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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最终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推进民主，是冷战后欧盟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欧盟自身所面临的民主问题以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等。欧盟与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欧美对华民主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不宜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中国民主 欧盟 对华民主政策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102-06
欧洲是现代民主思想的发祥地。欧盟成员国大多奉行宪政民主制度。欧盟对于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常常影响到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欧盟的对华民主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欧盟眼中的中国民主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自欧共体与中国于1975年建立正常关系后的一段时间，欧共体并没有刻意突出中国民主政治问题，并且与美国力图在中国掀起民主化运动的政策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89政治风波”以后，欧共体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倒退，与美国一道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制裁。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包括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等等)，尤其是随着欧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开始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这种变化与国际政治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与其自身对外政策的变化调整有关。冷战期间，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对外关系并没有附加过多的“政治条款”。就早期的发展政策而言，欧共体及其成员国重视加强与其成员国的前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互惠关系，并不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例如，1975年2月，欧共同体九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说明，欧共体主要关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并不涉及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冷战的“意外”终结，为欧盟的对外政策带来许多新的变化，民主问题日益成为欧盟观察和判断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盟的发展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马约》在提出欧盟的发展合作目标的同时，明确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确定为，“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1]。例如，在第四个《洛美协定》的中期修正案中，欧盟有意识添加了民主方面的内容，从而使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凸现了民主政治的维度。
《马约》签订以来，欧盟多次重申或者强调了民主目标的重要意义。实际上，1992年丹麦全民公决对《马约》的否定，使欧洲国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地区一体化的深化离不开普通大众的支持。自此之后，推进民主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欧盟在1995年5月、11月以及1996年3月给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通讯录中，不乏对民主政治的关注。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3月专门提交了一个题为《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及良好治理：欧盟和非加太国家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的通讯录，明确提出欧盟要与非加太国家就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展开系统而有效的对话。1999年5月，欧盟正式成立了由其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民主和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实行多数通过的表决机制，决定欧盟用于推动民主和人权目标的预算开支。2001年，欧盟委员会在《欧盟治理白皮书》中也强调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与欧盟上述变化相适应的是，在冷战即将已经结束的一段时间，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发生重大退步。“89政治风波”以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同美国一道，不仅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制裁”，而且肆意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和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国家对中国民主状况的了解是通过西方大众媒介、出版物等间接方式完成的。这些间接报道不可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甚至明显出现一些与中国民主状况不相符的现象。由此可见，欧盟国家透过上述“有色眼镜”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观察难免带有一定偏见。
世界政治的转型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和扩大，促使欧盟积极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各种发展机遇，欧盟开始主动改善和加强对华关系，一些成员国向中国领导人频频发出访问或顺访的邀请。特别是江泽民在1993年11月应邀顺访葡萄牙和1994年应邀访问法国，标志着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自1995年7月欧盟制定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以来，欧盟多次明确表示将与中国合作作为新亚洲战略的重点。在欧盟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与中国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和扩大，其中包括与中国政府展开民主政治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为了尽量减少一些政治杂音对欧中关系中的不利影响，欧盟逐渐摒弃了对中国民主状况的传统观念，转而增添了一些理性思考的因素。目前，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欧盟在限制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政府保持正常对话和合作的有效机制。欧盟希望通过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增进双方的信任和了解，进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客观地说，欧盟国家的民主观与中国的民主观既有区别，也有相同点。一方面，欧盟与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差异。欧盟认为，民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不受地区和民族限制的，国际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非民主性进行干预。既然民主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是普选制、任期制、分权制衡)，那么这些原则应该在国际社会得以有效推广。尽管欧盟承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认为远未达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即使在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例如，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评估有关。在中国方面看来，民主首先是由主权国家保护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应受到外部干涉。