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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为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举办的“习仲勋与广东改革开放”座谈会，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习老是我们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我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勇立潮头、担任广东省党政主要领导的先驱者、创业者和奠基者。作为一个晚辈，在习老主政广东的难忘岁月中，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习老身上那种无私无畏的老战士的浩然正气，那种为党的事业义无反顾的伟大气魄，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以及那种奋发忘我、永葆本色的人格力量。组织安排我在习老身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终身难忘。我今年82岁了，入党也63年了，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党的组织生活的规范和要求，加上党内众多坚强正直的老同志、老领导的培养和熏陶，使我学会应当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跟上时代，不断前进。
习老是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挑起的《刘志丹》小说事件和所谓“利用小说反党”问题，从此蒙冤受屈，开始了他人生一段坎坷漫长的受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老才于1978年初复出，并奉中共中央之命南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已67岁，而且是长达16年之久没有工作，刚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他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习老于当年4月5日离京南下，第二天出席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老在广东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还担任过省长，时间共两年八个月。面临当时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纷繁复杂、百废待兴的局面，习老忠心耿耿，克尽职守，既大刀阔斧，又谨慎细致，全身心投入工作，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他热爱广东、建设广东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感情。
习老到广东之后，深入基层，了解实际，足迹遍于南粤大地。当时我是《南方日报》副总编辑，不久调回省委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跟随习老跑了全省许多地方。最初是跟习老去宝安县城深圳，到了沙头角，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老感到心里很难受。他对宝安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引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问题、吸引外资搞加工业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习老鼓励大家说：“说办就办，不要等”。“你们认为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对发展生产有用的，就可以干，先不要去管他什么主义。”他还说：“人家香港那边，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当时广东沿海偷渡外逃成风，而被抓回来的就叫做“偷渡外逃犯”，收容所里挤得满满的。习老看到后明确指出，这些外逃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是为了生活跑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政治问题，不能叫偷渡犯，并指示要立即释放。习老除了多次到边境地区考察，还跑梅县、汕头、惠阳、肇庆、佛山、韶关、海南等地区。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石灰岩山区最缺的是水，我清楚地记得，在东山，当地干部专门在大队部门口摆上一盘清水，放一条毛巾，好让习书记抵达时洗洗手。习老下车后，径直朝里边走，边走边说：“你们这里水那么金贵，还要我洗手，太浪费了，我不洗。”一位省委主要领导人，早已过了花甲之年了，还那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奔走于偏僻山区，轻车简从，风尘仆仆，实在令人敬佩。广东夏季天气炎热，那时又不像现在那么多空调房子，最多就是安上一台风扇。习老冒着酷暑，经常手持一把葵扇，照样跑基层、上会场。我不止一次地想，习老这样夜以继日地奔忙，一定是要把因蒙冤16载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辜负中央对他的期望，拚老命也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贯彻执行好。前人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从习老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和操守，责任和担当。
习老主政广东后，团结省委一班人，结合广东实际，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抓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大力拨乱反正，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华侨、港澳同胞政策，解决包括反“地方主义”、“李一哲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量抓农业等等，聚拢党心、人心，将“文革”的重灾区广东打造成全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其二是集中广东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省人民的强烈要求和集体智慧，代表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求中央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实际，让广东能够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发挥在人文和地缘方面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大组会议上，习老快人快语，当面向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同志等坦陈广东省委的一致要求。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当华国锋同志问习老“广东要些什么权”时，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大组汇报时，习老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习老当时这一席话，慷慨激越，真可谓“石破天惊”，震动了整个会议，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习老，同时也得到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给广东权力，让其“先走一步”。当他在听到广东有关“贸易合作区”的名字一时定不下来时，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小平同志指示广东省委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还在北京时，习老获悉中央明确决定之后，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副总理带领工作组来广东，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去了福建，帮助福建省委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也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50号文件的颁布，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广东先走一步，一方面是广东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央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试点，先行先试。真可以说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当年如果没有广东向中央要权，并且得到中央批准给了这个权，那就没有广东的今天，也没有全国的改革开放格局。这是习老主政广东期间，最值得记住的事情之一。习老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将永远为广东人民所怀念。
