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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南北大运河出入山东的门户。济宁很早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
据民国《济宁县志》记载：“济宁之得名，自元世祖至元八年改济宁府始，以其先五代时属济州耳”。“济水南会泗，北会汶，州居其中，故以济宁为名”。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济州升为济宁府，治任城。从此，任城便有了济宁这个名称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元至元年间，开凿了从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江南的粮食和其它土特产品沿水路可以从江南一直转运到元都大都(今北京)，济宁也由冷落寂寞的小镇一跃成了运河沿岸热闹非凡的“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纤”的商业繁荣、漕运繁忙的码头城市。成为商业日渐繁荣，南控徐、沛，北接汶、泗的交通要地。据《山东通志·疆域志》记：“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便在济宁“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经这里运送的漕粮达30万石。这么一个庞大的漕运船队驻扎在这里，有力地带动了济宁经济的发展。明代，重新疏浚了大运河，废除海运，漕粮完全由运河运送，并且逐步放宽了漕船搭载土宜货物的限制。到了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II缶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华大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作坊，鳞次栉比。各地商贾云集，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运河沿岸7个主要商埠之一。
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济宁地方志记载，济宁一带本来是一个“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的地方，也就是说，济宁一带自古就民风淳朴。这里的居民，世代以耕作为生，每天心里想的，就是怎样能使庄稼有一个好收成，以便顺利地完成赋税。他们勤俭节约，善良务本，人人以安分守法为荣。邻里有了婚丧嫁娶之事，往往倾力相助。再加上孔子、孟子都提倡节约，所以这里的居民在日常生活方面也非常地简朴，一直到明朝初年，一家一户的住房也不过三五间屋，即使举办宴会，规模也很小。大家不讲究排场，也不竞相攀比。
大运河开通后，随着交流的频繁，南北文化也有了飞速的融合，当地的戏剧、曲艺文化有了大发展。勤俭朴实的民间习俗也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地向享受发展。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倡导的“六艺”，其中之一就是“乐”，《诗经》里的内容很多是周朝的官员采集的民歌，经过整理再配上乐曲在宫廷演出。所以，济宁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民间音乐传统。虽然民风尚俭，但追求享受是人的本性。所以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济宁的戏剧文化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济宁本地的戏剧形式主要是山东梆子。山东梆子原名高调梆子，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老剧种。大运河开通以后，山西与陕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这些山陕商人，都有着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很多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到济宁来经商之后，为了排解对家乡的思念，把戏班子也带了过来。这样，山陕的戏曲和班社也流入济宁。他们演出的不少剧目中都有反映当时山陕商人来济宁做生意的情形，这样，来自于山陕的“秦腔”与“西梆”便传入济宁。山陕戏曲跟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相结合，演变出了一种新的剧种——山东梆子。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大辕门》、《八宝珠》《铡美案》、《白蛇传》、《对花枪》、《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溶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济宁本地有代表性的曲艺形式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采用济宁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当地民歌俚曲，结合而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盛行于清朝晚期。济宁八角鼓的形成，很明显是受运河便利交通的影响，是南北曲艺结合而成的戏曲典范。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蕴藏着大量的明清俗曲，南北曲艺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京剧在济宁的发展与兴盛也说明了运河的交通给济宁带来了戏剧事业的繁荣。清同治年间，京剧与河北梆子“两绞”(即同台演京剧又演梆子戏)的戏班沿运河来济宁演出，这种新的演出形式受到了济宁当地群众的欢迎。不久，济宁便出现了京剧与山东梆子的“两绞”班，从而加速了济宁的京剧与山东梆子的兴盛与繁荣。济宁早期的专业京剧班，系清光绪末年成立的“高升班”。到民国初年，又涌现出了许多新的京剧班，比较著名的有“韩家班”、“刘家班”、“陈家班”等。这些专业剧团，不但自备全套戏箱，演员行当齐全，同时也各自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艺人，他们不仅在本城上演，而且足迹遍及鲁、苏、皖、鄂、豫、陕等省，红极一时。由于京剧专业班的兴盛，使许多钟爱京剧的观众成了业余演唱或伴奏的“票友”。后来在“大兴楼”茶馆形成了京剧爱好者的“票友”之家。“票友”们流派纷呈，行当齐全，还排演了《七星灯》、《白良关》、《锁玉龙》等剧目，在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京剧艺术在济宁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
由是，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也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现在，重振运河经济也是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我们相信，随着济宁运河经济的复兴，济宁的戏剧文化生活一定能够掀开新的一页。戏剧作为一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践行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也会起到独特的宣教作用。
