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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其理何在？中国自“五四”以后一直是国人追问的重大问题。而此次疫情之后，更是警醒反省的恰当时刻。本文以哲学为主线，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更能彰显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强大优势。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对比;优势;复兴
此次病毒疫情危害之大、范围之广，一直在揪着14亿中华儿女的心，也挑动着世界各国千千万万人们的神经。
但不管咋样，病毒总会被消除，灾难总会过去。那时人们又会进入常态化，重新追逐着欲望的满足。
但我在想，灾难真的过去后，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什么是最大的事情？实际上这更加扣人心弦。
昨日，在网上看到刘鹤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文字，着实让人感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的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得到的国家软实力。（登载于《EMBA周刊》）
在此，我并不是要评论和解读这段文字，只是不揣冒昧从哲学层面对文化的根本力量做一点补充和说明。
为什么要选择哲学角度？新儒家杰出人物牟宗三先生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有一段话：
哲学从关联着文化来讲，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这一原则无论运用到中国、西方、与印度同样适应而有效。
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故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时可以散开地由各方面来看，从各方面向内凑，如从文学、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凑到核心，还是个哲学问题。这种讲法可以说是归纳的讲法。
对此，本人颇有同感。可以讲，哲学是贯穿各门学科的神经中枢系统。
我国向来强调因国情差异，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全盘西化，照搬硬上。但从现实状态来看，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乃至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多引自西方。当然，科学无国界。西方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的巨大优势大家有目共睹。学习西方文化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但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民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无可厚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态度，因此不能走向完全排斥的极端。
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为了找寻自己国家的民族富强繁荣之路，专程去美国考察其政治、民主、法律、经济状况等等，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轰动世界，虽然那时的美国刚刚建国七八十年，正处于经济强势的黄金时期，但托克维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告诫世人：
让已经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的国家全部仿效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读者只注意到我的思想的外表，而没有认识到我的思想的实质。我的目的，是想以美国为例说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我决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国为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和以往经历，也对它的政治制度发生某种影响;而且，如果自由要以同样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觉得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是的，国外文化的生成自有其一套演进的系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国情、民俗、习惯文化等，其中哲学的引领作用贡献最大。
虽说作为追求真理及智慧的哲学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性可以适用于各国。但同样文化中还含有其特殊性，而特殊性的由来必然是本民族文化的特質部分。这是有差异的，甚至有时是不相容的。不能也不应该全盘仿照，以致丢失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才能真实利益到其他国家和民族。这如同经济学上分工的原理，因人而异的分工与协作，正好丰富了每个人的福利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是强于逻辑思辨的。
自古希腊哲学家始，尤其是以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两条主线缠绕在一起，相互斗争、融合而发展。
仅就抽象逻辑分析而言，对自然界物质的因果性研究非常有效。因为逻辑分析需要精准化、细密化，又要千方百计寻求事物中的根本原因，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发展。这也是康德所强调的纯粹理性在有对象的自然界因果必然律领域中，能够形成真实的知识的原因。他的十二范畴表就是形式逻辑对自然界事物的普遍法则。因此，他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对于涉及心灵自由、道德至善和灵魂不死等重大命题时，其逻辑思辨完全无效力。因为没有可供研究确定的对象，只是流于虚幻的概念。
由笛卡尔、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传承的理性系统，由逻辑理性推到极端，则必然走向独断论。主要是因为逻辑分析设计的最高概念，空洞无物，只能将理性遇到的矛盾与痛苦转移给万能的上帝，因此常被哲学戏称为“上帝就是个垃圾筐”。
经验论者不满于理性主义的纯逻辑分析，不能面对空无所有的概念去进行理性设计，于是转而注重经验归纳，但因人的能力有限，总难找到完全对应的因果法则。于是，从培根、洛克、贝克莱至休谟，终因经验的局限性，从相对化走向了彻底的怀疑主义。
