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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是一位犹太作家,却并不喜欢被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作家专门作出过声明:“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时是犹太人,只知道自己是索尔·贝娄,我也从未努力要使自己犹太化。”贝娄之所以对“犹太作家”很反感,是因为他不愿意仅被看作是民族作家。在贝娄看来,他所探讨的是人类的普遍真理,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真理。
1970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曾阐述自己对身份的理解:“出身为犹太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这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犹太性的。这就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这股力量的来源是,在我生命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仅此而已。”对贝娄来说,“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是指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这期间,贝娄过着完全意义上的犹太生活。根据犹太移民教育的资料,大体可以观照贝娄的受教育情况:在传统的犹太移民家庭,孩子们三岁开始学希伯莱语,五岁接受正规教育,七岁之前必须读完《旧约》中的五卷书,七岁后到十三岁,则要熟读犹太法典。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贝娄四岁能用两种语言背诵《创世纪》,后来他还翻译过《摩西五经》。移民到芝加哥以后,贝娄接受的仍然是犹太式教育。母亲丽莎很疼爱这个小儿子,希望他以后能当拉比,或者是小提琴手,所以对贝娄的教育很重视。十三岁这年,贝娄在教堂举行犹太成人仪式,从此进入成年时期。在此之前,贝娄已积累了犹太经验,继承了犹太民族文化的精髓。
写作之初,贝娄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并未刻意要反映犹太人的命运。但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同胞遭受的迫害让他震惊,贝娄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在《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小说中,贝娄不停地观照犹太命运,表达自己对民族乃至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在应邀访问耶路撒冷之后,贝娄写下札记《耶路撒冷去来》。贝娄呼吁国际社会理解、同情犹太人,同时他也主张犹太人要自立自强,凭着双手建立自己的家园。
贝娄创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努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一度陷于困顿与苦恼,但始终没有堕入绝望悲观的深渊。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外族压迫和歧视中,仍然没有放弃价值标准。关于理性王国对于主人公生存的意义,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曾特别提出,“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对此,罗伯特R·达登也指出,“贝娄总是肯定人的潜在力量。在其全部小说中,他总是表明其主人公对他们的生存背景、困境和冲突所负起的责任。可以看出,他们能够改变这些状况,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能力。”
更为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中渗透了诸多的犹太元素。从母题上看,贝娄小说的“流浪”、“悬挂”和“受害”等母题,不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反映了犹太族裔的历史境遇。“流浪”反映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悬挂”反映了犹太人在欧洲的“隔都”经历,“受害”则是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贝娄对存在的思索也显得更为深沉。从原型上看,贝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与《雨王汉德森》等小说主题模糊不清,抽象得让人难以捉摸。但是若从原型视角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寻找格林先生》中的格里布在寒风中寻找,将福利支票送到贫民窟里。格里布对穷苦百姓的满腔爱心,对格林先生这一希望的寻找,反映了犹太教爱与希望的主题。不仅如此,格里布不畏艰难,通过自己的受难去普救众生,体现了一种异常宝贵的品质。格里布形象反映了犹太教弥赛亚的光辉。或者说,弥赛亚就是格里布的原型。在《雨王汉德森》中,作品的结构模式、人物形象乃至青蛙等意象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型。汉德森的寻找与古代骑士寻找圣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原型结构、原型人物和意象给作品带来宽广的阐释空间。尽管贝娄反对在作品中寻找象征意义,但是通过小说的原型,却可以客观地揭示出作品的象征性蕴含。从伦理上看,《赫索格》对待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足以说明犹太伦理对作品人物的制约作用。赫索格对性持有实用主义的思想,试图借助性来解决人生苦恼。他在多名女性之间周旋,甚至与妓女也有来往。但赫索格的性错乱行为并未让其获得精神解脱,相反,却让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叙事层面看,贝娄的叙事带有文化叙事特色。这种叙事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叙述话语中融入宗教和哲学元素,使得其作品既有犹太文化氛围,又富有当代文化精神。比如对小说《寻找格林先生》,如果从文化叙事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这篇作品不仅具有宗教隐喻的涵义,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象征性内涵。
