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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盛佳（1993-），女，汉族，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1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文化典籍，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叙事生动细微，塑造了形象鲜明的人物，运用了字约义丰的语言，是一部用于研究春秋时期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中对礼的叙述，除作者明确提出的“礼”或“非礼”的讨论外，在记载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言论中也有出现。对《左传》中固守礼和抛弃礼的现象的研究讨论，对我们更好地去感知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化迁移有益，也能让我们去了解《左传》作者的价值取向，政治抱负，是非善恶之观。
一、礼的简介
首先，在说到《左传》中出现的礼之前，我们不能不对礼这个概念进行一番考察。从字面意义解读，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礼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履即履行、行动，活动内容就是对神灵的祭祀，人是祭祀活动的主体，神是祭祀的目标。活动的结果就是希望得到神的保佑，使人能够得到福祉。
学术界大都认为周礼或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或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是一种礼仪制度。
在《左传》整本书的记载中，我们并未发现礼究竟是何处起源的记录和评判。《左传》里频繁出现着有关周礼的某些具体规则、固守周礼的事情和违背周礼一些表现，许多的诸侯国仍然把周礼作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外交的一个基本守则，也用周礼评价行为举止。虽然在《左传》中没有明确写出此时的“礼”是来源于周礼的，但在字里行间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左传》记载的礼对周礼的继承与发展。
二、“礼”在《左传》中的文本体现
1.对“礼”的捍卫
西周时期的文化重视礼乐，“礼”和“乐”呈现一种共生的态势。周厉王之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疏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礼崩乐坏的思想动乱时代随之开始。直到齐桓公称霸并“修礼于诸侯”，礼乐文化才又重新被统治者和人民重视，想要争霸天下的诸侯也开始意识到礼乐教化的作用并引起了重视。
关于礼乐的实质，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他对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的不可忍态度也表达出以孔子为首的春秋人对礼乐制度的固守之情。
2.对礼的僭越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实际上，春秋的礼乐大多是被自上而下破坏掉的，天子与诸侯等统治阶层是破坏礼乐制度的始作俑者。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虢公和晋献公二者的爵位是不同的，但却受到了相同的赏赐，因此《左传》中评论说是“非礼也”，并曰：“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到了庄公二十年“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礼乐遭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可以说是礼乐尽失。春秋乐舞规定说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表演给指定的目标对象，这是由于乐舞与等级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它的产物，而《左传》中记录的“乐及遍舞”是对诸侯、天子身份的僭越，因此郑伯评此举是“歌舞不倦，乐祸也”，并不只是由于他沉溺声色，更重要的是对礼乐制度的僭越。
要说春秋时期周礼保存得最完好的国家，大概非鲁国莫属，因此吴国公子季札才会选择在鲁过观乐，孔子也才会在鲁国的肥沃思想土壤上生根发芽。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礼乐保存最好鲁国，也并不能做到时刻遵循礼乐行事。《左传》中记载，在庄公二十五年时，鲁国曾有两次使用鼓、牲的祭祀活动，分别是“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和“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这两次活动在《左传》都被明确标示为“非常也”：因为就日食来说，“唯正月之朔，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就大水而论，“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期的祭祀，恐怕比戎享有更崇高的地位，也被统治者们所看重。此处的鲁国祭祀活动已经违背了礼。
三、《左传》中礼的思想意义及地位
通讀《左传》后，关于礼乐文化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是一种新旧交替状态下的时代矛盾。春秋时期，民的地位较之前有了巨大的提升，甚至出现了民是神主这样的说法。但民地位的提高只是为了服务于统治需要，并没有实际效用，因此君子小人之别还是不可能被打破的。从君臣关系来讲，《左传》既推崇西周时君臣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又迸发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思想新潮流。从战争思想角度来看，《左传》认为在战争中应该继承古时的军队礼法规定，同时又提出“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这样的新鲜主张。《左传》中有许多这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旧思想间的碰撞，它恰好反映出春秋时代的历史坐标，即这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左传》中纳入了这些新旧思想，并把它们归为礼这个统一的概念之下，想要以此找到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左传》所包含的礼治思想，上承西周礼乐思想，下启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華书局，1963.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1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文化典籍，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叙事生动细微，塑造了形象鲜明的人物，运用了字约义丰的语言，是一部用于研究春秋时期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中对礼的叙述，除作者明确提出的“礼”或“非礼”的讨论外，在记载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言论中也有出现。对《左传》中固守礼和抛弃礼的现象的研究讨论，对我们更好地去感知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化迁移有益，也能让我们去了解《左传》作者的价值取向，政治抱负，是非善恶之观。
