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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是一位犹太作家，却并不喜欢被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作家专门作出过声明：“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时是犹太人，只知道自己是索尔·贝娄，我也从未努力要使自己犹太化。”贝娄之所以对“犹太作家”很反感，是因为他不愿意仅被看作是民族作家。在贝娄看来，他所探讨的是人类的普遍真理，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真理。
1970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曾阐述自己对身份的理解：“出身为犹太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这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犹太性的。这就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这股力量的来源是，在我生命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仅此而已。”对贝娄来说，“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是指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这期间，贝娄过着完全意义上的犹太生活。根据犹太移民教育的资料，大体可以观照贝娄的受教育情况：在传统的犹太移民家庭，孩子们三岁开始学希伯莱语，五岁接受正规教育，七岁之前必须读完《旧约》中的五卷书，七岁后到十三岁，则要熟读犹太法典。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贝娄四岁能用两种语言背诵《创世纪》，后来他还翻译过《摩西五经》。移民到芝加哥以后，贝娄接受的仍然是犹太式教育。母亲丽莎很疼爱这个小儿子，希望他以后能当拉比，或者是小提琴手，所以对贝娄的教育很重视。十三岁这年，贝娄在教堂举行犹太成人仪式，从此进入成年时期。在此之前，贝娄已积累了犹太经验，继承了犹太民族文化的精髓。
写作之初，贝娄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并未刻意要反映犹太人的命运。但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同胞遭受的迫害让他震惊，贝娄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在《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小说中，贝娄不停地观照犹太命运，表达自己对民族乃至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在应邀访问耶路撒冷之后，贝娄写下札记《耶路撒冷去来》。贝娄呼吁国际社会理解、同情犹太人，同时他也主张犹太人要自立自强，凭着双手建立自己的家园。
贝娄创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努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一度陷于困顿与苦恼，但始终没有堕入绝望悲观的深渊。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外族压迫和歧视中，仍然没有放弃价值标准。关于理性王国对于主人公生存的意义，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曾特别提出，“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对此，罗伯特R·达登也指出，“贝娄总是肯定人的潜在力量。在其全部小说中，他总是表明其主人公对他们的生存背景、困境和冲突所负起的责任。可以看出，他们能够改变这些状况，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能力。”
更为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中渗透了诸多的犹太元素。从母题上看，贝娄小说的“流浪”、“悬挂”和“受害”等母题，不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反映了犹太族裔的历史境遇。“流浪”反映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悬挂”反映了犹太人在欧洲的“隔都”经历，“受害”则是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贝娄对存在的思索也显得更为深沉。从原型上看，贝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与《雨王汉德森》等小说主题模糊不清，抽象得让人难以捉摸。但是若从原型视角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寻找格林先生》中的格里布在寒风中寻找，将福利支票送到贫民窟里。格里布对穷苦百姓的满腔爱心，对格林先生这一希望的寻找，反映了犹太教爱与希望的主题。不仅如此，格里布不畏艰难，通过自己的受难去普救众生，体现了一种异常宝贵的品质。格里布形象反映了犹太教弥赛亚的光辉。或者说，弥赛亚就是格里布的原型。在《雨王汉德森》中，作品的结构模式、人物形象乃至青蛙等意象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型。汉德森的寻找与古代骑士寻找圣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原型结构、原型人物和意象给作品带来宽广的阐释空间。尽管贝娄反对在作品中寻找象征意义，但是通过小说的原型，却可以客观地揭示出作品的象征性蕴含。从伦理上看，《赫索格》对待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足以说明犹太伦理对作品人物的制约作用。赫索格对性持有实用主义的思想，试图借助性来解决人生苦恼。他在多名女性之间周旋，甚至与妓女也有来往。但赫索格的性错乱行为并未让其获得精神解脱，相反，却让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叙事层面看，贝娄的叙事带有文化叙事特色。这种叙事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叙述话语中融入宗教和哲学元素，使得其作品既有犹太文化氛围，又富有当代文化精神。比如对小说《寻找格林先生》，如果从文化叙事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这篇作品不仅具有宗教隐喻的涵义，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象征性内涵。
