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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同党内外、国内外、各个阶层的各方面人士有着十分广泛的交往，和战友、同事、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陈列的许多馈赠文物，就是刘少奇善待同志、广交朋友、珍视友谊的历史见证。
刘少奇戴过的老花眼镜
这副老花眼镜，为浅黄色玳瑁框架，圆形镜面，脚长14厘米，两镜面共宽13厘米，重34克。附眼镜盒，擦镜布。它是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看文件书报时使用过的。1952年，刘少奇将它送给了洪赓扬之妻、洪克宗之母袁素。2000年10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研究员黄祖琳到洪克宗家征集到这件文物。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珍藏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
洪赓扬是宁乡县芳储乡洪家大屋人，刘少奇早年的同学和朋友。1909年，刘少奇在粉铺子洪家大屋读私塾，老师杨毓群，念过新学，除讲授四书五经外，也讲授国文、算术和时事等。洪家是世代官宦书香之家。洪家大屋院墙高大，三排九栋，石狮拱卫，气度不凡，藏有各种书籍。刘少奇与洪家子弟洪赓扬同窗共坐，朝夕相处，非常要好。刘少奇在这里借阅过《今古奇观》、《世说新语》、《西游记》等。刘少奇回忆在洪家大屋学习“收获大，懂一些事”，后因“国文课内选读寓言《鹬蚌相争》，父亲很不满，勒令辍学”。刘少奇在洪家大院和洪赓扬同学一年多，且洪母和洪家其他人对他也和气和关心，在洪家的这一段学习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3年7月，刘少奇和洪赓扬同时考取宁乡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两人又同时在长沙求学。虽不同校，但平时互有往来。之后，刘少奇于1919年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后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洪赓扬则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毕业。
1922年秋天，洪赓扬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与刘少奇不期而遇，相互诉说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洪赓扬因要照顾寡居多年的母亲，准备回湖南谋事。
刘少奇与洪赓扬还有更深一层不同寻常的关系。那时，有一位叫袁素的宁乡姑娘，正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当洪赓扬来到上海，他们3个老乡，年龄相近，常常一起聊天。经过几次接触，见袁素、洪赓扬两人互有爱慕之心，刘少奇干脆把话挑明，当了他们的红娘。第二年暑假，袁素、洪赓扬就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洪赓扬回到湖南，深受当局的赏识，26岁就做了湖南省禁烟局局长。
1925年12月，刘少奇回湖南养病期间，被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非法逮捕。当洪赓扬得知消息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据曾经当过洪赓扬随从的周维宾回忆，洪赓扬为了得到叶开鑫对保释刘少奇出狱的积极支持，特意打了一席白银餐酒具，派周送到叶开鑫家里；接着又派周日夜兼程回到宁乡洪家，取了一幅乾隆御笔字画送给了叶开鑫。1926年1月16日，刘少奇在各方面的营救下，终于恢复了自由。
这次，刘少奇与洪赓扬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再没有联系过。刘少奇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家乡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扬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立即写信给洪赓扬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并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写信给袁素，介绍她到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
临行前，刘少奇和王光美设家宴款待。刘少奇问袁素还有什么困难？袁素说：就是眼睛不大好使了，缺少一副老花眼镜，看书写字有些困难（当时是供给制，买副眼镜不容易）。刘少奇当即从他办公桌上拿了自己用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她。此后袁素一直使用此眼镜，直到1977年去世。袁素逝世后，眼镜便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2000年10月11日，洪克宗将这副母亲使用了25年，他又收藏了23年的老花眼镜捐献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吕振羽赠送的《简明中国通史》
这本《简明中国通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送给刘少奇的。书长21厘米，宽14.2厘米，重637克，713页。1956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浅黄色封面，扉页上用毛笔留言：“敬爱的少奇同志吕振羽一九五七·一·三十。”它体现了吕振羽与刘少奇之间的交往及深厚情谊。1992年3月，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曾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他经常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奔波。1935年底至1936年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领导下，吕振羽受中共北平市委派遣以红色教授身份(实际上代表中共方面)和周小舟一道，参加了著名的南京谈判，为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吕振羽在徐特立领导下参与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理事兼研究部部长。1938年9月，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兼党代表，主持院务并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次年秋天，应周恩来之邀到重庆，从事理论、历史研究和文化界统战工作。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撰写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让吕振羽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4月，吕振羽夫妇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西面的泰山庙，吕振羽见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以及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刘少奇、陈毅是吕振羽心仪已久的领导人，这次相见，吕振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同年7月，在盐城反“扫荡”的前一天，刘少奇专门约见了吕振羽，分配他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其时，刘少奇多次到华中党校作报告。吕振羽多次聆听了他的报告，深为刘少奇的理论修养所折服。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感受：
三千俊彦集汪朱，胜败廿年识真诠。彻贯行知师马列，运筹韬略迈前贤。发挥大政明质实，心怀人民转乾坤。千户同欣“开脑子”，春风荡漾大江天。
