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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蓝是中国电影史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家。她在创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儿童电影美学观念与教育观念,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全面总结于蓝在中国儿童电影发展过程中所秉持的奉献与化育精神,兼及梳理与回顾中国儿童电影教育观念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于蓝 儿童电影 教育观念
于蓝原名于佩之,1921年出生,祖籍辽宁岫岩,两岁时随父母遷居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去往平津成为流亡学生。1938年,她奔赴延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演《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儿、程娘子、张寡妇、周莲、江竹筠等一系列经典艺术形象,是中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1981年,文化部党组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任命于蓝担任厂长负责建厂。1985年,于蓝组建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并出任会长。于蓝在近40年努力之中,倡导支持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在儿童电影创作生产和儿童电影教育方面做出实绩。在当前国家倡导加强儿童影视教育的形势下,十分有必要回顾与总结于蓝儿童电影实践经验与教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美育视野下儿童电影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未来走向。
一、于蓝的电影生产实践
1981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两次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在座谈会上强调:“关心儿童和少年的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扎扎实实搞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儿童和少年培养教育得怎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此后一个月,在中央高度关切儿童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下,北影厂厂务会议上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传达文化部党组指示: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推荐于蓝担任厂长。5月2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副厂长史平在北影厂宣布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消息。6月1日,经中宣部、国务院批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简称儿影厂)正式成立。
儿影厂成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嘱托和厚望之下,于蓝开始构思办厂的初步设想并向上级领导提交报告。此后得到电影局陈荒煤指示:“儿影现在已经打出牌子,党中央也重视,要下决心建一个像样的厂……”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也下达重要指示:“儿童是特殊问题,要作特殊处理,儿影非建不可。儿童少年正当的娱乐的确很少,儿影担负的任务很重要。一般认为儿影厂和故事片厂一样,不!是不一样的。要有儿童的特点,应该说在我国建儿影厂是创举。从人口看,儿影要有一定的规模(不是特大),有一定数量,有它的特点,在今天是很重要的创建工作。”由此可见,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既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设计,也是服务儿童电影教育的重要举措,因此如何创建符合儿童教育特点且能更好服务儿童娱乐的电影制片厂成为于蓝工作的重心。
建厂之初,于蓝开始着手筹划儿童电影厂启动工作,并深感责任重大。她邀请文馨萍和宋曰勋组成三人小组,开始了儿童电影厂最初的行政、生产、剧本创作等方面工作。她从北影厂借了两间房子开始办公,从跑地皮,申报基建规划与设计、制定建厂方针与建厂规划,再到充实领导班子,抓剧本工作,为早日建成儿影厂以及加快儿童影片投产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也克服了人员不够、资金不足等诸多困难。建厂第二年,于蓝借用北影大门东墙角空地盖了十间简易平房。拍摄、生活和基建准备工作、组织独立投资、投产的训练和实际操作均在此进行,人手也逐渐增多。1987年3月,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从北影迁入新厂,从此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作为中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儿影厂在儿童电影创作生产及儿童电影教育方面都承担着重要使命。于蓝一边筹划建厂,一边积极组织儿童电影的创作、生产、发行与放映。当时的中国儿童电影创作面临数量不多,相对边缘的处境。于蓝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处境的原因,因此,她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指出“拍儿童片是要有点献身精神的”,而这种献身精神也是她文艺观念的具体化实践。正如李道新教授所言:“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于蓝的电影观念早在延安时期应已伴随着文艺观念的形成而逐渐形成;而当她把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与对儿童的关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能以化育之功和德艺之光为目标,将此前的表演艺术跟即将展开的新的儿童电影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为儿童电影事业献身的信念指引之下,于蓝上下奔走,倾尽全部热情为儿童电影争取发展的机会。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艰难起步过程中,于蓝领导拍摄故事片20余部,美术片、教学片、译制片和儿童影视剧工作都逐渐开展起来。故事片《红象》《应声阿哥》、童话片《“下次开船”港游记》、京剧片《岳云》、传记片《少年彭德怀》等在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得了重要奖项,同时也丰富拓展了儿童电影创作类型。
