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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传播已有百年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认真收集、整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各种版本，并对其作深入的考证研究。做好这项工作，是当代中国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之必需，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理性，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版本、概念术语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考据研究方法，建立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廓清思想，统一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经典文献;考证研究;“马藏”体系
[作者简介] 杨金海，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
近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首批20卷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得到了清华大学和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扶持。该丛书旨在立足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高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并作适当的版本、文本考证研究，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丛书计划出版100卷，2021年将全部完成，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该丛书的编写出版也将为我们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积累经验。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新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经典文献的考据乃至通考性的整理研究并不鲜见，包括对儒、释、道等经典的通考性整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近百年来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据以及整理性研究直到近年来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至于在此基础上的通考性整理研究几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首先有必要对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说明。
第一，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要是指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也適当列入。这些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如果从1899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算起，迄今已经有120年时间，而且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今天仍然在进行中。但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们这套丛书主要收集整理1949年以前的经典文献。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又使用比较标准的现代汉语，翻译术语也比较一致，在可见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深入的考证说明。再则，这里所列入的主要是1920年至1949年翻译出版的比较完整的经典著作文本，不包括片段译文，因为这些片段译文太过繁多复杂，我们也无力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当然，就未来建立完整的“马藏”体系看，不论是完整译本还是片段译文，也不论是1949年之前或之后的，都应当在收集整理之列。
第二，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主要是指上述经典文本的翻译、出版，有时也会涉及学习、运用这些著作及其社会影响的情况。这些经典文献在我国的片段翻译传播从清末就开始了，但那时人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术思潮之一来介绍，并没有自觉地把它当作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来研究运用。真正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李大钊的引领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形成了高潮。在这一时代大潮的推动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此开始了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程。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经典著作，很多进步人士和出版机构特别是三联书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文本基本上都出版了。该丛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经典著作翻译传播以及学习运用的这一历史进程。
第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要是指对上述经典文本的考证性整理和研究。文献考据或考证研究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古代的经学研究，一定要做相关的文字学、训诂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等的考证研究。没有这些考证工作，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我们力求继承这个传统，并借鉴现代文献学研究方法，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研究。在该丛书编写中，我们力图深入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传入中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包括文本考据、版本考据、术语考据、语义考据、语用考据、辨伪考据、人物事件考证等。（1）文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文本的翻译以及文本内容进行考证研究。如对《共产党宣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多个中文版本的翻译情况进行考证并进行各个文本内容的比较研究，考证前人对有关重要思想理解的变化。（2）版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等文献的出版性质和版次的考证研究。如《共产党宣言》的某个中文译本是否是一个独立译本、是第几次印刷等，都要考证清楚。（3）术语考据主要是对经典著作中的重要概念、术语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证研究。如“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有多种译法，这就需要考证清楚。（4）语义考据是对概念含义变化的考证研究。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历史上曾经多种多样，需要考证清楚。（5）语用考据是对概念的运用和发展的考证研究。（6）辨伪考据是对有关文献的真假进行考证研究。（7）人物事件考证是对翻译者、传播者以及相关事件等进行考证，以期弄清经典文献翻译出版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讲，每一类考据又有很多种具体研究工作。如文本考据，包括中外文的文本载体形式研究、文本内容类别研究、文本收集典藏研究、文本整理利用研究、经典作家手稿研究、翻译手稿比较研究、文本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研究等。一句话，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我们的文献考证工作才能做扎实。 同时，还力求借鉴西方解释学的方法，对有关重要概念做更深入的考证研究。既要对某一概念作小语境的考证，即上下文（context）考证;又要做大语境考证，即对当时人们普遍使用此类术语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做考证研究。进行这些考据工作很有意义，但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史、传播史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环境，还要掌握外文，能够进行外文和中文的比较研究、各个中文版本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版本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经典作家思想的含义，对有关文本、译者的工作等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在这里，“通考”工作的两个方面即文献整理与考证研究是不可分割的。文献整理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前期的文献收集整理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但考证研究又能够反过来促进文献整理，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文献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现新文献，比较完整地再现经典文献的历史风貌。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兼具综合性、基础性的概念。总体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范畴，但也是文献学、传播学、翻译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思想史等学科的概念。所以，要深化考证研究工作，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该丛书也只是为各个学科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通考何以必要 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这项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该工作乃历史发展之必然要求。一方面，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界深入研究探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逻辑必然。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等提出了不少质疑。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他后来又强调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于是，如何真正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大问题。围绕着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形成了很多不同观点。
为回答时代面临的课题，人们重新回到经典文本，力图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原初最本真的含义。这种情况反映到理论界，就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由此不少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著作，讨论了各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方式，如“以馬解马”“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中解马”等。这些讨论对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对文本的理解各有不同，争论仍然不可避免。
随着探讨的深化，人们进一步追问起文本翻译问题。有人力图回到经典著作的外文文本即欧洲语言文本，认为中文版的文本翻译存在问题。例如，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翻译错了，影响了对所有制改造的理解，这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源所在，应当翻译为“扬弃私有制”，即对私有制既克服又保留。此种理解似乎可以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但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用主义解读嫌疑，由此同样遭遇到了批评。