1942年3月起，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随刘少奇赴延安。1943年延安整风后，吕振羽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解放战争时期，吕振羽先后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撰写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和《中国民族简史》。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3年，吕振羽突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被投入监狱达12年之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作斗争。审讯人员逼迫他“揭发”刘少奇怎样反党，他凛然不屈地说：“我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总教育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反党！”当审讯人员拿出“铁证”要他承认刘少奇的“罪行”时，他愤怒地指出：“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并当场痛加批驳。1968年12月，他在监狱中获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他写下感怀诗三首，为刘少奇鸣冤辩诬。其中一首是：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振羽的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7月17日，吕振羽在北京逝世。
1957年，吕振羽赠送《简明中国通史》给刘少奇的同时，还送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的赠言和时间。2006年6月15日，王光美也将它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
患难见真情的《宋庆龄选集》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本宋庆龄赠送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宋庆龄选集》。这本选集是196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精装本，护封为红色，书面为白色绢绸，上面烫着金线。该书是1985年11月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1966年底，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被诬陷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宋庆龄闻讯后当场表示：“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大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宋庆龄仍视刘少奇为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家，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写“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同时，她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去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这是对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互相了解。1949年9月，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宋庆龄再次分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在数十年的交往和合作共事中，他们建立了忠诚的革命友谊。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话中，他们自然地谈起了孙中山。刘少奇感慨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1957年4月，刘少奇因公到上海，像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这次，宋庆龄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时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宋庆龄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年11月，党中央还请她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宋庆龄非常关心，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为刘少奇想到了，并亲自拟了一张单子，写满了许多注意事项，派秘书向王光美详细解释。
刘少奇知道宋庆龄最爱孩子，就教育自己的孩子经常给宋庆龄写信，送去他们自己制作的贺年片、手工和图画等。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本《宋庆龄选集》静静地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室里，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之间深厚的友谊，给我们以深深的鼓舞、震撼与启迪。
伏罗希洛夫送的镀金火箭金属模型
这是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送给刘少奇的镀金火箭金属模型礼品。它宽7.5厘米，高29厘米，重650克，呈金黄色，由金属材料制成，金属柱上部渐小，下部渐大，底部由4只“T”状的脚架支撑，顶尖端有一直径为2.5厘米的水晶玻璃球体时钟。这个火箭模型是1985年11月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它反映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红军著名将领，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5人之一。1921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结束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1969年逝世。
刘少奇多次去过苏联，对伏罗希洛夫早就熟悉，尤其是1949年7月为争取建国的国际支持秘密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的高规格的接见。1952年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刘少奇出访苏联，应邀出席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7日，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的苏中会谈。1956年为解决波匈事件，刘少奇应邀秘密访苏，又一次会见了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年逾古稀、身材高大的伏罗希洛夫主席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4月16日，刘少奇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在会上演说。17日，刘少奇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18日，刘少奇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22日，伏罗希洛夫在副总理贺龙的陪同下，抵达上海进行3天的访问。刘少奇和宋庆龄在上海迎候。伏罗希洛夫与刘少奇在机场同登敞篷汽车进入市区，沿途受到20万上海市民的夹道欢迎。