鉴于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上的困难,于蓝积极为儿童电影呼吁,从争取政府减免赋税到全国儿童影院推广,于蓝的工作遍及儿童影片生产与儿童影院、儿童专场放映各个环节。1986年以后,儿影厂已经初具规模,于蓝不再担任儿影厂厂长职务,而成为厂里的艺术顾问。在这一时期,她开始着力推动校内外儿童电影放映活动,并发起“百部爱国主义影片进校园”活动。1995年,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成立,于蓝出任会长,她积极鼓励各地成立“爱子影院”“爱子影视剧团”,有计划地放映爱国主义影片,并结合学生需求放映影片,生动形象地提高教育实效,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志向,丰富课余生活。
于蓝作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积极鼓励儿童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身体力行提高儿童电影的生产数量,提升儿童电影质量,以及扩大儿童电影的影响力,卓有成效地改善了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艰难局面。
二、提掖后学:儿童电影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电影发展过程中,于蓝非常注重儿童电影创作队伍和研究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她积极借助各方面力量拍摄儿童电影,力图组建一支儿童电影的骨干队伍,发掘和培育摄影骨干陈锦俶、孙勇田、李廷铮,导演骨干卢钢、孙郁强,以及倚重北影厂力量,王君正、琪琴高娃、潘文展、袁月华、赵元、汪宜婉等人共同投身儿童电影事业。
在组织和扶持儿童剧本创作方面,于蓝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她不仅支持本厂文学部的编辑张之路、郭玲玲、林阿绵、杜晓鸥等人从事儿童剧本开发与创作,还积极密切地与有志于拍摄儿童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合作。她邀请水华、谢铁骊、于彦夫、陈怀恺等著名电影人担任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顾问,借助他们丰富的电影实践经验指导儿影厂影片创作与生产。在于蓝的主持之下,从1981年到1992年儿童电影制片厂生产50部影片,其中有45部获得国内外奖项,且深受儿童观众好评。在于蓝积极组织和倡导下,有越来越多的真诚无私的电影工作者加入儿影厂的儿童电影创作队伍。
在儿影厂建厂之初,北影厂将其出品的《四个小伙伴》和《苏小三》挂上“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名字上映以援助儿童电影制片厂。于蓝计划儿童电影制片厂可以尽快有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拳头”作品,因此尤其注重在实践中发现人才,以改变依靠北影厂援助的局面。于蓝找到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张客,邀请导演系毕业班同学来儿影厂实习并完成儿童文学改编电影作品《红象》。她大胆启用电影学院导演系新生力量,如张建亚、谢小晶、田壮壮、张艺谋、吕乐、侯咏、冯小宁等人,这些接受过专业电影训练并即将走出校门的青年导演为这部儿童影片带来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此后,冯小宁导演的儿童影视作品《病毒·金牌·星期天》《大风警报》《大气层消失》,尹力拍摄《好爸爸、坏爸爸》《我的九月》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于蓝为儿童电影聚拢人才,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儿童电影创作思路,也培养锻炼了青年电影导演和美术指导,这些人才成为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在此过程中,于蓝儿童电影实践思路不断拓展,在她领导下的儿童电影制片厂还探索拍摄实验性儿童影片。例如,1982年8月,于蓝根据王澍介绍苏联为低幼儿童拍摄极为短小的片断“叶拉拉”的做法,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拍摄了电视系列片《小龙和小丽》,由罗小玲任导演,在两年内拍摄14集,以教育和培养低幼儿童。于蓝相信并鼓励青年导演的创作热情,还放手让他们去拍摄电视剧。儿童电影制片厂每年为儿童拍摄一至两集电视剧。例如,《病毒·金牌·星期天》《亲亲我,老师》《好爸爸、坏爸爸》《盐丁儿》等优秀儿童电视剧,这些尝试为儿童电影影视创作多样化奠定基础。
1984年,于蓝和一些热心儿童电影事业的电影工作者如秦裕权、王君正、朱小鸥、陈锦俶等人为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号召,共同倡议成立“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这一学会的成立主要目的是促进学术交流,壮大儿童电影研究队伍,从而满足少年儿童电影工作发展的需要。在原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同志倡议下,学会决定设立一个评选优秀儿童电影影片的奖项,借以鼓励更多人投身儿童电影拍摄工作。由此,两年一届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应运而生,这一奖项的设立,为推动儿童电影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于蓝为争取“童牛奖”的奖金来源奔跑求助,得到多方支持,后来得到广电部的支持,每年拨付十万元专款专用。于蓝曾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喻为“小小啦啦队”,形象地比喻这个组织的成立可以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成长呐喊助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少年电影教育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于蓝积极组织培育儿童电影创作队伍和理论研究队伍,热情倡导一系列少儿电影社会组织、学会的相继成立,尽己所能为儿童电影争取启动和扶持资金,积极组织儿童电影创作生产,组织儿童电影剧本创作、拍摄、发行,举办全国儿童电影剧本评奖会等举措都直接推动了少年儿童电影创作的繁荣以及少年儿童电影教育的推广。于蓝所主持的一系列全国性的儿童电影创作评奖评优活动、少年儿童电影走进校园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促进了儿童电影开创性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三、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观念与美学观念
