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些知名的书画家，往往也是书画鉴赏大师，更是艺术品收藏大家，因为他们的精彩发现与鉴赏，让优秀的作品得以传承。明朝的董其昌就是这样一位富有盛名的大家。
董其昌（1555—1636），明代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曾居松江。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他举进士后即步入仕途，以自己的杰出才华和独特的处事方法平步官场，成为风云变幻的明末政坛一棵常青树。
董其昌出生贫寒之家，少年时寄居叶榭外祖母家，在叶榭水月庵学馆苦读十年。董其昌的老师是叶榭宿儒，为正德九年进士杨秉义之子，是个饱学之士，诗词书画俱佳，却放弃仕途，甘愿在水月庵执教，为桑梓服务。董其昌自幼聪颖，在名师指导下勤奋力学，经常在外祖母家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下孜孜不倦地读书，有时与同窗好友在月河桥上吟诗作对。17岁那年他到郡城赴试，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对他的才华颇为赏识，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便将第一改为第二。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他自此钻研书法，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并在不辍的练笔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董其昌34岁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他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令人刮目相看。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使董其昌成为名动江南的艺术大家。
艺术史上，要想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天赋、勤奋和际遇缺一不可，若三者不能完美结合，则不可能修成超然的艺术成就。因为有天赋，故而董其昌书画可以传世；因为仕途顺利，再加上勤奋，董其昌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因为曾经担任太子太保等职，董其昌的机会超越同时代的文人士子。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董其昌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注释。虽然处处讲摹古，但董其昌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摆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潇洒生动，烟云流润，柔中有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如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书法修养。他善于把书法渗透到画法之中，注重笔墨技巧，书画同体，讲究气韵，带有浓厚的主观抒意，追求似与不似。董其昌善于将古人的结构、技法特点加以归纳，集各派精华于一身，创造出平和简淡、潇洒明快的风格，富有清润温雅的文人画意趣，使画面的疏密、浓淡、开合、虚实等更有规律，在稚拙和简淡中带有宁静自然的文人之思。董其昌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三结合，创造了文人山水画的新体格，成为晚明以后文人作画的典范。
据史料记载：董其昌通禅理，善言谈，吐纳终日无俗语，且精于品道，修为较高。在长期的书画创作中，董其昌形成了自己的书画理论，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传世。他首创以禅论画，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为文人正脉，他主张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书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董其昌以禅宗南北之分来总结画史，把禅宗“南宗”的“顿悟”和“北宗”的“渐修”理论，作为划分山水画的“南北宗”的参照系，认为从唐朝开始，以王维的水墨渲染一派为南宗，以李思训工笔重彩一派为北宗，前者注重抒情，有文人气；后者注重写实，有工匠气。此论点实具有崇南贬北的倾向，后人曾有批评和反驳，但董其昌的这个论点影响甚大，以至海外称“文人画”为“南画”，以此为中国画的代表。
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他在书画实践和理论上用功之勤，钻研之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清初之际，他的书法备受康熙、乾隆皇帝的极度偏爱，两位皇帝号召大家以董书为宗，以至清代书坛董其昌书风颇为盛行，以压倒群雄之势引领一代潮流，并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董其昌自称“17岁学书.22岁学画”，直到他82岁去世的60余年艺术生涯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笔耕砚田，书画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一需要。他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计，存世的大量书画作品被海内外珍藏，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其中几幅代表作如下：
《高逸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品以平远两段式章法处理画面，近画坡石松杉，中间溪水宽阔，对岸平滩浅渚，山丘数层，小溪从山丘两边延伸至远方，溪山林木处茅舍数间。全幅枯笔墨画，折带皴法，有倪瓒画风遗意，显然是仿古之作。本幅上方自题诗一首：“烟岚屈曲槛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高逸图赠蒋道枢丈，丁巳三月，董其昌”。
《昼锦堂图》，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作品为绢本，青绿设色，纵44厘米，横1492厘米。此卷描绘宋代大臣韩琦的居读处所及其周围自然环境。全画无墨立骨，全用深浅不同的颜色画出，以石绿石青色为主，兼施赭石或淡墨。董其昌用娴熟的笔法，秀润的设色，将一座山间幽居和溽暑交秋的景物，完美地表现了出来。画卷后面还附有他亲笔草书欧阳修的《昼锦堂记》，字体劲健，一气呵成，是一件书画合璧的佳作。
《秋兴八景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院，为董其昌一生中的至精之作。作品为纸本册页，共八开，每开均有作者行楷题记及署款。皆设色山水，或仿古，或写景，其中山峦明秀，树石幽奇，芦荻苍黄，秋林丹翠，以及陂陀沙碛，村屋扁舟，无不精妙。此册原为董其昌次子董祖源所藏，每开均钤有“男祖源珍藏”朱文印，流传有序，新中国后，为刘靖基收藏，于1981年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董其昌懂鉴赏，精收藏，是一位具有较大成就的大收藏家，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实为北宋范宽作品）、《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四源堂”名画为河南袁枢（袁可立之子）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董其昌的这些收藏品，多数得以传世，成为中华文化中耀眼的瑰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且行且努力，董其昌以自己的一生勤恳，实践了一个文人的理想抱负，他的艺术成就，为中华传统文化增光添彩。
