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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叶，徐家汇南的肇嘉浜沿岸一带，有个叫“土山湾”的地方。当时因疏浚河道，淤泥被堆积在河湾处，形成小阜，后土山被削去，故该地得名“土山湾”。天主教江南教区在开展传教活动时，又在土山湾兴办了慈善、印刷等业务，对近代此项事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则宽作为土山湾的重要华人神父，与土山湾的发展历程存在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沈则宽；土山湾
一、研究综述
就土山湾而言，学界对其研究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对其美术、慈善、工艺技术、印刷等方面，同时亦不乏全面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方面对此均有论述。
根据前人所研究的内容，不难发现，对土山湾与某位具体人物之间的关系涉及不深。因此，本文的角度即从人物与土山湾的联系入手，探讨人物对于土山湾发展的作用，深化对土山湾的认知与探讨。
二、土山湾来源
关于土山湾的来源，史料中不乏对其的记载。
史载：“土山湾者，浚肇家浜之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此得名。前清同治三年（1864）削为平地，土山故地，不复可寻矣”“距沪郊徐家汇不远之处，曰土山湾，其地与徐家汇同为天主之势力范围”。“土山湾位于徐家汇之南端，地势积土成丘，期东南更因蒲肇河一水之曲，缘有土山湾之称。”
1847年以后，徐家汇是中国耶稣会总部所在地，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教会机构，比如天文台、藏书楼、圣母院、教堂、大小修院以及徐汇公学。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端，占地约80余亩，一条河从它的东南面流过，许多年前当疏通河道时淤泥积在湾处，从而形成了土山湾。
“土山湾”，亦按上海方言，拼为“Tou Se We”，地在徐家汇地区南缘，因为耶稣会设立的孤儿院，扩展为工艺工场，成为中国近代美术的发源地。按记载：“徐家汇南半里许之土山湾，上海县属之廿八保六图地方，在肇家浜中段一转湾角嘴湾上，有二丈高，十余丈长之泥墩一座，此地俗名土山湾。”
因此，不难看出土山湾是在早年修浚河道而成，后被削为平地，不复存在，但是依旧保留了原名，故名为“土山湾”。同时，土山湾作为徐家汇的一部分，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此发展了一系列的基督教事业。
三、沈则宽与其著作简介
沈则宽原名沈容斋，则宽为其的字，生于1840年，卒年不详，著有《古史参辩》《古史像解》《古史略》《高丽致命事略》等书。通过对书籍的了解，可以看出这些书籍与土山湾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史像解》，此书为彩色套版印刷，根据纸面产生的颗粒分析为石版印制。《古史像解》，“古史”即指《旧约全书》，也就是用图像的形式来解释《旧约全书》中所叙述的事件。
首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但是这本书的完成与刘必振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必振，据《上海地方志》载，字德斋，号竹梧书屋侍者，江苏常熟人，中国修士。祖上世代为天主教徒，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军江南，刘必振随逃难教徒来到上海，不久进入徐汇公学，毕业后随陆伯都学画，先后习中国画和西洋画，擅长水彩风景画。一度曾任土山湾孤儿院图书馆主任，兼职画馆教师，陆伯都病逝后接掌馆务。他教画十分严格，先教练线条半年，用铅笔练直、横、斜、弧线，熟练后才开始画石膏素描，再学水彩和油画，以后在专画圣像的工场间画耶稣像和圣母像。1876年《道原精萃》，1892年《古史像解》《五彩新史像解》等讲解《圣经》的图书，其中300幅、118幅、106幅图像，均为刘必振率慈母堂生徒所绘。而刘必振作为沈容斋在土山湾的好友，为《古史像解》的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卷首有沈则宽书写的序言一篇。根据序言分析可知，在此书之前八年，就曾有一本讲述旧约并参照箴言绘有图像的书籍出版，并为“各省教士信人概加青睐”。只是由于其中部分文字过于生涩，不能被“妇孺”“所共知”。因此，从1891年秋开始进行修改，把长篇大论的文字改为“问答”的形式，并且“修饰其像”，称此书为《古史像解》。还在文中进一步强调此书出版之后将产生的良好作用，如“广布村塾，使童子观像聆解，寓目会心”，成为“言行指南针”。