我们说，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与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是西方哲学上的两个极端，对西方哲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没有找到相应的方法，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与事物真理相合的“中道”（或说中庸或说中观）的大智慧，而流荡成危机哲学。因此，西方哲学成于逻辑，它推动了科学的巨大发展;但也败于逻辑，意识形态的逻辑思辨总难与真理相适应，当然更难与生命、道德等终极价值相适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因为理论不彻底，思维与存在不相应，西方哲学出现四次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至公元五世纪时期：自然哲学的原则和结论遭到了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与功利精神的挑战;第二次危机是希腊化哲学在古罗马时期：罗马官方哲学家的贵族式的清谈与虚伪和伦理化后哲学的践履、精神与普及性正相反对;第三次危机是15和16世纪人文主义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而新旧学说交替，科学与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等;第四次危机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解构哲学、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以往哲学的冲击（见赵敦华先生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此赵先生总结说：“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哲学家罗蒂借用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现在有趣的现象是，西方人为了走出危机与陷阱，正在转向东方甚至说向中国寻找智慧，因为西方文化所缺最为要命的东西，在中国文化里不仅完备，恰是特质。西方文化向中国转向，一定是大文化后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名儒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粗略的区分了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精神状态：①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②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③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之所以说其粗略，表面看来有其合理性，细审细观则不尽然。中国文化的哲学形态必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鼎力和根本。儒道两家属于本土文化不用申辩。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经隋到唐乃大兴，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心理思维、文化积淀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有汉传系的《大藏经》及藏传系的《大藏经》呼应成全的佛教最为全面的宝贵典籍，同汇聚于中国，说中国是代替印度成为世界佛教总汇是名副其实。佛学中的“中观”或“中论”都是以契合中道为根本精神的，并没有向前和向后之说。而道家返璞归真，是向前还是向后？真不能轻下结论。
所谓第三期新儒家，常常探讨国学的返本开新问题，也常常纠结于“老根如何发出新芽来”等，希望从儒家本体文化开新出民主、科学等西方的现代文化价值。虽然人人皆知“内圣外王”之口号，但因受西学影响，尤其是意识逻辑学的影响。基本上丢失了儒、释、道强调的修行方法，既无能内圣于心，当然也就无法外王了。新儒家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困惑，就是不知何为“内圣”，何为“外王”。
内圣以外王为因，外王以内圣为果，因果清晰条明，不虚不乱。冯达庵大阿阇梨于《佛法要论》中说：一切乐事，本吾性所具足。心光明者，欲现何境，无不立成。
此为“内圣外王”之斩钉截铁之语，无丝毫犹豫之说。现代人只有实地行持，福慧双修，才能立定脚跟，一往无前。
享有“经营之圣”赞誉的稻盛和夫在2004年4月受邀到中央党校演讲，他列题为：“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后面总结说：我衷心希望，中国始终以“内圣外王”的大国之姿态屹立在国际舞台。
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既有实际依据，也有深层动力之因。在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近三分之二时间，其经济及文化实力都占据世界第一位置。尤其是唐朝，儒释道三家文化鼎力而兴旺，国力隆盛，政治清明，受八方来朝，万国来贺，那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的鼎盛时期。今天強调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除此之外，每一位中国人也不能忘记自清朝以降，百年中华民族的饮血屈辱，中国被各国列强肆意瓜分和蹂躏，种种灾难不期而至。
可是，我们古老先贤文化又一次拯救国民，给其温暖，赋予支撑的力量，涵养其德性，终究让中华民族在忍辱、包容、奋进中再次站了起来。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说我们可随意放弃本民族为之自豪的文化传统，轻视我们的文化基因。
如果说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大复兴的雄姿站立在历史的最高舞台上，那我们将贡献给全世界的最大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文章兜了如此大的一圈，话说回来，这次疫情灾难之后，中国何事最为重大？那就是一句话：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M].商务出版社，1997.
[3]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5]罗蒂.实用主义的结论[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6]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商务出版社，1997.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出版社，1999.
[8]冯达庵.佛法要论[M].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9]稻盛和夫.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2004年在中央党校之演讲.