伏罗希洛夫由刘少奇陪同，参观了公私合营申新第九棉纺织厂。伏罗希洛夫同上海市副市长兼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和申新九厂私方厂长吴中一进行了交谈。荣毅仁向他介绍了企业公私合营后的经营和生产发展情况。参观结束后，伏罗希洛夫感慨地说：“中国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民族资本的转变问题，这是一个创举。苏联在革命胜利时也曾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未能做到。”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在赠送火箭金属模型礼品给刘少奇的同时，还赠送了一支猎枪给刘少奇。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接见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毕业生，便将猎枪转送给了学生们，希望他们为了搞好地质勘探，把老虎和狼打跑。
1966年访问巴基斯坦相册
相册为红色金线封面，内为黑色相卡纸和白色护相纸，共有照片43张。它是1966年刘少奇和随行人员访问巴基斯坦的活动情况留影。相册长36厘米，宽27厘米，高4.6厘米，重2110克。保存完好，但色彩陈旧，封面有磨损。“文化大革命”时由中央专案组封存。1979年王光美出狱后，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11月，王光美将相册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它是中巴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1966年春天，为了反击国际上某些大国孤立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分，访问亚洲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当时，巴基斯坦的总统是穆罕默德·阿尤布·汗。1965年3月2日至9日，阿尤布·汗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友好接见，并和刘少奇、周恩来就当时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此后阿尤布·汗与刘少奇有多次信函往来。11月9日阿尤布·汗再次访华，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他，双方就印巴冲突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多次的交往接触中，刘少奇给阿尤布·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3月26日，当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时，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的热情接待，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连续两天，阿尤布·汗总统和刘少奇会谈了两次，并陪同刘少奇参观历史古迹泰格西拉博物馆。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新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在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热烈的欢迎。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人民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3月30日，刘少奇一行到巴基斯坦卡拉奇访问。次日，刘少奇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回到新疆和田。
4月15日，刘少奇又到达达卡访问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再次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达卡人民的欢迎。第二天，刘少奇同阿尤布·汗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这次出访，除了巴基斯坦外，还访问了阿富汗、缅甸。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访。（待续）
刘少奇戴过的老花眼镜
这副老花眼镜，为浅黄色玳瑁框架，圆形镜面，脚长14厘米，两镜面共宽13厘米，重34克。附眼镜盒，擦镜布。它是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看文件书报时使用过的。1952年，刘少奇将它送给了洪赓扬之妻、洪克宗之母袁素。2000年10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研究员黄祖琳到洪克宗家征集到这件文物。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珍藏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库房。
洪赓扬是宁乡县芳储乡洪家大屋人，刘少奇早年的同学和朋友。1909年，刘少奇在粉铺子洪家大屋读私塾，老师杨毓群，念过新学，除讲授四书五经外，也讲授国文、算术和时事等。洪家是世代官宦书香之家。洪家大屋院墙高大，三排九栋，石狮拱卫，气度不凡，藏有各种书籍。刘少奇与洪家子弟洪赓扬同窗共坐，朝夕相处，非常要好。刘少奇在这里借阅过《今古奇观》、《世说新语》、《西游记》等。刘少奇回忆在洪家大屋学习“收获大，懂一些事”，后因“国文课内选读寓言《鹬蚌相争》，父亲很不满，勒令辍学”。刘少奇在洪家大院和洪赓扬同学一年多，且洪母和洪家其他人对他也和气和关心，在洪家的这一段学习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3年7月，刘少奇和洪赓扬同时考取宁乡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两人又同时在长沙求学。虽不同校，但平时互有往来。之后，刘少奇于1919年在北平、保定等地参加革命活动，后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洪赓扬则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直至毕业。
1922年秋天，洪赓扬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上海与刘少奇不期而遇，相互诉说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洪赓扬因要照顾寡居多年的母亲，准备回湖南谋事。
刘少奇与洪赓扬还有更深一层不同寻常的关系。那时，有一位叫袁素的宁乡姑娘，正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当洪赓扬来到上海，他们3个老乡，年龄相近，常常一起聊天。经过几次接触，见袁素、洪赓扬两人互有爱慕之心，刘少奇干脆把话挑明，当了他们的红娘。第二年暑假，袁素、洪赓扬就在家乡举行了婚礼。
洪赓扬回到湖南，深受当局的赏识，26岁就做了湖南省禁烟局局长。
1925年12月，刘少奇回湖南养病期间，被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非法逮捕。当洪赓扬得知消息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营救活动。
据曾经当过洪赓扬随从的周维宾回忆，洪赓扬为了得到叶开鑫对保释刘少奇出狱的积极支持，特意打了一席白银餐酒具，派周送到叶开鑫家里；接着又派周日夜兼程回到宁乡洪家，取了一幅乾隆御笔字画送给了叶开鑫。1926年1月16日，刘少奇在各方面的营救下，终于恢复了自由。
这次，刘少奇与洪赓扬在长沙握别后，就天各一方，再没有联系过。刘少奇直到长征之后到达延安，才从湖南家乡来的人那里得悉，洪赓扬早于1928年秋天因生腰痈，病逝于长沙，时年30岁。刘少奇难过极了，立即写信给洪赓扬的妻子和母亲，问候他们的健康，并建议袁素把孩子送来延安学习。
当时袁素的孩子还小，中途又多阻隔，没能去延安。解放后，袁素快50岁了，住在乡下，生活相当窘迫。刘少奇写信给袁素，介绍她到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袁素学习结业后，分配去武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工作。
