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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问题，弄清“民工荒”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入地的人均GDP、人口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流出地的人口总数都与人口流动规模呈正向关系。流出地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与人口流动规模呈反方向变动关系。利用现有的数据，通过分析各个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定量关系，论证现在的“民工荒”现象。最终得出“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为原来的劳动力流出大省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东部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可以通过加速产业转移来解决“民工荒”问题。
关键词：民工荒；人口流动规模；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4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102-03
一、文献概述
研究人口流动因素问题的文献众多，每个学者都通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问题给出了解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政策因素。卢向虎等（2006）[1]研究了制度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制度因素是阻碍农村人口迁移规模增加的重要因素。蔡昉（2001）[2]、丁洪（2001）[3]等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丁洪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沈坤荣等（2011）[4]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市场化改革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它有益于产生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溢出效应。
第二，宏观经济因素。王云娜，孙海娟（2007）[5]研究发现区域间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差异是人口流动的成因。高洪（2003）[6]对人口流动的宏观分析发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发展的需要和政策的松动引起了人口流动。卢向虎（2006）[7]通过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城镇失业规模，实际收入差距和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农村人口到城镇，城镇失业规模对迁移规模影响很小。陈吉元（1990）[8]，研究了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终发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提高都将加快转移，其中农业起推力作用，工业起拉力作用。朱农（2005）[9]将影响因素划分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分开进行考察，研究了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等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对人口流动呈正向关系。
第三，微观因素。王桂新等（2002）[10]，陈欣欣等（2003）[11]都利用浙江省的数据对引起人口流动原因的年龄，文化水平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王桂新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还对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对迁移的影响不是很大，15-16岁的年轻劳动力更愿迁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迁移意愿递减。已婚，家庭规模较小的更不愿迁移，当地收入水平越高则更不愿迁移。陈吉元（1990）[12]也研究了劳动者的素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转移的人群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缺少专业技术训练的农民为主，劳动素质越高，转移的稳定性越强。朱农（2005）[13]研究了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距离越远，迁移的概率越低。
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论述，但没有学者对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基于以上学者的贡献，给出某些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并以此说明现实问题。
二、实证检验
㈠模型构建
通过对以上一些学者（蔡昉,2001；朱农,2005）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发现，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如收入、国家政策、婚姻、性别、流入流出地的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等。根据唐纳德•伯格的推—拉理论，可以知道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力和拉力。前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负向因素，后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正向因素，迁移行为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在研究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因素上，笔者选取了以下几个常见变量以及相关预测：
流入（出）地人口总数：地区的人口总数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资源规模的代表。人口越多，劳动力市场越大，提供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形成拉力。但人口数又可能对资源造成压力，从而又会形成推力。所以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来说，人口数对人口流动是一种拉力，但对经济不发达的城市来说是一种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GDP：人均GDP反映当地的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创造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会对人口流动形成一种拉力，较低的人均GDP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为当地城镇人口数占当地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就越强，反之则会起到推力作用。
流入（出）地第三产业的GDP：第三产业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第三产业的GDP是当地发展水平及吸纳劳动力能力的直接表现指标。第三产业GDP越高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拉力，反之则会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是驱使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收入越高的地方，劳动力越聚集。收入越高拉力作用越明显，收入越低就会形成推力。
两地之间的距离：距离是劳动力转移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通常距离越远，人口流动规模越小。
对于以上变量，笔者发现，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类：流入地的因素、流出地的因素和距离因素。故可构造模型如下：
Y=F（X1，X2，X3）
其中X1指流入地的因素X2，指流出地的因素，指X3距离的因素。
通过对以上的变量分析可得，流入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拉力，流出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推力。它们对于人口流动规模的作用机制通常是相反的。
㈡数据及初步分析
本文采用2005年的横截面数据，模型中包含12个变量，它们分别为人口流动规模（Y），流入地人口总数（X1），流入地人均GDP（X2），流入地城市化水平（X3），流入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4），流入地第三产业GDP（X5）,流出地人口总数（X6），流出地人均GDP（X7），流出城市化水平（X8），流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9），流出地第三产业（X10），两地之间距离（X11）。