当然,贝娄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的当代作家,与马拉默德和辛格等犹太作家相比,贝娄作品的民族特征是潜在的,犹太属性比较淡化。正如学者所言:“生活在‘新家园’的犹太人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维护和珍惜蕴藏于内心深处的‘犹太情结’,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淡化了传统的犹太属性,在他们身上,犹太特性变得空前复杂甚至不确定,这对犹太特质和犹太身份的界定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就是说,贝娄创作的犹太意识日趋淡薄,作家表现更多的还是美国生活。贝娄的创作已经日益美国化,美国属性是其作品的另一大特征。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如果把贝娄小说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犹太性和美国性是硬币的两个面。难能可贵的是,贝娄在运用犹太文化经验的时候,总是自觉地将它们升华,从而使之带有更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1970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曾阐述自己对身份的理解:“出身为犹太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这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犹太性的。这就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这股力量的来源是,在我生命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仅此而已。”对贝娄来说,“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是指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这期间,贝娄过着完全意义上的犹太生活。根据犹太移民教育的资料,大体可以观照贝娄的受教育情况:在传统的犹太移民家庭,孩子们三岁开始学希伯莱语,五岁接受正规教育,七岁之前必须读完《旧约》中的五卷书,七岁后到十三岁,则要熟读犹太法典。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贝娄四岁能用两种语言背诵《创世纪》,后来他还翻译过《摩西五经》。移民到芝加哥以后,贝娄接受的仍然是犹太式教育。母亲丽莎很疼爱这个小儿子,希望他以后能当拉比,或者是小提琴手,所以对贝娄的教育很重视。十三岁这年,贝娄在教堂举行犹太成人仪式,从此进入成年时期。在此之前,贝娄已积累了犹太经验,继承了犹太民族文化的精髓。
写作之初,贝娄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并未刻意要反映犹太人的命运。但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同胞遭受的迫害让他震惊,贝娄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在《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小说中,贝娄不停地观照犹太命运,表达自己对民族乃至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在应邀访问耶路撒冷之后,贝娄写下札记《耶路撒冷去来》。贝娄呼吁国际社会理解、同情犹太人,同时他也主张犹太人要自立自强,凭着双手建立自己的家园。
贝娄创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努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一度陷于困顿与苦恼,但始终没有堕入绝望悲观的深渊。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外族压迫和歧视中,仍然没有放弃价值标准。关于理性王国对于主人公生存的意义,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曾特别提出,“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对此,罗伯特R·达登也指出,“贝娄总是肯定人的潜在力量。在其全部小说中,他总是表明其主人公对他们的生存背景、困境和冲突所负起的责任。可以看出,他们能够改变这些状况,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能力。”
更为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中渗透了诸多的犹太元素。从母题上看,贝娄小说的“流浪”、“悬挂”和“受害”等母题,不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反映了犹太族裔的历史境遇。“流浪”反映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悬挂”反映了犹太人在欧洲的“隔都”经历,“受害”则是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贝娄对存在的思索也显得更为深沉。从原型上看,贝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与《雨王汉德森》等小说主题模糊不清,抽象得让人难以捉摸。但是若从原型视角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寻找格林先生》中的格里布在寒风中寻找,将福利支票送到贫民窟里。格里布对穷苦百姓的满腔爱心,对格林先生这一希望的寻找,反映了犹太教爱与希望的主题。不仅如此,格里布不畏艰难,通过自己的受难去普救众生,体现了一种异常宝贵的品质。格里布形象反映了犹太教弥赛亚的光辉。或者说,弥赛亚就是格里布的原型。在《雨王汉德森》中,作品的结构模式、人物形象乃至青蛙等意象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型。汉德森的寻找与古代骑士寻找圣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原型结构、原型人物和意象给作品带来宽广的阐释空间。尽管贝娄反对在作品中寻找象征意义,但是通过小说的原型,却可以客观地揭示出作品的象征性蕴含。从伦理上看,《赫索格》对待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足以说明犹太伦理对作品人物的制约作用。赫索格对性持有实用主义的思想,试图借助性来解决人生苦恼。他在多名女性之间周旋,甚至与妓女也有来往。但赫索格的性错乱行为并未让其获得精神解脱,相反,却让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叙事层面看,贝娄的叙事带有文化叙事特色。这种叙事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叙述话语中融入宗教和哲学元素,使得其作品既有犹太文化氛围,又富有当代文化精神。比如对小说《寻找格林先生》,如果从文化叙事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这篇作品不仅具有宗教隐喻的涵义,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象征性内涵。
当然,贝娄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的当代作家,与马拉默德和辛格等犹太作家相比,贝娄作品的民族特征是潜在的,犹太属性比较淡化。正如学者所言:“生活在‘新家园’的犹太人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维护和珍惜蕴藏于内心深处的‘犹太情结’,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淡化了传统的犹太属性,在他们身上,犹太特性变得空前复杂甚至不确定,这对犹太特质和犹太身份的界定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就是说,贝娄创作的犹太意识日趋淡薄,作家表现更多的还是美国生活。贝娄的创作已经日益美国化,美国属性是其作品的另一大特征。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如果把贝娄小说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犹太性和美国性是硬币的两个面。难能可贵的是,贝娄在运用犹太文化经验的时候,总是自觉地将它们升华,从而使之带有更有普遍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