在儿童电影事业的探索中,于蓝形成了儿童电影的教育观念与美学观念,从最初的努力为儿童电影观众服务的认识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儿童教育方法和实践经验,于蓝对儿童电影的教化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儿影厂的成立为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大力发展儿童电影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于蓝在此过程中也具有创建之功。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形成了注重利用电影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认知、科学文化、审美能力等方面教育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电影教育,并且努力将电影作为补充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40年,儿童电影制片的成立以及少年儿童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建立,鼓励了儿童电影的生产、创作、发行和放映,由此逐步探索出一条少年儿童电影教育民族化路径,而于蓝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蓝的电影教育实践伴随着她对儿童电影教化功能的深刻思考。在于蓝看来,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的过程,不但是研究儿童心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如何拍好儿童片这一儿童电影艺术规律的过程。拍摄儿童电影“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电影艺术来陶冶和启迪孩子们的美好心灵”。电影虽然是一种商品,但儿童电影不应商品化,不能搞成商业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儿童,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我們要为提高影片的质量,获得更多的儿童观众而奋斗”。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儿童电影教育工作的开展。她所组织的“童牛奖”参照“金鸡奖”的章程来进行评选工作,要求思想性第一位,同时重视艺术性的原则,同时一定选择儿童喜爱的电影作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实际上,在于蓝儿童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她所主持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创作在全国儿童电影生产创作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而且她主持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的“童牛奖”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优秀儿童电影的标准,这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儿童电影生产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2年,于蓝受到四平市把电影作为爱国主义、文化素质及美学教育的方式的启发,随即向教育部和文化部呈交了一份报告,希望能把电影放映纳入到学校教学内容,并根据四平等地经验,选择近百部影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推荐片目。这一报告得到中宣部和教育部的肯定,在丰富影片片目的基础上,将此活动纳入教育部计划,规定学校每学期需要组织公益性电影放映。这一举措着实推动了儿童电影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1990年前后,中国电影处于低谷期,儿童电影也同样面临困境,于蓝发表文章呼吁“救救儿童电影”。进入21世纪,尤其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之下,民营资本进入电影领域,中国电影开始推行“院线制”,由此进入了产业化快速发展通道,儿童电影产量也随之逐年上升,但是能进入院线的儿童电影则少之又少。此前,主要依靠国家政策扶持的国产儿童电影在产业化改革中面临空前挑战,于蓝依旧为儿童电影鼓与呼。针对儿童电影存在的问题,如图解政治口号及趣味庸俗等流弊,于蓝一直保持着批判的锋芒。关于儿童电影的“教育性”与“娱乐性”的关系问题,于蓝认为“强调提高影片的‘娱乐性’没有错,但是不能丢掉‘导向性’”。增强娱乐性的前提必须坚持导向的正确性。教育性是儿童电影必要保留的功能,而这个“教”在于蓝看来,并不是直接灌输的刻板说教,而是应该做到以形象来表达思想,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在于蓝电影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她在儿童电影美学方面形成了其独特的认识,她崇尚儿童观众所欢迎和喜爱的童真、童趣,她认为这种童真、童趣可以启迪儿童心灵。于蓝强调儿童电影编剧和导演要熟悉儿童生活,并且一定要孩子们喜爱和认可。例如,于蓝赞赏影片《应声阿哥》“充满大自然的环境美,和孩子们纯真的心灵美”;在谈到影片《扶我上马的人》时,她重视影片“亲切感人”“心灵为之净化”;她喜爱影片《少年彭德怀》的“朴实隽永”。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的過程中,于蓝非常重视儿童电影的审美价值,尤其强调教育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于蓝认为儿童电影可以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可以生动形象地对儿童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品德进行教育,这是于蓝在长期儿童电影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儿童电影美学思想。正如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为于蓝所作题词“红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儿童”,于蓝始终将自己的真情灌注在儿童教育事业,坚持儿童电影作为培育儿童的重要方式。
2008年,针对于蓝所反映的爱国主义影片教育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教育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通知》教基〔2008〕15号,强调组织中小学生观看优秀影视作品,确保学校完成电影教育目标。2015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逐步优化美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美育课程。儿童电影教育观念在当下发展为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影教育实践中,可以结合少年儿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促进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在联系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的过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