中国“无意”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做出“评估”，也希望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够采取“对等做法”，即尊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另一方面，欧盟与中国的民主观念也存在一些沟通与合作的因素。谈到国内民主，欧盟与中国逐渐意识到，民主概念及其实践往往与各自的文化因素有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国与欧洲在不少思想观念问题上的共同语言不断增加，这将为减轻中欧政治文化不对称提供一个新的动机。加之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文化多样性，这就使不对称的中欧文化有了另一个对称的基础。中欧通过对话与合作，在人权、民主、法治等问题上正在日益增进了解与理解。这种了解与理解，相比政治层面上的进一步交往，其根基更为深刻。[2]在国际层面，欧盟和中国大力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欧盟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世界政治多极化”主张恰当地反映了当前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发动的“倒萨”战争严重破坏了欧美同盟基础，大大刺激了欧洲大国独立自主倾向的继续发展，从而为中欧之间在民主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历史契机。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影响因素
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积极敦促中国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3]欧盟对华推进民主政策的实施体现在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以及各种实践行动中。一般而言，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1.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迎合”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
西方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引起的众多变化中，“民主制度和观念的扩散”最能体现西方国家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信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当代世界影响的终结，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方式”。[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价值观和议会民主制实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快扩张。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似乎只有一种选择、一条道路，甚至连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第三条道路”也没有提上这些新国家的决策日程。除了资本主义以外，现在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惊人的“资本主义的当代胜利”。[5]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的新扩散对当代国际关系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巩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基本前提。当前民主制度的扩散(而不是国际法的增强)使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观念。第二，民主化进程以及各国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的努力充分表明，当前国际规范和机制能够增强各国内部所实践的政治经济模式。换句话说，民主化进程意味着，国家形态是由国际行为加以构造的。[6]而且，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能够相对容易地组成一种“自由安全共同体”。这种“自由安全共同体”既包括对国家主权形成约束的人权规范，也包括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开放性的规则。也就是说，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遵守规则的成员，意味着接受人权规范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制度。上述两种规范将体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国内秩序的基本原则延伸到了国际领域。[7]在上述背景中，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掀起一股“反对专制极权、呼吁自由民主”的运动浪潮。在许多欧盟成员国看来，民主价值体系是评判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的主要依据，即缺乏民主价值体系的社会将是不自由和不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点。同样，中国的改革事业应该以民主价值体系为先导，否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将是不稳定的。
2.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常常受制于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
2005年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意味着欧盟已经到了需要彻底解决“民主赤字”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完全暴露了只有经济一体化而没有政治一体化的危险性，显示了精英主义宪政民主的局限性。欧盟在地区层面上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不仅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滋生了一些日趋明显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别情结”。一方面，欧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没有相应出现民主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反而更加突出了“民主赤字”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尽管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它仍然缺少地区范围内的民主支持，即欧盟成员国中间远未形成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再完整，国家内部的民主政治始终与一体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欧盟深化和扩大的不断加快，欧盟成员国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即使是法国这样的强大欧洲民族国家，也不可能阻止东欧移民所带来的就业方面的竞争，甚至酿成社会危机。沿着上述思考线索，我们不难理解，在当前中欧关系顺利向前发展的同时，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一些针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噪音”。例如，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欧盟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远远不够。尽管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内的欧盟高级官员一再强调“对华军售禁令已经不合时宜”，但是2005年4月26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并未作出解除禁令的决定。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对华军售禁令的解除，意味着欧盟开始承认中国在“89政治风波”后民主建设的进展，即承认自己对中国制裁的错误性。尽管欧盟和中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解禁”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欧盟短期内不可能做出有效行动。
3.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大大推进了民主政治过程。例如，透明度原则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为此，中国政府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8]2005年2月，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并且将“民主法治”列为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首。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民主现状。这份白皮书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尤其是，它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上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实践，应该成为欧盟制定对华民主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欧盟有意或者无意忽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那么它的对华民主政策有可能显得有些“先入为主”，有失公正性和客观性。