随着对经典文本翻译问题探讨的深入，版本研究提上日程。人们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者对经典著作中重要术语的翻译是不同的，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宣言》有6个完整而独立的中文译本，其中对“消灭私有制”的翻译均不完全相同。1920年陈望道译本和1930年华岗译本是“废止私有财产”。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是“废除私有财产”。1943年8月博古译本是“消灭私有财产”。1943年9月陈瘦石译本是“废除私产”。1949年莫斯科译本是“消灭私有制”。可见，关于“消灭私有制”这一重要语句的译法有一个越来越准确的过程。原来译为“废止私有财产”等，只看到了这一观点的表象，只有译为“消灭私有制”才能抓住实质，即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陈瘦石（作为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译为“废除私产”，很不准确，甚至有曲解，因为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产。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理解不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部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经典著作版本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说是对《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全面考证研究。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纪念这部不朽经典，也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义，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笔者作为本片的主要撰稿人，和老专家胡永钦研究员一起对《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第一次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发现这部著作总共有12个独立而完整的中文译本，新中国成立前后分别有6个译本。[4-5]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连同香港、台湾等地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总共有23个译本。[6]此后，学术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版本的成果也越来越多。通过版本比较研究，人们对经典作家思想的理解越来越深。
对经典文本、翻译、版本研究的深入，又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兴盛起来。人们发现，只孤立研究某一经典著作的文本、翻译、版本还不够，要深入把握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理解的变化，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完整历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名字的翻译、经典著作的片段翻译、经典文本的完整翻译以及出版传播等。比如，关于马克思的名字翻译在历史上就有十几种，包括“马克司”“马尔克斯”“马陆科斯”“马尔格士”“麦喀氏”“马儿克”“马尔克”“马克斯”等。通过研究传播史，才能把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经典著作文本的关系弄清楚，通过对其中话语体系主要是概念体系的研究，从整体上弄清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重要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观点的理解。比如“社会主义”一词，在1899年2月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被译为“安民新学”，这是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解;后来借用日文翻译术语，学术界广泛认同并接受了“社会主义”一词的译法，但对它的理解仍然很不相同。比如，孙中山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社会主义很不相同。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在深化。传播史研究就要梳理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澄清人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特别是要避免重复劳动。因为有很多现在争论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有的早已解决，但由于人们不了解历史，常常旧话重提，造成重复劳动甚至造成新的思想混乱。传播史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需要，编译局前辈学者就在不断研究梳理前人的翻译成果，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初步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1954年中央编译局举办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之后编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5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又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合作主办展览;1963年，编译局专家丁守和、殷叙彝发表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办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之后编辑整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98年，举办了“《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展览，并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两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创作了8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一书，笔者为总撰稿;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
我國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有关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等学者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内容，70年代初编成油印本，改革开放后，他与施德福、宋一秀教授一起正式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后来黄枬森又与庄福龄、林利一起主编了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第4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第7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北京大学林代昭、潘国华于1983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集刊”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于1984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唐宝林于1997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后来又再版该书，影响很大。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著作和文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视野更广阔，特别是深化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一是加强早期传播的研究。如王东等于2009年出版《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田子渝于2012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方红于2016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等。二是加强分支学科传播史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文艺理论、党建理论、宗教理论等传播史研究。如谈敏于2008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庄福龄于2015年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胡为雄同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文正邦于201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三是加强地方传播史研究。如淮北市委党校于200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淮北的传播（1919—1949）》;闫化川于201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山东早期传播研究》等。四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研究。如叶庆科于2006年出版《杨匏安：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郭刚于2010年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笔者主编的《姜椿芳文集》《张仲实文集》分别于2011年、2015年问世;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编《陈豹隐全集》于2013年之后陆续出版;湖南省常德市赵必振研究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学者赵必振的文献进行整理编纂，于2018年出版《赵必振文集》。五是加强对经典文本解读史、概念史的研究。如王刚于201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尹树德于2013年出版《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的文章，进一步深化了传播史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化，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乃至“马藏”编纂工作提上日程。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特别是要完整把握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情况，需要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经典文献典藏方面，中央编译局做了较多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这里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了国内最丰富最齐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各种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少经典著作文本文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也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版本以及传播史研究的需要，因为这些文献典藏总的来说具有零散性的特点，特别是早期文献，分散珍藏在不同图书馆和有关机构的资料室，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把文献考据研究与文献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出不少成果。如吕延勤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中、下），2016年由长江出版社出版;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三卷本，于201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经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大大方便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考据研究。但目前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仍然有局限性，十月革命之前和大革命之后的经典文献整理出版较少。