于蓝所奔走呼吁的儿童电影教育历经调整而在新时代语境中不断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8年,教育部、中宣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教基〔2018〕24号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充分发挥优秀影片在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普及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形成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机制。努力将“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活动时间得到切实落实,适合中小学生观看的优秀影片得到充分保障,学校、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观影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形成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浓厚氛围。”这项指导意见给作为当下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少年电影教育提出新的发展要求,迫切呼唤各相关单位积极开展青少年影视教育工作。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设想在新时代语境下得以逐步实施,儿童电影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正在成为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儿童作为“祖国的花朵”,是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儿童教育关乎中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儿童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艺术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中国三亿儿童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儿童电影,于蓝认为对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几十年来身体力行。晚年的于蓝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以及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这无疑是中国电影人的最高荣誉,用以肯定于蓝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于蓝将自己对于电影的热爱灌注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之中,她将此前积累的电影艺术经验与对新中国儿童电影教育的关切紧密连接,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能量,推动了中国儿童电影及儿童电影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 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人民日报,1981-3-25(01).
[2]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10.
[3]于蓝.儿童电影三十五年巡礼[A].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234.
[4]于蓝.救救儿童电影.群言,1994,(6).
[5]张震钦.于蓝访谈录.当代电影,2009,(4):91.
[6]李道新.化育劬劳 德艺双馨——于蓝的电影事业与人生历程.当代电影,2011,(6).
【关键词】于蓝 儿童电影 教育观念
于蓝原名于佩之,1921年出生,祖籍辽宁岫岩,两岁时随父母遷居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去往平津成为流亡学生。1938年,她奔赴延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演《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向五儿、程娘子、张寡妇、周莲、江竹筠等一系列经典艺术形象,是中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1981年,文化部党组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任命于蓝担任厂长负责建厂。1985年,于蓝组建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并出任会长。于蓝在近40年努力之中,倡导支持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在儿童电影创作生产和儿童电影教育方面做出实绩。在当前国家倡导加强儿童影视教育的形势下,十分有必要回顾与总结于蓝儿童电影实践经验与教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美育视野下儿童电影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未来走向。
一、于蓝的电影生产实践
1981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两次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在座谈会上强调:“关心儿童和少年的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今后要长期坚持下去,要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扎扎实实搞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儿童和少年培养教育得怎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此后一个月,在中央高度关切儿童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下,北影厂厂务会议上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传达文化部党组指示: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推荐于蓝担任厂长。5月2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副厂长史平在北影厂宣布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消息。6月1日,经中宣部、国务院批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简称儿影厂)正式成立。
