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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9日，鲁迅在回复萧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很多人看到这段文字，都感到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徐玉诺充满浓郁乡情，饱含辛酸泪水，闪烁理想主义火花的新诗集《将来之花园》享誉大江南北时，萧军尚是个朦胧、迷惑、天真的少年娃；等到他以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问鼎新文坛时，徐玉诺早已难觅踪影。彼此是不可能有诗坛邂逅机缘的。
其次，徐玉诺的故乡是河南省伏牛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生活、读书、工作、创作的范围都未曾离开过中原大地，友谊、友情也都是在这里发生；而萧军的足迹则在天寒地冻、冰封雪飘的白山黑水间，27岁之前一直都在关外闯荡。两人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是很难相遇的。
鉴于上述两点，人们对萧军在致鲁迅的第一封信里就很关切地询问“徐玉诺”，真是匪夷所思。
近读萧军的回忆录《人与人间》和张默生的《记怪诗人徐玉诺》，方解开这一谜团，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上世纪20年代初，徐玉诺在河南省立洛阳师范教书期间，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中，已到了客人上车返程的时间，因谈兴正浓，便随客人一同登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继续着原来的话题。
也许是二人的友情太深厚浓烈了，又或许是二人所谈的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前途命运的大事，所以，从洛阳到郑州，一路畅谈，意未尽，又率性随客人一同到了北京。
一路上，茶资酒钱、路费都是客人掏的，徐玉诺并没有觉得身无分文，到了北京，客人下车远去，车站孤零零地只剩下他一人时，才感到口袋里空空如也，踌躇片刻，突然记起了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同乡好友罗绳武，想从他那里借点盘缠回去。
罗绳武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际，两人商定，由罗出面在《晨报》上为徐玉诺刊登一则“求职启事”：
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需十二元。高师罗绳武启。
《晨报》编辑孙伏园是徐玉诺的朋友，看到这则启事，将其放到了“百物出卖”栏里，连续刊登了两天。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看到这则“启事”，派人很热情地将徐玉诺请到家中。
凑巧，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要回国，周氏兄弟正愁着无人护送呢！徐玉诺的不期而至，正好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诗人与俄国诗人，语言虽然不通，但诗心诗情诗意诗灵却是一样的，气味相投，情感相近，此处无声胜有声，一切都在不言中。由徐玉诺护送爱罗先珂至哈尔滨，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吉林毓文中学正委托周作人介绍语文教员，徐玉诺从哈尔滨回来途经长春时，还可以顺便到那里教一个时期的课，暂时解决生计问题。
对周氏兄弟的安排，徐玉诺欣然地接受了。
徐玉诺性情纯真，率意而为，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到毓文中学不久，便演绎出了中原诗人与东北未来文坛新星萧军相逢相识的传奇佳话。
萧军侠肝义胆，义薄云天。18岁时因顶撞有道德污点的老师，被冠以“侮骂师长”的罪名开除校门，为生活所追，投奔驻扎在吉林的军阀部队当了一名骑兵。因读了几年书，会断文识字，颇受长官的青睐，做了“字儿兵”，即所谓的“见习上士”，可以随便出入营门，也可以换穿便服，办公地点在营部“书记处”里，抄写工作一完，总爱到营盘不远处的公园里喝茶聊天、读书写诗，打发青春时光。
萧军所说的公园，原是一处毁弃的农事试验场，从东到西约有一里路长，由南至北也有半里之遥，树木大部分是榆、柳、桃、杏之类，其中的花卉以夹竹桃、榆叶梅居多。
徐玉诺从沃野千里的大平原，陡然间置身于北国江城，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风俗习惯和饮食也不尽相同，一时很难适应，孤独寂寞的情愫不时涌上心头，于是乎，他把课余时间大多都送给了公园，在这里吟诗作文，漫度长天。
萧军与徐玉诺唯一的一次相遇，就是在这座公园里。50多年后，他在《人与人之间））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还觉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刚发生的事情。