于是，学者们提出应当编纂“马藏”。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学派都有自己的典藏体系，儒家有“儒藏”，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马克思主义作为在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也应当而且能够建立自己的典藏体系。顾海良教授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他主持的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工程于2015年3月启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于2019年5月4日发布出版第一批书共5卷、370万字。他认为，“马藏”编纂工作的任务是“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这是很正确的。但这项工作太复杂庞大，需要众多学者一起来做才有可能最终完成。 最近几年，笔者根据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情况，围绕“马藏”体系建立也提出了一些想法。笔者认为，“马藏”体系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文献;二是基本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原文版（亦称MEGA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等经典著作的外文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二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三是外围层，包括经典著作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专题读本、单行本，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这些经典文献有上千卷，可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典藏系列（如儒藏、道藏、佛藏）相媲美。[7]顺便说一句，“马藏”体系的建立将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典藏基础的确立，它将和中国传统文化典藏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典藏体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和传播史研究本身。根据这个想法，我们不同单位或部门的学者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开展工作。“马藏”体系的核心层、基本层实际上一直是由中央编译局在做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补短板”，即把外围层中的各种零散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文献收集整理起来，供大家作历史性研究之用。这些历史性的经典文献也很多，我们这套丛书的任务主要就是把新中国成立前比较完整的经典著作文本整理出来，以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传播史考据等研究之用。
于是，我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文库也就应运而生了。可见，开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们内心一时激动的产物，而是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的逻辑必然，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当务之急。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文本、版本、传播史的研究，也能够为建立完整的“马藏”体系提供历史上的各种基础文本，还有助于整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通考何以可能 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经过我国学术界的长期积累，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经典著作研究，今天已经具备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基本条件。
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典文献考据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术体系来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学术性，甚至不是学问。实际上，意识形态也具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由此决定了它具有科学性，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来研究。之所以有人认为它不具有学术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学术、文化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不够，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要弥补这一缺陷，就要努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借鉴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研究方法，拿出可以与其他学科相媲美的学术成果来，例如建立“马藏”体系就是很好的学术性工作。2014年在成中英先生80寿诞庆祝会上，笔者尝试性地提出“新国学”概念。所谓“新国学”，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中华学术体系，是当代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我们以往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老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已经显得不准确了，再过若干年就更不科学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毫无疑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逐步成为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传统的儒、释、道等相媲美，因此不能把它排斥在国学之外。类似情况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大家知道，佛学是西汉时传入中国的，是外来文化，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谁还能说它不是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呢？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况且它比佛学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传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就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核心部分。随着进一步发展，将来我们的国学体系一定会把“马学”加进来，形成“儒、释、道、马”并驾齐驱、以“马学”为魂的繁荣发展局面。当然，“马学”作为新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还需要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比如，要借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方法，像整理编纂《四库全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史”“子”“集”等都整理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经典体系、学术体系，供后人研究之用。此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也要具有深厚的学理性，这样，“马学”作为科学的学术体系才能够完善起来。应当说经过这些年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整理和考据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为顺利推进这项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这些年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整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基本知道了有哪些经典文本、版本及其传播、珍藏等情况。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研究成果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很多深藏密室的历史文献被挖掘出来，包括一些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以及取经潮、取经路线、传播方式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之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版、手稿的收集整理和深度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笔者在经典文献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笔者和冯雷同志主编了37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与李惠斌同志主编了40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还有王学东同志主编了64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丛书，清华大学艾四林同志主编了20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北京大学聂锦芳同志主编了12卷《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其他单位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这些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相关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学术界同仁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据工作提供了丰富资料。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考据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经验日益丰富，方法不断更新。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学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其他各界学者也参与进来，包括翻译界、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宗教学界、文学艺术界等方面的学者近些年来也都在积极挖掘、整理、考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历史文献，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考据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2004年实施以来，培养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各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相继建立，各级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日益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军队研究机构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社会思想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也在加强，这些都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步伐。特别是近年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茁壮成长，他们思维敏捷、年富力强，外语水平很高，知识结构新颖，研究方法现代，不仅能够借鉴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也能够借鉴西方解释学方法等进行研究，越来越具备了中外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的能力，由此成为经典文本考据研究的中坚力量。 四是当今发达的信息技术为我们查找、收集、研究经典文本文献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经典文献考证，需要掌握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比如，要用到马克思手稿，而原始手稿的大约2/3珍藏在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档案馆，1/3珍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要考证经典文本的翻译，还会用到日文版经典著作文本，而这些大多珍藏在日本，个别文本分散珍藏在我国各地的图书馆。要大量使用这些资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今天，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再者，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些物质力量的增强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整理编纂工作提供了保障。