责任编辑 王海珍
董其昌（1555—1636），明代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曾居松江。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他举进士后即步入仕途，以自己的杰出才华和独特的处事方法平步官场，成为风云变幻的明末政坛一棵常青树。
董其昌出生贫寒之家，少年时寄居叶榭外祖母家，在叶榭水月庵学馆苦读十年。董其昌的老师是叶榭宿儒，为正德九年进士杨秉义之子，是个饱学之士，诗词书画俱佳，却放弃仕途，甘愿在水月庵执教，为桑梓服务。董其昌自幼聪颖，在名师指导下勤奋力学，经常在外祖母家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下孜孜不倦地读书，有时与同窗好友在月河桥上吟诗作对。17岁那年他到郡城赴试，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对他的才华颇为赏识，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便将第一改为第二。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他自此钻研书法，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并在不辍的练笔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董其昌34岁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他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令人刮目相看。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并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使董其昌成为名动江南的艺术大家。
艺术史上，要想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天赋、勤奋和际遇缺一不可，若三者不能完美结合，则不可能修成超然的艺术成就。因为有天赋，故而董其昌书画可以传世；因为仕途顺利，再加上勤奋，董其昌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因为曾经担任太子太保等职，董其昌的机会超越同时代的文人士子。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董其昌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注释。虽然处处讲摹古，但董其昌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摆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潇洒生动，烟云流润，柔中有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如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书法修养。他善于把书法渗透到画法之中，注重笔墨技巧，书画同体，讲究气韵，带有浓厚的主观抒意，追求似与不似。董其昌善于将古人的结构、技法特点加以归纳，集各派精华于一身，创造出平和简淡、潇洒明快的风格，富有清润温雅的文人画意趣，使画面的疏密、浓淡、开合、虚实等更有规律，在稚拙和简淡中带有宁静自然的文人之思。董其昌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三结合，创造了文人山水画的新体格，成为晚明以后文人作画的典范。
据史料记载：董其昌通禅理，善言谈，吐纳终日无俗语，且精于品道，修为较高。在长期的书画创作中，董其昌形成了自己的书画理论，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传世。他首创以禅论画，分为“南北宗”，推崇“南宗”为文人正脉，他主张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书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董其昌以禅宗南北之分来总结画史，把禅宗“南宗”的“顿悟”和“北宗”的“渐修”理论，作为划分山水画的“南北宗”的参照系，认为从唐朝开始，以王维的水墨渲染一派为南宗，以李思训工笔重彩一派为北宗，前者注重抒情，有文人气；后者注重写实，有工匠气。此论点实具有崇南贬北的倾向，后人曾有批评和反驳，但董其昌的这个论点影响甚大，以至海外称“文人画”为“南画”，以此为中国画的代表。
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他在书画实践和理论上用功之勤，钻研之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清初之际，他的书法备受康熙、乾隆皇帝的极度偏爱，两位皇帝号召大家以董书为宗，以至清代书坛董其昌书风颇为盛行，以压倒群雄之势引领一代潮流，并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董其昌自称“17岁学书.22岁学画”，直到他82岁去世的60余年艺术生涯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笔耕砚田，书画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一需要。他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计，存世的大量书画作品被海内外珍藏，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其中几幅代表作如下：
《高逸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品以平远两段式章法处理画面，近画坡石松杉，中间溪水宽阔，对岸平滩浅渚，山丘数层，小溪从山丘两边延伸至远方，溪山林木处茅舍数间。全幅枯笔墨画，折带皴法，有倪瓒画风遗意，显然是仿古之作。本幅上方自题诗一首：“烟岚屈曲槛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高逸图赠蒋道枢丈，丁巳三月，董其昌”。
《昼锦堂图》，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作品为绢本，青绿设色，纵44厘米，横1492厘米。此卷描绘宋代大臣韩琦的居读处所及其周围自然环境。全画无墨立骨，全用深浅不同的颜色画出，以石绿石青色为主，兼施赭石或淡墨。董其昌用娴熟的笔法，秀润的设色，将一座山间幽居和溽暑交秋的景物，完美地表现了出来。画卷后面还附有他亲笔草书欧阳修的《昼锦堂记》，字体劲健，一气呵成，是一件书画合璧的佳作。
《秋兴八景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院，为董其昌一生中的至精之作。作品为纸本册页，共八开，每开均有作者行楷题记及署款。皆设色山水，或仿古，或写景，其中山峦明秀，树石幽奇，芦荻苍黄，秋林丹翠，以及陂陀沙碛，村屋扁舟，无不精妙。此册原为董其昌次子董祖源所藏，每开均钤有“男祖源珍藏”朱文印，流传有序，新中国后，为刘靖基收藏，于1981年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董其昌懂鉴赏，精收藏，是一位具有较大成就的大收藏家，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实为北宋范宽作品）、《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后“四源堂”名画为河南袁枢（袁可立之子）递藏，使其成为晚明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董其昌的这些收藏品，多数得以传世，成为中华文化中耀眼的瑰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且行且努力，董其昌以自己的一生勤恳，实践了一个文人的理想抱负，他的艺术成就，为中华传统文化增光添彩。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