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革命派：从“五四”到“五卅”
　　周有光是常州人。常州图书馆的一楼，有三个人的铜像：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他们都是常州才子，巧的是，他们还都对语言和文字改革感兴趣。
　　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晚清秀才，当年考举人要到江阴，他半路上遇到大风，船差点翻掉，吓出病来，举人就没有考成。周保贻办了一个国学馆，招学生教国文。这种生活不可能太富，于是家庭就分裂了。周保贻和姨太太留在了常州，而周有光则和母亲一起到了苏州。周有光的母亲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不会写文章，但是看书没问题。老太太一直活到96岁，去世时耳不聋眼不花，这或许就是家族的长寿基因。除了遗传外，母亲对周有光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世哲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度量要大，遇到困难不要消极”，这种教诲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的好几个难关。
　　周有光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写字、读诗，但是进小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等到读常州中学，已经开始学英语。他最尊敬的中学老师是吴山秀。吴老师当时已经开始提倡白话，当时学校讲古文，但在课外，他把白话的重要性告诉了学生们。同时，他还把五四运动的思想灌输给了孩子们，学校请一些名人来演讲，吴老师是自己人，也上台演讲，他把黑板上写好的“名人演讲”四个字改成了“各人演讲”。
　　常州虽然是小地方，但是中学生周有光几乎同时“参与”了五四运动。老师引导同学们反对帝国主义，一人拿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同仇敌忾”的字样。周有光个子矮，到茶馆里演讲，听众看不见他，有个客人把他抱到桌子上，整个茶馆都轰动了。

　　中学毕业，周有光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结果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是他却陷入了选择的难题：圣约翰大学是最好的大学，但是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家里供不起，看来只好读免费的南京东南高等师范了。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周有光的情况，对周的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回去找我妈借。”她妈妈很喜欢周有光，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周有光就这样去了圣约翰大学。
　　皮箱和嫁妆，这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江南一般家庭的富庶情况。差不多同时，赵元任和新婚太太杨步伟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因为花钱缺少规划，两人很快陷入窘境，租了房子就没钱了。赵元任只好跑到纽约，录国语标准音唱片给商务印书馆，并讨要上一期唱片的稿费。等他回到哈佛，发现杨步伟已经搞到了几百上千美元，因为她把携带的一个皮箱里的嫁妆打开，把里面的皮衣首饰等卖给了哈佛的美国教授太太们。江南，尤其是苏锡常一带，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富裕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弟，也就很容易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新式教育。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最好也是最美的大学之一，如今的上海中山公园，就是当年圣约翰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种欧美式教育，现在叫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圣约翰大学虽好，但周有光只读了两年，因为遇到了“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里因矛盾激化，老板开枪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这件事激起了民愤，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各界都来声援。5月30日，一些宣传演讲的学生被巡捕抓捕，这就是“五卅惨案”。学生们都罢课，出去游行，声援被捕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圣约翰大学也不例外。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很受学生爱戴，但他坚决反对学生参加游行，不让出校。圣约翰大学和附中的学生随即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排好队，拿起铺盖就离开了学校。这些离开的师生，后来新组建了光华大学，所以周有光相当于读了两个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惨案”，周有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这正好是他从少年到青年的阶段。这种参与，是青少年爱国热情的体现，也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但是周有光本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他毕业后留在了光华，这时他也恋爱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张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后，岳父赞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张允和对他的要求只有一点——不从政，于是“少年革命派”调转人生的方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周有光的青春期结束了。
　　“嫁入”豪门
　　周有光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结婚，长达8年时间，他概括为4个阶段。求婚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主要是为了证明“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可见，两人的婚姻对周有光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张允和后来回忆两人相恋，关键的一步，是在1928年。秋天，周日，黄昏，两个人从中国公学大门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生和一个纤小的女生，他们没有手挽手，而是距离约有1尺，并排走在江边。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彼此没有说话，走过小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长长的石堤还剩下三分之一了，两人才找到一块平坦而稍微倾斜的石头。因为石头倾斜，两人不得已挨着坐了，这样才能坐稳。两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书，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书签夹在某页，打开，是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有“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净了罪恶”这样的句子……她没有答应他“洗净罪恶”的要求，但是当她的手第一次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就不再是一个人寂寞地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探索前行。 　　周有光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后来总结两人的婚姻，从很实用的角度来看，张允和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劝他不要从政。“我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其实，他们里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而周总理，早在重庆我们就认识，陈毅和我关系也很好。”