总体而言，经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经典文本考据研究的理念越来越新、成果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强、保障条件越来越好。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科体系建设越来越完善，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有用武之地。这些都为我们深入开展大规模的经典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四、 《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丛书编写的思路和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曾经翻译出版过很多种经典著作的中文本。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1949年以前都有好几个中文译本。这样说来，只是1949年以前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文本或专题文献文本就有上百种。这些不同的中文译本反映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解的不同水平。
编写这套丛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把1949年以前的主要经典著作文本原汁原味地编辑整理出来，并作适当的考证说明，供大家做深入的历史比较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之用;从更长远的目的看，是要为建构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为建构现代中华文化体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最终目的，则是要通过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澄清是非、廓清思想、统一认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或教条式的理解，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弘扬马克思主义精神，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确保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长久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即丛书编写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历史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主要收集1949年以前的经典著作中文译本，对1949年以后个别学者的译本也适当收入。对所收集的历史文献力求系统、完整，尽可能收集齐全1949年以前经典著作的各种译本，按照历史顺序进行编排。对同一译本的不同版本，尽可能收集比较早且完整的版本。对特别重要的片段译文作为附录收入。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力求原汁原味地反映各种经典著作的历史风貌，为此采取影印形式，将经典著作的文本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同时，要对文本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考证研究。这些考证研究要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经得起历史检验，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典著作文本、版本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所收集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收集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出版的、质量较高的经典译本。另一方面，考证分析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再者，对文本有关问题的阐述，比如对人名、地名、术语变化的说明，或对错字、漏字等印刷错误的说明等，要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第四，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本丛书的主要任务是对经典文本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证梳理，但考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全面的、准确的理解，并最终用以指导实践。所以，在考证研究的同时，要始终牢记最终目标，以便从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所以，在每一经典文本的考证说明中，都既要说明经典文本文献的来龙去脉以及考证梳理的情况，又要从中得出若干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以帮助读者正确认识经典著作中的有关重要思想，特别是要在统一认识、消除无谓争论上下功夫。这样，该丛书就不仅能够为读者提供原始的经典著作文本文献，还能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这些文本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的相关文献资料，并提供尽可能中肯的观点和方法，从而使丛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典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流芳后世。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编写框架。除导论外，各卷均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原著考证部分，包括对原著的作者、写作、文本主要内容、文本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的考证性介绍;二是译本考证部分，包括对译本的译者、翻译过程、译本主要特点、译本的出版和传播情况的考证梳理;三是译文考订部分，包括对译文的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有关重要术语进行比较说明，对错误译文、错误术语或错误印刷进行查考、辨析和校正性说明;四是原译文影印部分，主要收入完整的原著译本，同时作为附录适当收入前人关于该书的片段译文。
通过这样的考证研究，力求凸显这套丛书的编辑思路，即对经典著作的文本、版本有一个建立在考据研究基础上的总体性认识。每一本书都要能够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这本书是什么，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它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怎样，它是什么时候传播到中国的？该中文本的译者是谁，译本的版本、传播、影响、收藏情况怎样？该译本中的重要概念是如何演化的，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过程怎样，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对解决今天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有何启示？等等。这些问题回答好了，就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并能够从文本的历史比较、国际比较中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历程，从而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是怀着一种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深深敬畏之情来做这项工作的。一是敬畏经典。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民族，为推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无数志士仁人历经千辛万苦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取回来，并通过翻译研究形成了汗牛充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典藏基础，为实现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面前的这些文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马藏”中的重要经典文本。拂去历史尘埃，整理、考证和再现这些经典文献的历史原貌，发掘其中的深厚文化意蕴，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这些闪耀着历史光芒的典籍和伟大思想更好地传承下去，为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典藏基礎，正是本丛书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期愿。二是敬畏先驱。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翻译家和理论家薪火相传，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引进中国，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很多翻译工作是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有不少先辈为此贡献了一生乃至宝贵生命。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艰辛堪比大唐圣僧玄奘西天取经，他们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将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能够通过我们的这项工作，让后人一代代地记住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并将先辈的宝贵精神传承下去，我们将倍感荣幸。三是敬畏责任。百年来形成的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需要研究整理，百年来一批批可敬可爱的译经者需要研究介绍，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需要梳理继承，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由此，不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不能不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产生出由衷的敬畏之情。唯有通过努力，精心整理好这些文献，为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作一点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乃至世界薪火相传做一点铺路工作，才能告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慰这些理论先驱和翻译巨匠们！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2019年是中国先进分子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和世界命运之思想武器100周年，2020年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10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个个光辉的历史节点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个新时代的新时期，陆续出版大型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的系统性考证研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经验不够，这套丛书还有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谨请大家批评指正。同时，这项事业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有更多的单位、更多的同志加入这项工作中来，共同为推进我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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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金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之思——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1）：60-65.