数据来自《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统计年鉴》。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出了10个省（直辖市），其中五个省为人口流入大省，另外五个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它们都是人口流入或流出的大省（直辖市）。10个省人口流动的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为流入大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份人口流入量占全国总流入量的72.91%，流出量约占全国流出量的56.37%，总流量占全国总流量的64.64%。
数据就是由这10个省份之间形成的90个观测值，为了使参数易于估计并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对这些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㈢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将人口流动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LNYi=1LNX1i+2LNX2i+3LNX3i+4LNX4i+5LNX5i+6LNX6i+7LNX7i+8LNX8i+9LNX9i+10LNX10i+11LNX11i+12LNX12i
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故通过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
表2考察了4种情况下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首先，从回归1和回归2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流入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都正相关，流出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距离在两个回归中都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这与前面根据推—拉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回归的不足是常数项不显著，且这两个回归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不是很理想。观察回归3可发现，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作用是反向的。距离对其影响也是反向的，都与推—拉模型分析结果相一致。对于回归4，在回归3的基础上引入了流入（出）地人口数，发现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而且各变量都非常显著。唯一不足的是流入地，流出地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都是呈正向关系，与以上分析相违背。但流入地人口数的影响较显著。这与朱农（2005）分析结果相一致。最后，通过比较4个回归结果发现，回归4的回归结果最理想，但其他结果也说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
三、问题讨论
人口流动问题在各个时期都呈现不同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前的人口限制流动到改革开放后的人口自由流动。从90年代的“民工潮”到现在的“民工荒”，各个时期都有其特点。对于现在的人口流动问题，“民工荒”是热点。
各年的人口流动规模的数据由于没办法得到，不能给出各年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趋势。但可以利用可得到的数据，通过以上得到的模型对人口流动规模进行估计。
广东为各省份中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笔者以广东为例，通过利用以上模型研究历年流入广东人口规模变化情况，来验证现在广东的“民工荒”问题。
在有人口流入广东的各省份中，选取江西、河南、湖南、四川4个省份，这4个省份流入广东的人口总数达53%，研究这几个省的数据足以说明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问题。
由以上回归结果得到模型：
LNY=1.17LNX1+5.22LNX3+0.65LNX6-2.08LNX8-0.88LNX11-31.67
将相关数据代入此模型，得到4个省流入广东人口规模的汇总情况，如表3。其中数据为取对数后的结果，由于时间间隔较短，具体数据难以取得，故将每年的人口数假设为定值。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发现，2005－2006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是增加的，但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减少。可以得出，2006年为人口流动的转折点，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逐渐萎缩，到2011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还在减少，也许2007年、2008年人口规模的减少幅度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没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影响的结果开始显现，民工荒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是存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情况还会更加的严重。由模型可以发现，距离和人口总数不变条件下，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化水平决定人口流动规模，如果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超过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的2.5倍，进入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就将减少。这也是流入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在2006年后逐年减少的原因。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经济人口流入大省之所以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因是其发展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输出大省的发展速度。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开始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由经济发达的地区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转移，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外资不断注入，使得很多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不用进行迁移，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所以原本劳动力输出的省份发展势头迅猛，发展速度远远大于人口流入大省的速度，这使得“民工荒”问题出现，并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大省的民工荒问题，就必须加快地区的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断向劳动力多的省份迁移，并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民工荒带来的经济冲击。
参考文献：
[1] [7]卢向虎、朱淑芳、张正河.中国农村人口城市迁移规模的市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1):35-41.
[2]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9.
[3] 丁洪.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上海经济研究,2001,(05):43-49.
[4] 沈坤荣、余吉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1,(03):58-65.
[5] 王云娜、孙海娟.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看我国的人口流动[J].经济研究导刊,2007,(07):157-158.
[6] 高洪.地区发展差异拉动：我国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02):38-46.
[8][12]陈吉元.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9][13]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0]王桂新、高楚等.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2,26(01):52-58.
[11]陈欣欣、黄祖辉.经济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05):33-39.