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比较分析
欧盟同美国在推进民主政策方面具有历史久远的合作基础。正如杜鲁门总统在将北约文本提交参议院批准的附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本条约签约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传统，个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员国。”[9]具体而言，欧盟和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具有以下相同点：
1.制定政策的动机一致
表面上，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通用做法，是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成员。实际上，欧美支持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制度的深层用意之一是，试图通过西方领导下的国际规范将中国“塑造”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在欧美看来，既然当前国际社会的通用规则大部分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只要中国愿意接受这些“西方话语”，那么它们就不会担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走向。欧美不赞成“脱离中国”的政策，而是尝试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包括经济援助)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欧美乐意向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经济援助，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其深层用意是向中国试图“输出”它们所推崇的民主价值观。总之，在欧美的对华民主政策中，“劝说”或“诱使”中国接受既有西方式民主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2.政策的实施过程具有一定摇摆性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一种挑战。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坚持对华的强硬政策(例如，继续倡导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严厉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另一方面需要保持与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同样，欧盟的对华民主政策也存在两面性。尽管欧盟不希望民主问题成为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阻碍，支持中国的迅速发展，但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和走向屡屡表示“关注”，甚至对中国关于尊重国家主权的倡议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政府极力呼吁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战略不要附加任何政治条款，但是类似于民主、人权以及自由这些“副产品”经常附在对华经济战略之上。由此可见，民主问题不能与经济贸易完全实现“脱钩”，是欧美对华民主政策出现摇摆性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观念、实力、国际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欧美对华民主政策也存在一定区别，具体表现在：
1.民主观念有所分歧
欧美对民主的认识看似相同，实际上存在很多差异。民主观念最早在欧洲大陆扎根发芽，美国只是“后来居上的民主斗士”。民主观念在欧洲大陆多次经历战争和灾难的洗礼，而深受欧洲各国的珍爱。1780年至1800年是现代民主思想崛起的关键年代，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概念从简单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扩展成一种社会和精神概念。当然，后来以德国和意大利为首的法西斯国家信奉一种扼杀个人自由、否认个人权利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民主思想和制度带来灾难性毁坏。然而，欧盟国家对民主概念的认识始终保持较强的现实感和历史厚重感。相对而言，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本土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南北战争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就决定了美国对于民主观念的理解大多与崇尚个人自由相联系，甚至带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成分。
就对华民主政策而言，欧美之间不可能重现昔日喧闹一时的“泛大西洋主义”。欧美源于冷战而掩盖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在后冷战时代得以充分的暴露，即双方的利益需求(包括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明显表现出了不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迅速扩大之后的欧盟面临着不容乐观的“民主赤字”，非常需要一个有效的消化过程。显然，后来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原欧盟成员国有些不合拍。为此，欧盟不会接受欧洲民主模式的“泛美化”，而坚信基于自身现实之上的欧洲政策的重要性。
2.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不尽相同
考虑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实施有时会淡化意识形态。欧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一个开放、强大和负责任的中国有利于欧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符合欧盟的国家战略目标。同样，中国也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划分国家间关系远近的标准。这样一来，欧盟与中国非常容易消除一些政治偏见和误解，有利于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合作。例如，欧中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都倡导多边外交，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等等。尤其是在一些欧盟成员国看来，民主问题毕竟只是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它们不愿意因为民主问题的分歧而影响中欧关系的大局。
宣传和推动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向世界“输出”民主是美国政府的一贯行为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所推崇的基本信条可以归结为：“开放"、“民主化"、“言论自由"。在一些美国政府官员那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色彩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大有不断蔓延之势。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从美国对外政策中完全消除。美国政界人士采用“民主化战略”来对付中国，是因为他们担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进而导致美国社会的崩溃。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官员长期都在灌输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西化”、“分化”中国是其不变的战略方针，必须不断付诸实践并且加以强化。