（编辑：李成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经典文献;考证研究;“马藏”体系
[作者简介] 杨金海，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
近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首批20卷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得到了清华大学和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扶持。该丛书旨在立足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高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并作适当的版本、文本考证研究，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丛书计划出版100卷，2021年将全部完成，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该丛书的编写出版也将为我们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积累经验。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新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经典文献的考据乃至通考性的整理研究并不鲜见，包括对儒、释、道等经典的通考性整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近百年来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据以及整理性研究直到近年来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至于在此基础上的通考性整理研究几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首先有必要对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说明。
第一，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要是指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也適当列入。这些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如果从1899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算起，迄今已经有120年时间，而且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今天仍然在进行中。但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们这套丛书主要收集整理1949年以前的经典文献。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又使用比较标准的现代汉语，翻译术语也比较一致，在可见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深入的考证说明。再则，这里所列入的主要是1920年至1949年翻译出版的比较完整的经典著作文本，不包括片段译文，因为这些片段译文太过繁多复杂，我们也无力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当然，就未来建立完整的“马藏”体系看，不论是完整译本还是片段译文，也不论是1949年之前或之后的，都应当在收集整理之列。
第二，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主要是指上述经典文本的翻译、出版，有时也会涉及学习、运用这些著作及其社会影响的情况。这些经典文献在我国的片段翻译传播从清末就开始了，但那时人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术思潮之一来介绍，并没有自觉地把它当作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来研究运用。真正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李大钊的引领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形成了高潮。在这一时代大潮的推动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中文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此开始了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程。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经典著作，很多进步人士和出版机构特别是三联书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文本基本上都出版了。该丛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经典著作翻译传播以及学习运用的这一历史进程。
第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要是指对上述经典文本的考证性整理和研究。文献考据或考证研究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古代的经学研究，一定要做相关的文字学、训诂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等的考证研究。没有这些考证工作，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我们力求继承这个传统，并借鉴现代文献学研究方法，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研究。在该丛书编写中，我们力图深入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传入中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包括文本考据、版本考据、术语考据、语义考据、语用考据、辨伪考据、人物事件考证等。（1）文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文本的翻译以及文本内容进行考证研究。如对《共产党宣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多个中文版本的翻译情况进行考证并进行各个文本内容的比较研究，考证前人对有关重要思想理解的变化。（2）版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等文献的出版性质和版次的考证研究。如《共产党宣言》的某个中文译本是否是一个独立译本、是第几次印刷等，都要考证清楚。（3）术语考据主要是对经典著作中的重要概念、术语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证研究。如“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有多种译法，这就需要考证清楚。（4）语义考据是对概念含义变化的考证研究。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历史上曾经多种多样，需要考证清楚。（5）语用考据是对概念的运用和发展的考证研究。（6）辨伪考据是对有关文献的真假进行考证研究。（7）人物事件考证是对翻译者、传播者以及相关事件等进行考证，以期弄清经典文献翻译出版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讲，每一类考据又有很多种具体研究工作。如文本考据，包括中外文的文本载体形式研究、文本内容类别研究、文本收集典藏研究、文本整理利用研究、经典作家手稿研究、翻译手稿比较研究、文本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研究等。一句话，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我们的文献考证工作才能做扎实。 同时，还力求借鉴西方解释学的方法，对有关重要概念做更深入的考证研究。既要对某一概念作小语境的考证，即上下文（context）考证;又要做大语境考证，即对当时人们普遍使用此类术语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做考证研究。进行这些考据工作很有意义，但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史、传播史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环境，还要掌握外文，能够进行外文和中文的比较研究、各个中文版本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版本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经典作家思想的含义，对有关文本、译者的工作等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在这里，“通考”工作的两个方面即文献整理与考证研究是不可分割的。文献整理是前提和基础，没有前期的文献收集整理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但考证研究又能够反过来促进文献整理，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文献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现新文献，比较完整地再现经典文献的历史风貌。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兼具综合性、基础性的概念。总体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范畴，但也是文献学、传播学、翻译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思想史等学科的概念。所以，要深化考证研究工作，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努力。该丛书也只是为各个学科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工作。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通考何以必要 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这项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该工作乃历史发展之必然要求。一方面，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界深入研究探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逻辑必然。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对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等提出了不少质疑。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他后来又强调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于是，如何真正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大问题。围绕着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形成了很多不同观点。
为回答时代面临的课题，人们重新回到经典文本，力图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原初最本真的含义。这种情况反映到理论界，就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由此不少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著作，讨论了各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方式，如“以馬解马”“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中解马”等。这些讨论对人们从不同角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对文本的理解各有不同，争论仍然不可避免。
随着探讨的深化，人们进一步追问起文本翻译问题。有人力图回到经典著作的外文文本即欧洲语言文本，认为中文版的文本翻译存在问题。例如，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翻译错了，影响了对所有制改造的理解，这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追求“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根源所在，应当翻译为“扬弃私有制”，即对私有制既克服又保留。此种理解似乎可以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但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用主义解读嫌疑，由此同样遭遇到了批评。