儿影厂成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嘱托和厚望之下,于蓝开始构思办厂的初步设想并向上级领导提交报告。此后得到电影局陈荒煤指示:“儿影现在已经打出牌子,党中央也重视,要下决心建一个像样的厂……”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也下达重要指示:“儿童是特殊问题,要作特殊处理,儿影非建不可。儿童少年正当的娱乐的确很少,儿影担负的任务很重要。一般认为儿影厂和故事片厂一样,不!是不一样的。要有儿童的特点,应该说在我国建儿影厂是创举。从人口看,儿影要有一定的规模(不是特大),有一定数量,有它的特点,在今天是很重要的创建工作。”由此可见,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既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设计,也是服务儿童电影教育的重要举措,因此如何创建符合儿童教育特点且能更好服务儿童娱乐的电影制片厂成为于蓝工作的重心。
建厂之初,于蓝开始着手筹划儿童电影厂启动工作,并深感责任重大。她邀请文馨萍和宋曰勋组成三人小组,开始了儿童电影厂最初的行政、生产、剧本创作等方面工作。她从北影厂借了两间房子开始办公,从跑地皮,申报基建规划与设计、制定建厂方针与建厂规划,再到充实领导班子,抓剧本工作,为早日建成儿影厂以及加快儿童影片投产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也克服了人员不够、资金不足等诸多困难。建厂第二年,于蓝借用北影大门东墙角空地盖了十间简易平房。拍摄、生活和基建准备工作、组织独立投资、投产的训练和实际操作均在此进行,人手也逐渐增多。1987年3月,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从北影迁入新厂,从此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作为中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儿影厂在儿童电影创作生产及儿童电影教育方面都承担着重要使命。于蓝一边筹划建厂,一边积极组织儿童电影的创作、生产、发行与放映。当时的中国儿童电影创作面临数量不多,相对边缘的处境。于蓝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处境的原因,因此,她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指出“拍儿童片是要有点献身精神的”,而这种献身精神也是她文艺观念的具体化实践。正如李道新教授所言:“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于蓝的电影观念早在延安时期应已伴随着文艺观念的形成而逐渐形成;而当她把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与对儿童的关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能以化育之功和德艺之光为目标,将此前的表演艺术跟即将展开的新的儿童电影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为儿童电影事业献身的信念指引之下,于蓝上下奔走,倾尽全部热情为儿童电影争取发展的机会。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艰难起步过程中,于蓝领导拍摄故事片20余部,美术片、教学片、译制片和儿童影视剧工作都逐渐开展起来。故事片《红象》《应声阿哥》、童话片《“下次开船”港游记》、京剧片《岳云》、传记片《少年彭德怀》等在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得了重要奖项,同时也丰富拓展了儿童电影创作类型。
鉴于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创作生产和发行放映上的困难,于蓝积极为儿童电影呼吁,从争取政府减免赋税到全国儿童影院推广,于蓝的工作遍及儿童影片生产与儿童影院、儿童专场放映各个环节。1986年以后,儿影厂已经初具规模,于蓝不再担任儿影厂厂长职务,而成为厂里的艺术顾问。在这一时期,她开始着力推动校内外儿童电影放映活动,并发起“百部爱国主义影片进校园”活动。1995年,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成立,于蓝出任会长,她积极鼓励各地成立“爱子影院”“爱子影视剧团”,有计划地放映爱国主义影片,并结合学生需求放映影片,生动形象地提高教育实效,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志向,丰富课余生活。
于蓝作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积极鼓励儿童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身体力行提高儿童电影的生产数量,提升儿童电影质量,以及扩大儿童电影的影响力,卓有成效地改善了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艰难局面。
二、提掖后学:儿童电影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电影发展过程中,于蓝非常注重儿童电影创作队伍和研究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她积极借助各方面力量拍摄儿童电影,力图组建一支儿童电影的骨干队伍,发掘和培育摄影骨干陈锦俶、孙勇田、李廷铮,导演骨干卢钢、孙郁强,以及倚重北影厂力量,王君正、琪琴高娃、潘文展、袁月华、赵元、汪宜婉等人共同投身儿童电影事业。
在组织和扶持儿童剧本创作方面,于蓝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她不仅支持本厂文学部的编辑张之路、郭玲玲、林阿绵、杜晓鸥等人从事儿童剧本开发与创作,还积极密切地与有志于拍摄儿童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合作。她邀请水华、谢铁骊、于彦夫、陈怀恺等著名电影人担任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顾问,借助他们丰富的电影实践经验指导儿影厂影片创作与生产。在于蓝的主持之下,从1981年到1992年儿童电影制片厂生产50部影片,其中有45部获得国内外奖项,且深受儿童观众好评。在于蓝积极组织和倡导下,有越来越多的真诚无私的电影工作者加入儿影厂的儿童电影创作队伍。
在儿影厂建厂之初,北影厂将其出品的《四个小伙伴》和《苏小三》挂上“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名字上映以援助儿童电影制片厂。于蓝计划儿童电影制片厂可以尽快有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拳头”作品,因此尤其注重在实践中发现人才,以改变依靠北影厂援助的局面。于蓝找到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张客,邀请导演系毕业班同学来儿影厂实习并完成儿童文学改编电影作品《红象》。她大胆启用电影学院导演系新生力量,如张建亚、谢小晶、田壮壮、张艺谋、吕乐、侯咏、冯小宁等人,这些接受过专业电影训练并即将走出校门的青年导演为这部儿童影片带来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此后,冯小宁导演的儿童影视作品《病毒·金牌·星期天》《大风警报》《大气层消失》,尹力拍摄《好爸爸、坏爸爸》《我的九月》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于蓝为儿童电影聚拢人才,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儿童电影创作思路,也培养锻炼了青年电影导演和美术指导,这些人才成为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在此过程中,于蓝儿童电影实践思路不断拓展,在她领导下的儿童电影制片厂还探索拍摄实验性儿童影片。例如,1982年8月,于蓝根据王澍介绍苏联为低幼儿童拍摄极为短小的片断“叶拉拉”的做法,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拍摄了电视系列片《小龙和小丽》,由罗小玲任导演,在两年内拍摄14集,以教育和培养低幼儿童。于蓝相信并鼓励青年导演的创作热情,还放手让他们去拍摄电视剧。儿童电影制片厂每年为儿童拍摄一至两集电视剧。例如,《病毒·金牌·星期天》《亲亲我,老师》《好爸爸、坏爸爸》《盐丁儿》等优秀儿童电视剧,这些尝试为儿童电影影视创作多样化奠定基础。