　　婚后，两人生下一子一女，儿子晓平，女儿小和。和平年代，这将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但那是在抗战时期，“嫁入豪门”也不会有任何保障。6岁时，女儿小和因为盲肠炎而逝去，这让他们悲痛万分。周有光一度患上抑郁症，而张允和的伤痛持续时间更长，直到晚年，提起早夭的女儿，她仍会伤心流泪。儿子晓平，也被炸弹碎片击伤，生命也一度处于危险中，幸亏及时送到成都的华西医院进行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上世纪50年代，张允和先到北京工作，但碰到了“三反”“五反”，被定性为“大老虎”。原因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其家庭成分是“大地主”，张允和就按规定把信件上交，包括她和周有光的通信。其中有一封，谈到有一位男性朋友写信给她说：“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就把这事告诉了周有光，让他猜测这写信的人是谁，周有光回信，说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搞运动的人看了后感到很疑惑：这是不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了“大老虎”。这事后果并不严重，但对张允和是一个提醒，后来她就放弃了工作，专心做家庭妇女，在后面更激烈的运动中，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冲击。
　　张允和对周有光的意义，在于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让他为人做事更从容不迫，心态也更好。周有光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在书房看报看书，书房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周有光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度过恬静的晚年。张允和后来总结两人的养生之道，每天上午定时定量的红茶，成为一个秘诀。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93岁，如果从恋爱开始算，两人相伴超过70年。
　　张允和虽然排行老二，但却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个。她对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她务实的性格，帮助周有光度过了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次关口，这或许是豪门闺秀的另一种素养。

　　中年改革家：从经济到文字
　　周有光考京都的帝国大学，而不是东京帝国大学，是冲着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去的，不过他到日本的时候，河上肇刚好被捕，这个愿望就没有实现。他在日本，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日语。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有光在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靠着经济学专业知识谋生，他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里任职。
　　这时，周有光认识了章乃器（新中国成立后任粮食部长），两人都在抗战前上海的征信所工作，征信所是一个银行间的服务机构，由每家银行出一个代表组成。周有光代表的是江苏银行，而章乃器代表的是浙江银行。章乃器建议周有光加入救国会小组，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周有光才知道，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西安事变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来。抗战爆发，周有光和章乃器都转移到了重庆，但是他跟章乃器分手，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农本局工作。农本局是经济部下属的一个战时机构，负责保障后方的粮食与棉花供应。
　　周有光在重庆的最大收获，也许是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每月都要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量国家大事，周有光作为经济学家，每次都要参加。之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工作。新华银行是当时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几个著名的小银行之一。抗战结束，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纽约工作。这一步，影响了周有光漫长的后半生。
　　周有光在农本局的领导何廉，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战胜利后，何廉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愿意去吗？”周有光答：“当然愿意。”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这样，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聪明大脑”的陪聊，一共去了两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经济和金融，爱因斯坦也没兴趣。两个人主要是聊报纸上的问题。爱因斯坦完全没有架子，穿着甚至没有周有光讲究，两个人聊得开心。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启发了周有光：“人的差异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是很多，业余时间更长，通过业余时间的学习，一个人完全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门人才。

　　周有光就是靠业余时间成为语言学家的。他和语言学的缘分，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给叶籁士主编的《语文》写稿，并正式用笔名“周有光”。也许，命中注定他要以语言学家周有光这样的名号进入历史。在纽约，和周有光往来最密切的是罗常培和老舍，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周有光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到周有光家，罗先生无意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原来那是周有光闲来无事的消遣：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见罗常培来了兴致，周有光又拿出一本讲义，那是他为了方便教外国朋友学中文而编的《中文十讲》，用英语来解释中文，没有一个汉字。罗常培把讲义带走认真阅读，并用铅笔详细做了修改。
　　另外一个贵人是赵元任，他是周有光的常州老乡，在美国教书，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出任全美语言学会的主席。他是美国的名教授，张允和经常去听他的课，周有光也常去拜访。赵元任制订过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的符号，而是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但不利于推广，不过他的思想对周有光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借鉴了赵元任的成果。周有光另一个常州老乡瞿秋白，是著名的革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中文拉丁化运动的鼓吹者，曾写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另外，曾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曾在拼音文字研究方面指点过周有光。