临行前，刘少奇和王光美设家宴款待。刘少奇问袁素还有什么困难？袁素说：就是眼睛不大好使了，缺少一副老花眼镜，看书写字有些困难（当时是供给制，买副眼镜不容易）。刘少奇当即从他办公桌上拿了自己用的一副老花眼镜，让袁素试试。袁素试了一下，正好合用，刘少奇便将这副眼镜送给了她。此后袁素一直使用此眼镜，直到1977年去世。袁素逝世后，眼镜便由她的儿子洪克宗保存。2000年10月11日，洪克宗将这副母亲使用了25年，他又收藏了23年的老花眼镜捐献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吕振羽赠送的《简明中国通史》
这本《简明中国通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送给刘少奇的。书长21厘米，宽14.2厘米，重637克，713页。1956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浅黄色封面，扉页上用毛笔留言：“敬爱的少奇同志吕振羽一九五七·一·三十。”它体现了吕振羽与刘少奇之间的交往及深厚情谊。1992年3月，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九一八事变后，吕振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曾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他经常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而奔波。1935年底至1936年秋，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领导下，吕振羽受中共北平市委派遣以红色教授身份(实际上代表中共方面)和周小舟一道，参加了著名的南京谈判，为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吕振羽在徐特立领导下参与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理事兼研究部部长。1938年9月，任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兼党代表，主持院务并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次年秋天，应周恩来之邀到重庆，从事理论、历史研究和文化界统战工作。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撰写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决定让吕振羽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4月，吕振羽夫妇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西面的泰山庙，吕振羽见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以及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刘少奇、陈毅是吕振羽心仪已久的领导人，这次相见，吕振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同年7月，在盐城反“扫荡”的前一天，刘少奇专门约见了吕振羽，分配他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其时，刘少奇多次到华中党校作报告。吕振羽多次聆听了他的报告，深为刘少奇的理论修养所折服。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感受：
三千俊彦集汪朱，胜败廿年识真诠。彻贯行知师马列，运筹韬略迈前贤。发挥大政明质实，心怀人民转乾坤。千户同欣“开脑子”，春风荡漾大江天。
1942年3月起，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随刘少奇赴延安。1943年延安整风后，吕振羽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解放战争时期，吕振羽先后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撰写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和《中国民族简史》。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3年，吕振羽突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被投入监狱达12年之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作斗争。审讯人员逼迫他“揭发”刘少奇怎样反党，他凛然不屈地说：“我和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总教育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反党！”当审讯人员拿出“铁证”要他承认刘少奇的“罪行”时，他愤怒地指出：“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并当场痛加批驳。1968年12月，他在监狱中获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他写下感怀诗三首，为刘少奇鸣冤辩诬。其中一首是：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振羽的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7月17日，吕振羽在北京逝世。
1957年，吕振羽赠送《简明中国通史》给刘少奇的同时，还送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样的赠言和时间。2006年6月15日，王光美也将它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
患难见真情的《宋庆龄选集》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本宋庆龄赠送给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宋庆龄选集》。这本选集是196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精装本，护封为红色，书面为白色绢绸，上面烫着金线。该书是1985年11月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1966年底，刘少奇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被诬陷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宋庆龄闻讯后当场表示：“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大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宋庆龄仍视刘少奇为值得尊敬的老革命家，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写“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同时，她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去了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等。这是对刘少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少奇、宋庆龄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互相了解。1949年9月，刘少奇和宋庆龄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宋庆龄再次分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在数十年的交往和合作共事中，他们建立了忠诚的革命友谊。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话中，他们自然地谈起了孙中山。刘少奇感慨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1957年4月，刘少奇因公到上海，像往常一样，他和王光美去探望宋庆龄。这次，宋庆龄恳切地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告诉宋庆龄：“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当时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以后的许多年里，党一直把宋庆龄看作是自己的同志，党内文件按时送给她看，一切大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和她商量。1957年11月，党中央还请她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宋庆龄非常关心，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为刘少奇想到了，并亲自拟了一张单子，写满了许多注意事项，派秘书向王光美详细解释。