据民国《济宁县志》记载：“济宁之得名，自元世祖至元八年改济宁府始，以其先五代时属济州耳”。“济水南会泗，北会汶，州居其中，故以济宁为名”。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济州升为济宁府，治任城。从此，任城便有了济宁这个名称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元至元年间，开凿了从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江南的粮食和其它土特产品沿水路可以从江南一直转运到元都大都(今北京)，济宁也由冷落寂寞的小镇一跃成了运河沿岸热闹非凡的“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纤”的商业繁荣、漕运繁忙的码头城市。成为商业日渐繁荣，南控徐、沛，北接汶、泗的交通要地。据《山东通志·疆域志》记：“济(宁)当要害之冲，江南百货云集，贾贩多民，趋末(商)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便在济宁“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经这里运送的漕粮达30万石。这么一个庞大的漕运船队驻扎在这里，有力地带动了济宁经济的发展。明代，重新疏浚了大运河，废除海运，漕粮完全由运河运送，并且逐步放宽了漕船搭载土宜货物的限制。到了明代中叶，济宁已成为一个“车马II缶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华大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四通八达，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作坊，鳞次栉比。各地商贾云集，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百余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商业城市之一，与日本等国进行贸易的运河沿岸7个主要商埠之一。
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济宁地方志记载，济宁一带本来是一个“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的地方，也就是说，济宁一带自古就民风淳朴。这里的居民，世代以耕作为生，每天心里想的，就是怎样能使庄稼有一个好收成，以便顺利地完成赋税。他们勤俭节约，善良务本，人人以安分守法为荣。邻里有了婚丧嫁娶之事，往往倾力相助。再加上孔子、孟子都提倡节约，所以这里的居民在日常生活方面也非常地简朴，一直到明朝初年，一家一户的住房也不过三五间屋，即使举办宴会，规模也很小。大家不讲究排场，也不竞相攀比。
大运河开通后，随着交流的频繁，南北文化也有了飞速的融合，当地的戏剧、曲艺文化有了大发展。勤俭朴实的民间习俗也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地向享受发展。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倡导的“六艺”，其中之一就是“乐”，《诗经》里的内容很多是周朝的官员采集的民歌，经过整理再配上乐曲在宫廷演出。所以，济宁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民间音乐传统。虽然民风尚俭，但追求享受是人的本性。所以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加强，济宁的戏剧文化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济宁本地的戏剧形式主要是山东梆子。山东梆子原名高调梆子，是鲁西南一带流传较广的古老剧种。大运河开通以后，山西与陕西商人来此经商较早。这些山陕商人，都有着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很多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到济宁来经商之后，为了排解对家乡的思念，把戏班子也带了过来。这样，山陕的戏曲和班社也流入济宁。他们演出的不少剧目中都有反映当时山陕商人来济宁做生意的情形，这样，来自于山陕的“秦腔”与“西梆”便传入济宁。山陕戏曲跟当地方言及其他戏曲形式相结合，演变出了一种新的剧种——山东梆子。山东梆子的剧目比较丰富，经常上演的有：《头冀州》、《二冀州》、《大辕门》、《八宝珠》《铡美案》、《白蛇传》、《对花枪》、《打金枝》等，这些剧目的故事情节内溶多数来源于民间生活或传说。加上艺术的夸张、渲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济宁本地有代表性的曲艺形式八角鼓，也叫鼓子曲，它是北京八角鼓与河南鼓子曲流入济宁后，采用济宁本地方言土语，吸收当地民歌俚曲，结合而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曲艺形式。盛行于清朝晚期。济宁八角鼓的形成，很明显是受运河便利交通的影响，是南北曲艺结合而成的戏曲典范。八角鼓的曲调，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的词曲牌子，一部分是吸收溶化的民歌俚曲，分为越调、平调、岭调三大调系。它蕴藏着大量的明清俗曲，南北曲艺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研究运河诗歌文化的宝库。
京剧在济宁的发展与兴盛也说明了运河的交通给济宁带来了戏剧事业的繁荣。清同治年间，京剧与河北梆子“两绞”(即同台演京剧又演梆子戏)的戏班沿运河来济宁演出，这种新的演出形式受到了济宁当地群众的欢迎。不久，济宁便出现了京剧与山东梆子的“两绞”班，从而加速了济宁的京剧与山东梆子的兴盛与繁荣。济宁早期的专业京剧班，系清光绪末年成立的“高升班”。到民国初年，又涌现出了许多新的京剧班，比较著名的有“韩家班”、“刘家班”、“陈家班”等。这些专业剧团，不但自备全套戏箱，演员行当齐全，同时也各自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艺人，他们不仅在本城上演，而且足迹遍及鲁、苏、皖、鄂、豫、陕等省，红极一时。由于京剧专业班的兴盛，使许多钟爱京剧的观众成了业余演唱或伴奏的“票友”。后来在“大兴楼”茶馆形成了京剧爱好者的“票友”之家。“票友”们流派纷呈，行当齐全，还排演了《七星灯》、《白良关》、《锁玉龙》等剧目，在济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京剧艺术在济宁有了更大普及与提高。
由是，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济宁带来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也满足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现在，重振运河经济也是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我们相信，随着济宁运河经济的复兴，济宁的戏剧文化生活一定能够掀开新的一页。戏剧作为一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践行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也会起到独特的宣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