作者简介
朱志宇（1968.08—），男，广州市人，博士，从事哲学、经济学的研究。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对比;优势;复兴
此次病毒疫情危害之大、范围之广，一直在揪着14亿中华儿女的心，也挑动着世界各国千千万万人们的神经。
但不管咋样，病毒总会被消除，灾难总会过去。那时人们又会进入常态化，重新追逐着欲望的满足。
但我在想，灾难真的过去后，对国家和民族而言，什么是最大的事情？实际上这更加扣人心弦。
昨日，在网上看到刘鹤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文字，着实让人感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的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得到的国家软实力。（登载于《EMBA周刊》）
在此，我并不是要评论和解读这段文字，只是不揣冒昧从哲学层面对文化的根本力量做一点补充和说明。
为什么要选择哲学角度？新儒家杰出人物牟宗三先生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有一段话：
哲学从关联着文化来讲，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这一原则无论运用到中国、西方、与印度同样适应而有效。
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故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始时可以散开地由各方面来看，从各方面向内凑，如从文学、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凑到核心，还是个哲学问题。这种讲法可以说是归纳的讲法。
对此，本人颇有同感。可以讲，哲学是贯穿各门学科的神经中枢系统。
我国向来强调因国情差异，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全盘西化，照搬硬上。但从现实状态来看，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乃至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多引自西方。当然，科学无国界。西方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的巨大优势大家有目共睹。学习西方文化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但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民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无可厚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态度，因此不能走向完全排斥的极端。
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为了找寻自己国家的民族富强繁荣之路，专程去美国考察其政治、民主、法律、经济状况等等，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轰动世界，虽然那时的美国刚刚建国七八十年，正处于经济强势的黄金时期，但托克维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告诫世人：
让已经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的国家全部仿效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读者只注意到我的思想的外表，而没有认识到我的思想的实质。我的目的，是想以美国为例说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我决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国为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和以往经历，也对它的政治制度发生某种影响;而且，如果自由要以同样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觉得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是的，国外文化的生成自有其一套演进的系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国情、民俗、习惯文化等，其中哲学的引领作用贡献最大。
虽说作为追求真理及智慧的哲学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性可以适用于各国。但同样文化中还含有其特殊性，而特殊性的由来必然是本民族文化的特質部分。这是有差异的，甚至有时是不相容的。不能也不应该全盘仿照，以致丢失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才能真实利益到其他国家和民族。这如同经济学上分工的原理，因人而异的分工与协作，正好丰富了每个人的福利是一样的。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是强于逻辑思辨的。
自古希腊哲学家始，尤其是以柏拉图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两条主线缠绕在一起，相互斗争、融合而发展。
仅就抽象逻辑分析而言，对自然界物质的因果性研究非常有效。因为逻辑分析需要精准化、细密化，又要千方百计寻求事物中的根本原因，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发展。这也是康德所强调的纯粹理性在有对象的自然界因果必然律领域中，能够形成真实的知识的原因。他的十二范畴表就是形式逻辑对自然界事物的普遍法则。因此，他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对于涉及心灵自由、道德至善和灵魂不死等重大命题时，其逻辑思辨完全无效力。因为没有可供研究确定的对象，只是流于虚幻的概念。
由笛卡尔、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传承的理性系统，由逻辑理性推到极端，则必然走向独断论。主要是因为逻辑分析设计的最高概念，空洞无物，只能将理性遇到的矛盾与痛苦转移给万能的上帝，因此常被哲学戏称为“上帝就是个垃圾筐”。
经验论者不满于理性主义的纯逻辑分析，不能面对空无所有的概念去进行理性设计，于是转而注重经验归纳，但因人的能力有限，总难找到完全对应的因果法则。于是，从培根、洛克、贝克莱至休谟，终因经验的局限性，从相对化走向了彻底的怀疑主义。