初秋的一天，一次我带了几本书，也喝过了一点酒，来到园中竟有些困倦了，就寻到一处树丛幽静的地方，在一张石桌旁边一条长椅上酣睡过去。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么久，一觉醒来之后，发觉桌子那面椅子上有了人，一个满头灰发，面色棕黑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在写着什么，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您喝了酒？请喝杯茶。”对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面前，好像原来就预备了两只杯子似的。我这时确实感到很口渴，就不再谦逊了。
萍水相逢，对方的亲切、热情，让萧军十分感动。
因萧军来公园时带了新买的《晨曦之前》和《野草》，徐玉诺便猜测，这位年轻人不是文学爱好者，就是尚未出校门的学生。
“您喜欢文学吗？”对方眼光温和，态度诚挚地问着我。他脸上的纹路是很粗糙的，和一般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有点喜欢。”我点了点头，又喝了一杯茶。
“这两本书，全读过吗？”
“刚刚买到。”我说。
看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如此好学上进，而且态度诚恳爽快，徐玉诺马上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和赐教之意，随即就这两本书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晨曦之前》的作者于赓虞，与徐玉诺既是豫南同乡，又是河南省立开封师范的同学，两人来往密切，关系甚笃。
虽然与《晨曦之前》的作者于赓虞是至交，对他的诗也很欣赏，但徐玉诺并没有对老朋友的新作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指了一下那本《晨曦之前》”，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本书的作者，我认识”。而对另一本书《野草》，却不惜大加赞美。
萧军的记忆： 《野草》则是西式毛边装订的，纸张是较硬的洋纸，封面画是一片灰黑，上部有几条白色的曲线，下部横画着几条暗绿色的粗粗的直线，连接着上部和下部之间还有两行点线。书名是图案式的写法，作者署名却是用的一般毛笔书法。
这封面它使我当时曾感到一种阴森和近于恐怖、战栗的感觉，即使我当时还不能够理解它所代表的更深刻的真实意义，而我也并非是那样神经过敏以至胆小的人。但它首先确是引起了我一种肃穆，以至悒郁，难于形容的感觉和心情……
对《野草》的作者，徐玉诺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是否熟识，“只是称赞着书的本身”，说：“这是一本好书！”而后，突然站起来把《野草》拿起来，用另一只手“啪”的一声打了一下封面，轩然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诗！尽管它是用散文写的，它不押韵，不分行，但它是真正的诗啊！”随后，又谨慎、缓缓地把《野草》放在了原来的地方，坐下来从裤袋里摸出来一团灰色的手帕在脖脸上揩摸着，从茶杯里呷了一口茶。
对《野草》封面的评价，徐玉诺也是语出惊人：“这是我们现时代的象征——是大画家陶元庆的手笔！”
闲聊中，徐玉诺得悉萧军喜欢“旧体诗”写作，兴致更浓，口若悬河，大谈他的诗歌创作体会和美学观。《人与人之间》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这位诗人，开始很兴奋地讲起了他对于自然界美的感受，诗的理论。
“不管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只要能够把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朴素地表现出来就是好诗！凡属装模作样的诗，花枝招展的诗，尽管它也打扮得像个‘诗’的样子，那也不是诗，它既感动不了自己，也感动不了别人，那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诗！”
激昂慷慨地发了一通有关诗歌的宏论，待情感平复之后，徐玉诺很快又回归到了“原来那种温和真挚的样子”，并且请求萧军抄几首小诗让他看看。
萧军将自作的三首小诗抄好送给徐玉诺，只见他“眼光集中着，同时还在声音嘶哑地一次、两次地吟诵着”。相对沉默约有几分钟，忽然他把一只骨节突出的右手隔着桌子直直地伸向了萧军，他的手是很有力的。
遗憾的是，徐玉诺当时虽然那样诚恳地邀请萧军到他们学校“去谈一谈”，但萧军并没有及时地去看他。过了一段时日，“因过江有些什么事，路过他们的学校，顺便想拜访他一下”，门房却告知，“不久以前，这位徐先生竟突然辞职回北京去了”。
这次相见虽然是偶遇，时间也很短暂，但诗人的赤子情怀、高尚人格、渊博学识和颇有见地的诗歌理论，却给萧军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十多年后，他在东北文坛崭露头角，即将出关，谋求更大发展时，徐玉诺的身影瞬间在脑海里闪现，这是他在关外唯一认识的新文坛名将，也是他新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和引路人。这样，他第一次给鲁迅写信便询问“徐玉诺”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二，因为徐玉诺曾击桌赞颂《野草》是“真正的诗”，也就误以为，徐玉诺与鲁迅之间肯定会有联系，至少都知道消息吧，其意是想通过鲁迅，打听徐玉诺的下落，了却多年的思念之情。
（作者按：萧军《人与人之间》中说新买的两本书，一是于赓虞的《晨曦之前》；一是鲁迅的《野草》，应该是误记。
萧军和徐玉诺相见的时间是1923年的“初秋”，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却是1 926年1 0月初版，时间上不吻合，能吻合的则是他与别人合著的《春云》，1923年7月出版，正是“初秋”。
