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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奋作，万象更新。在“十四五”开局、发轫新征程之年，去年因疫情延期至5月举行的全国两会重新回到了阳春三月。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市场主体也是为稳就业保民生。”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将“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列入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并表示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这是自2019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对稳就业的压力，中国交出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就业“成绩单”：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5.2%。
2021年，面对就业的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扶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怎样实现新业态健康发展？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带着人民的重托与期待，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2021年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政府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并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社会就业压力增加，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让人民有‘饭碗’可端，保障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是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分析，要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住就业基本盘，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去年6至10月，莫荣赴杭州、北京、成都、苏州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调研，在调研基础上，他归纳了四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二是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三是信息不通畅导致供需匹配低效;四是职业规划教育缺乏，职业指导不精准。
“从国外经验看，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建立人才需求预测，引导高校招生和专业设置行为。目前国内缺乏人才需求预测体系。”面对今年更加严峻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莫荣建议，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中，要加强人才需求预测等基础性工作，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出发，在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上超前布局、动态调整。要打造一体化的高校就业服务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求职需求，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就业指导，推送毕业生感兴趣个岗位信息，提高岗位供需匹配效率，加强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就业数据的对接，提高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精准性。
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莫荣委员呼吁校园招聘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开放力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组团打包如HR联盟等形式招聘进行鼓励和宣传，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认知度，帮助他们招聘到合适的学生，为高校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同时，高校可以提前向社会发布学科专业结构、培养规模、培养情况，方便用人单位了解，有针对性招聘人才。”莫荣委员建议高校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对学生进行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价值观等方面的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指导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应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不仅可以为基层输送人才，而且也是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建立系统的大学生基层就业引导和培养机制，完善青年基层工作者的职业路径。基层单位应完善和落实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和职业发展路径，将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人才政策扶持范围，对符合条件的提供住房、医疗、落户等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说。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国家拿出一部分经费支持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可采用每年每人补贴1万元、连续补贴3年的办法，縮小与在城就业的收入差距。
去年底，教育部下发通知指出，对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强迫签三方”等问题，要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应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氛围。
“作为一名高职界的人大代表，我也向全社会呼吁，要为高职学生扫除就业歧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希望，政府聚焦高职毕业生就业保障，对高职毕业生留本地城市就业给予与本科生一视同仁的就业扶持政策，要出台和完善相关专项立法，制定更便利、有效的就业宏观政策，尤其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保障扶持政策。
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发现，近年来，教师队伍性别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男女教师比例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他建议，可实施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师范院校开通退役军人师范生的专门招生通道，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退役军人师范生。国家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支持有从教意愿的退役军人进入师范院校就读，地方教育和人事部门在教师招聘中优先考虑退役军人师范生。
就在两会后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与全国工商联签署了部际合作协议，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保障。双方签署协议后，将在谋划协作路径、加强信息数据对接共享、将优秀退役军人纳入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合作，着力加强对退役军人高技术人才到民营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推进退役军人实现更加稳定更高质量就业。
而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当前“农民工”群体“青黄不接”“代际断层”的问题日渐严峻，劳动力逐年减少，高素质建筑工人依旧短缺。基于此，全国人大代表、“95后”建筑工人邹彬提出，推动“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迫在眉睫。
邹彬认为，传统建筑工地因为工作条件艰苦，发展空间有限，已难再吸引新一代“农民工”加入。随着职业教育被明确为“类型教育”，进一步发挥国有大型央企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推动构建人力资源强国、提升技能人才水平和培养新时代产业工人方面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义光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群体面临的新问题。今年两会，他的提案是《发展建筑劳务产业，推动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化》。“目前，建筑产业工人普遍面临工作临时性强、流动性大、作业时间长等现实问题，并且整体队伍呈现老龄化严重、企业归属感差、文化程度低、技能培训不足、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特点，严重制约了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张义光建议，要积极推进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推进劳务企业转型升级，整合、优化建筑工人队伍及劳务企业，逐渐由低层次的体力型、数量型向高层次的技术型、知识型转变。培养劳务作业领军人物，引导小微劳务企业、建筑工人作业班组向专业作业企业转型发展，实现提质增效。“我们还可以探索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把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农民工吸纳到企业来，建立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工人队伍，加快培育建筑业急需的产业工人队伍……”