3.政策实施难以奏效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难以奏效。首先，欧盟目前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深化和扩大问题，欧盟的扩大给其民主战略的实施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目前，欧盟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难以真正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主要国家各有算盘，中间夹杂着法、德、英为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而展开的或明或暗的斗争，也夹杂着传统欧共体成员国与“后进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和不协调。例如，2005年，法荷否决《欧盟宪法》，不仅意味着欧洲的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创伤，也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在对外民主政策上的分歧短期内不会消失。其次，欧盟对华民主政策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欧盟国家的力量不成气候，但是也能对资本主义内部民主状况做出一定批评，从而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对华民主政策。第三，欧洲国家逐渐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内部问题，例如，“福利国家”政策在北欧和西欧酿成巨大危机，法国于2005年下半年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等等。因此，欧盟对华民主政策常常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其效果具有一定浮动性。
对外推行“民主”，是美国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身的民主模式，但在世界政治发生重大转型期间，美国国家实力与其战略意图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对华民主政策中，美国的经济援助、贸易往来、技术开发的背后似乎“附加”了一些民主价值观。尤其是，美国通过自身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软实力”来实施对华民主政策，导致美中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对称的文化交流。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罗马霸权、英国霸权而言，美国霸权并不是完全建立在海外占领的基础之上，而是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观念作为对外扩张的宣言书，进而通过通俗文化、民主观念等实现了全球化与美国化的融合，从而塑造了一个真正的世界霸权。因此，向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念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一个鲜明特点。[10]尽管美欧在对华推进民主的方式方面也有差别，但战略目的是一致的，并且对中欧中美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结论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最终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推进民主，是冷战后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欧盟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一些“不合时宜”的错误做法，对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大气候，也有双方的内部影响。美欧之间对华民主政策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宜扩大欧美对华民主政策之间的矛盾。尽管欧美在“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拉克战后民主重建等方面产生摩擦，但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方面，欧美之间的联盟基础非常牢固。为此，我们应该对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共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注释：
[1]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2
[2]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0)：15
[3]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30
[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5]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 Kappe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1-22
[6]Fred Halliday.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Conclusions//Ken Booth and Stev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46
[7]〔美〕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约翰·伊肯伯里主編.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4
[8]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2003：299-306
[9]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11-112
[10]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4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 中国民主 欧盟 对华民主政策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102-06
欧洲是现代民主思想的发祥地。欧盟成员国大多奉行宪政民主制度。欧盟对于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常常影响到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欧盟的对华民主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欧盟眼中的中国民主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自欧共体与中国于1975年建立正常关系后的一段时间，欧共体并没有刻意突出中国民主政治问题，并且与美国力图在中国掀起民主化运动的政策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89政治风波”以后，欧共体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倒退，与美国一道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制裁。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包括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等等)，尤其是随着欧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开始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这种变化与国际政治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与其自身对外政策的变化调整有关。冷战期间，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对外关系并没有附加过多的“政治条款”。就早期的发展政策而言，欧共体及其成员国重视加强与其成员国的前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互惠关系，并不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例如，1975年2月，欧共同体九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说明，欧共体主要关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并不涉及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冷战的“意外”终结，为欧盟的对外政策带来许多新的变化，民主问题日益成为欧盟观察和判断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盟的发展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马约》在提出欧盟的发展合作目标的同时，明确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确定为，“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1]。例如，在第四个《洛美协定》的中期修正案中，欧盟有意识添加了民主方面的内容，从而使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凸现了民主政治的维度。