鲁迅的《野草》是1 927年7月初版。时间上不吻合，能吻合的是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初版，“初秋”是也。）
很多人看到这段文字，都感到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徐玉诺充满浓郁乡情，饱含辛酸泪水，闪烁理想主义火花的新诗集《将来之花园》享誉大江南北时，萧军尚是个朦胧、迷惑、天真的少年娃；等到他以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问鼎新文坛时，徐玉诺早已难觅踪影。彼此是不可能有诗坛邂逅机缘的。
其次，徐玉诺的故乡是河南省伏牛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生活、读书、工作、创作的范围都未曾离开过中原大地，友谊、友情也都是在这里发生；而萧军的足迹则在天寒地冻、冰封雪飘的白山黑水间，27岁之前一直都在关外闯荡。两人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是很难相遇的。
鉴于上述两点，人们对萧军在致鲁迅的第一封信里就很关切地询问“徐玉诺”，真是匪夷所思。
近读萧军的回忆录《人与人间》和张默生的《记怪诗人徐玉诺》，方解开这一谜团，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上世纪20年代初，徐玉诺在河南省立洛阳师范教书期间，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中，已到了客人上车返程的时间，因谈兴正浓，便随客人一同登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继续着原来的话题。
也许是二人的友情太深厚浓烈了，又或许是二人所谈的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前途命运的大事，所以，从洛阳到郑州，一路畅谈，意未尽，又率性随客人一同到了北京。
一路上，茶资酒钱、路费都是客人掏的，徐玉诺并没有觉得身无分文，到了北京，客人下车远去，车站孤零零地只剩下他一人时，才感到口袋里空空如也，踌躇片刻，突然记起了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的同乡好友罗绳武，想从他那里借点盘缠回去。
罗绳武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际，两人商定，由罗出面在《晨报》上为徐玉诺刊登一则“求职启事”：
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需十二元。高师罗绳武启。
《晨报》编辑孙伏园是徐玉诺的朋友，看到这则启事，将其放到了“百物出卖”栏里，连续刊登了两天。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看到这则“启事”，派人很热情地将徐玉诺请到家中。
凑巧，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要回国，周氏兄弟正愁着无人护送呢！徐玉诺的不期而至，正好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诗人与俄国诗人，语言虽然不通，但诗心诗情诗意诗灵却是一样的，气味相投，情感相近，此处无声胜有声，一切都在不言中。由徐玉诺护送爱罗先珂至哈尔滨，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吉林毓文中学正委托周作人介绍语文教员，徐玉诺从哈尔滨回来途经长春时，还可以顺便到那里教一个时期的课，暂时解决生计问题。
对周氏兄弟的安排，徐玉诺欣然地接受了。
徐玉诺性情纯真，率意而为，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到毓文中学不久，便演绎出了中原诗人与东北未来文坛新星萧军相逢相识的传奇佳话。
萧军侠肝义胆，义薄云天。18岁时因顶撞有道德污点的老师，被冠以“侮骂师长”的罪名开除校门，为生活所追，投奔驻扎在吉林的军阀部队当了一名骑兵。因读了几年书，会断文识字，颇受长官的青睐，做了“字儿兵”，即所谓的“见习上士”，可以随便出入营门，也可以换穿便服，办公地点在营部“书记处”里，抄写工作一完，总爱到营盘不远处的公园里喝茶聊天、读书写诗，打发青春时光。
萧军所说的公园，原是一处毁弃的农事试验场，从东到西约有一里路长，由南至北也有半里之遥，树木大部分是榆、柳、桃、杏之类，其中的花卉以夹竹桃、榆叶梅居多。
徐玉诺从沃野千里的大平原，陡然间置身于北国江城，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风俗习惯和饮食也不尽相同，一时很难适应，孤独寂寞的情愫不时涌上心头，于是乎，他把课余时间大多都送给了公园，在这里吟诗作文，漫度长天。
萧军与徐玉诺唯一的一次相遇，就是在这座公园里。50多年后，他在《人与人之间））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还觉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刚发生的事情。
初秋的一天，一次我带了几本书，也喝过了一点酒，来到园中竟有些困倦了，就寻到一处树丛幽静的地方，在一张石桌旁边一条长椅上酣睡过去。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么久，一觉醒来之后，发觉桌子那面椅子上有了人，一个满头灰发，面色棕黑的人，正伏在桌子上在写着什么，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您喝了酒？请喝杯茶。”对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茶，送到我的面前，好像原来就预备了两只杯子似的。我这时确实感到很口渴，就不再谦逊了。