当然，贝娄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的当代作家，与马拉默德和辛格等犹太作家相比，贝娄作品的民族特征是潜在的，犹太属性比较淡化。正如学者所言：“生活在‘新家园’的犹太人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维护和珍惜蕴藏于内心深处的‘犹太情结’，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淡化了传统的犹太属性，在他们身上，犹太特性变得空前复杂甚至不确定，这对犹太特质和犹太身份的界定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就是说，贝娄创作的犹太意识日趋淡薄，作家表现更多的还是美国生活。贝娄的创作已经日益美国化，美国属性是其作品的另一大特征。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如果把贝娄小说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犹太性和美国性是硬币的两个面。难能可贵的是，贝娄在运用犹太文化经验的时候，总是自觉地将它们升华，从而使之带有更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1970年，贝娄在接受采访时曾阐述自己对身份的理解：“出身为犹太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这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犹太性的。这就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这股力量的来源是，在我生命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犹太人，仅此而已。”对贝娄来说，“最敏感、最可塑的一段时间”是指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这期间，贝娄过着完全意义上的犹太生活。根据犹太移民教育的资料，大体可以观照贝娄的受教育情况：在传统的犹太移民家庭，孩子们三岁开始学希伯莱语，五岁接受正规教育，七岁之前必须读完《旧约》中的五卷书，七岁后到十三岁，则要熟读犹太法典。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贝娄四岁能用两种语言背诵《创世纪》，后来他还翻译过《摩西五经》。移民到芝加哥以后，贝娄接受的仍然是犹太式教育。母亲丽莎很疼爱这个小儿子，希望他以后能当拉比，或者是小提琴手，所以对贝娄的教育很重视。十三岁这年，贝娄在教堂举行犹太成人仪式，从此进入成年时期。在此之前，贝娄已积累了犹太经验，继承了犹太民族文化的精髓。
写作之初，贝娄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并未刻意要反映犹太人的命运。但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同胞遭受的迫害让他震惊，贝娄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在《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小说中，贝娄不停地观照犹太命运，表达自己对民族乃至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在应邀访问耶路撒冷之后，贝娄写下札记《耶路撒冷去来》。贝娄呼吁国际社会理解、同情犹太人，同时他也主张犹太人要自立自强，凭着双手建立自己的家园。
贝娄创作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努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尽管贝娄的主人公一度陷于困顿与苦恼，但始终没有堕入绝望悲观的深渊。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外族压迫和歧视中，仍然没有放弃价值标准。关于理性王国对于主人公生存的意义，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曾特别提出，“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对此，罗伯特R·达登也指出，“贝娄总是肯定人的潜在力量。在其全部小说中，他总是表明其主人公对他们的生存背景、困境和冲突所负起的责任。可以看出，他们能够改变这些状况，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能力。”
更为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中渗透了诸多的犹太元素。从母题上看，贝娄小说的“流浪”、“悬挂”和“受害”等母题，不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反映了犹太族裔的历史境遇。“流浪”反映了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悬挂”反映了犹太人在欧洲的“隔都”经历，“受害”则是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贝娄对存在的思索也显得更为深沉。从原型上看，贝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与《雨王汉德森》等小说主题模糊不清，抽象得让人难以捉摸。但是若从原型视角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寻找格林先生》中的格里布在寒风中寻找，将福利支票送到贫民窟里。格里布对穷苦百姓的满腔爱心，对格林先生这一希望的寻找，反映了犹太教爱与希望的主题。不仅如此，格里布不畏艰难，通过自己的受难去普救众生，体现了一种异常宝贵的品质。格里布形象反映了犹太教弥赛亚的光辉。或者说，弥赛亚就是格里布的原型。在《雨王汉德森》中，作品的结构模式、人物形象乃至青蛙等意象都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型。汉德森的寻找与古代骑士寻找圣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原型结构、原型人物和意象给作品带来宽广的阐释空间。尽管贝娄反对在作品中寻找象征意义，但是通过小说的原型，却可以客观地揭示出作品的象征性蕴含。从伦理上看，《赫索格》对待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也足以说明犹太伦理对作品人物的制约作用。赫索格对性持有实用主义的思想，试图借助性来解决人生苦恼。他在多名女性之间周旋，甚至与妓女也有来往。但赫索格的性错乱行为并未让其获得精神解脱，相反，却让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叙事层面看，贝娄的叙事带有文化叙事特色。这种叙事大体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叙述话语中融入宗教和哲学元素，使得其作品既有犹太文化氛围，又富有当代文化精神。比如对小说《寻找格林先生》，如果从文化叙事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这篇作品不仅具有宗教隐喻的涵义，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象征性内涵。
当然，贝娄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的当代作家，与马拉默德和辛格等犹太作家相比，贝娄作品的民族特征是潜在的，犹太属性比较淡化。正如学者所言：“生活在‘新家园’的犹太人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维护和珍惜蕴藏于内心深处的‘犹太情结’，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淡化了传统的犹太属性，在他们身上，犹太特性变得空前复杂甚至不确定，这对犹太特质和犹太身份的界定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也就是说，贝娄创作的犹太意识日趋淡薄，作家表现更多的还是美国生活。贝娄的创作已经日益美国化，美国属性是其作品的另一大特征。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如果把贝娄小说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犹太性和美国性是硬币的两个面。难能可贵的是，贝娄在运用犹太文化经验的时候，总是自觉地将它们升华，从而使之带有更有普遍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