可见此书是一本天主教的启蒙读物。为了更便于“妇孺”理解，不仅使文字以问答的形式出现，而且运用有色彩的图像，来吸引读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比《道原精萃》又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古史像解》中的图像不仅加入了色彩， 而且更为中国化了， 中国的教书先生、中国的儿童与耶稣出现在同一幅图画中， 成为一个整体， 这本身就说明天主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已成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古史略》又名《高级古史略》，共六卷一册，为沈则宽译。从目前来看，存在多个版本，主要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版本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余下版本印于民国时期，分别为1933年、1937年、1940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各个版本，除最早的版本出版地不详之外，均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主要内容据旧约全书编写，记载了天主造天地神人万物、天主降生、地堂之福、原祖犯罪、圣主亚巴郎为主所选、梅瑟诞生、达未正位为王、术士做祭无灵、贤君复见、宗徒傳教的事迹等，是一本天主教的经籍。
《高丽致命事略》也是沈则宽的一部重要作品。但是，其首次刊印的情况不详，第二版于1907年由上海慈母堂印行，第三版于1929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主要记述了1866年前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尤重于反教事件中天主教徒和传教士的殉教事件，内容包括高丽开教缘起、高丽名士入教、高丽信人自举司教、中华司铎首进高丽、周司铎为主致命、高隆巴夫人事迹、女教友等为主致命、夫妇守贞为主失命、高丽无牧司三十年等，是研究朝鲜天主教传播发展方面珍贵的资料。
不难看出，沈则宽所著的书籍与土山湾密切相关，基本上都是由土山湾印行。根据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 “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从那时起，“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土山湾孤儿院与印刷馆关系十分之密切，而沈则宽从1864年开始主持管理孤儿院的工作，因此，对于孤儿院中印刷事业予以重视，相关的印刷品不断地涌现，使得土山湾印刷馆不断得以发展。 四、沈则宽与土山湾建筑
沈则宽自1864年主持土山湾孤儿院的工作后，不断提议，大力改善土山湾的基础设施境况。
首先是五埭头。“埭”字在沪语中为“排”的意思。所谓“五埭头”就是指五排专供土山湾做工之人居住的房屋，地方位于土山湾河对岸，圣衣院西南角一块由河流淤积形成的“三角形”上。据相关学者研究，1874年，土山湾孤儿院第一次作为独立的编制出现在耶稣会每年的职位表上，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第一批长大成人的孤儿，相当一部分的孤儿进入到成家的年纪，婚房便因此成为很大的问题。于是在1874年，由当时的院长沈则宽提议，马历耀修士设计，在土山湾对岸的“三角地”建造专供土山湾做工人员使用的房屋。最开始只修建了两排，不久又在东北河角“底田里”的地方造了三排房屋。因此，被称之为“五埭头”。
其次是叙伦堂。“五埭头”建成之后，土山湾孤儿们相继入住，但是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当时设计时未考虑到中国人的实际情况，该地缺少一个居民婚丧集会的议事场所，居民们遇到红白事，只能向隔壁居民借用房间，殊为不便。于是，在1897年由土山湾孤儿院院长沈则宽提议，在建造“塘街西”的同时，将新造的房屋中间的三间辟为正厅，命名为叙伦堂，专供婚丧集会之用，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最后，沈则宽对于丧葬墓地的争取。据相关史料记载，1897年，土山湾孤儿院院长沈则宽神父在造好叙伦堂之后，觉得土山湾各类生活设施都已经差不多了，唯独缺少身后的殡葬之处，于是再次提议贸地置办一个慈母堂公静园。当时在土山湾的东面大约一里的地方已经有了一座静地，那里专门埋葬未成年夭折的男女婴儿，所剩的地方已经不多，而且其中还有三分之一被用来作为教友墓地，几十年使用下来也已经没有空地了。于是，沈则宽院长就想到，目前的田价只有每亩地三十到四十千文，很便宜，就有了购入的想法。与此同时，沈则宽神父已设计好了未来墓地的图形，后来因故未能得到实施。原来，1898年法租界再次援强，把原八仙橘一带的宋家墓地也纳入了法租界的版图中。按照工部局章程中的规定，宋家墓地必须移动。当时宋家正好看中了徐家汇附近的地方，宋家是大户人家，他们在徐家汇地区不惜巨资，贿贸田地，大兴土木，造成的结果就是土山湾地区的田价大涨了四倍，沈则宽种父原先的预算就只能成了一个空想。上海的教友都愿意在徐家汇地区贸地，修建别墅或置办境地。徐家汇地区田价日益上涨，甚至翻番，慈母堂公静园的事情更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就再也没有人能提起这件事情，此事就此作罢。