刘少奇知道宋庆龄最爱孩子，就教育自己的孩子经常给宋庆龄写信，送去他们自己制作的贺年片、手工和图画等。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本《宋庆龄选集》静静地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室里，向我们展示了两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之间深厚的友谊，给我们以深深的鼓舞、震撼与启迪。
伏罗希洛夫送的镀金火箭金属模型
这是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送给刘少奇的镀金火箭金属模型礼品。它宽7.5厘米，高29厘米，重650克，呈金黄色，由金属材料制成，金属柱上部渐小，下部渐大，底部由4只“T”状的脚架支撑，顶尖端有一直径为2.5厘米的水晶玻璃球体时钟。这个火箭模型是1985年11月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它反映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红军著名将领，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5人之一。1921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结束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1969年逝世。
刘少奇多次去过苏联，对伏罗希洛夫早就熟悉，尤其是1949年7月为争取建国的国际支持秘密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的高规格的接见。1952年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刘少奇出访苏联，应邀出席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7日，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的苏中会谈。1956年为解决波匈事件，刘少奇应邀秘密访苏，又一次会见了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年逾古稀、身材高大的伏罗希洛夫主席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4月16日，刘少奇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四次扩大会议，邀请伏罗希洛夫在会上演说。17日，刘少奇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18日，刘少奇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伏罗希洛夫大会。22日，伏罗希洛夫在副总理贺龙的陪同下，抵达上海进行3天的访问。刘少奇和宋庆龄在上海迎候。伏罗希洛夫与刘少奇在机场同登敞篷汽车进入市区，沿途受到20万上海市民的夹道欢迎。
伏罗希洛夫由刘少奇陪同，参观了公私合营申新第九棉纺织厂。伏罗希洛夫同上海市副市长兼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和申新九厂私方厂长吴中一进行了交谈。荣毅仁向他介绍了企业公私合营后的经营和生产发展情况。参观结束后，伏罗希洛夫感慨地说：“中国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民族资本的转变问题，这是一个创举。苏联在革命胜利时也曾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未能做到。”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在赠送火箭金属模型礼品给刘少奇的同时，还赠送了一支猎枪给刘少奇。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接见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毕业生，便将猎枪转送给了学生们，希望他们为了搞好地质勘探，把老虎和狼打跑。
1966年访问巴基斯坦相册
相册为红色金线封面，内为黑色相卡纸和白色护相纸，共有照片43张。它是1966年刘少奇和随行人员访问巴基斯坦的活动情况留影。相册长36厘米，宽27厘米，高4.6厘米，重2110克。保存完好，但色彩陈旧，封面有磨损。“文化大革命”时由中央专案组封存。1979年王光美出狱后，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87年11月，王光美将相册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它是中巴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1966年春天，为了反击国际上某些大国孤立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安排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分，访问亚洲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当时，巴基斯坦的总统是穆罕默德·阿尤布·汗。1965年3月2日至9日，阿尤布·汗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友好接见，并和刘少奇、周恩来就当时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此后阿尤布·汗与刘少奇有多次信函往来。11月9日阿尤布·汗再次访华，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他，双方就印巴冲突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多次的交往接触中，刘少奇给阿尤布·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3月26日，当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时，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的热情接待，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连续两天，阿尤布·汗总统和刘少奇会谈了两次，并陪同刘少奇参观历史古迹泰格西拉博物馆。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新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在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热烈的欢迎。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人民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
3月30日，刘少奇一行到巴基斯坦卡拉奇访问。次日，刘少奇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回到新疆和田。
4月15日，刘少奇又到达达卡访问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再次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达卡人民的欢迎。第二天，刘少奇同阿尤布·汗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这次出访，除了巴基斯坦外，还访问了阿富汗、缅甸。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