随着对经典文本翻译问题探讨的深入，版本研究提上日程。人们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者对经典著作中重要术语的翻译是不同的，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宣言》有6个完整而独立的中文译本，其中对“消灭私有制”的翻译均不完全相同。1920年陈望道译本和1930年华岗译本是“废止私有财产”。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是“废除私有财产”。1943年8月博古译本是“消灭私有财产”。1943年9月陈瘦石译本是“废除私产”。1949年莫斯科译本是“消灭私有制”。可见，关于“消灭私有制”这一重要语句的译法有一个越来越准确的过程。原来译为“废止私有财产”等，只看到了这一观点的表象，只有译为“消灭私有制”才能抓住实质，即从经济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陈瘦石（作为当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译为“废除私产”，很不准确，甚至有曲解，因为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产。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共产党宣言》思想的理解不同，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部书的各个版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文本比较研究。
经典著作版本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说是对《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全面考证研究。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纪念这部不朽经典，也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义，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笔者作为本片的主要撰稿人，和老专家胡永钦研究员一起对《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本第一次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发现这部著作总共有12个独立而完整的中文译本，新中国成立前后分别有6个译本。[4-5]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连同香港、台湾等地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总共有23个译本。[6]此后，学术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版本的成果也越来越多。通过版本比较研究，人们对经典作家思想的理解越来越深。
对经典文本、翻译、版本研究的深入，又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兴盛起来。人们发现，只孤立研究某一经典著作的文本、翻译、版本还不够，要深入把握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理解的变化，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完整历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名字的翻译、经典著作的片段翻译、经典文本的完整翻译以及出版传播等。比如，关于马克思的名字翻译在历史上就有十几种，包括“马克司”“马尔克斯”“马陆科斯”“马尔格士”“麦喀氏”“马儿克”“马尔克”“马克斯”等。通过研究传播史，才能把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经典著作文本的关系弄清楚，通过对其中话语体系主要是概念体系的研究，从整体上弄清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重要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观点的理解。比如“社会主义”一词，在1899年2月发表的《大同学》一文中被译为“安民新学”，这是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解;后来借用日文翻译术语，学术界广泛认同并接受了“社会主义”一词的译法，但对它的理解仍然很不相同。比如，孙中山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社会主义很不相同。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在深化。传播史研究就要梳理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澄清人们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特别是要避免重复劳动。因为有很多现在争论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有的早已解决，但由于人们不了解历史，常常旧话重提，造成重复劳动甚至造成新的思想混乱。传播史研究可以有效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需要，编译局前辈学者就在不断研究梳理前人的翻译成果，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初步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1954年中央编译局举办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之后编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5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又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合作主办展览;1963年，编译局专家丁守和、殷叙彝发表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办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之后编辑整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98年，举办了“《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展览，并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两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创作了8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一书，笔者为总撰稿;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
我國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有关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等学者于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内容，70年代初编成油印本，改革开放后，他与施德福、宋一秀教授一起正式出版了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后来黄枬森又与庄福龄、林利一起主编了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第4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与发展，第7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北京大学林代昭、潘国华于1983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集刊”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于1984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唐宝林于1997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后来又再版该书，影响很大。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著作和文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视野更广阔，特别是深化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一是加强早期传播的研究。如王东等于2009年出版《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田子渝于2012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方红于2016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等。二是加强分支学科传播史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文艺理论、党建理论、宗教理论等传播史研究。如谈敏于2008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庄福龄于2015年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胡为雄同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文正邦于201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三是加强地方传播史研究。如淮北市委党校于2004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淮北的传播（1919—1949）》;闫化川于201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在山东早期传播研究》等。四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研究。如叶庆科于2006年出版《杨匏安：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郭刚于2010年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笔者主编的《姜椿芳文集》《张仲实文集》分别于2011年、2015年问世;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编《陈豹隐全集》于2013年之后陆续出版;湖南省常德市赵必振研究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学者赵必振的文献进行整理编纂，于2018年出版《赵必振文集》。五是加强对经典文本解读史、概念史的研究。如王刚于201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尹树德于2013年出版《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的文章，进一步深化了传播史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化，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乃至“马藏”编纂工作提上日程。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特别是要完整把握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情况，需要系统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经典文献典藏方面，中央编译局做了较多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这里的专家学者收集整理了国内最丰富最齐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所有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各种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少经典著作文本文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也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典藏。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版本以及传播史研究的需要，因为这些文献典藏总的来说具有零散性的特点，特别是早期文献，分散珍藏在不同图书馆和有关机构的资料室，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把文献考据研究与文献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推出不少成果。如吕延勤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上、中、下），2016年由长江出版社出版;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三卷本，于201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经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大大方便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考据研究。但目前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仍然有局限性，十月革命之前和大革命之后的经典文献整理出版较少。