破解新业态就业群体困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零售、移动出行、外卖点餐、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等新经济不断涌现。同时也衍生出了微商、“骑手”、公众号博主、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这些都为灵活就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让无业者快速上岗，让兼职者更有空间，人人可就业，人人也可兼业。
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数据显示：中国有2058万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者，包括796万网约车司机、455万快递和外卖员、114万网络主播、80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从业者。正是不断涌现的新经济、新业态撬动就业这块巨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快速增长。
“平台化、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是实现稳就业的重要载体。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性，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指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应运而生，从业人员规模迅速扩张，形态种类日趋多样。这些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稳住了低收入家庭的生计。
在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逐渐显现。去年以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困境频频登上热搜，社保和工伤成为目前灵活就业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高小玫认为，平台从业者无疑是以劳动，甚至是纯“体力”，获取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但是因为平台业态与传统业态的特征差异，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维护、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平台尚在发展中，用工模式多样复杂。企业以优势地位在劳动关系变化中的某些行为，需要严密关注。现存在的问题有，平台用工契约不平等、平台从业者基本社保缺失、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对此，她建议：规范平台用工合同、制定平台用工专项法规、构建平台用工社会保险、加强对平台用工的劳动监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新就业形态面临着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伤残无工伤、有风险无保险、有问题无监管等难题和困境。他建议，应规定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最低限度的权利清单：一是最长工作时间的权利保障，超过最长工作时间，平台就不得派活下单;二是休假权，法定节假日平台从业者享有带薪休假权，该薪水可以根据其平均劳动报酬计算取得;三是获得最低劳动报酬权，该劳动报酬可根据国家和区域的最低劳动报酬标准、参照平台的平均报酬水平加以确定。
“新就业形态中的灵活就业、共享用工、自由就业等方式，与传统劳动用工方式不同，需要相关配套机制和服务体系进一步调整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和服务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马化腾表示，要更好地保障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要帮从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的问题。为此，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要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保障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不好。在某种程度上，对某种用工形式的法律保障程度与用工主体对该用工模式的接纳程度成反向关系，即高法律保障往往意味着低就业机会。特别对于新就业形态，这种反向关系在制度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因此，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法律保障水平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力求权益保障与就业机会的平衡。他建議设立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险，可以平台、从业者共同付费形成保障基金，由保险公司运营，由国家统一规定保障基金支付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已经在推行非劳动关系可以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定。比如，广东出台《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首次将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浙江省衢州市将“快递骑手”“外卖小哥”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摘帽后，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如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完全结束。国家也设立了脱贫攻坚的过渡期，要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五年工作期，是非常有必要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以后，实际基础仍然还比较薄弱，也存在返贫的风险，所以要把基础夯实，这就是为什么形成了这个过渡期，要扶上马送一程。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认为，随着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消费市场进入加速提质转型的新发展阶段。
在流通环节，放眼广大乡村下沉市场，传统的小卖部仍然是零售的主要载体。全国630万家夫妻老婆店占据40%的零售份额，构成中国农村商业的底色。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这是当前农村一个突出问题。“释放农村消费活力，最高效便捷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现有农村零售资源，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赋能，帮助农村实体小微零售商转型升级。”张近东建议，利用返乡农民既熟悉互联网，又熟悉本地“熟人社会”的优势，充分发挥农村小微零售业态升级带来的新机遇，帮助留乡农民创业创新，参与到农村消费升级大潮中，切实让农民成为农村市场的主角，分享农村零售升级带来的电商、物流、售后等全产业链发展红利。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把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作为系统工程，建立由政府、高校、电商企业联动的电商人才培训模式，由政府来顶层设计，高校提供相应智力支持，掌握线上线下融合实践经验的大型零售企业进行实战培训，快速有效地培养出与实际应用‘零距离’，与就业岗位‘零适应期’的智慧零售‘双零人才’，为再造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实体零售夯实人才基础。”张近东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斌坦言，电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通车，但在具体运营和对接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平台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一个企业+平台+消费的运营模式，从而带来三方共赢。” 孙斌表示，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用人机制降低乡镇及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门槛，让真正愿意投身农业、真正能够从事农业的人才进来。同时鼓励一些本地人才或退伍军人返乡发展。
“增收致富，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细花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乡村群众就地勤劳致富，解决因外出打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教育、留守夫妻交流、留守老人養老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因此，她建议：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打造特色村庄，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立乡村振兴学院，培育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方式拓宽市场，切实帮助农民返乡致富。
我国现有8500万名残疾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村农业发展和广大残疾人工作生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令人担忧。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小芹说：“目前，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通过乡村振兴对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是我关注的重点。”
郭小芹建议，在全面完成残疾人脱贫任务、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应该把残疾人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接力棒交接好、传递好。要科学谋划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大对残疾人事业发展扶持力度和培训力度，提升残疾人生存的综合能力，探索创新残疾人创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理念，提高残疾人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残疾人就业良性循环。