《马约》签订以来，欧盟多次重申或者强调了民主目标的重要意义。实际上，1992年丹麦全民公决对《马约》的否定，使欧洲国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地区一体化的深化离不开普通大众的支持。自此之后，推进民主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欧盟在1995年5月、11月以及1996年3月给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通讯录中，不乏对民主政治的关注。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3月专门提交了一个题为《民主、法治、尊重人权及良好治理：欧盟和非加太国家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的通讯录，明确提出欧盟要与非加太国家就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展开系统而有效的对话。1999年5月，欧盟正式成立了由其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民主和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欧盟委员会的领导，实行多数通过的表决机制，决定欧盟用于推动民主和人权目标的预算开支。2001年，欧盟委员会在《欧盟治理白皮书》中也强调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与欧盟上述变化相适应的是，在冷战即将已经结束的一段时间，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认识发生重大退步。“89政治风波”以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同美国一道，不仅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制裁”，而且肆意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和法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国家对中国民主状况的了解是通过西方大众媒介、出版物等间接方式完成的。这些间接报道不可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甚至明显出现一些与中国民主状况不相符的现象。由此可见，欧盟国家透过上述“有色眼镜”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观察难免带有一定偏见。
世界政治的转型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和扩大，促使欧盟积极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各种发展机遇，欧盟开始主动改善和加强对华关系，一些成员国向中国领导人频频发出访问或顺访的邀请。特别是江泽民在1993年11月应邀顺访葡萄牙和1994年应邀访问法国，标志着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自1995年7月欧盟制定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以来，欧盟多次明确表示将与中国合作作为新亚洲战略的重点。在欧盟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与中国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和扩大，其中包括与中国政府展开民主政治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为了尽量减少一些政治杂音对欧中关系中的不利影响，欧盟逐渐摒弃了对中国民主状况的传统观念，转而增添了一些理性思考的因素。目前，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欧盟在限制一些不和谐声音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政府保持正常对话和合作的有效机制。欧盟希望通过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增进双方的信任和了解，进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客观地说，欧盟国家的民主观与中国的民主观既有区别，也有相同点。一方面，欧盟与中国在民主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差异。欧盟认为，民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是不受地区和民族限制的，国际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非民主性进行干预。既然民主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是普选制、任期制、分权制衡)，那么这些原则应该在国际社会得以有效推广。尽管欧盟承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认为远未达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即使在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例如，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对中国民主状况的评估有关。在中国方面看来，民主首先是由主权国家保护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应受到外部干涉。中国“无意”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做出“评估”，也希望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够采取“对等做法”，即尊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另一方面，欧盟与中国的民主观念也存在一些沟通与合作的因素。谈到国内民主，欧盟与中国逐渐意识到，民主概念及其实践往往与各自的文化因素有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国与欧洲在不少思想观念问题上的共同语言不断增加，这将为减轻中欧政治文化不对称提供一个新的动机。加之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文化多样性，这就使不对称的中欧文化有了另一个对称的基础。中欧通过对话与合作，在人权、民主、法治等问题上正在日益增进了解与理解。这种了解与理解，相比政治层面上的进一步交往，其根基更为深刻。[2]在国际层面，欧盟和中国大力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欧盟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世界政治多极化”主张恰当地反映了当前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发动的“倒萨”战争严重破坏了欧美同盟基础，大大刺激了欧洲大国独立自主倾向的继续发展，从而为中欧之间在民主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历史契机。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影响因素
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积极敦促中国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3]欧盟对华推进民主政策的实施体现在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以及各种实践行动中。一般而言，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1.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迎合”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
西方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引起的众多变化中，“民主制度和观念的扩散”最能体现西方国家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信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当代世界影响的终结，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方式”。[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价值观和议会民主制实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快扩张。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似乎只有一种选择、一条道路，甚至连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的“第三条道路”也没有提上这些新国家的决策日程。除了资本主义以外，现在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惊人的“资本主义的当代胜利”。[5]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的新扩散对当代国际关系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巩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基本前提。当前民主制度的扩散(而不是国际法的增强)使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观念。第二，民主化进程以及各国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国家的努力充分表明，当前国际规范和机制能够增强各国内部所实践的政治经济模式。换句话说，民主化进程意味着，国家形态是由国际行为加以构造的。[6]而且，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能够相对容易地组成一种“自由安全共同体”。这种“自由安全共同体”既包括对国家主权形成约束的人权规范，也包括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开放性的规则。也就是说，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遵守规则的成员，意味着接受人权规范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制度。上述两种规范将体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国内秩序的基本原则延伸到了国际领域。[7]在上述背景中，欧盟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掀起一股“反对专制极权、呼吁自由民主”的运动浪潮。在许多欧盟成员国看来，民主价值体系是评判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的主要依据，即缺乏民主价值体系的社会将是不自由和不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点。同样，中国的改革事业应该以民主价值体系为先导，否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将是不稳定的。