一、礼的简介
首先，在说到《左传》中出现的礼之前，我们不能不对礼这个概念进行一番考察。从字面意义解读，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礼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履即履行、行动，活动内容就是对神灵的祭祀，人是祭祀活动的主体，神是祭祀的目标。活动的结果就是希望得到神的保佑，使人能够得到福祉。
学术界大都认为周礼或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或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是一种礼仪制度。
在《左传》整本书的记载中，我们并未发现礼究竟是何处起源的记录和评判。《左传》里频繁出现着有关周礼的某些具体规则、固守周礼的事情和违背周礼一些表现，许多的诸侯国仍然把周礼作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外交的一个基本守则，也用周礼评价行为举止。虽然在《左传》中没有明确写出此时的“礼”是来源于周礼的，但在字里行间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左传》记载的礼对周礼的继承与发展。
二、“礼”在《左传》中的文本体现
1.对“礼”的捍卫
西周时期的文化重视礼乐，“礼”和“乐”呈现一种共生的态势。周厉王之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疏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礼崩乐坏的思想动乱时代随之开始。直到齐桓公称霸并“修礼于诸侯”，礼乐文化才又重新被统治者和人民重视，想要争霸天下的诸侯也开始意识到礼乐教化的作用并引起了重视。
关于礼乐的实质，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他对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的不可忍态度也表达出以孔子为首的春秋人对礼乐制度的固守之情。
2.对礼的僭越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实际上，春秋的礼乐大多是被自上而下破坏掉的，天子与诸侯等统治阶层是破坏礼乐制度的始作俑者。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虢公和晋献公二者的爵位是不同的，但却受到了相同的赏赐，因此《左传》中评论说是“非礼也”，并曰：“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到了庄公二十年“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礼乐遭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可以说是礼乐尽失。春秋乐舞规定说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表演给指定的目标对象，这是由于乐舞与等级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它的产物，而《左传》中记录的“乐及遍舞”是对诸侯、天子身份的僭越，因此郑伯评此举是“歌舞不倦，乐祸也”，并不只是由于他沉溺声色，更重要的是对礼乐制度的僭越。
要说春秋时期周礼保存得最完好的国家，大概非鲁国莫属，因此吴国公子季札才会选择在鲁过观乐，孔子也才会在鲁国的肥沃思想土壤上生根发芽。但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礼乐保存最好鲁国，也并不能做到时刻遵循礼乐行事。《左传》中记载，在庄公二十五年时，鲁国曾有两次使用鼓、牲的祭祀活动，分别是“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和“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这两次活动在《左传》都被明确标示为“非常也”：因为就日食来说，“唯正月之朔，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就大水而论，“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期的祭祀，恐怕比戎享有更崇高的地位，也被统治者们所看重。此处的鲁国祭祀活动已经违背了礼。
三、《左传》中礼的思想意义及地位
通讀《左传》后，关于礼乐文化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是一种新旧交替状态下的时代矛盾。春秋时期，民的地位较之前有了巨大的提升，甚至出现了民是神主这样的说法。但民地位的提高只是为了服务于统治需要，并没有实际效用，因此君子小人之别还是不可能被打破的。从君臣关系来讲，《左传》既推崇西周时君臣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又迸发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思想新潮流。从战争思想角度来看，《左传》认为在战争中应该继承古时的军队礼法规定，同时又提出“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这样的新鲜主张。《左传》中有许多这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旧思想间的碰撞，它恰好反映出春秋时代的历史坐标，即这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左传》中纳入了这些新旧思想，并把它们归为礼这个统一的概念之下，想要以此找到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左传》所包含的礼治思想，上承西周礼乐思想，下启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
[2][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華书局，1963.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