因此，沈则宽在任职土山湾时期，为土山湾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有的很成功，有的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未能得以实施，而且，在完善的过程中，也从中国人的实际角度考虑，愈发地具有中国因素。
五、小结
关于土山湾的研究，学者们有过很多的探讨，但是，对于具体人物与土山湾的关系不甚明晰，本文主要分析了沈则宽与土山湾的一些关联，可以看出，沈则宽在土山湾时期，印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其本身也是通过印书馆印制了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为土山湾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亲自设计图纸，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土山湾的健康发展，解决了一些限制性问题，从而使得整个徐家汇基督教事业得以继续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清]沈容斋.古史像解[M].上海：土山湾出版社，1906：3.
[2]王钱国忠.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M].上海：上海科普出版社，2012：48.
[3]卜启明.上海掌故对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15.
[4][比]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M].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1006.
[5]吳洪亮.从《道原精萃》到《古史像解》[J].文艺研究，1997，（02）.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
关键词：沈则宽；土山湾
一、研究综述
就土山湾而言，学界对其研究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对其美术、慈善、工艺技术、印刷等方面，同时亦不乏全面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方面对此均有论述。
根据前人所研究的内容，不难发现，对土山湾与某位具体人物之间的关系涉及不深。因此，本文的角度即从人物与土山湾的联系入手，探讨人物对于土山湾发展的作用，深化对土山湾的认知与探讨。
二、土山湾来源
关于土山湾的来源，史料中不乏对其的记载。
史载：“土山湾者，浚肇家浜之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此得名。前清同治三年（1864）削为平地，土山故地，不复可寻矣”“距沪郊徐家汇不远之处，曰土山湾，其地与徐家汇同为天主之势力范围”。“土山湾位于徐家汇之南端，地势积土成丘，期东南更因蒲肇河一水之曲，缘有土山湾之称。”
1847年以后，徐家汇是中国耶稣会总部所在地，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教会机构，比如天文台、藏书楼、圣母院、教堂、大小修院以及徐汇公学。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端，占地约80余亩，一条河从它的东南面流过，许多年前当疏通河道时淤泥积在湾处，从而形成了土山湾。
“土山湾”，亦按上海方言，拼为“Tou Se We”，地在徐家汇地区南缘，因为耶稣会设立的孤儿院，扩展为工艺工场，成为中国近代美术的发源地。按记载：“徐家汇南半里许之土山湾，上海县属之廿八保六图地方，在肇家浜中段一转湾角嘴湾上，有二丈高，十余丈长之泥墩一座，此地俗名土山湾。”
因此，不难看出土山湾是在早年修浚河道而成，后被削为平地，不复存在，但是依旧保留了原名，故名为“土山湾”。同时，土山湾作为徐家汇的一部分，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此发展了一系列的基督教事业。
三、沈则宽与其著作简介