关键词：民工荒；人口流动规模；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4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102-03
一、文献概述
研究人口流动因素问题的文献众多，每个学者都通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问题给出了解析。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政策因素。卢向虎等（2006）[1]研究了制度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制度因素是阻碍农村人口迁移规模增加的重要因素。蔡昉（2001）[2]、丁洪（2001）[3]等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丁洪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沈坤荣等（2011）[4]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市场化改革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它有益于产生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溢出效应。
第二，宏观经济因素。王云娜，孙海娟（2007）[5]研究发现区域间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差异是人口流动的成因。高洪（2003）[6]对人口流动的宏观分析发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城镇发展的需要和政策的松动引起了人口流动。卢向虎（2006）[7]通过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城镇失业规模，实际收入差距和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农村人口到城镇，城镇失业规模对迁移规模影响很小。陈吉元（1990）[8]，研究了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终发现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提高都将加快转移，其中农业起推力作用，工业起拉力作用。朱农（2005）[9]将影响因素划分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分开进行考察，研究了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等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收入，相对市场潜力，迁入地第三产业规模对人口流动呈正向关系。
第三，微观因素。王桂新等（2002）[10]，陈欣欣等（2003）[11]都利用浙江省的数据对引起人口流动原因的年龄，文化水平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王桂新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还对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对迁移的影响不是很大，15-16岁的年轻劳动力更愿迁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迁移意愿递减。已婚，家庭规模较小的更不愿迁移，当地收入水平越高则更不愿迁移。陈吉元（1990）[12]也研究了劳动者的素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转移的人群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缺少专业技术训练的农民为主，劳动素质越高，转移的稳定性越强。朱农（2005）[13]研究了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距离越远，迁移的概率越低。
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论述，但没有学者对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文基于以上学者的贡献，给出某些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并以此说明现实问题。
二、实证检验
㈠模型构建
通过对以上一些学者（蔡昉,2001；朱农,2005）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发现，影响我国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如收入、国家政策、婚姻、性别、流入流出地的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等。根据唐纳德•伯格的推—拉理论，可以知道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两类：推力和拉力。前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负向因素，后者是促使迁移者离开的正向因素，迁移行为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在研究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因素上，笔者选取了以下几个常见变量以及相关预测：
流入（出）地人口总数：地区的人口总数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资源规模的代表。人口越多，劳动力市场越大，提供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形成拉力。但人口数又可能对资源造成压力，从而又会形成推力。所以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来说，人口数对人口流动是一种拉力，但对经济不发达的城市来说是一种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GDP：人均GDP反映当地的发展水平，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创造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而会对人口流动形成一种拉力，较低的人均GDP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为当地城镇人口数占当地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就越强，反之则会起到推力作用。
流入（出）地第三产业的GDP：第三产业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第三产业的GDP是当地发展水平及吸纳劳动力能力的直接表现指标。第三产业GDP越高则会对人口流动形成拉力，反之则会形成推力。
流入（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是驱使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收入越高的地方，劳动力越聚集。收入越高拉力作用越明显，收入越低就会形成推力。
两地之间的距离：距离是劳动力转移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通常距离越远，人口流动规模越小。
对于以上变量，笔者发现，影响人口流动规模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类：流入地的因素、流出地的因素和距离因素。故可构造模型如下：
Y=F（X1，X2，X3）
其中X1指流入地的因素X2，指流出地的因素，指X3距离的因素。
通过对以上的变量分析可得，流入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拉力，流出地因素通常表现为人口流动的推力。它们对于人口流动规模的作用机制通常是相反的。
㈡数据及初步分析
本文采用2005年的横截面数据，模型中包含12个变量，它们分别为人口流动规模（Y），流入地人口总数（X1），流入地人均GDP（X2），流入地城市化水平（X3），流入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4），流入地第三产业GDP（X5）,流出地人口总数（X6），流出地人均GDP（X7），流出城市化水平（X8），流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X9），流出地第三产业（X10），两地之间距离（X11）。
数据来自《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统计年鉴》。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出了10个省（直辖市），其中五个省为人口流入大省，另外五个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它们都是人口流入或流出的大省（直辖市）。10个省人口流动的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为流入大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为人口流出大省。这10个省份人口流入量占全国总流入量的72.91%，流出量约占全国流出量的56.37%，总流量占全国总流量的64.64%。