2.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常常受制于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
2005年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意味着欧盟已经到了需要彻底解决“民主赤字”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否决，完全暴露了只有经济一体化而没有政治一体化的危险性，显示了精英主义宪政民主的局限性。欧盟在地区层面上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不仅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滋生了一些日趋明显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别情结”。一方面，欧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没有相应出现民主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反而更加突出了“民主赤字”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尽管欧洲的地区一体化在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它仍然缺少地区范围内的民主支持，即欧盟成员国中间远未形成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再完整，国家内部的民主政治始终与一体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欧盟深化和扩大的不断加快，欧盟成员国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即使是法国这样的强大欧洲民族国家，也不可能阻止东欧移民所带来的就业方面的竞争，甚至酿成社会危机。沿着上述思考线索，我们不难理解，在当前中欧关系顺利向前发展的同时，欧盟内部仍然存在一些针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噪音”。例如，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欧盟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远远不够。尽管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内的欧盟高级官员一再强调“对华军售禁令已经不合时宜”，但是2005年4月26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并未作出解除禁令的决定。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对华军售禁令的解除，意味着欧盟开始承认中国在“89政治风波”后民主建设的进展，即承认自己对中国制裁的错误性。尽管欧盟和中国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解禁”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欧盟短期内不可能做出有效行动。
3.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大大推进了民主政治过程。例如，透明度原则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为此，中国政府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8]2005年2月，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并且将“民主法治”列为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首。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民主现状。这份白皮书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尤其是，它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上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实践，应该成为欧盟制定对华民主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欧盟有意或者无意忽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那么它的对华民主政策有可能显得有些“先入为主”，有失公正性和客观性。
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比较分析
欧盟同美国在推进民主政策方面具有历史久远的合作基础。正如杜鲁门总统在将北约文本提交参议院批准的附言中所强调的那样：“本条约签约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传统，个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美洲成员在传统上，在对自由的热爱上，都直接源于欧洲的成员国。”[9]具体而言，欧盟和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具有以下相同点：
1.制定政策的动机一致
表面上，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通用做法，是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成员。实际上，欧美支持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制度的深层用意之一是，试图通过西方领导下的国际规范将中国“塑造”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在欧美看来，既然当前国际社会的通用规则大部分是西方世界的专利，只要中国愿意接受这些“西方话语”，那么它们就不会担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走向。欧美不赞成“脱离中国”的政策，而是尝试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包括经济援助)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欧美乐意向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经济援助，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其深层用意是向中国试图“输出”它们所推崇的民主价值观。总之，在欧美的对华民主政策中，“劝说”或“诱使”中国接受既有西方式民主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2.政策的实施过程具有一定摇摆性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一种挑战。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坚持对华的强硬政策(例如，继续倡导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严厉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另一方面需要保持与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同样，欧盟的对华民主政策也存在两面性。尽管欧盟不希望民主问题成为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阻碍，支持中国的迅速发展，但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和走向屡屡表示“关注”，甚至对中国关于尊重国家主权的倡议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政府极力呼吁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战略不要附加任何政治条款，但是类似于民主、人权以及自由这些“副产品”经常附在对华经济战略之上。由此可见，民主问题不能与经济贸易完全实现“脱钩”，是欧美对华民主政策出现摇摆性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观念、实力、国际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欧美对华民主政策也存在一定区别，具体表现在：
1.民主观念有所分歧
欧美对民主的认识看似相同，实际上存在很多差异。民主观念最早在欧洲大陆扎根发芽，美国只是“后来居上的民主斗士”。民主观念在欧洲大陆多次经历战争和灾难的洗礼，而深受欧洲各国的珍爱。1780年至1800年是现代民主思想崛起的关键年代，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概念从简单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扩展成一种社会和精神概念。当然，后来以德国和意大利为首的法西斯国家信奉一种扼杀个人自由、否认个人权利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民主思想和制度带来灾难性毁坏。然而，欧盟国家对民主概念的认识始终保持较强的现实感和历史厚重感。相对而言，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本土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南北战争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就决定了美国对于民主观念的理解大多与崇尚个人自由相联系，甚至带有一厢情愿的“幻想”成分。