于是，学者们提出应当编纂“马藏”。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学派都有自己的典藏体系，儒家有“儒藏”，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马克思主义作为在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也应当而且能够建立自己的典藏体系。顾海良教授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他主持的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工程于2015年3月启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于2019年5月4日发布出版第一批书共5卷、370万字。他认为，“马藏”编纂工作的任务是“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这是很正确的。但这项工作太复杂庞大，需要众多学者一起来做才有可能最终完成。 最近几年，笔者根据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情况，围绕“马藏”体系建立也提出了一些想法。笔者认为，“马藏”体系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文献;二是基本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原文版（亦称MEGA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等经典著作的外文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二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三是外围层，包括经典著作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专题读本、单行本，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这些经典文献有上千卷，可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典藏系列（如儒藏、道藏、佛藏）相媲美。[7]顺便说一句，“马藏”体系的建立将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典藏基础的确立，它将和中国传统文化典藏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典藏体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和传播史研究本身。根据这个想法，我们不同单位或部门的学者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开展工作。“马藏”体系的核心层、基本层实际上一直是由中央编译局在做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今天最需要做的就是“补短板”，即把外围层中的各种零散的历史性的经典文本文献收集整理起来，供大家作历史性研究之用。这些历史性的经典文献也很多，我们这套丛书的任务主要就是把新中国成立前比较完整的经典著作文本整理出来，以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传播史考据等研究之用。
于是，我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文库也就应运而生了。可见，开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们内心一时激动的产物，而是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逐步深化的逻辑必然，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当务之急。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文本、版本、传播史的研究，也能够为建立完整的“马藏”体系提供历史上的各种基础文本，还有助于整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通考何以可能 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经过我国学术界的长期积累，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经典著作研究，今天已经具备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基本条件。
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典文献考据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术体系来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学术性，甚至不是学问。实际上，意识形态也具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由此决定了它具有科学性，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来研究。之所以有人认为它不具有学术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界在学术、文化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不够，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要弥补这一缺陷，就要努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借鉴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研究方法，拿出可以与其他学科相媲美的学术成果来，例如建立“马藏”体系就是很好的学术性工作。2014年在成中英先生80寿诞庆祝会上，笔者尝试性地提出“新国学”概念。所谓“新国学”，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的中华学术体系，是当代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我们以往所说的“国学”实际上是“老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已经显得不准确了，再过若干年就更不科学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毫无疑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逐步成为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与传统的儒、释、道等相媲美，因此不能把它排斥在国学之外。类似情况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大家知道，佛学是西汉时传入中国的，是外来文化，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谁还能说它不是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呢？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况且它比佛学的作用要大得多，它传入中国才一百多年，就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核心部分。随着进一步发展，将来我们的国学体系一定会把“马学”加进来，形成“儒、释、道、马”并驾齐驱、以“马学”为魂的繁荣发展局面。当然，“马学”作为新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还需要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比如，要借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方法，像整理编纂《四库全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史”“子”“集”等都整理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经典体系、学术体系，供后人研究之用。此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也要具有深厚的学理性，这样，“马学”作为科学的学术体系才能够完善起来。应当说经过这些年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整理和考据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为顺利推进这项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这些年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整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基本知道了有哪些经典文本、版本及其传播、珍藏等情况。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研究成果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很多深藏密室的历史文献被挖掘出来，包括一些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以及取经潮、取经路线、传播方式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之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文版、手稿的收集整理和深度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笔者在经典文献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笔者和冯雷同志主编了37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与李惠斌同志主编了40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还有王学东同志主编了64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丛书，清华大学艾四林同志主编了20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北京大学聂锦芳同志主编了12卷《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其他单位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这些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相关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学术界同仁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据工作提供了丰富资料。
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考据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经验日益丰富，方法不断更新。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学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其他各界学者也参与进来，包括翻译界、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宗教学界、文学艺术界等方面的学者近些年来也都在积极挖掘、整理、考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历史文献，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考据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2004年实施以来，培养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各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相继建立，各级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日益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军队研究机构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社会思想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也在加强，这些都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步伐。特别是近年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茁壮成长，他们思维敏捷、年富力强，外语水平很高，知识结构新颖，研究方法现代，不仅能够借鉴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也能够借鉴西方解释学方法等进行研究，越来越具备了中外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的能力，由此成为经典文本考据研究的中坚力量。 四是当今发达的信息技术为我们查找、收集、研究经典文本文献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经典文献考证，需要掌握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比如，要用到马克思手稿，而原始手稿的大约2/3珍藏在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档案馆，1/3珍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要考证经典文本的翻译，还会用到日文版经典著作文本，而这些大多珍藏在日本，个别文本分散珍藏在我国各地的图书馆。要大量使用这些资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今天，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再者，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些物质力量的增强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整理编纂工作提供了保障。
