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实体被打垮以及其头目巴格达迪的死亡，国际恐怖形势近年趋于好转。然而，作为恐怖活动重灾区的非洲，其面临的恐怖威胁却出现不降反升的态势，渐有取代中东成为国际“圣战”新战场之虞，对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既与当地政经发展不畅，安全力量薄弱，宗教、地方等各种矛盾突出等因素有关，又与中东恐情外溢以及新冠病毒的冲击密切相连。非洲已成国际反恐的薄弱地区，地区国家须提升能力，国际社会加强帮扶，共同遏制恐患。

非洲恐情出现恶化态势

　　2014年来，“伊斯兰国”成为影响国际恐情走向的最大变量，随着其中东老巢被打垮打散，国际恐怖形势近一两年来有所好转。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20年底发布“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中东、南亚两大国际暴恐活动策源地的恐情也相应减缓。然而，相较中东和南亚，非洲恐情却出现加速恶化的态势。
　　一是恐袭数量增长。根据非洲联盟恐怖主义研究与调查中心的数据，从2020年1月至8月，非洲发生了1168起恐怖袭击，与2019年同期的982起袭击相比，增加了18%。“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也指出，2019年，恐怖主义威胁增长最严重的国家大部分都在非洲，排名第一的是布基纳法索，其他严重的国家包括莫桑比克、马里和尼日尔。此外，“伊斯兰国”及其关联组织2019年在27个国家发动过恐怖袭击，其中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量占据了41%。
　　二是内外联动，乱源增多。非洲长期是国际恐怖活动的重灾区，本土恐怖势力受国际恐怖势力的影响较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索马里“青年党”先后宣称效忠“基地”组织，成为“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与东非分支，另一恐怖势力“博科圣地”也得到过“基地”组织的帮扶，双方往来密切。这三股势力与政府对抗、袭击平民，导致非洲多地恐情泛滥。早前，三股势力活动范围主要在东非、北非和西非，恐怖威胁在非洲更多是一种次区域威胁。后来，随着利比亚战争、马里危机以及“伊斯兰国”崛起后加大对非洲的渗透等因素影响，包括西奈半岛、萨赫勒地区、中非及非洲南部等地区也开始面临较为严重的恐怖威胁，非洲恐怖势力有遍地开花之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现进一步将非洲作为重点渗透地区。“伊斯兰国”至今先后在非洲宣称建有八个“行省”，并不断与“基地”组织抢夺地盘，两者在萨赫勒地区竞争格外激烈，加重地区恐情。
　　三是恐黑合流的趋势更加明显。非洲恐怖势力擅搞有组织犯罪活动，且历史悠久。索马里海盗猖獗之时，其与索马里“青年党”就有着武器交易和互相培训的传统;“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和“博科圣地”常绑架外国人质获取赎金。近年来，恐怖分子在东非、北非和萨赫勒等地开辟多个犯罪通道，大搞有组织犯罪活动筹措资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瓦利就表示，恐怖分子通过非法贩运毒品、货物、自然资源和文物，以及绑架勒索、贩运人口、偷运移民等罪行来获取资金。

恐情升温的背后原因

　　非洲反恐是个老难题，一直未得到真正解决。此次非洲恐情再度升温并非偶然，既是地区国家“打铁不硬”、无法有效打恐的直接反映，又与新冠疫情蔓延的偶发因素密切相关，并受到中东恐情的加速传染，导致其恐情再度泛滥。
　　一是地区国家难以有效应对恐情。非洲国家面临的普遍共性就是政局不稳、经济落后、安全部队力量薄弱，既难以依靠武力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完成治标之举，又无法制定解决恐患的全面综合治本之策，导致恐患长期存在。同时，恐怖势力又善于利用政府的这些缺陷见缝插针，并借助宗教、民族等矛盾浑水摸鱼，扩大影响。如，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发展壮大就是利用了尼日利亚的民族—宗教—地域的高度关联、南北地区矛盾尖锐的特点。为此，地区国家在打击恐怖势力时难以持久或有心無力，恐怖势力能够制定因应策略大搞袭击。最近一两月来，索马里、乍得湖盆地、萨赫勒地区西部和莫桑比克等地区的重大恐袭案件频发，尤其是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明显增加，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

　　二是新冠疫情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一方面，疫情导致各国反恐训练、部署和行动受限。疫情增加了各国军队感染的风险，士兵多数时间都固守军营，反恐训练和作战行动被迫停摆。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度宣布暂停维和部队的轮换和部署至去年6月30日，这些维和部队对于打击非洲南部等地的恐怖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军队任务发生改变，承担了更多非军事职能。作战打恐已非军队的主要任务，抗疫才是当前工作的重心。例如，尼日利亚军方承担转移病人、保护政府食品储备免遭抢劫等重任。非洲恐怖势力伺机制造大量恐袭。如，撒哈拉以南的恐怖分子在疫情暴发后加大恐袭力度，去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该地区暴力袭击事件增加了37%。同时，恐怖分子认为新冠病毒是对“异教徒”的惩罚，进行大量歪曲宣传，招募到大量同情和支持者。索马里“青年党”等还建立隔离和治疗设施，并向贫困家庭分发食品和医疗用品，获得巨大认可，反向助长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提升了恐怖组织的吸引力，导致反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的增加。
　　三是中东恐情外溢。2011年利比亚爆发战争以来，大量中东“圣战”分子就经利比亚南部边界进入萨赫勒地区。2019年，美国及其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相继宣布拿下“伊斯兰国”在叙的最后据点。同年，其头目巴格达迪被美追杀而自毙。“伊斯兰国”衰败后，开始更多借助外围力量，相关人员大量向外逃窜，非洲成为理想的转移之地。美国西点军校反恐杂志批露，目前“伊斯兰国”中东核心与非洲各大分支联系密切，已向非洲地区转移了大量资源，“伊斯兰国”西非、中非和西奈半岛分支的军事潜力甚至超过了中东核心，这加速了恐怖主义在非洲大陆的扩散。同时，“伊斯兰国”在非洲的各大分支已先后宣称效忠新头目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莱希。中东“圣战”分子的到来，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暴恐技战术能力，还使得非洲逐步成为国际“圣战”最具“前景”的地区之一。

加强自身力量是根本

　　非洲地区恐情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和民众生命，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帮扶援助非洲反恐，包括联合国、法国和美国都曾组建反恐联盟帮助当地国家打击恐怖势力。国际社会的帮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非洲恐怖主义的形成和滋生是个综合性难题。非洲国家在武力打恐的同时，还需要综合施策，政府必须提供良治，努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以及在去激进化、遏制极端思想传播等方面作出更大努力。联合国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就认为，非洲要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必须加大减贫力度、提升治理能力，解决好族群冲突、性别不平等、青年失业等问题，更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条件。总之，应对恐情，非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