1984年,于蓝和一些热心儿童电影事业的电影工作者如秦裕权、王君正、朱小鸥、陈锦俶等人为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号召,共同倡议成立“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这一学会的成立主要目的是促进学术交流,壮大儿童电影研究队伍,从而满足少年儿童电影工作发展的需要。在原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同志倡议下,学会决定设立一个评选优秀儿童电影影片的奖项,借以鼓励更多人投身儿童电影拍摄工作。由此,两年一届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应运而生,这一奖项的设立,为推动儿童电影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于蓝为争取“童牛奖”的奖金来源奔跑求助,得到多方支持,后来得到广电部的支持,每年拨付十万元专款专用。于蓝曾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喻为“小小啦啦队”,形象地比喻这个组织的成立可以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成长呐喊助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少年电影教育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于蓝积极组织培育儿童电影创作队伍和理论研究队伍,热情倡导一系列少儿电影社会组织、学会的相继成立,尽己所能为儿童电影争取启动和扶持资金,积极组织儿童电影创作生产,组织儿童电影剧本创作、拍摄、发行,举办全国儿童电影剧本评奖会等举措都直接推动了少年儿童电影创作的繁荣以及少年儿童电影教育的推广。于蓝所主持的一系列全国性的儿童电影创作评奖评优活动、少年儿童电影走进校园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深远,促进了儿童电影开创性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三、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观念与美学观念
在儿童电影事业的探索中,于蓝形成了儿童电影的教育观念与美学观念,从最初的努力为儿童电影观众服务的认识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儿童教育方法和实践经验,于蓝对儿童电影的教化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儿影厂的成立为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大力发展儿童电影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于蓝在此过程中也具有创建之功。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形成了注重利用电影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认知、科学文化、审美能力等方面教育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电影教育,并且努力将电影作为补充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40年,儿童电影制片的成立以及少年儿童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建立,鼓励了儿童电影的生产、创作、发行和放映,由此逐步探索出一条少年儿童电影教育民族化路径,而于蓝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蓝的电影教育实践伴随着她对儿童电影教化功能的深刻思考。在于蓝看来,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的过程,不但是研究儿童心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如何拍好儿童片这一儿童电影艺术规律的过程。拍摄儿童电影“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电影艺术来陶冶和启迪孩子们的美好心灵”。电影虽然是一种商品,但儿童电影不应商品化,不能搞成商业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儿童,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我們要为提高影片的质量,获得更多的儿童观众而奋斗”。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儿童电影教育工作的开展。她所组织的“童牛奖”参照“金鸡奖”的章程来进行评选工作,要求思想性第一位,同时重视艺术性的原则,同时一定选择儿童喜爱的电影作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实际上,在于蓝儿童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她所主持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创作在全国儿童电影生产创作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而且她主持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的“童牛奖”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优秀儿童电影的标准,这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儿童电影生产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2年,于蓝受到四平市把电影作为爱国主义、文化素质及美学教育的方式的启发,随即向教育部和文化部呈交了一份报告,希望能把电影放映纳入到学校教学内容,并根据四平等地经验,选择近百部影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推荐片目。这一报告得到中宣部和教育部的肯定,在丰富影片片目的基础上,将此活动纳入教育部计划,规定学校每学期需要组织公益性电影放映。这一举措着实推动了儿童电影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1990年前后,中国电影处于低谷期,儿童电影也同样面临困境,于蓝发表文章呼吁“救救儿童电影”。进入21世纪,尤其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之下,民营资本进入电影领域,中国电影开始推行“院线制”,由此进入了产业化快速发展通道,儿童电影产量也随之逐年上升,但是能进入院线的儿童电影则少之又少。