就业，一头连着企业运营、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冷暖。“十四五”开局之年，稳就业、保民生任重道远，着眼当下，“就业优先”以民为本，方能“青山常在”。时代出题，实干作答。在这个春天，让我们凝聚起强大的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书写无愧时代的崭新华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市场主体也是为稳就业保民生。”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将“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列入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并表示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这是自2019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对稳就业的压力，中国交出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就业“成绩单”：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5.2%。
2021年，面对就业的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扶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怎样实现新业态健康发展？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带着人民的重托与期待，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2021年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政府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并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社会就业压力增加，解决人民的就业问题，让人民有‘饭碗’可端，保障最基本的‘吃饭问题’，是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李克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分析，要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住就业基本盘，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去年6至10月，莫荣赴杭州、北京、成都、苏州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调研，在调研基础上，他归纳了四方面的问题：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二是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三是信息不通畅导致供需匹配低效;四是职业规划教育缺乏，职业指导不精准。
“从国外经验看，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建立人才需求预测，引导高校招生和专业设置行为。目前国内缺乏人才需求预测体系。”面对今年更加严峻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莫荣建议，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中，要加强人才需求预测等基础性工作，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出发，在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上超前布局、动态调整。要打造一体化的高校就业服务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求职需求，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就业指导，推送毕业生感兴趣个岗位信息，提高岗位供需匹配效率，加强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就业数据的对接，提高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精准性。
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莫荣委员呼吁校园招聘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开放力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组团打包如HR联盟等形式招聘进行鼓励和宣传，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认知度，帮助他们招聘到合适的学生，为高校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同时，高校可以提前向社会发布学科专业结构、培养规模、培养情况，方便用人单位了解，有针对性招聘人才。”莫荣委员建议高校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对学生进行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价值观等方面的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指导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应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不仅可以为基层输送人才，而且也是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建立系统的大学生基层就业引导和培养机制，完善青年基层工作者的职业路径。基层单位应完善和落实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和职业发展路径，将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人才政策扶持范围，对符合条件的提供住房、医疗、落户等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说。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计划，国家拿出一部分经费支持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可采用每年每人补贴1万元、连续补贴3年的办法，縮小与在城就业的收入差距。
去年底，教育部下发通知指出，对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强迫签三方”等问题，要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应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氛围。
“作为一名高职界的人大代表，我也向全社会呼吁，要为高职学生扫除就业歧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希望，政府聚焦高职毕业生就业保障，对高职毕业生留本地城市就业给予与本科生一视同仁的就业扶持政策，要出台和完善相关专项立法，制定更便利、有效的就业宏观政策，尤其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保障扶持政策。
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发现，近年来，教师队伍性别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男女教师比例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他建议，可实施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师范院校开通退役军人师范生的专门招生通道，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退役军人师范生。国家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支持有从教意愿的退役军人进入师范院校就读，地方教育和人事部门在教师招聘中优先考虑退役军人师范生。
就在两会后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与全国工商联签署了部际合作协议，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保障。双方签署协议后，将在谋划协作路径、加强信息数据对接共享、将优秀退役军人纳入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合作，着力加强对退役军人高技术人才到民营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推进退役军人实现更加稳定更高质量就业。
而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当前“农民工”群体“青黄不接”“代际断层”的问题日渐严峻，劳动力逐年减少，高素质建筑工人依旧短缺。基于此，全国人大代表、“95后”建筑工人邹彬提出，推动“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迫在眉睫。
邹彬认为，传统建筑工地因为工作条件艰苦，发展空间有限，已难再吸引新一代“农民工”加入。随着职业教育被明确为“类型教育”，进一步发挥国有大型央企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推动构建人力资源强国、提升技能人才水平和培养新时代产业工人方面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义光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群体面临的新问题。今年两会，他的提案是《发展建筑劳务产业，推动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化》。“目前，建筑产业工人普遍面临工作临时性强、流动性大、作业时间长等现实问题，并且整体队伍呈现老龄化严重、企业归属感差、文化程度低、技能培训不足、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特点，严重制约了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张义光建议，要积极推进建筑劳务用工制度改革，推进劳务企业转型升级，整合、优化建筑工人队伍及劳务企业，逐渐由低层次的体力型、数量型向高层次的技术型、知识型转变。培养劳务作业领军人物，引导小微劳务企业、建筑工人作业班组向专业作业企业转型发展，实现提质增效。“我们还可以探索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把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农民工吸纳到企业来，建立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工人队伍，加快培育建筑业急需的产业工人队伍……”
破解新业态就业群体困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零售、移动出行、外卖点餐、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等新经济不断涌现。同时也衍生出了微商、“骑手”、公众号博主、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这些都为灵活就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让无业者快速上岗，让兼职者更有空间，人人可就业，人人也可兼业。