就对华民主政策而言，欧美之间不可能重现昔日喧闹一时的“泛大西洋主义”。欧美源于冷战而掩盖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在后冷战时代得以充分的暴露，即双方的利益需求(包括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明显表现出了不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迅速扩大之后的欧盟面临着不容乐观的“民主赤字”，非常需要一个有效的消化过程。显然，后来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原欧盟成员国有些不合拍。为此，欧盟不会接受欧洲民主模式的“泛美化”，而坚信基于自身现实之上的欧洲政策的重要性。
2.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不尽相同
考虑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实施有时会淡化意识形态。欧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一个开放、强大和负责任的中国有利于欧盟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符合欧盟的国家战略目标。同样，中国也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划分国家间关系远近的标准。这样一来，欧盟与中国非常容易消除一些政治偏见和误解，有利于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合作。例如，欧中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都倡导多边外交，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等等。尤其是在一些欧盟成员国看来，民主问题毕竟只是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它们不愿意因为民主问题的分歧而影响中欧关系的大局。
宣传和推动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向世界“输出”民主是美国政府的一贯行为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所推崇的基本信条可以归结为：“开放"、“民主化"、“言论自由"。在一些美国政府官员那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色彩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大有不断蔓延之势。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从美国对外政策中完全消除。美国政界人士采用“民主化战略”来对付中国，是因为他们担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进而导致美国社会的崩溃。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官员长期都在灌输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西化”、“分化”中国是其不变的战略方针，必须不断付诸实践并且加以强化。
3.政策实施难以奏效
欧盟对华民主政策难以奏效。首先，欧盟目前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深化和扩大问题，欧盟的扩大给其民主战略的实施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目前，欧盟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难以真正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主要国家各有算盘，中间夹杂着法、德、英为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而展开的或明或暗的斗争，也夹杂着传统欧共体成员国与“后进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和不协调。例如，2005年，法荷否决《欧盟宪法》，不仅意味着欧洲的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创伤，也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在对外民主政策上的分歧短期内不会消失。其次，欧盟对华民主政策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欧盟国家的力量不成气候，但是也能对资本主义内部民主状况做出一定批评，从而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对华民主政策。第三，欧洲国家逐渐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内部问题，例如，“福利国家”政策在北欧和西欧酿成巨大危机，法国于2005年下半年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等等。因此，欧盟对华民主政策常常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其效果具有一定浮动性。
对外推行“民主”，是美国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身的民主模式，但在世界政治发生重大转型期间，美国国家实力与其战略意图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对华民主政策中，美国的经济援助、贸易往来、技术开发的背后似乎“附加”了一些民主价值观。尤其是，美国通过自身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软实力”来实施对华民主政策，导致美中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对称的文化交流。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罗马霸权、英国霸权而言，美国霸权并不是完全建立在海外占领的基础之上，而是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观念作为对外扩张的宣言书，进而通过通俗文化、民主观念等实现了全球化与美国化的融合，从而塑造了一个真正的世界霸权。因此，向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念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一个鲜明特点。[10]尽管美欧在对华推进民主的方式方面也有差别，但战略目的是一致的，并且对中欧中美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结论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最终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推进民主，是冷战后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欧盟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一些“不合时宜”的错误做法，对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大气候，也有双方的内部影响。美欧之间对华民主政策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宜扩大欧美对华民主政策之间的矛盾。尽管欧美在“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拉克战后民主重建等方面产生摩擦，但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方面，欧美之间的联盟基础非常牢固。为此，我们应该对欧美对华民主政策的共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注释：
[1]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2
[2]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0)：15
[3]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30
[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
[5]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 Kappe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1-22
[6]Fred Halliday.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me 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Conclusions//Ken Booth and Stev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46
[7]〔美〕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约翰·伊肯伯里主編.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4
[8]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2003：299-306
[9]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11-112
[10]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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