数据就是由这10个省份之间形成的90个观测值，为了使参数易于估计并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对这些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㈢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将人口流动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LNYi=1LNX1i+2LNX2i+3LNX3i+4LNX4i+5LNX5i+6LNX6i+7LNX7i+8LNX8i+9LNX9i+10LNX10i+11LNX11i+12LNX12i
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故通过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
表2考察了4种情况下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首先，从回归1和回归2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流入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都正相关，流出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距离在两个回归中都与人口流动规模呈负相关，这与前面根据推—拉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回归的不足是常数项不显著，且这两个回归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不是很理想。观察回归3可发现，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流动规模作用是反向的。距离对其影响也是反向的，都与推—拉模型分析结果相一致。对于回归4，在回归3的基础上引入了流入（出）地人口数，发现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而且各变量都非常显著。唯一不足的是流入地，流出地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都是呈正向关系，与以上分析相违背。但流入地人口数的影响较显著。这与朱农（2005）分析结果相一致。最后，通过比较4个回归结果发现，回归4的回归结果最理想，但其他结果也说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对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
三、问题讨论
人口流动问题在各个时期都呈现不同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前的人口限制流动到改革开放后的人口自由流动。从90年代的“民工潮”到现在的“民工荒”，各个时期都有其特点。对于现在的人口流动问题，“民工荒”是热点。
各年的人口流动规模的数据由于没办法得到，不能给出各年人口流动规模的变化趋势。但可以利用可得到的数据，通过以上得到的模型对人口流动规模进行估计。
广东为各省份中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笔者以广东为例，通过利用以上模型研究历年流入广东人口规模变化情况，来验证现在广东的“民工荒”问题。
在有人口流入广东的各省份中，选取江西、河南、湖南、四川4个省份，这4个省份流入广东的人口总数达53%，研究这几个省的数据足以说明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问题。
由以上回归结果得到模型：
LNY=1.17LNX1+5.22LNX3+0.65LNX6-2.08LNX8-0.88LNX11-31.67
将相关数据代入此模型，得到4个省流入广东人口规模的汇总情况，如表3。其中数据为取对数后的结果，由于时间间隔较短，具体数据难以取得，故将每年的人口数假设为定值。
通过以上结果可以发现，2005－2006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是增加的，但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减少。可以得出，2006年为人口流动的转折点，2006年以后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开始逐渐萎缩，到2011年，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还在减少，也许2007年、2008年人口规模的减少幅度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没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影响的结果开始显现，民工荒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是存在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情况还会更加的严重。由模型可以发现，距离和人口总数不变条件下，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化水平决定人口流动规模，如果流出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超过流入地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的2.5倍，进入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就将减少。这也是流入广东的人口流动规模在2006年后逐年减少的原因。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经济人口流入大省之所以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因是其发展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输出大省的发展速度。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开始转移，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由经济发达的地区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转移，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外资不断注入，使得很多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不用进行迁移，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所以原本劳动力输出的省份发展势头迅猛，发展速度远远大于人口流入大省的速度，这使得“民工荒”问题出现，并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大省的民工荒问题，就必须加快地区的产业转移，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断向劳动力多的省份迁移，并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这样才能抵御民工荒带来的经济冲击。
参考文献：
[1] [7]卢向虎、朱淑芳、张正河.中国农村人口城市迁移规模的市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1):35-41.
[2]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9.
[3] 丁洪.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上海经济研究,2001,(05):43-49.
[4] 沈坤荣、余吉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J].管理世界,2011,(03):58-65.
[5] 王云娜、孙海娟.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看我国的人口流动[J].经济研究导刊,2007,(07):157-158.
[6] 高洪.地区发展差异拉动：我国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3,(02):38-46.
[8][12]陈吉元.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0.
[9][13]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0]王桂新、高楚等.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2,26(01):52-58.
[11]陈欣欣、黄祖辉.经济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05):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