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数据显示：中国有2058万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者，包括796万网约车司机、455万快递和外卖员、114万网络主播、80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从业者。正是不断涌现的新经济、新业态撬动就业这块巨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快速增长。
“平台化、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是实现稳就业的重要载体。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性，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指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应运而生，从业人员规模迅速扩张，形态种类日趋多样。这些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稳住了低收入家庭的生计。
在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逐渐显现。去年以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困境频频登上热搜，社保和工伤成为目前灵活就业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高小玫认为，平台从业者无疑是以劳动，甚至是纯“体力”，获取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但是因为平台业态与传统业态的特征差异，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维护、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平台尚在发展中，用工模式多样复杂。企业以优势地位在劳动关系变化中的某些行为，需要严密关注。现存在的问题有，平台用工契约不平等、平台从业者基本社保缺失、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对此，她建议：规范平台用工合同、制定平台用工专项法规、构建平台用工社会保险、加强对平台用工的劳动监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新就业形态面临着有就业无门槛、有劳动无单位、有上班无下班、有报酬无工资、有伤残无工伤、有风险无保险、有问题无监管等难题和困境。他建议，应规定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最低限度的权利清单：一是最长工作时间的权利保障，超过最长工作时间，平台就不得派活下单;二是休假权，法定节假日平台从业者享有带薪休假权，该薪水可以根据其平均劳动报酬计算取得;三是获得最低劳动报酬权，该劳动报酬可根据国家和区域的最低劳动报酬标准、参照平台的平均报酬水平加以确定。
“新就业形态中的灵活就业、共享用工、自由就业等方式，与传统劳动用工方式不同，需要相关配套机制和服务体系进一步调整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和服务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马化腾表示，要更好地保障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要帮从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的问题。为此，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要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认为，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保障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不好。在某种程度上，对某种用工形式的法律保障程度与用工主体对该用工模式的接纳程度成反向关系，即高法律保障往往意味着低就业机会。特别对于新就业形态，这种反向关系在制度与资本博弈的过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因此，对平台新型从业者的法律保障水平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力求权益保障与就业机会的平衡。他建議设立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险，可以平台、从业者共同付费形成保障基金，由保险公司运营，由国家统一规定保障基金支付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已经在推行非劳动关系可以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定。比如，广东出台《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首次将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浙江省衢州市将“快递骑手”“外卖小哥”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摘帽后，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如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完全结束。国家也设立了脱贫攻坚的过渡期，要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五年工作期，是非常有必要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以后，实际基础仍然还比较薄弱，也存在返贫的风险，所以要把基础夯实，这就是为什么形成了这个过渡期，要扶上马送一程。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认为，随着农民收入增速不断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消费市场进入加速提质转型的新发展阶段。
在流通环节，放眼广大乡村下沉市场，传统的小卖部仍然是零售的主要载体。全国630万家夫妻老婆店占据40%的零售份额，构成中国农村商业的底色。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这是当前农村一个突出问题。“释放农村消费活力，最高效便捷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现有农村零售资源，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赋能，帮助农村实体小微零售商转型升级。”张近东建议，利用返乡农民既熟悉互联网，又熟悉本地“熟人社会”的优势，充分发挥农村小微零售业态升级带来的新机遇，帮助留乡农民创业创新，参与到农村消费升级大潮中，切实让农民成为农村市场的主角，分享农村零售升级带来的电商、物流、售后等全产业链发展红利。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把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作为系统工程，建立由政府、高校、电商企业联动的电商人才培训模式，由政府来顶层设计，高校提供相应智力支持，掌握线上线下融合实践经验的大型零售企业进行实战培训，快速有效地培养出与实际应用‘零距离’，与就业岗位‘零适应期’的智慧零售‘双零人才’，为再造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实体零售夯实人才基础。”张近东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斌坦言，电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通车，但在具体运营和对接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我们的想法是平台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一个企业+平台+消费的运营模式，从而带来三方共赢。” 孙斌表示，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用人机制降低乡镇及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门槛，让真正愿意投身农业、真正能够从事农业的人才进来。同时鼓励一些本地人才或退伍军人返乡发展。
“增收致富，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细花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乡村群众就地勤劳致富，解决因外出打工而导致的留守儿童教育、留守夫妻交流、留守老人養老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因此，她建议：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打造特色村庄，提升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立乡村振兴学院，培育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方式拓宽市场，切实帮助农民返乡致富。
我国现有8500万名残疾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村农业发展和广大残疾人工作生活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农村残疾人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令人担忧。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桂东县沤江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小芹说：“目前，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通过乡村振兴对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是我关注的重点。”
郭小芹建议，在全面完成残疾人脱贫任务、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应该把残疾人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接力棒交接好、传递好。要科学谋划残疾人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加大对残疾人事业发展扶持力度和培训力度，提升残疾人生存的综合能力，探索创新残疾人创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理念，提高残疾人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残疾人就业良性循环。
就业，一头连着企业运营、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冷暖。“十四五”开局之年，稳就业、保民生任重道远，着眼当下，“就业优先”以民为本，方能“青山常在”。时代出题，实干作答。在这个春天，让我们凝聚起强大的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书写无愧时代的崭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