萍水相逢，对方的亲切、热情，让萧军十分感动。
因萧军来公园时带了新买的《晨曦之前》和《野草》，徐玉诺便猜测，这位年轻人不是文学爱好者，就是尚未出校门的学生。
“您喜欢文学吗？”对方眼光温和，态度诚挚地问着我。他脸上的纹路是很粗糙的，和一般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有点喜欢。”我点了点头，又喝了一杯茶。
“这两本书，全读过吗？”
“刚刚买到。”我说。
看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如此好学上进，而且态度诚恳爽快，徐玉诺马上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和赐教之意，随即就这两本书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晨曦之前》的作者于赓虞，与徐玉诺既是豫南同乡，又是河南省立开封师范的同学，两人来往密切，关系甚笃。
虽然与《晨曦之前》的作者于赓虞是至交，对他的诗也很欣赏，但徐玉诺并没有对老朋友的新作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指了一下那本《晨曦之前》”，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本书的作者，我认识”。而对另一本书《野草》，却不惜大加赞美。
萧军的记忆： 《野草》则是西式毛边装订的，纸张是较硬的洋纸，封面画是一片灰黑，上部有几条白色的曲线，下部横画着几条暗绿色的粗粗的直线，连接着上部和下部之间还有两行点线。书名是图案式的写法，作者署名却是用的一般毛笔书法。
这封面它使我当时曾感到一种阴森和近于恐怖、战栗的感觉，即使我当时还不能够理解它所代表的更深刻的真实意义，而我也并非是那样神经过敏以至胆小的人。但它首先确是引起了我一种肃穆，以至悒郁，难于形容的感觉和心情……
对《野草》的作者，徐玉诺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是否熟识，“只是称赞着书的本身”，说：“这是一本好书！”而后，突然站起来把《野草》拿起来，用另一只手“啪”的一声打了一下封面，轩然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诗！尽管它是用散文写的，它不押韵，不分行，但它是真正的诗啊！”随后，又谨慎、缓缓地把《野草》放在了原来的地方，坐下来从裤袋里摸出来一团灰色的手帕在脖脸上揩摸着，从茶杯里呷了一口茶。
对《野草》封面的评价，徐玉诺也是语出惊人：“这是我们现时代的象征——是大画家陶元庆的手笔！”
闲聊中，徐玉诺得悉萧军喜欢“旧体诗”写作，兴致更浓，口若悬河，大谈他的诗歌创作体会和美学观。《人与人之间》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这位诗人，开始很兴奋地讲起了他对于自然界美的感受，诗的理论。
“不管是旧体诗还是新体诗，只要能够把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朴素地表现出来就是好诗！凡属装模作样的诗，花枝招展的诗，尽管它也打扮得像个‘诗’的样子，那也不是诗，它既感动不了自己，也感动不了别人，那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诗！”
激昂慷慨地发了一通有关诗歌的宏论，待情感平复之后，徐玉诺很快又回归到了“原来那种温和真挚的样子”，并且请求萧军抄几首小诗让他看看。
萧军将自作的三首小诗抄好送给徐玉诺，只见他“眼光集中着，同时还在声音嘶哑地一次、两次地吟诵着”。相对沉默约有几分钟，忽然他把一只骨节突出的右手隔着桌子直直地伸向了萧军，他的手是很有力的。
遗憾的是，徐玉诺当时虽然那样诚恳地邀请萧军到他们学校“去谈一谈”，但萧军并没有及时地去看他。过了一段时日，“因过江有些什么事，路过他们的学校，顺便想拜访他一下”，门房却告知，“不久以前，这位徐先生竟突然辞职回北京去了”。
这次相见虽然是偶遇，时间也很短暂，但诗人的赤子情怀、高尚人格、渊博学识和颇有见地的诗歌理论，却给萧军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十多年后，他在东北文坛崭露头角，即将出关，谋求更大发展时，徐玉诺的身影瞬间在脑海里闪现，这是他在关外唯一认识的新文坛名将，也是他新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和引路人。这样，他第一次给鲁迅写信便询问“徐玉诺”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二，因为徐玉诺曾击桌赞颂《野草》是“真正的诗”，也就误以为，徐玉诺与鲁迅之间肯定会有联系，至少都知道消息吧，其意是想通过鲁迅，打听徐玉诺的下落，了却多年的思念之情。
（作者按：萧军《人与人之间》中说新买的两本书，一是于赓虞的《晨曦之前》；一是鲁迅的《野草》，应该是误记。
萧军和徐玉诺相见的时间是1923年的“初秋”，而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却是1 926年1 0月初版，时间上不吻合，能吻合的则是他与别人合著的《春云》，1923年7月出版，正是“初秋”。
鲁迅的《野草》是1 927年7月初版。时间上不吻合，能吻合的是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初版，“初秋”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