沈则宽原名沈容斋，则宽为其的字，生于1840年，卒年不详，著有《古史参辩》《古史像解》《古史略》《高丽致命事略》等书。通过对书籍的了解，可以看出这些书籍与土山湾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史像解》，此书为彩色套版印刷，根据纸面产生的颗粒分析为石版印制。《古史像解》，“古史”即指《旧约全书》，也就是用图像的形式来解释《旧约全书》中所叙述的事件。
首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但是这本书的完成与刘必振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必振，据《上海地方志》载，字德斋，号竹梧书屋侍者，江苏常熟人，中国修士。祖上世代为天主教徒，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军江南，刘必振随逃难教徒来到上海，不久进入徐汇公学，毕业后随陆伯都学画，先后习中国画和西洋画，擅长水彩风景画。一度曾任土山湾孤儿院图书馆主任，兼职画馆教师，陆伯都病逝后接掌馆务。他教画十分严格，先教练线条半年，用铅笔练直、横、斜、弧线，熟练后才开始画石膏素描，再学水彩和油画，以后在专画圣像的工场间画耶稣像和圣母像。1876年《道原精萃》，1892年《古史像解》《五彩新史像解》等讲解《圣经》的图书，其中300幅、118幅、106幅图像，均为刘必振率慈母堂生徒所绘。而刘必振作为沈容斋在土山湾的好友，为《古史像解》的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卷首有沈则宽书写的序言一篇。根据序言分析可知，在此书之前八年，就曾有一本讲述旧约并参照箴言绘有图像的书籍出版，并为“各省教士信人概加青睐”。只是由于其中部分文字过于生涩，不能被“妇孺”“所共知”。因此，从1891年秋开始进行修改，把长篇大论的文字改为“问答”的形式，并且“修饰其像”，称此书为《古史像解》。还在文中进一步强调此书出版之后将产生的良好作用，如“广布村塾，使童子观像聆解，寓目会心”，成为“言行指南针”。可见此书是一本天主教的启蒙读物。为了更便于“妇孺”理解，不仅使文字以问答的形式出现，而且运用有色彩的图像，来吸引读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比《道原精萃》又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古史像解》中的图像不仅加入了色彩， 而且更为中国化了， 中国的教书先生、中国的儿童与耶稣出现在同一幅图画中， 成为一个整体， 这本身就说明天主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已成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古史略》又名《高级古史略》，共六卷一册，为沈则宽译。从目前来看，存在多个版本，主要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版本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余下版本印于民国时期，分别为1933年、1937年、1940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各个版本，除最早的版本出版地不详之外，均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主要内容据旧约全书编写，记载了天主造天地神人万物、天主降生、地堂之福、原祖犯罪、圣主亚巴郎为主所选、梅瑟诞生、达未正位为王、术士做祭无灵、贤君复见、宗徒傳教的事迹等，是一本天主教的经籍。
《高丽致命事略》也是沈则宽的一部重要作品。但是，其首次刊印的情况不详，第二版于1907年由上海慈母堂印行，第三版于1929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主要记述了1866年前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尤重于反教事件中天主教徒和传教士的殉教事件，内容包括高丽开教缘起、高丽名士入教、高丽信人自举司教、中华司铎首进高丽、周司铎为主致命、高隆巴夫人事迹、女教友等为主致命、夫妇守贞为主失命、高丽无牧司三十年等，是研究朝鲜天主教传播发展方面珍贵的资料。
不难看出，沈则宽所著的书籍与土山湾密切相关，基本上都是由土山湾印行。根据法国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 “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从那时起，“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着一件杰出的工作，那就是它的印书馆。这所孤儿院印书馆成了传教区最活跃、最得力的传教工具”。土山湾孤儿院与印刷馆关系十分之密切，而沈则宽从1864年开始主持管理孤儿院的工作，因此，对于孤儿院中印刷事业予以重视，相关的印刷品不断地涌现，使得土山湾印刷馆不断得以发展。 四、沈则宽与土山湾建筑