我深深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命运，是跟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不管是在北国还是南疆，是在中央高层还是地方边隅，他都是在努力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党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习老的这种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学习。同时我也坚信，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这种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一定会得到坚守和发扬。
（此文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同志2013年10月12日在习仲勋与广东改革开放座谈会上的发言）
习老是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挑起的《刘志丹》小说事件和所谓“利用小说反党”问题，从此蒙冤受屈，开始了他人生一段坎坷漫长的受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老才于1978年初复出，并奉中共中央之命南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已67岁，而且是长达16年之久没有工作，刚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他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习老于当年4月5日离京南下，第二天出席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老在广东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还担任过省长，时间共两年八个月。面临当时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纷繁复杂、百废待兴的局面，习老忠心耿耿，克尽职守，既大刀阔斧，又谨慎细致，全身心投入工作，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他热爱广东、建设广东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感情。
习老到广东之后，深入基层，了解实际，足迹遍于南粤大地。当时我是《南方日报》副总编辑，不久调回省委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跟随习老跑了全省许多地方。最初是跟习老去宝安县城深圳，到了沙头角，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老感到心里很难受。他对宝安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引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问题、吸引外资搞加工业问题、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习老鼓励大家说：“说办就办，不要等”。“你们认为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对发展生产有用的，就可以干，先不要去管他什么主义。”他还说：“人家香港那边，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当时广东沿海偷渡外逃成风，而被抓回来的就叫做“偷渡外逃犯”，收容所里挤得满满的。习老看到后明确指出，这些外逃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是为了生活跑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政治问题，不能叫偷渡犯，并指示要立即释放。习老除了多次到边境地区考察，还跑梅县、汕头、惠阳、肇庆、佛山、韶关、海南等地区。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石灰岩山区最缺的是水，我清楚地记得，在东山，当地干部专门在大队部门口摆上一盘清水，放一条毛巾，好让习书记抵达时洗洗手。习老下车后，径直朝里边走，边走边说：“你们这里水那么金贵，还要我洗手，太浪费了，我不洗。”一位省委主要领导人，早已过了花甲之年了，还那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奔走于偏僻山区，轻车简从，风尘仆仆，实在令人敬佩。广东夏季天气炎热，那时又不像现在那么多空调房子，最多就是安上一台风扇。习老冒着酷暑，经常手持一把葵扇，照样跑基层、上会场。我不止一次地想，习老这样夜以继日地奔忙，一定是要把因蒙冤16载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辜负中央对他的期望，拚老命也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贯彻执行好。前人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从习老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和操守，责任和担当。
习老主政广东后，团结省委一班人，结合广东实际，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抓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大力拨乱反正，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华侨、港澳同胞政策，解决包括反“地方主义”、“李一哲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量抓农业等等，聚拢党心、人心，将“文革”的重灾区广东打造成全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其二是集中广东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省人民的强烈要求和集体智慧，代表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求中央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实际，让广东能够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充分发挥在人文和地缘方面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大组会议上，习老快人快语，当面向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同志等坦陈广东省委的一致要求。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当华国锋同志问习老“广东要些什么权”时，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大组汇报时，习老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习老当时这一席话，慷慨激越，真可谓“石破天惊”，震动了整个会议，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习老，同时也得到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给广东权力，让其“先走一步”。当他在听到广东有关“贸易合作区”的名字一时定不下来时，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小平同志指示广东省委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还在北京时，习老获悉中央明确决定之后，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副总理带领工作组来广东，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去了福建，帮助福建省委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也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50号文件的颁布，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广东先走一步，一方面是广东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央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试点，先行先试。真可以说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当年如果没有广东向中央要权，并且得到中央批准给了这个权，那就没有广东的今天，也没有全国的改革开放格局。这是习老主政广东期间，最值得记住的事情之一。习老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将永远为广东人民所怀念。
我深深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命运，是跟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不管是在北国还是南疆，是在中央高层还是地方边隅，他都是在努力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党组织交给自己的工作。习老的这种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学习。同时我也坚信，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这种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一定会得到坚守和发扬。
（此文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同志2013年10月12日在习仲勋与广东改革开放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