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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历过分丰富,做过养路工、电视台编辑主持、夜总会主持和歌手、中学老师、工会干部、图书编辑。目前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新闻晨报》、《广州日报》、《香港电影》等三十多家报刊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另编著有音乐读物若干。
原本以为,“逃离北上广”只是媒体制造出的一个话题,但今年春节回家,却发现,有很多朋友在这一两年里离开了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重新回到了我们这座西部省会城市,并且开始买房置地,再也不打算离开。一个社会现象,如此真切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那么,当初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一件事能说明这一切,几年前,本城的一间寺庙筹划在节日放河灯,结果,那天晚上,从六点开始,出门看河灯的市民之多,令半个城的交通濒临瘫痪,许多看灯的人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步行回到家中。此后几天,报纸辟出专版,用来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是的,这是一个能为几盏河灯沦陷的城市,这样一个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御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够吸住生于此的青年,使他们也能安心认它是吾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像一个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区上空的飞碟,让他们时刻准备着离去。我们出身的城市,和所有人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乡一样,都逃不脱沦陷的恐慌。
但,去了北上广深之后,他们的境况如何?才华出众的M,去了北京,我们热切地问及他的下落,拜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门户网站混到主任了,也不过得到一间略大点的隔挡,整个大厅三百人,嘈杂得像候车室”。 H从上海返家过年,我问,你和D一定经常见面吧,他们两人当年可是铁血好兄弟啊,而且他们在上海的家,只隔着两个小区。但我得到的,却是他尴尬的回答:“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堵车、出门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见面的障碍,何况,因为要早起,晚上八九点就得睡,我们呆在老家,一年倒还能见他们两三回。而他们,都还是在事业略具基础的情况下前往,却依然在大城市的逼视下放低自己缩身如蚁,而对那些租住十平米小隔间的青年来说,北上广深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面貌呢?
那些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可能就是这样“混不下去了”,但这个“混不下去”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就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行将由上海返回鞍山的姨妈,坦然地承认自己“混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她是被男女感情、被高度紧张的人和人的关系、被大城市无处不在的压力耗干了。如果在堵车的北京,在四环立交桥上度过生不如死的一个黄昏,如果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是五个小时,如果为了获得准生证,为了让孩子入学,需要在北京和家乡之间往返奔波十几次,正常人恐怕都会有“混不下去了”的感触,毕竟我们不是时刻以钢铁战士的姿态存活于世,“混不下去”才是人生常态。逃离北上广深,为的是寻求滋养,那种来自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的滋养。
但,有些人仍然坚守在大城市,坚守的理由,其实就是当初前往的理由。那里有实现理想的可能,有创业的环境,那里可以看到资产的增值,可以摆脱小城镇那种过于浓密的人际关系,那里有话剧音乐剧欧美传奇巨星的演唱会,以及在新光天地邂逅王菲的机会,而不必为几盏河灯让全城失守。而衡量得失的那个天平,又是如此主观,对于旁观者逃离者来说是砒霜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未必不是蜜糖,毕竟,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必须要在悠长缓慢的生活中获得滋养,有些人离开高度紧张的生活,反而会丧失生活的边界。
更何况,所有奔赴大城市的人,心中都怀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动机,那就是只存在于大城市里的传奇性的机遇,那种如同飒飒雷电耀眼白光一样的机遇,那种让人在命运的轮盘前骤然屏住呼吸的机遇。我有朋友,在初去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不得不摆摊卖烧烤,但某个晚上,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他的烧烤摊前,有人下来买烧烤,一个机遇骤然降临,五年后,他是一家小钢铁公司的总裁。
逃离带有诗意的果断,坚守也有丰沛的理由,而在逃离和坚守背后,继续向上追溯,其实是人生那些终极的问题。而那些在逃离和坚守之间反复摆荡痛苦万分的人,其实是过分看重自我的人,犹如那块以为自己能够补天的顽石,其实,那条路和这条路,可能并无不同,问题只在于如何安放自己。
原本以为,“逃离北上广”只是媒体制造出的一个话题,但今年春节回家,却发现,有很多朋友在这一两年里离开了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重新回到了我们这座西部省会城市,并且开始买房置地,再也不打算离开。一个社会现象,如此真切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那么,当初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一件事能说明这一切,几年前,本城的一间寺庙筹划在节日放河灯,结果,那天晚上,从六点开始,出门看河灯的市民之多,令半个城的交通濒临瘫痪,许多看灯的人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步行回到家中。此后几天,报纸辟出专版,用来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是的,这是一个能为几盏河灯沦陷的城市,这样一个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御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够吸住生于此的青年,使他们也能安心认它是吾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像一个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区上空的飞碟,让他们时刻准备着离去。我们出身的城市,和所有人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乡一样,都逃不脱沦陷的恐慌。
但,去了北上广深之后,他们的境况如何?才华出众的M,去了北京,我们热切地问及他的下落,拜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门户网站混到主任了,也不过得到一间略大点的隔挡,整个大厅三百人,嘈杂得像候车室”。 H从上海返家过年,我问,你和D一定经常见面吧,他们两人当年可是铁血好兄弟啊,而且他们在上海的家,只隔着两个小区。但我得到的,却是他尴尬的回答:“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堵车、出门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见面的障碍,何况,因为要早起,晚上八九点就得睡,我们呆在老家,一年倒还能见他们两三回。而他们,都还是在事业略具基础的情况下前往,却依然在大城市的逼视下放低自己缩身如蚁,而对那些租住十平米小隔间的青年来说,北上广深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面貌呢?
那些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可能就是这样“混不下去了”,但这个“混不下去”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就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行将由上海返回鞍山的姨妈,坦然地承认自己“混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她是被男女感情、被高度紧张的人和人的关系、被大城市无处不在的压力耗干了。如果在堵车的北京,在四环立交桥上度过生不如死的一个黄昏,如果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是五个小时,如果为了获得准生证,为了让孩子入学,需要在北京和家乡之间往返奔波十几次,正常人恐怕都会有“混不下去了”的感触,毕竟我们不是时刻以钢铁战士的姿态存活于世,“混不下去”才是人生常态。逃离北上广深,为的是寻求滋养,那种来自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的滋养。
但,有些人仍然坚守在大城市,坚守的理由,其实就是当初前往的理由。那里有实现理想的可能,有创业的环境,那里可以看到资产的增值,可以摆脱小城镇那种过于浓密的人际关系,那里有话剧音乐剧欧美传奇巨星的演唱会,以及在新光天地邂逅王菲的机会,而不必为几盏河灯让全城失守。而衡量得失的那个天平,又是如此主观,对于旁观者逃离者来说是砒霜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未必不是蜜糖,毕竟,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必须要在悠长缓慢的生活中获得滋养,有些人离开高度紧张的生活,反而会丧失生活的边界。
更何况,所有奔赴大城市的人,心中都怀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动机,那就是只存在于大城市里的传奇性的机遇,那种如同飒飒雷电耀眼白光一样的机遇,那种让人在命运的轮盘前骤然屏住呼吸的机遇。我有朋友,在初去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不得不摆摊卖烧烤,但某个晚上,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他的烧烤摊前,有人下来买烧烤,一个机遇骤然降临,五年后,他是一家小钢铁公司的总裁。
逃离带有诗意的果断,坚守也有丰沛的理由,而在逃离和坚守背后,继续向上追溯,其实是人生那些终极的问题。而那些在逃离和坚守之间反复摆荡痛苦万分的人,其实是过分看重自我的人,犹如那块以为自己能够补天的顽石,其实,那条路和这条路,可能并无不同,问题只在于如何安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