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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暮年，越發地想家、恋家、爱家。这个家，是由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构成的大家庭。回想起童年的时光，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如果说，家是一潭碧水，那么，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就是一池莲叶荷花。家给予我们美的色彩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家给我们最深厚的爱。谁也不能忘记的。
我的家在辽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山村。叫庙山。1941年冬，我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念过私塾的父亲经常跟我们讲“正义、谦微、勤俭、助人、报恩”的十字家训。看我们似懂非懂的样子，他就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他说，你们的曾祖父在这里落户的时候，这里叫王山嘴村，南有古莲湾鞍子山，东有鞍子河。坐地户王家善良大度，收纳了我们的先祖。后来王氏家族全部迁离此地，王山嘴村便改称刘山嘴村。再后来，有人在山前坡建了一座山神庙，约定俗成，这里就叫庙山村了。
父亲见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突然停住，问：“你们知道，每到清明和逢年过节，咱家都要为王氏祖坟添土修葺、焚香祭奠吗？”还没等我们回答，他便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叫报恩，咱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王家呀！”
这时我们才明白，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是贯彻祖传的家训啊！
他不但言传，更重身教。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春节来临，家里人来人往不断流，父亲为四邻写对子，一写就是一整天。闲暇的时候，就让我们练毛笔字，背千家诗，学打算盘。他是一会儿也不让我们闲着。这天，母亲比父亲还忙。她要给全家和四邻五舍裁剪衣裳。现在的人们赶时髦穿八分裤，我上小学的那年春节可是穿上了“半吊”裤子，虽是新布做成的，裤脚才到小腿肚子，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后来才知道，原来妈妈在忙乱中给人家裁的右大襟上衣剪反了，成了左大襟。为了赔人家的布，把过年买肉的钱搭进去了，还不够，只好牺牲了我的裤料。弟弟上小学时，在教室的地上捡了半截铅笔带回家，被爸爸好生训斥了一顿，让他第二天上学时交给老师。
我的两位老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我的大哥、二哥也堪称我的榜样。
辽东半岛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长期被日本人占领。老百姓苦不堪言。我的大哥上的是日本学堂。一天，一个日本学生无端欺负中国学生，不但扇耳光，还往中国学生身上甩鼻涕。大哥气不过，他想起父亲说起的，1904年冬，爷爷往地里送粪时，看到日本鬼子劫持一辆车上结婚的新娘，爷爷奋力阻拦，头上被鬼子砍了两刀的情景。大哥不禁怒火中烧，狠狠地教训了那个日本小学生，长出了胸中一股怒气。新中国成立后，大哥到离家三十多公里的皮口上中学，舍不得穿妈妈刚做的新鞋，光着脚去，赤着脚回。临毕业时，他被选上空军飞行员，后来被留在航校任教。这期间，他考上了解放军工程学院。当时二哥已被大学录取，我也临近高中毕业，为了供两个弟弟念书，他毅然放弃了自己深造的机会。我的大哥，让人一想起来，就感到温暖。
二哥与大哥一样，学习刻苦，生活简朴，1959年吉林工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调入大连大学任教授，直至退休。
我的弟弟妹妹错过了高考的机会，勤俭持家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孩子也都大学毕业了，有了体面的工作。
我有幸考上了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1968年毕业即到黑龙江省克山炮兵部队锻炼，翌年分配到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工作，安家立业，1989年，携一双儿女回原籍普兰店区工作。这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圆了兄弟三人“叶落归根”的梦。
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回报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一生坎坷中之大幸。我时任一局之长，兼市政协委员。我不敢丝毫怠慢本职工作，更不敢去以权谋私。所以呀，我每年都获双奖，1995年撤二线时，仍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7年秋，正值儿媳待产时 ，患有糖尿病的老伴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从此，我便身兼两职：这边给老伴当“护士”，那边给儿媳当“婆婆”。转瞬间，二十年过去了。孙儿长大了。老伴已与世长辞，我也日渐衰老。好在生活和医疗都有保障，孩子们左右照料着，生活继续着它平和的姿态。
只有我，已逾古稀之年，仍壮心不已。为了圆“当作家、音乐家”之梦，我不时写写散文、诗歌之类的作品，或谱写歌曲，歌唱时代，抒发胸怀。就这样，2011年，我谱写的《相约莲城》，参加全国歌曲（大众）比赛，获“作曲金奖”。2012年，被聘为普兰店区作协顾问。因为我做了些“义工”的工作，还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道德模范”“莲城好人”等荣誉称号。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前夕，我突然想到，我的家，那个小小的庙山村，当年曾是开国元勋陈云创建的“屋檐下的根据地”的前哨，那里有很多濒临消失的史料亟须挖掘，就主动去造访幸存的亲历者，用时两个寒暑，写出万字之史料，在《大连日报》以《屋檐下根据地的故事》连载。
