局副局长或者是分管经济的副市长）。本来，就是一个“重在参与”，也没有指定的书目要看——考的就是你对相关政策的掌握和对随机事件的处理。我原来在市直机关，一直做经济工作，到城区任职时，也是分管经济，只是报名前不久，才转到文化战线。顺理成章，我报一个经济战线的职位。
考场在南宁，设在民族大道夏威夷大酒店旁的广西幼儿师范学校。我到得晚，整个夏威夷大酒店已经住满了前来赶考的“官秀才”，我则只好住稍远一些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搭出租车到考场。
开考前，听一些人议论说：有人报了名没敢来考，怕考不上没面子，不报名又怕组织上有看法。其实，这有什么，考试本身就是一个机率。再说，别人没来考，也许真是工作脱不开身——毕竟都是领导干部，手上的工作不是说丢下就能丢得下的。
进了考场，发下卷子，埋头就做。我仍是当年参加高考时的老毛病，刷刷刷写得飞快，还有一半时间，我就交卷了——反正是重在参与。
出了考场，才发现就我一个人交了卷。不仅我发现了这一点，在考场的《广西日报》一位记者也发现了，他马上走过来，对我进行采访。先问姓名，再问工作单位和报考职位，听说我报的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职务，这位记者就自言自语地说：“重在参与，重在参与。”我就奇了怪——这话该我说呀，怎么让他说去了？正在不解时，另外一位考生也交卷出来了，那位记者立马甩下我，去采访那位考生了。
考完试，大家出来，看到来自桂林的熟人就多了，我便搭了七星区政府的一辆商务车回桂林。一路上，大家东扯西拉，开着玩笑，说这车上谁考上了谁请客。这个提议，自然是获得一致通过。
过了段时间，笔试成绩出来了，桂林有4个人上线：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副区长、一个副局长，还有一个就是“重在参与”的我。当然，我的成绩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刚上线而已。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笔试是“重在参与”的话，我对第二阶段的面试，就有了一点“小九九”。我仔细看了一下所报考这个职务笔试上线的18个人的简历，可以说，都比我强：有正处多年的，有博士或者硕士的，有分数高出一大截的。而且，这次公选和上次有所不同：上一次公选，笔试成绩出来后，列出初选名单，再将笔试成绩全部归零。换句话说，就是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只要你闯入决赛，大家重新进入一个平等的起跑线。我参加的这一次呢，预赛成绩是要带入决赛的，我的预赛成绩差，要想在决赛中出线，应该说不可能。可我还是决定要认真对待——决不能再停留在“重在参与”的层面。
虽说想认真对待，也没有具体对策。我请了一位口才极好的律师朋友小坐，听听他的意见，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不指望能够上到什么副厅级，甚至不指望能够到正处级，只是想通过这次考试，让上级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熟悉经济的人。我的“小九九”就是想通过这次考试，重返经济战线——我觉得我不是干文化的。
显然，律师朋友也支不出高招。他提的几条注意事项，我都懂。和他交谈，只是想使我能够放松一点。是骡子是马，骑上去再说吧。
转眼又到了面试的日子。我搭了那位副区长的便车，提前一天，同去南宁。这位副区长，报考的是文化厅副厅长的职务，他对如何建立“文化产业”还没理清思路——在他看来，面试很可能要考这道题。一路上，我则在交谈中将我对建立广西文化产业的观点讲给他听，也不知能否起到一点借鉴作用。
刚到南宁，市委组织部忽然打电话给这位副区长，说市委书记要与几位参加面试的同志见面。副区长说：我们在南宁呢。对方说，连夜赶回来吧。于是，我们又开夜车，返回桂林，第二天早上，等市委书记召见以后，再往南宁去。
在南宁住在南宁饭店。这位副区长很注意仪表，午餐连葱都不吃，怕口中有异味。头发呢，也烫得很亮。他很善意地提醒我：面试中一定要注意仪表举止，并建议我也去烫一下头发，熨一下衬衣。我很感激地听取了这个建议，在饭店里做了这两件小事。饭店里的美发店狠敲了我一杠，烫头发居然要180元。回想一下，我结婚时都没有这样伺候过自己的头发，权当补课吧。
第二天一早，到区党校。整个党校都被封闭了，考生们的手机也一律收走。两个人一个房间，可以休息，午饭是送进房的，考生不得任意走动。已经参加过面试的考生则集中到大会议室。有人开玩笑说：恐怕双规也就这样了吧。
轮到我面试时，已经是晚上。具体题目现在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其中两题，一道是讲邓小平故居的一幅对联，问考生如何理解；一道是讲一个突发事件，问考生如何处理。这些题目，对我而言都不算难——我的文史知识还可以，理解一幅对联不成问题。在基层工作时也处理了不少突发事件，有经验可资参考。再加上我的普通话在广西还过得去，有一点语言上的优势，我看见考官比较满意的表情。
晚上11：30，所有面试结束，考生分所报考的职位类别集中，通报考试成绩。我的面试成绩是第二名，但与第一名相比，差距仍较大，而与后面几名相比，则没有优势。
从考场出来，找不到那位副区长了——估计他已经走了，却看到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车。我过去问书记：是否连夜回桂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就坐上这位县委书记的车，往家奔。
一路大雨。到家时，已经是凌晨4点。院子门口积满了水，我跳下车时，皮鞋里灌满了水，一身也湿透。门卫已经睡着，我便提了皮鞋，翻墙入院——全无头一天面试时的风度。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晚上，有老同学来电话，告诉我：电视上已经公示了——我进入考核名单。桂林4个参加面试的考生，有3人进入最终考核。那位副区长落选——我很替他惋惜，他是很有才情的一个人。
考试，有时真的说不清楚。
初冬时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考核组来了。我相信同志们此时都是毫不怜惜好话的——中国文化么，况且我的工作和表现都是摆在那儿的。
考核组走了以后不久，任职名单也公布了——当然没有我。我们那个小组的第一名（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名），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了管工业的副市长，湖北的一位考生当上了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自治区经委的一位处长则考上了区农垦局副局长。这三位，考试的总成绩都排在前面，大家得服。
从那次公选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这段时间里，桂林市的3位通过考核的考生都还在原岗位没动——包括那位工作很有成就的县委书记。我原来打算通过参加“公选”来达到调整工作，吃专业饭的想法，当然也落空了。
这段时间里，其他的许多人则因为工作需要，陆续被提拨到副厅级领导岗位。公选不知何故也已经停止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