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历过分丰富，做过养路工、电视台编辑主持、夜总会主持和歌手、中学老师、工会干部、图书编辑。目前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新闻晨报》、《广州日报》、《香港电影》等三十多家报刊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另编著有音乐读物若干。
　　
　　原本以为，“逃离北上广”只是媒体制造出的一个话题，但今年春节回家，却发现，有很多朋友在这一两年里离开了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重新回到了我们这座西部省会城市，并且开始买房置地，再也不打算离开。一个社会现象，如此真切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那么，当初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一件事能说明这一切，几年前，本城的一间寺庙筹划在节日放河灯，结果，那天晚上，从六点开始，出门看河灯的市民之多，令半个城的交通濒临瘫痪，许多看灯的人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步行回到家中。此后几天，报纸辟出专版，用来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是的，这是一个能为几盏河灯沦陷的城市，这样一个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御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够吸住生于此的青年，使他们也能安心认它是吾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像一个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区上空的飞碟，让他们时刻准备着离去。我们出身的城市，和所有人那些温情脉脉的故乡一样，都逃不脱沦陷的恐慌。
　　但，去了北上广深之后，他们的境况如何？才华出众的M，去了北京，我们热切地问及他的下落，拜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在门户网站混到主任了，也不过得到一间略大点的隔挡，整个大厅三百人，嘈杂得像候车室”。 H从上海返家过年，我问，你和D一定经常见面吧，他们两人当年可是铁血好兄弟啊，而且他们在上海的家，只隔着两个小区。但我得到的，却是他尴尬的回答：“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堵车、出门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是见面的障碍，何况，因为要早起，晚上八九点就得睡，我们呆在老家，一年倒还能见他们两三回。而他们，都还是在事业略具基础的情况下前往，却依然在大城市的逼视下放低自己缩身如蚁，而对那些租住十平米小隔间的青年来说，北上广深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面貌呢？
　　那些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可能就是这样“混不下去了”，但这个“混不下去”不一定是经济的问题，就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行将由上海返回鞍山的姨妈，坦然地承认自己“混不下去了”——不是因为钱，她是被男女感情、被高度紧张的人和人的关系、被大城市无处不在的压力耗干了。如果在堵车的北京，在四环立交桥上度过生不如死的一个黄昏，如果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是五个小时，如果为了获得准生证，为了让孩子入学，需要在北京和家乡之间往返奔波十几次，正常人恐怕都会有“混不下去了”的感触，毕竟我们不是时刻以钢铁战士的姿态存活于世，“混不下去”才是人生常态。逃离北上广深，为的是寻求滋养，那种来自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的滋养。
　　但，有些人仍然坚守在大城市，坚守的理由，其实就是当初前往的理由。那里有实现理想的可能，有创业的环境，那里可以看到资产的增值，可以摆脱小城镇那种过于浓密的人际关系，那里有话剧音乐剧欧美传奇巨星的演唱会，以及在新光天地邂逅王菲的机会，而不必为几盏河灯让全城失守。而衡量得失的那个天平，又是如此主观，对于旁观者逃离者来说是砒霜的东西，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未必不是蜜糖，毕竟，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必须要在悠长缓慢的生活中获得滋养，有些人离开高度紧张的生活，反而会丧失生活的边界。
　　更何况，所有奔赴大城市的人，心中都怀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动机，那就是只存在于大城市里的传奇性的机遇，那种如同飒飒雷电耀眼白光一样的机遇，那种让人在命运的轮盘前骤然屏住呼吸的机遇。我有朋友，在初去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不得不摆摊卖烧烤，但某个晚上，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他的烧烤摊前，有人下来买烧烤，一个机遇骤然降临，五年后，他是一家小钢铁公司的总裁。
　　逃离带有诗意的果断，坚守也有丰沛的理由，而在逃离和坚守背后，继续向上追溯，其实是人生那些终极的问题。而那些在逃离和坚守之间反复摆荡痛苦万分的人，其实是过分看重自我的人，犹如那块以为自己能够补天的顽石，其实，那条路和这条路，可能并无不同，问题只在于如何安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