我们说，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与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是西方哲学上的两个极端，对西方哲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没有找到相应的方法，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与事物真理相合的“中道”（或说中庸或说中观）的大智慧，而流荡成危机哲学。因此，西方哲学成于逻辑，它推动了科学的巨大发展;但也败于逻辑，意识形态的逻辑思辨总难与真理相适应，当然更难与生命、道德等终极价值相适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因为理论不彻底，思维与存在不相应，西方哲学出现四次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至公元五世纪时期：自然哲学的原则和结论遭到了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与功利精神的挑战;第二次危机是希腊化哲学在古罗马时期：罗马官方哲学家的贵族式的清谈与虚伪和伦理化后哲学的践履、精神与普及性正相反对;第三次危机是15和16世纪人文主义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而新旧学说交替，科学与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等;第四次危机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解构哲学、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以往哲学的冲击（见赵敦华先生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此赵先生总结说：“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哲学家罗蒂借用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现在有趣的现象是，西方人为了走出危机与陷阱，正在转向东方甚至说向中国寻找智慧，因为西方文化所缺最为要命的东西，在中国文化里不仅完备，恰是特质。西方文化向中国转向，一定是大文化后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著名儒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粗略的区分了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精神状态：①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②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③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之所以说其粗略，表面看来有其合理性，细审细观则不尽然。中国文化的哲学形态必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鼎力和根本。儒道两家属于本土文化不用申辩。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经隋到唐乃大兴，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心理思维、文化积淀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有汉传系的《大藏经》及藏传系的《大藏经》呼应成全的佛教最为全面的宝贵典籍，同汇聚于中国，说中国是代替印度成为世界佛教总汇是名副其实。佛学中的“中观”或“中论”都是以契合中道为根本精神的，并没有向前和向后之说。而道家返璞归真，是向前还是向后？真不能轻下结论。
所谓第三期新儒家，常常探讨国学的返本开新问题，也常常纠结于“老根如何发出新芽来”等，希望从儒家本体文化开新出民主、科学等西方的现代文化价值。虽然人人皆知“内圣外王”之口号，但因受西学影响，尤其是意识逻辑学的影响。基本上丢失了儒、释、道强调的修行方法，既无能内圣于心，当然也就无法外王了。新儒家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困惑，就是不知何为“内圣”，何为“外王”。
内圣以外王为因，外王以内圣为果，因果清晰条明，不虚不乱。冯达庵大阿阇梨于《佛法要论》中说：一切乐事，本吾性所具足。心光明者，欲现何境，无不立成。
此为“内圣外王”之斩钉截铁之语，无丝毫犹豫之说。现代人只有实地行持，福慧双修，才能立定脚跟，一往无前。
享有“经营之圣”赞誉的稻盛和夫在2004年4月受邀到中央党校演讲，他列题为：“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后面总结说：我衷心希望，中国始终以“内圣外王”的大国之姿态屹立在国际舞台。
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既有实际依据，也有深层动力之因。在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近三分之二时间，其经济及文化实力都占据世界第一位置。尤其是唐朝，儒释道三家文化鼎力而兴旺，国力隆盛，政治清明，受八方来朝，万国来贺，那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的鼎盛时期。今天強调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除此之外，每一位中国人也不能忘记自清朝以降，百年中华民族的饮血屈辱，中国被各国列强肆意瓜分和蹂躏，种种灾难不期而至。
可是，我们古老先贤文化又一次拯救国民，给其温暖，赋予支撑的力量，涵养其德性，终究让中华民族在忍辱、包容、奋进中再次站了起来。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说我们可随意放弃本民族为之自豪的文化传统，轻视我们的文化基因。
如果说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大复兴的雄姿站立在历史的最高舞台上，那我们将贡献给全世界的最大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文章兜了如此大的一圈，话说回来，这次疫情灾难之后，中国何事最为重大？那就是一句话：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M].商务出版社，1997.
[3]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5]罗蒂.实用主义的结论[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6]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商务出版社，1997.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出版社，1999.
[8]冯达庵.佛法要论[M].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9]稻盛和夫.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2004年在中央党校之演讲.
作者简介
朱志宇（1968.08—），男，广州市人，博士，从事哲学、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