　　这一切，让业余搞语言文字研究的周有光，成为事实上的专业人士，而且博采众家之长。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回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刚刚解放一周。最初，周有光仍然是做教书和银行方面的工作，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195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也受邀参加。散会后，他要马上赶回上海上课，但吴玉章、胡愈之（分别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找到他，不让他回去：中央留你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那时起，他就放弃经济学，转型做语言文字学家了。
　　中国现代语言文字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运动。它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焦虑有关。中国的落后，是否和汉字有关？广大人民群众，不识字者众，是否是因为汉字太难学了？极端的主张是，全面废除汉字，而改用拉丁字母（比如钱玄同）;更普遍的主张是，慢慢拉丁化，最后用一种拼音字母来代替汉字。1955年的语言文字改革，并没有采用这样的主张，而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汉字进行简化，并改竖排为横排，让不识字者能够更好地学习，另一方面，制定规范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但方便中国人学习，也可以更好地和国际接轨。周有光的贡献，在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和制订，他担任拼音方案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叶籁士、陈志韦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草案，而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
　　1979年，国家指派周有光到巴黎，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原来中国运动员到外国去打球，姓名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在世界上有二十多种拼法，确实对外国人造成了很大困扰。这个会开了三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其中，美国和英国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比如Chiang Kai-shek，其实是蒋介石，Mencius，就是孟子。美国不愿意改，觉得太麻烦了，单是国会图书馆里的拼音全部改过来，就要花2000万美元。后来，美国终于答应修改，用了3年时间。但他们的工作，也许做得仍不够彻底，要不，国内的学者在搞翻译时，也许就不会有人犯下可笑的错误，把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把Mencius翻译成孟修斯了。
　　晚年反思之乐
　　如果以一个人的退休来开始计算晚年的话，周有光的晚年从85岁才开始。1991年这一年他才离开办公室，他自称糊涂，不知哪一年退休。单位人事处送来一个离休证，他一看，早就应该离开了，就正式退休回家了。退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文章。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百岁之后，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潇洒。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晚年的周有光，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1988年4月，日本夏普公司送给他一部WL-1000c中西文电子打印机。周有光用它写文章、写信，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1995年，儿子周晓平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GMS-2000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周有光就用新的，老的打印机就拿给张允和玩了。互联网时代，周有光成为了网民。他在网上读各种有趣的文章，而他作为一个网友也日渐出名。100岁后，周有光甚至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不过屏幕太小，需要保姆帮忙。
　　2005年，百岁的周有光提出了“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概念，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生命的细胞日渐老化，但他的知识仍然在更新。2009年5月，虚岁104岁的周有光写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是从国家看世界，而现在则是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同一历史事实，比如朝鲜战争，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记录，现在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记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一个月后，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谈到了于丹的走红，“于丹的《论语心得》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使知识饥民吃到一碗文化甜粥，功德无量。关于宣讲内容，各有所见，可以从长讨论。重要的是心中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丹现象的这种评价，放到今天仍然是新鲜而有见地的。
　　百岁以后的周有光，彻底走出了语言学家的角色，似乎回到了青年人的状态，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同时又以百年功力和百年经历，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他曾提到当下知识分子在华夏文化复兴中的责任，而就他本人来说，则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
　　据媒体报道，周有光还注意到了资中筠写的文章，就委托儿子给资电话，要求见面谈一次。资中筠回忆：“去了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和我谈了两个钟头，滔滔不绝，他的精神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把我很多迷茫和困惑不能说完全、也是部分地解决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智慧之光。” 在这次谈话中，周有光告诉资中筠，“你是无神论者，我也是，但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你非得走回来不可。”
　　网络时代，大家越来越发现周有光的可爱，比如，他一直关怀一些文坛后辈，也很注意看他们 写的文章。有一次，周有光特地让儿子周晓平给一位作者打电话，告诉他：“你写的文章中，其中一处重庆的地名写错了一个字。”这通电话令这位作者大感意外。
　　诸多学者频频引用周有光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而要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去年，95岁的出版家曾彦修出版新书《平生六记》，找周有光题字，周有光挥笔写就：良知未泯。这是一个109岁的前辈给一个95岁的后辈的寄语，诙谐的背后，有一代知识人的坚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有光，一生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