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除了党的培养和教育之外，都是家的功劳。家给予我以品质，给予我以熏陶，只是，父母不会说什么爱不爱的，言传身教的道理其实是最大的爱。家爱我，我更爱家。所以，每年的春节我都会贴一副对子。有一年贴的是：
助人为乐有大有小
知恩图报可多可少
横批是
我的家在辽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山村。叫庙山。1941年冬，我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念过私塾的父亲经常跟我们讲“正义、谦微、勤俭、助人、报恩”的十字家训。看我们似懂非懂的样子，他就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他说，你们的曾祖父在这里落户的时候，这里叫王山嘴村，南有古莲湾鞍子山，东有鞍子河。坐地户王家善良大度，收纳了我们的先祖。后来王氏家族全部迁离此地，王山嘴村便改称刘山嘴村。再后来，有人在山前坡建了一座山神庙，约定俗成，这里就叫庙山村了。
父亲见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突然停住，问：“你们知道，每到清明和逢年过节，咱家都要为王氏祖坟添土修葺、焚香祭奠吗？”还没等我们回答，他便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叫报恩，咱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王家呀！”
这时我们才明白，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是贯彻祖传的家训啊！
他不但言传，更重身教。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春节来临，家里人来人往不断流，父亲为四邻写对子，一写就是一整天。闲暇的时候，就让我们练毛笔字，背千家诗，学打算盘。他是一会儿也不让我们闲着。这天，母亲比父亲还忙。她要给全家和四邻五舍裁剪衣裳。现在的人们赶时髦穿八分裤，我上小学的那年春节可是穿上了“半吊”裤子，虽是新布做成的，裤脚才到小腿肚子，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后来才知道，原来妈妈在忙乱中给人家裁的右大襟上衣剪反了，成了左大襟。为了赔人家的布，把过年买肉的钱搭进去了，还不够，只好牺牲了我的裤料。弟弟上小学时，在教室的地上捡了半截铅笔带回家，被爸爸好生训斥了一顿，让他第二天上学时交给老师。
我的两位老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我的大哥、二哥也堪称我的榜样。
辽东半岛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长期被日本人占领。老百姓苦不堪言。我的大哥上的是日本学堂。一天，一个日本学生无端欺负中国学生，不但扇耳光，还往中国学生身上甩鼻涕。大哥气不过，他想起父亲说起的，1904年冬，爷爷往地里送粪时，看到日本鬼子劫持一辆车上结婚的新娘，爷爷奋力阻拦，头上被鬼子砍了两刀的情景。大哥不禁怒火中烧，狠狠地教训了那个日本小学生，长出了胸中一股怒气。新中国成立后，大哥到离家三十多公里的皮口上中学，舍不得穿妈妈刚做的新鞋，光着脚去，赤着脚回。临毕业时，他被选上空军飞行员，后来被留在航校任教。这期间，他考上了解放军工程学院。当时二哥已被大学录取，我也临近高中毕业，为了供两个弟弟念书，他毅然放弃了自己深造的机会。我的大哥，让人一想起来，就感到温暖。
二哥与大哥一样，学习刻苦，生活简朴，1959年吉林工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调入大连大学任教授，直至退休。
我的弟弟妹妹错过了高考的机会，勤俭持家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孩子也都大学毕业了，有了体面的工作。
我有幸考上了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1968年毕业即到黑龙江省克山炮兵部队锻炼，翌年分配到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工作，安家立业，1989年，携一双儿女回原籍普兰店区工作。这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圆了兄弟三人“叶落归根”的梦。
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回报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一生坎坷中之大幸。我时任一局之长，兼市政协委员。我不敢丝毫怠慢本职工作，更不敢去以权谋私。所以呀，我每年都获双奖，1995年撤二线时，仍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7年秋，正值儿媳待产时 ，患有糖尿病的老伴突发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从此，我便身兼两职：这边给老伴当“护士”，那边给儿媳当“婆婆”。转瞬间，二十年过去了。孙儿长大了。老伴已与世长辞，我也日渐衰老。好在生活和医疗都有保障，孩子们左右照料着，生活继续着它平和的姿态。
只有我，已逾古稀之年，仍壮心不已。为了圆“当作家、音乐家”之梦，我不时写写散文、诗歌之类的作品，或谱写歌曲，歌唱时代，抒发胸怀。就这样，2011年，我谱写的《相约莲城》，参加全国歌曲（大众）比赛，获“作曲金奖”。2012年，被聘为普兰店区作协顾问。因为我做了些“义工”的工作，还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道德模范”“莲城好人”等荣誉称号。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前夕，我突然想到，我的家，那个小小的庙山村，当年曾是开国元勋陈云创建的“屋檐下的根据地”的前哨，那里有很多濒临消失的史料亟须挖掘，就主动去造访幸存的亲历者，用时两个寒暑，写出万字之史料，在《大连日报》以《屋檐下根据地的故事》连载。
我所取得的这点成绩，除了党的培养和教育之外，都是家的功劳。家给予我以品质，给予我以熏陶，只是，父母不会说什么爱不爱的，言传身教的道理其实是最大的爱。家爱我，我更爱家。所以，每年的春节我都会贴一副对子。有一年贴的是：
助人为乐有大有小
知恩图报可多可少
横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