沈则宽自1864年主持土山湾孤儿院的工作后，不断提议，大力改善土山湾的基础设施境况。
首先是五埭头。“埭”字在沪语中为“排”的意思。所谓“五埭头”就是指五排专供土山湾做工之人居住的房屋，地方位于土山湾河对岸，圣衣院西南角一块由河流淤积形成的“三角形”上。据相关学者研究，1874年，土山湾孤儿院第一次作为独立的编制出现在耶稣会每年的职位表上，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第一批长大成人的孤儿，相当一部分的孤儿进入到成家的年纪，婚房便因此成为很大的问题。于是在1874年，由当时的院长沈则宽提议，马历耀修士设计，在土山湾对岸的“三角地”建造专供土山湾做工人员使用的房屋。最开始只修建了两排，不久又在东北河角“底田里”的地方造了三排房屋。因此，被称之为“五埭头”。
其次是叙伦堂。“五埭头”建成之后，土山湾孤儿们相继入住，但是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当时设计时未考虑到中国人的实际情况，该地缺少一个居民婚丧集会的议事场所，居民们遇到红白事，只能向隔壁居民借用房间，殊为不便。于是，在1897年由土山湾孤儿院院长沈则宽提议，在建造“塘街西”的同时，将新造的房屋中间的三间辟为正厅，命名为叙伦堂，专供婚丧集会之用，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最后，沈则宽对于丧葬墓地的争取。据相关史料记载，1897年，土山湾孤儿院院长沈则宽神父在造好叙伦堂之后，觉得土山湾各类生活设施都已经差不多了，唯独缺少身后的殡葬之处，于是再次提议贸地置办一个慈母堂公静园。当时在土山湾的东面大约一里的地方已经有了一座静地，那里专门埋葬未成年夭折的男女婴儿，所剩的地方已经不多，而且其中还有三分之一被用来作为教友墓地，几十年使用下来也已经没有空地了。于是，沈则宽院长就想到，目前的田价只有每亩地三十到四十千文，很便宜，就有了购入的想法。与此同时，沈则宽神父已设计好了未来墓地的图形，后来因故未能得到实施。原来，1898年法租界再次援强，把原八仙橘一带的宋家墓地也纳入了法租界的版图中。按照工部局章程中的规定，宋家墓地必须移动。当时宋家正好看中了徐家汇附近的地方，宋家是大户人家，他们在徐家汇地区不惜巨资，贿贸田地，大兴土木，造成的结果就是土山湾地区的田价大涨了四倍，沈则宽种父原先的预算就只能成了一个空想。上海的教友都愿意在徐家汇地区贸地，修建别墅或置办境地。徐家汇地区田价日益上涨，甚至翻番，慈母堂公静园的事情更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就再也没有人能提起这件事情，此事就此作罢。
因此，沈则宽在任职土山湾时期，为土山湾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有的很成功，有的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未能得以实施，而且，在完善的过程中，也从中国人的实际角度考虑，愈发地具有中国因素。
五、小结
关于土山湾的研究，学者们有过很多的探讨，但是，对于具体人物与土山湾的关系不甚明晰，本文主要分析了沈则宽与土山湾的一些关联，可以看出，沈则宽在土山湾时期，印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其本身也是通过印书馆印制了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为土山湾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亲自设计图纸，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土山湾的健康发展，解决了一些限制性问题，从而使得整个徐家汇基督教事业得以继续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清]沈容斋.古史像解[M].上海：土山湾出版社，1906：3.
[2]王钱国忠.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M].上海：上海科普出版社，2012：48.
[3]卜启明.上海掌故对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15.
[4][比]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五）[M].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1006.
[5]吳洪亮.从《道原精萃》到《古史像解》[J].文艺研究，1997，（02）.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