此前,主要依靠国家政策扶持的国产儿童电影在产业化改革中面临空前挑战,于蓝依旧为儿童电影鼓与呼。针对儿童电影存在的问题,如图解政治口号及趣味庸俗等流弊,于蓝一直保持着批判的锋芒。关于儿童电影的“教育性”与“娱乐性”的关系问题,于蓝认为“强调提高影片的‘娱乐性’没有错,但是不能丢掉‘导向性’”。增强娱乐性的前提必须坚持导向的正确性。教育性是儿童电影必要保留的功能,而这个“教”在于蓝看来,并不是直接灌输的刻板说教,而是应该做到以形象来表达思想,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在于蓝电影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她在儿童电影美学方面形成了其独特的认识,她崇尚儿童观众所欢迎和喜爱的童真、童趣,她认为这种童真、童趣可以启迪儿童心灵。于蓝强调儿童电影编剧和导演要熟悉儿童生活,并且一定要孩子们喜爱和认可。例如,于蓝赞赏影片《应声阿哥》“充满大自然的环境美,和孩子们纯真的心灵美”;在谈到影片《扶我上马的人》时,她重视影片“亲切感人”“心灵为之净化”;她喜爱影片《少年彭德怀》的“朴实隽永”。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的過程中,于蓝非常重视儿童电影的审美价值,尤其强调教育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于蓝认为儿童电影可以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可以生动形象地对儿童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品德进行教育,这是于蓝在长期儿童电影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儿童电影美学思想。正如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为于蓝所作题词“红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儿童”,于蓝始终将自己的真情灌注在儿童教育事业,坚持儿童电影作为培育儿童的重要方式。
2008年,针对于蓝所反映的爱国主义影片教育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教育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通知》教基〔2008〕15号,强调组织中小学生观看优秀影视作品,确保学校完成电影教育目标。2015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逐步优化美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美育课程。儿童电影教育观念在当下发展为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影教育实践中,可以结合少年儿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促进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在联系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的过程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
于蓝所奔走呼吁的儿童电影教育历经调整而在新时代语境中不断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8年,教育部、中宣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教基〔2018〕24号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充分发挥优秀影片在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普及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形成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机制。努力将“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活动时间得到切实落实,适合中小学生观看的优秀影片得到充分保障,学校、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和社会观影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形成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浓厚氛围。”这项指导意见给作为当下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少年电影教育提出新的发展要求,迫切呼唤各相关单位积极开展青少年影视教育工作。于蓝的儿童电影教育设想在新时代语境下得以逐步实施,儿童电影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正在成为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儿童作为“祖国的花朵”,是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儿童教育关乎中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儿童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艺术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中国三亿儿童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儿童电影,于蓝认为对此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几十年来身体力行。晚年的于蓝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以及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这无疑是中国电影人的最高荣誉,用以肯定于蓝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于蓝将自己对于电影的热爱灌注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之中,她将此前积累的电影艺术经验与对新中国儿童电影教育的关切紧密连接,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能量,推动了中国儿童电影及儿童电影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 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人民日报,1981-3-25(01).
[2]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10.
[3]于蓝.儿童电影三十五年巡礼[A].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234.
[4]于蓝.救救儿童电影.群言,1994,(6).
[5]张震钦.于蓝访谈录.当代电影,2009,(4):91.
[6]李道新.化育劬劳 德艺双馨——于蓝的电影事业与人生历程.当代电影,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