总体而言，经过马克思主义学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经典文本考据研究的理念越来越新、成果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强、保障条件越来越好。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科体系建设越来越完善，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有用武之地。这些都为我们深入开展大规模的经典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四、 《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丛书编写的思路和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曾经翻译出版过很多种经典著作的中文本。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1949年以前都有好几个中文译本。这样说来，只是1949年以前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文本或专题文献文本就有上百种。这些不同的中文译本反映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解的不同水平。
编写这套丛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把1949年以前的主要经典著作文本原汁原味地编辑整理出来，并作适当的考证说明，供大家做深入的历史比较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之用;从更长远的目的看，是要为建构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为建构现代中华文化体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最终目的，则是要通过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澄清是非、廓清思想、统一认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或教条式的理解，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弘扬马克思主义精神，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确保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长久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即丛书编写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历史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主要收集1949年以前的经典著作中文译本，对1949年以后个别学者的译本也适当收入。对所收集的历史文献力求系统、完整，尽可能收集齐全1949年以前经典著作的各种译本，按照历史顺序进行编排。对同一译本的不同版本，尽可能收集比较早且完整的版本。对特别重要的片段译文作为附录收入。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力求原汁原味地反映各种经典著作的历史风貌，为此采取影印形式，将经典著作的文本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同时，要对文本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考证研究。这些考证研究要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经得起历史检验，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典著作文本、版本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所收集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收集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出版的、质量较高的经典译本。另一方面，考证分析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再者，对文本有关问题的阐述，比如对人名、地名、术语变化的说明，或对错字、漏字等印刷错误的说明等，要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第四，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本丛书的主要任务是对经典文本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证梳理，但考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全面的、准确的理解，并最终用以指导实践。所以，在考证研究的同时，要始终牢记最终目标，以便从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所以，在每一经典文本的考证说明中，都既要说明经典文本文献的来龙去脉以及考证梳理的情况，又要从中得出若干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以帮助读者正确认识经典著作中的有关重要思想，特别是要在统一认识、消除无谓争论上下功夫。这样，该丛书就不仅能够为读者提供原始的经典著作文本文献，还能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这些文本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的相关文献资料，并提供尽可能中肯的观点和方法，从而使丛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典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流芳后世。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编写框架。除导论外，各卷均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原著考证部分，包括对原著的作者、写作、文本主要内容、文本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的考证性介绍;二是译本考证部分，包括对译本的译者、翻译过程、译本主要特点、译本的出版和传播情况的考证梳理;三是译文考订部分，包括对译文的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有关重要术语进行比较说明，对错误译文、错误术语或错误印刷进行查考、辨析和校正性说明;四是原译文影印部分，主要收入完整的原著译本，同时作为附录适当收入前人关于该书的片段译文。
通过这样的考证研究，力求凸显这套丛书的编辑思路，即对经典著作的文本、版本有一个建立在考据研究基础上的总体性认识。每一本书都要能够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这本书是什么，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它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怎样，它是什么时候传播到中国的？该中文本的译者是谁，译本的版本、传播、影响、收藏情况怎样？该译本中的重要概念是如何演化的，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过程怎样，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对解决今天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有何启示？等等。这些问题回答好了，就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点，并能够从文本的历史比较、国际比较中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历程，从而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是怀着一种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深深敬畏之情来做这项工作的。一是敬畏经典。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民族，为推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无数志士仁人历经千辛万苦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取回来，并通过翻译研究形成了汗牛充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典藏基础，为实现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面前的这些文献，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马藏”中的重要经典文本。拂去历史尘埃，整理、考证和再现这些经典文献的历史原貌，发掘其中的深厚文化意蕴，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这些闪耀着历史光芒的典籍和伟大思想更好地传承下去，为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典藏基礎，正是本丛书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期愿。二是敬畏先驱。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翻译家和理论家薪火相传，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引进中国，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很多翻译工作是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有不少先辈为此贡献了一生乃至宝贵生命。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艰辛堪比大唐圣僧玄奘西天取经，他们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将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能够通过我们的这项工作，让后人一代代地记住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并将先辈的宝贵精神传承下去，我们将倍感荣幸。三是敬畏责任。百年来形成的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需要研究整理，百年来一批批可敬可爱的译经者需要研究介绍，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需要梳理继承，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由此，不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不能不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产生出由衷的敬畏之情。唯有通过努力，精心整理好这些文献，为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作一点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乃至世界薪火相传做一点铺路工作，才能告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慰这些理论先驱和翻译巨匠们！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2019年是中国先进分子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和世界命运之思想武器100周年，2020年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10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个个光辉的历史节点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个新时代的新时期，陆续出版大型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的系统性考证研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由于经验不够，这套丛书还有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谨请大家批评指正。同时，这项事业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有更多的单位、更多的同志加入这项工作中来，共同为推进我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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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成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